一蓑烟雨任平生(珍贵的记忆)

川流不息

配曲: 杏花开时大燕归作者: 刘鸣川 老子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这里的善，指善于同道而非善良之人。因为天下最大之善是善于同道，它能使你“根深固柢，长生久视。”而善良，若不知道与不道，反而会为不道所害。老子这段真言的本意是“对于善于同道者，我善待之；对于不善于同道者，我也善待之，这正是天地之母生养人类所予天性之善啊。”依据世人对待天地之母的态度，老子将其分为上士、中士和下士三种，又归纳为善于同道与不善于同道两大类。感谢天地之母在人生的大舞台上，让我扮演一个善于同道之人，这才有了下面的珍贵记忆。每个人一生的经历林林总总，可谓酸甜苦辣五味俱全，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善于同道之经历，其中不乏《文子》所言:“得万人之兵，不如闻一言之当；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适。”不仅使你的人生回味无穷，而且能够获得恒久之乐。 这是堪称文学大师关继伟学兄为《珍贵的记忆》写的序，可谓用心之作，文才不凡，谢了！ 一蓑烟雨任平生 ——《珍贵的记忆》之遐思 拥有回忆，人生才得以丰润，岁月会漫溢诗情。 “世事茫茫，山川历历，不尽凭阑思”。鸣川的记忆是丰满的——林林总总，桩桩件件，铭刻于时光的隧道，恍如昨日；做为鸣川的同窗，这份记忆也是珍贵的——苦辣酸甜，荣辱浮沉，唤起了共同的回忆，百感交集。 鸣川是幸运的。爹娘疼爱的老幺，偏得了一份娇惯；几近长辈年龄的兄姐，赋予了情同父母的呵护。鸣川也有其不幸。二十六岁失去母爱，还是早了些。相比鸣川，我是六十五岁时送母远行，慈母的温情较鸣川多延续了三十八年。所以，理解鸣川字里行间这份挥之不去的隐痛和遗憾——“深情悲素扇，泪痛湿青衫。” 鸣川的童少无忧无虑，“脑海又浮少年趣，斜阳一抹满乡愁。”我们的青春伴随着畸形年代，自然难以避免同年龄相符的迷惘。好在虽吞咽着苦涩但人性并未迷失，这是我们的成熟，尽管那时年纪轻轻——“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 鸣川的人生转机自从戎始。“书生人遐空驰逐，荡子从军非碌碌。”军营非真空，军装在身也不一定都是真正的军人，庸碌者上位比比皆是，这是鸣川的苦恼，也是司空见惯的社会实情。改工后的鸣川身处大型国企的中层，以自己的才华砥砺前行，风雨泥泞无怨尤。我与鸣川隔行，但同处同一国情下的大型央企，许多经历感同身受。敬佩鸣川——“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 鸣川回首当自慰！以初一生的寒酸底蕴，无奈地同68年同步推入社会的三届大学生和高中初三等高手同场竞技，他们也伴随了我们事业拼搏的大部分年华，致使我们悲剧性地相形见绌。我们的羸弱是历史的宿命，我们的硬件缺失也并非我们的无能所致。今天，一抹晚霞沐浴着我们，无怨无悔，唯愿以东坡先生的洒脱与鸣川共勉——“若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感谢父母在那个物质匮乏，生活贫瘠的年代，为我留下如此珍贵的照片！那时候我刚刚能坐住，可腰还没有力气撑直哪。我是家中老么，上有二个哥哥三个姐姐。长兄大我23岁，旁边拽我袜子腰板溜直的那位，便是比我大18天的侄女。 这是我与兄姐五个人的合照，缺少远嫁沈阳的大姐。大哥刘鸣岐，二哥刘鸣九，我叫刘鸣川，闻兄弟三人之名，不难知道父亲是一个有文化的人。除了三姐大我三岁外，其余每个人均间隔五岁。 这是大我18岁的大姐刘淑琴。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母亲每次用大锅烀饼子，都会为我制做一个小小的特供。有一天中午，大姐从地里干活回来，伸手拿起我的特供便吃，我见状嚎啕大哭，饼子一下子卡在大姐嗓子眼里，待到好不容易吐出来，只见带有鲜红的血丝。都怪我当时太小不懂事，差点要了大姐的命，至今惭愧不已！大姐待我很亲。每次出差到沈阳，我都会去铁路家属大院看望她。听说我要结婚了，大姐非常高兴，她从箱子里拿出并打开那个最珍贵的包裹，家中财富暴露无遗：“弟弟结婚，我没有什么好送的，这里面的东西你随便挑！”姐姐如此表白心意，让我感动至今！ 这是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候的照片。我的祖籍在山东莱阳，太爷那一辈来到辽东定居，生活在五龙背、老古沟一带。我的父亲一直在乡供销社工作，先后任汤山城、边门供销社主任，我家属于吃商品粮的非农业户。我出生在汤山城后街，在边门小学读的一年级。那时候大哥、大姐已经在沈阳成家立业，二哥在沈阳冶金学校读书，家里只有父母、二姐、三姐和我。八岁那一年，家里没人张罗我去上学，我是跟着邻居家孩子去边门小学报的名，从1数到100，然后回来跟父母说一声便搞定了。从此以后，我在人生的大舞台上将与谁同窗？会与谁为伍？将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相信上苍在那一刻早已安排妥当。记得我在边门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二姐带我和邻居家的姐姐一起上山采野菜。在回来的路上，看见山上有成捆的柴禾，便想扛一捆回家。由于鞋带没有系好，在往山下抛柴禾时人也一同摔下山崖。那时候父亲已经调到凤城县委工作，因为二姐头部受伤，这才急忙将家搬进凤城街里，我先后在朝鲜小学、翰墨小学和西街小学读书。 这是我与二姐三姐的合影。 与姐同伴，童真难忘我与两位姐姐年龄相仿，在我的童年里有许多关于她们的记忆。我身上至今留有两处伤疤，记载着儿时与二姐在一起生活的难忘时光。一处在左手食指上。记得在边门乡有一次拉磨，那时候粮食金贵，每次磨完之后都要掀起磨盘将磨缝里的粮食打扫干净。我这边正在用手指头抠，粗心的二姐在那边却将磨盘落下，好在不重，只留下一道小伤疤。事后，二姐被母亲狠狠地数落一番。另一处在下巴上。那时候我已经读中学了，因为食物匮乏，父亲每年春天都要在草河黄岭大队一位姓刘的朋友那儿栽几垅地瓜。这一年秋收时节，由二姐和我负责用推车往家里运输。车到黄岭下坡处，二姐和我停下车去道边水沟里洗手。我回来准备拉车，粗心的二姐从后面一声不吭跳上车，一下子将我撅了起来，下巴被车把手磕破，顿时鲜血直流，当时可把她吓坏了。再说三姐刘勃，小学后三年，我俩一直在一个班读书。有一位与我同桌的男生是部队219医院的子女，因为时常抄袭我的作业，所以几乎每天早晨上学时都要从家里带来一块黄灿灿、热乎乎的发糕。尽管看了让人垂馋欲滴，可我从来不动一口。待第一节课下课后，我便趁人不注意偷偷地塞给三姐。现在想起来直后悔，为什么不留下来孝敬母亲呢？记得小学考初中，我们西街小学六年一班的考场，正是后来我考入凤城镇中一年四班的教室。先考算数题，早早交了考卷的我，在离开考场时回头无助地瞅了瞅离我三排远的三姐。在我看来很简单的算数题，对她来说却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大山，最后只能去读被称作“可怜中”的三中。因此，我俩在1968年10月7日，一同上山下乡去了不同地方。记得那天早上，我们这批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全部在凤城镇中操场集合，将要告别前来送行的父母和亲人。当时懵懂的我被裹在这股上山下乡的大潮中，全然不知此时此刻父母的心情。当我结婚生子做了父亲，才知道自己年迈的父母，在两个最小的儿女突然离别的那个不眠之夜，一定是辗转反侧，倍受煎熬！1970年春天，因为三姐所在大堡公社闫家大队知青点的状况远没有我们这边好，我根据她的请求将她迁进草河公社秋岭三队知青点。那时候不知“知青”的出路和尽头在哪儿？只记得“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好像要我们准备扎根农村一辈子似的，我的同学郁琴珠正是对此信以为真，故早早嫁给了生产队长的儿子。 这是我于1966年文革大串联时接受毛主席第七次检阅在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脚下是用粉笔画的白圈，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快速拍照，很似古代判案那个被两边强拉硬拽的孩子，当你站在里面时，心里不免会生出一种酸楚楚的感觉。 这是“文革”那个年代红卫兵小将最时尚的装束。每当身着此装，耳边不由响起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顿时觉得激情澎湃，亢奋不已！你别笑，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疯狂年代，人们普遍都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如果仅仅亢奋一下无所谓，如果变成实际行动，最终受过的是你自己，“文革”中这样的案例枚不胜举。 这是凤城镇中一年四班的毕业照。谁能想到，一群在父母眼中还是稚嫩的娃，在“文革”后期竟然摇身一变成为“知青”，被投身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迎接一种全新未知的生活。 这是16周岁，初中毕业上山下乡时的照片(右边)。那时候的我，懵懵懂懂，满脸稚气，难怪下乡后父母一直牵挂惦念。　　下乡伊始，天性向善。记得上山下乡头一年，也就是1968年秋天，正赶上辽东迎来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只见金黄色的苞米棒子堆满了生产队的仓院和道路两旁，煞是喜人！再加上生产队长佟明禄头脑活络，精明强干，带领社员们多种了一些花生，那一年我们生产队的分值高达1.4元，在整个辽东拔得头筹。队里的男女老少乐得合不拢嘴，因为过去生产队里许多欠钱户，如今打了翻身仗！房子有钱翻新了，儿子有钱娶媳妇了……，连我们这帮“知青”都为之高兴！正在大家高兴的劲头上，当时大队革委会主任，丹东市学“毛著”积极分子关敏找到了我。由于我是秋岭大队第三生产队知青点点长，所以必须带头批判经济主义！批，显然是昧着自己的良心，因为社员遇到丰收年，能够多分几个钱何罪之有？不批，关敏马上要变成大队党支部书记，这可是一个惹不起的主。当时虽然不知道“知青”的尽头在哪里？可是我知道若得罪了她，今后绝不会有好果子吃！记得那天晚上碾转反侧，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因有心事而失眠。在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你不可能遂性而为，两难之间，权衡之后，我选择了：一是批斗会发言绝不打头炮，二是发言一定要尽可能地轻描淡写，不说过激的话，因为在突出政治的那个年代，你没有更好的选择。尽管如此，我深知自己的发言对朴实的村民来说是一种不小的伤害，我欠下的这笔良心债，别无他法，只能在今后用十倍百倍的努力去偿还。我并不怨恨关敏，因为她是吃政治这碗饭的，要怨只能怨自己，瞻前顾后不够坚强。要知道，那一年我才刚满十六周岁啊！记得时隔一年，依靠自己顽强的努力和付出的汗水，生产队有一次评议工分，孱弱瘦小的我，获得满分10分，而知青点里比我强壮的三名男生，他们最高只得到9.5分。1972年年底，我应征入伍即将告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秋岭大队。记得在要走的前一天，先是第三生产队长佟明禄来点里与我话别（这时我们青年点已经合并到第四生产队），彼此唠了许多掏心窝子的话，却只字未提当年批”经济主义”那件事，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善良真诚的孩子，那不过是一次迫不得已的选择。时任秋岭大队党支部书记关敏也来到知青点坐上小半天。我这次能够光荣入伍离开农村，还得感谢是她最先发的话。因为时间是最好的判官，它会让人们能够认清一切。我隐隐约约感到尽管目前她大红大紫，但似乎她前景有点不妙，于是劝她找机会早点离开秋岭。事后还真的验证了我这个直觉，她在我离开秋岭第二年夏锄时节，便遭受到一系列沉重打击，最后不得不屈尊下嫁给东汤一个平头小子，一生过的很悽惨！前年，同学朱永生带我和韩伟去探望她。见我来了很高兴，说了一句：“你就不好叫我一声四姐吗？”是啊，当年有多少人不叫四姐不说话，可我却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这五十年后迟到的一声“四姐”，让一切恩恩怨怨都化为乌有，因为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特殊年代，大家不过是一群大小不同的玩偶，只是扮演的角色善与不善罢了。历史是最好的教材，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无论置身什么年代？遇到什么运动？是顺或是逆？请记住：若想立于不败之地，一定要坚守道德，莫失根本，感谢上苍让我在小小的年龄，隐隐约约开始感知这一切！ 这是与当年生产队几位关系要好的同龄人的合影。分别四十年了，免不了要召集在一起喝点小酒，述述旧情，大家不由想起当年一件往事。 不知命贵，副业争先。这件事发生在上山下乡第二年深秋。那个年代，不能让人清闲，几乎每天晚上生产队都要召集社员们开会。一般情况下先由生产队长进行政治教育，国际国内讲得头头是道；再由副队长布置明天的活计，粗活细活安排有条不紊，若没有两把刷子，这生产队的头头真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在每次开会之前，社员们都会鼓掌欢迎我和李鸿燕等同学下地跳一二段忠字舞。这天晚上，生产队要挑选一批年青力壮的男社员去东汤扛土篮梁子，那个长尾巴会自然是想开也开不成了。此时，正赶上割资本主义尾巴，生产队搞副业都要偷偷摸摸进行。这不，白天有个老爷子去东汤私下联络好编土篮子需要的腊木杆，为了不被发现，晚上才能带人偷偷摸摸扛回来。队长见我长得瘦小单薄，没有安排我去。我想自己扛不了两捆，扛一捆总成吧？于是不顾劝阻一齐出发了。待翻山越岭到了那个地方，大家每人先挑上两捆，搭成马架子扛起往回返，最后剩下三捆大的，还有我和那位老爷子，只能我二他一，别无选择。待我扛起死沉死沉的两大捆腊木杆子，前面已经看不到一起来的伙伴们。黑灯瞎火，我深一脚浅一脚，尤其是害怕心慌，没有看清楚脚下有一个小陡坎，一步踏空栽倒在地。当我生生地将脑袋从马架子里抽出来，脸上早已挤出一个硬硬的疙瘩，马架子也快散花了。好在有几位伙伴在前面拐弯处等着我，他们将我的马架子重新捆好，这才一同匆忙赶路。我记不得眼前的山梁是怎样一步步爬上去的？更记不得下山的路有多么艰难？只记得到了山脚下，我的心脏快要从嘴里吐出来。幸亏好兄弟李树春返回来接应我（前排右一），否则我命休矣！等回到青年点已经是下半夜了，心脏久久才得以平复。第二天，大家聚在一起议论昨晚的差事，连一些壮如牛犊的社员都叫苦不迭：“这哪是人干的活啊？”我在旁边听了心想：“哥呀，我扛的那两捆可是你们挑剩下的！”从那之后，我才开始注意自己的心脏，时不时会用手摸摸胳膊上的脉博，发现不仅跳得很快，而且时常偷停，大夫说是心律不齐，心律过速。不知道是那次扛腊木杆子造成的？还是先天就有这个毛病？ 这是上山下乡之后，我与母亲和三姐的合影。　　欲做孝子，娇妻受累。我的母亲长得非常瘦小，再配上一双“三寸金莲”，属于娇小玲珑的传统女性。她一生温良恭俭让，从来没有与父亲吵过架。母亲作为家庭主妇，总是默默地料理一家人的生活，尤其对父亲更是体贴入微，关怀倍至。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我们能够填饱肚子，真是太难为她了！我们家在1959年搬进凤城街里，她为了挣钱帮衬家用，让父亲在凤凰山下的养鸡场找了一份工作，每天上下班要走很远的路，对于裹着小脚的母亲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啊！那里也有我童年的快乐，我会在礼拜天独自一人去养鸡场玩耍。凤凰山下那一树树诱人的樱桃，道路两边欢快歌唱的蝈蝈儿，还有母亲偷偷塞给我可以与小伙伴们分享的花生饼……，这些美好的记忆至今挥之不去！在我下乡之后最想念母亲的时候，她来到秋岭看望我，甭提心里多高兴了！至今还在心里感谢我的同学佟承和，是他将母亲护送到秋岭的。说出来不怕丢人，我曾经多次在老房东佟文洲家门口的井沿边，望着远处平安机场的灯光偷偷流过泪，毕竟我才刚满十六岁，又是在家里吃奶到五岁的老疙瘩。文化大革命串联时，我原计划与同学一起走南闯北，可是每当到了北京见到毛主席后便打道回府。有一次我不管不顾撇下大家，随同一位吉林省的高中学生返回家里，为啥？就是因为想娘亲，即使当兵和后来到南方念书期间也是这样，思念娘亲那种抓心挠肝的滋味真不好受啊！若问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母亲临终时未能赶回她的身边。为此事，我曾经在部队狠狠闹腾了一阵子，尽情喧泄对不懂人情世故个别干部的不满。当我赶回家时，看到前来接站的大哥胳膊上戴着黑纱，泪水刷地一下子涌了出来。父母给了我生命，可我却“子欲养而亲不待”，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所以，在父亲的养老问题上，明知自己当兵在外并不具备条件，可我还是不忍心拒绝半身不遂的父亲想与我一起生活的愿望，只好让自己刚结婚的妻子受苦受累了。为了每天上午和下午能够回家帮助父亲坐起来，我将她从气象站调入离家很近的饮食服务公司。看到事业单位与企业的工资越拉越大，她曾经抹过眼泪，我开导她说：“我在部队比别人高出两级工资，有一半是你的。”事实也正是这样，如果没有她的辛勤付出，我怎会在部队安心把工作做好？军功章里真有她的一半！那一年，我利用工作调动、出差、开会和收队的机会，尽可能在家里帮她一把，仔细算下来，回家的时间竟然有半年之多。我俩本已商量好了，为了照料老人，我们先不要孩子，可是因为在家里待得时间多，妻子一不小心怀上了，我俩躺在炕上长吁短叹，好像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因为我俩无法向哥哥姐姐们交代，甚至想到私下服药堕胎。在我临归队时去她二姐家洗衣服，因为那时没有甩干机，当她抱着重重的一大提包湿衣服跳上自行车时，引起腹部一阵剧痛。晚上，当她把流产的“喜讯”告诉我时，我俩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才叫作如释重负。我是一个在家吃粮不管穿的人，结婚至今不知道家里的洗衣机和电饭煲如何使用？可是当年，只要我回家，父亲的衣服我便抢着洗，这是欲做孝子必须做到的一件事，因为你不能让妻子尽孝，而自己却在一边袖手旁观。数九隆冬，要想洗净因大便失禁而冻成一坨坨的内裤，不仅需要忍受用热水烫后散发的异味，还要克服心理障碍用手搓洗……。此时此刻，我理解了妻子在家独自一人照料卧床不起的父亲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无论永远也长不大的三姐说她待老人如何如何不好，我在她面前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因为，我不能让已经受到伤害的她，再由自己的丈夫鲁莽地往伤口上撒盐。家住沈阳的大哥回来了，他说：“如果小波（妻子乳名）对父亲不好，父亲最应该告诉我，可是父亲并没有跟我说过。”这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感到最温暖的一句话！四十年过去了，它之所以难以忘怀，不仅仅是曾经温暖过我们，更主要是兄长这句话言及于根，耐人寻味。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彼此缺少的正是则个。 这是秋岭二队知青赵耀在1970年当兵临走时，我们几位同学欢送他的留影。那年我也参加了体检，只不过扮演了一个陪衬的角色，白白裸了一次，感觉很羞耻。事后才醒悟：这一切其实是在走过场，因为参军名单大队早已内定。从那一刻起，我在心中暗暗发誓：除非确信无疑，否则绝不再参加这种体检。 上面这张照片是秋岭大队文艺宣传队的合影，前排中间那位是秋岭大队党支部书记关敏。下面这张照片是草河公社文艺宣传队的合影，记得在公社干了接近两年。　　初谙世事，招工用智。“每思骨肉在天畔，来看野翁怜子孙。”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三年之后的1971年秋天，终于盼来了下乡之后第一次大规模招工。因为家中父母需要有人照顾，我将名额让给了同在一个知青点的三姐。说起这件事，还真有点不好意思，这是我人生中初谙世事，不得不以智取胜。父亲当时任凤城县饮食服务公司经理兼书记，临近退休年龄，且患有高血压，母亲肺心病又十分严重，身边亟待有人照料。当时我想：我若是招工走了，三姐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回去？而三姐走了，我做为男生今后有的是机会，况且我是一个男生，毕竟不擅长洗洗涮涮。问题的焦点是三姐调来秋岭知青点时间不长，大队书记关敏又不喜欢拙嘴笨腮且又乐于打扮的她，于是商业局派两名干部去秋岭大队商议，希望能够给于关照让三姐回到父母的身边。可是关敏却不近人情地回绝了：“弟弟可以走，姐姐不行。”商业局的同志前脚刚走，她便放出狠话：“走后门，没门！”那天晚上，父亲在家中急切地等待商业局的同志回来报告消息，听说商议无果，父亲难免着急上火，于是我不得不出面将这件事情搞定。办法很简单，就是利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因为这种知青大批招工一定要走程序，只要三姐所在生产队提名，在大队研究时，由资历老一些的民兵连长挑头说明理由（姐弟俩走一个，让姐姐回去照顾多病的父母），其它支委再有人附合一二，有可能形成少数服从多数的局面，到时候持反对意见的关敏恐怕难以固执己见。我在设计此事时，脑海中甚至浮现出开会现场的情景……，最后真的实现了我的设想。这是秋岭大队在知青去留问题上集体对关敏说“不”，也是对她绝无仅有的一次否决。记得我从公社宣传队回到秋岭四队时，知青点里的同学所剩无几。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终于在1972年年底身穿戍装，离开了家乡，开始人生新的征程。 这是1972年12月19日，凤城县草河公社应征入伍去基建工程兵603团全体新兵合影留念。 这位是秋岭大队两位优秀还乡青年蔡喜林和赫英明欢送我和孙杰应征入伍的合影。 这是我应征入伍离开秋岭时，与大队赤脚医生郭纯志合影留念。 这是凤城县草河公社文艺宣传队两位同学送我和李志军参军的合影。 当年分配到三队知青点五名男生五名女生。五名男生中，单广甲早早随父母下放去了别的公社，刘刚在1970年便招工到丹东袁家沟铁矿，照片中的夏云沛和张振发是1971年知青大批返城去了县运输社。我完全记不得当年是怎么凑合在一起照的这张照片？ 　　父爱如山，事难两全。我从小比较自立，很少让父母操心。当我穿上绿军装回到家里，父母才知道这个好消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所谓孩子有出息，除了招工、上学，剩下就是当兵了。看到自己最小的孩子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父亲非常高兴，提议到县东方红照像馆合影留念。我的父亲在家里一向严肃认真，总是绷着脸很难见到笑容，虽然在那拨人里算是一个文化人，可是从来没有对我说教过，只有当兵之后，我从通信的字里行间才感受到父亲的慈爱。父亲曾经当过凤城县政府招待所所长，生产资料公司、五金公司和饮食服务公司一把手，在生活上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因为我是在他四十岁时生的老疙瘩，才会让我在放学之余经常去他单位玩耍。为了不沾公家便宜，他每次去饭店检查工作，只吃火勺不吃米饭，因为火勺你不能特殊做大，而米饭你却可以多盛一些，再买上普普通通一碗汤。父亲以身作则，对职工严格要求是出了名的，可是为了姐姐招工的事却破了自定的规矩。当我从公社用自行车把大队民兵连长载回家，只见父亲早已从回民饭店订做一桌饭菜，盘底那罕见的一层黄油，至今也难以从脑海中抹去，因为下边的同事头一次有机会孝敬老领导，岂能不抓住机会多放些油？足见父亲对三姐招工这件事情高度重视，也折射出对子女的关爱！父母对我的爱，不仅表现在吃穿用和政治上的关心，更表现在对我的尊重，让我永远铭记在心！在我从部队去南方学校读书期间，父亲的一位老同事的女儿，也是初中时同校不同班的同学，经常去家中照料父母，当父亲来信告诉我这个消息，我隐隐约约地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我记得放暑假回到家中，有一天父亲突然对我说：“明天，她的父母想请你去家里吃饭，你去吗？”我懂得其中的含意：去，意味着同意这门婚事；不去，等于不接受这份单方面爱。我对父亲说：“还是不去吧？”我们父子俩彼此都是商量的口吻，谁都没有带着一分强求。如果父母稍微坚持一下，为了他们我会去的，但那是感恩而不是爱。可是父母丝毫没有勉强我，因为他们太爱我了，所以尊重我的决定，让我有机会去选择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使我一生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我为有如此明智的父母而感到自豪，这才是父母对儿女无私的真正的爱！事后，父母陪我去她家表达了谢意，即便如此，也差点弄出误会来。当休假结束母亲送我走到大门口时，我头一次看见母亲当面落泪，原来母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在闭眼之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想看看老儿媳长得啥模样？可是这一次不仅希望落空，而且是我与母亲最后的诀别！我在学校那两年的冬假，都是陪伴母亲在医院度过的，早已从医生那里探听到：“今年冬天，你的母亲恐怕熬不过去。”所以，当看见母亲落泪那一刻，心知肚明的我该有多难过，我为自己不能满足母亲的心愿而深感内疚，忏悔至今！ 新兵训练结束，我被分配到后勤仓库当保管员。这是与负责汽车配件装备李志森师傅的合影。　　分配仓库，人生起步。新兵连训练结束之前，我们班被调到团后勤处站岗放哨。新兵训练结束之后，我被分配到一营普查五连。临动身报到那天晚上，后勤处炊事员王喜明前来送行。过了一会儿，后勤处潘协理员也来到我们宿舍，只见他与“工改兵”出身的张秀高班长悄悄耳语几句后，便去我的床头翻看日记本，我意识我的分配将会有变化，于是对王喜明说：“看来明天我是走不成了。”第二天早上，正当我往车上装行李时，潘协理员走过来通知我留下，原来他对分配到后勤处担任通讯员兼文书的新兵不满意，想让我取而代之。我在后勤处呆了仅两天，又被通知去后勤处仓库报到。原来后勤处两位正副处长不在家，待他们回来知道此事后，认为这样做对于那名已经报到的新兵是不小的伤害，于是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让刘鸣川到后勤处仓库当保管员，如果需要让他过来帮助一下。”其实，从后勤处潘协理员头一天晚上走进宿舍那一刻，已经决定了我今后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留在后勤处仓库，如果没有从仓库去上学，我在人生的舞台上，将会与不同的演员演出另一个不同的剧本，所以我要感谢人生旅途中遇到的每一个人！ 这是长兄刘鸣歧于1973年秋天出差路过瓦房店，特意来部队探望我时合影留念。 这是在基建工程兵201师603团文艺宣传队的留念。　　选送学校，前程奠定。记得1974年春天，我在团“司政后”联合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有一个发言，当时曾在团机关引起不小的轰动！会后团里来人向我索取发言稿，说要投到解放军报社去。我心想，这些都是报纸上抄来的词藻，只不过由我重新堆砌一下而已，空洞无物，毫无意义。过了不几天，团里又来了一位干事，说是团里正在寻找一名报导员，让我写点东西交上去。那几天，一是仓库忙于从火车站搬运物资，二是胸无翰墨实在写不出什么，于是匆忙编了几句顺口溜递上去，恰巧这时钻三连交来年终总结，团里看到王帮义的大手笔，自然将我淘汰掉。即使如此，在团里某位首长的眼里，我仍然是一个可造就之材，所以在1974年秋天，团里最早推荐“工农兵”学员时，将全团仅有的三个名额放到仓库一个。因为我是城镇兵，不愁复员后工作问题，加之读书之后有可能干一辈子地质工作，所以我对去学校读书没有太大的兴趣。关键不是你有没有兴趣？而是冥冥之中上苍早有安排。因为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当兵通过体验的四川兵游光荣，却因为推荐去读书而体检不合格？当团里再一次将名额放到仓库时，我一下子意识到这是冲我来的。考虑学校有寒暑假能够回家看望父母，于是同意部队首长的安排。由于临期末晚，也为了保险起见，仓库同去一名四川兵王生勇，由团里政治处周干事带我俩去县医院体检。只见他围着我转，将我心律不齐的毛病硬是安在王生勇的头上，就这样闯过了体检关去江西抚州地校读书。临走之前，我去团地质股股长杨炳文家串门（他爱人关淑琴在团化验室工作，同为凤城老乡），因为有上次在机关“司政后”发言的印象，所以杨股长说：“你最适合学习地质专业。”那时不懂地质物探这些术语，等到学校分配时，我还真的被分配到地质专业。如果说我有什么特长，那便是逻辑思维稍好一点，而综合分析与逻辑思维对地质专业非常重要，若离开这一点，我这一生恐怕啥都不是。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哪位团首长相中了我？ 这是当年基建工程兵201师推荐10名战士去江西抚州地校读书时合影。 这是后勤仓库两名老乡，顾晟义和顾令忠欢送我的合影。 这是团化验室赫英鹏，在我临走时合影留念。 这是我们在浙江江山实习时与周云廉恩师合影留念。中间这位便是周云廉老师，站在后面最高处是我。通过这个画面，能够感受到师生情谊之深！ 这是我入校后在浙江江山实习基地的留念。　　拒绝争斗，努力进步。记得入校不久，我们地质系便去浙江江山教学基地实习。有一天，物探系突然派代表前来串联，希望一齐返回学校向八面山汽车厂讨要房子。因为文革刚结朿不久，学校里还能够隐隐约约的感受到派性存在，系里的领导和老师难免会心有余悸，只好召集各班班干部开会讨论决定响不响应物探系同学的号召？因为我是7411班班干部，更主要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厌恶这种打打杀杀的生活，加之天生心直口快，所以我在会上抢先发言：“我觉得不应该打乱教学计划，牺牲学习时间去南昌讨要房子，房子应该由学校出面解决才对。”同时提出一个掺入要房子的先决条件：“如果大家返校要房子，那么被耽误的学习时间学校能否补偿回来？”校方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在我发言之后便结束了讨论，决定留在浙江江山继续完成教学计划。试想，如果大家回校讨房子，一旦局面失控，其后果不堪想象，最终受害者只能是我们自己。我的发言惹恼了地质系另外两个班一些部队学员。因为他们当兵比我早，且又都是党员，许多人希望结束这种枯燥的野外实习去外面散散心，所以不免迁怒于我。于是会议结束后便放出狠话来：“他想入党？等着！”我听到之后苦笑一下，我知道我的发言需要付出代价，为了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即使牺牲一些东西也是值得的！况且学校生活刚刚开始，那就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无非需要多付出一些辛苦罢了。记得浙江江山野外实习结束之后，那天大家乘坐汽车回到学校已经黑天了。在我们回来之前，学校倒出几间大屋子对学生宿舍重新进行分配，我们班被分割成几块安插在另外两个班中间，更可气的是，有的同学听说：“他们7411班不要房子，就应该享受这种待遇。”班长王彪是南京部队来的，可能觉得不好面对自己的战友，那一天从野外归来，他中途晕车躺在担架上，于是让我负责处理此事。事情因我而起，理应由我承担。领着同学们先打开教研室住了进去，再与几位同学去找主管校长王祥交涉，这件事情便搞定了。第二天上课铃声响了，当副校长王祥走向讲台表态支持我们时，而我却悄然离开了教室，内心没有一丝胜利者的自豪，反而觉得这一切太无聊了！记得在1976年夏天，地质系党员大会上已经讨论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我和一些同学去了中南局广西五队一工区参加毕业实习。在十万大山里搞钻探施工，其难度绝非我们北方人能够想象到！最让人承受不起的是地质组人员要参加钻机频繁的搬迁劳动，全部钻探设备硬是靠人在陡峭的山上肩扛背拽。我清楚记得工区主任姓王，从部队转业来到地质队，四十多岁长得很精干，每次钻机搬家歇息时，他都在拼命地吸烟以缓解劳累，再用脚将烟蒂狠狠蹍灭，然后站起身默默走向……，时至今日，这个让人看了心痛的画面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回到部队，每当地质与生产发生矛盾时，我都会自觉不自觉的站在生产的角度把它处理好。在毕业实习临结束时，工区王主任有一天问我：“小刘，你是党员吗？”我说：“学校政治部主任刚找我谈过话。”他说：“我们会在你的毕业实习鑑定写上一句该同志完全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要知道，我们是学校复课后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整个学校四个专业几百名学生，在临毕业时只有屈指可数几个人被批准加入党组织。在讨论通过我入党申请那一刻，心里丝毫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我是当兵的人，所以必须要求政治进步；因为我要展示真我，所以肯定表现要更突出一些，其实一切都在上苍的安排之中。记得我退休后去大连做事，当年那位物探系派去浙江江山串联要房子的代表何宝成同学，不知从哪里讨到我的电话号码？邀请出来坐坐。四十多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什么是非对错？一切不过是世间一场儿戏。如今举杯同饮，相视而笑，谁还会提及过去那件事情。 这是在校期间最要好的玩伴，一位是朱代学兄，另一位是钱清洋学弟。至今相隔千里远，彼此心相连。 这是在江西瑞金实习时，与7412班两位同学张步升和高善良的合影，感情延续至今。 这是我在学校当广播员时与学校政治处领导、老师和同学的合影。后面站在中间这位，便是入党同我谈话的学校政治处张主任。 这是在江西抚州地校文艺宣传队的合影。 这是在江西抚州地校同班同组三个最要好玩伴不同时期的三张照片，除了我，另两位是朱代和钱清洋。左边是1974年在校期间的合影，右上角是2016年5月探望母校时的合影，右下角是2019年9月去班长王彪老家盐城的合影。每当看见这组照片，心里总是感觉暖暖的。 这是2016年回到江西抚州，在当年学习的母校寻梦拍照。 我有今日，难忘恩师。这是我的班主任周云廉老师。如果说我学有小成，也是恩师传授，不仅专业知识，更有敬业精神。提到恩师，我更忘不了学校岩矿组陈秀霞老师。记得有一年暑假，我和几名同学没有回家，与其说大部分时间在岩矿室里帮助整理标本，不如说是在陈老师的岩矿室里吃小灶，对陈老师方方面面才有了更多的了解。记得入校第一年野外实习，我们在江西瑞金附近的264大队一工区（毛尖洞）。在实习临结束时，陈老师巡查来到我们组，那时她已经患病难以行走，我们大家劝她留下与我们一起返校，途中也好有个照顾。记得那个实习填图报告，正是她躺在床上口述修改，由我执笔完成的。回到学校后，她去南昌治疗，不幸被诊断是癌症晚期。待我们几名同学闻讯去探望时，已经化疗脱像几乎认不出来了。我将带去的果汁用水调稀后用嘴尝尝热不热？她生怕传染了我而失声落泪。临终前，她道出了自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願，可惜由于家庭出身和派性等原因而未能如愿。陈秀霞老师病逝后，有一天中午，她的爱人朱颖老师将我叫到家中。根据陈秀霞老师的遗嘱，将陪伴她一生的专业书籍由他代陈老师签名，赠送给我们班里几名同学，其中大部分留给了我。在毕业一年之后，团组织股找我提干谈话时，尽管自己提出父母年老多病需要我回去照抖，请求组织调查并放行，但由于在工作中每每想到恩师的教诲而不忍心粗制滥造，故被业务部门的首长相中而挽留下来，从而奠定了我下面的人生之路，这与英年早逝的陈秀霞老师和班主任周云廉老师的传业授道密不可分。感谢恩师，永生不忘！ 这是1977年春天，我随部队战略转移进入内蒙赤峰市克斯克腾旗红山子拍的艺术照。　　成人之美，术有专攻。毕业之后我返回老部队，被分配到普查一营四连实习。此时野外施工基本结束，无非在室内帮助整理一下资料，在四连待了近半年时间。不知为何连长刘清飞十分欣赏我，让我在连队提行政干部。第二年春天，得知我调离连队随主力部队战略转移进军内蒙红山子，连长准备找团首长“理论理论”，我对连长说：“谢谢您对我的赏识！可千万不要因为我而与团领导把关系搞掰了，只恳请放我两天假，再卖给我一袋面粉，我想在临走之前去庄河看望一下二姐。”就这样，我从辽南瓦房店前往内蒙克什克腾旗红山子二营营部报到，在那个地区干了两年整，其间有两件十分惬意的事情值得回顾。第一件是解决“工改兵”王喜明入党“老大难”问题。王喜明曾经上过解放军画报，是一名呆过很多连队和单位，一直因为没有家庭成分且外调材料不利而被搁置一边的入党积极分子。1979年春节之后，红山子营部食堂撤销，曹团长答应他自己选个想要去的单位。可能因为我在团后勤处曾经吃过他做的饭，他选择来我所在的掘进连地质组，而这时的我，已经被通知来年春天调到家乡601团，并且下半年要离开掘进连去营部参加储量计算，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根本没有可能解决他的组织问题。可是他不听我的劝告，非投奔我来掘进连地质组不可，真是邪门了！记得他来到地质组一个多月，地质组一名发展对象出现了差头，这样就空出一个发展名额，于是我找到指导员王希贤，商量能否考虑发展王喜明？王指导员毫不迟疑的说：“不可能，他没有成分。组织上曾经多次调查过，说他家是地主、富农，还有人举报他大爷是土匪，情况糟糕透了。”在家庭出身比天大的年代，一个没有成分且外调材料非常不利的人怎么可能入党呢？我当时脑子来的飞快：“指导员，你是“土改”过来的人，对定成分一定不陌生，咱们能不能依据华主席“四个一点”，即“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对王喜明的外调材料进行具体分析，以外调材料中说他家有多少地，有多少房子，有多少生产资料为准，对只说他家是地主、富农而没有具体依据的则不考虑，这样他的家庭成分不就清楚了吗？”王指导员一听有道理，于是赶忙拿来王喜明的档案，按着我说的办法对他档案中的外调材料进行分类处理，最后我问：“您看他家能定个什么成分？”王指导员沉思一下：“顶多是个富裕中农。”我说：“好了，成分有了，就按富裕中农上报。”至于说他大爷是土匪，仅有一份外调材料，而且只提到有枪，至于什么样的枪？做了哪些坏事？都没有详细说明，于是我说：“子乌虚有，不实之词，应该予以排除。”王指导员完全赞同我的意见。在党小组和党支部讨论通过王喜明入党申请之后，他找到我，央求我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我让他去找地质组党小组长和王指导员，我说:“尤其是王指导员，他是营党总支委员，在党总支会上，他需要对你的家庭出身做出详细说明。”就这样，王喜明这个全团入党老大难问题，被我和王指导员运用华国锋主席“四个一点”轻而易举的解决了。要知道那时候“四人帮”刚被打倒，华主席“四个一点”才传达下来。事后想来，不是我比别人聪明，而是时机和条件成熟，应该解决王喜明的入党问题了，我只不过扮演了一个善于同道的操作者。事后，王喜明找到我：“刘技术员，太感谢你了，让我终于实现了入党的梦想！除了我老婆之外（他老婆是部队家属院里出了名的漂亮媳妇），你需要什么都行。”我说：“你入党不要感谢任何人，要感谢只能感谢你自己。因为如果你不符合入党条件，谁也帮助不了你。如果要非要感谢不可的话，请继续保持这种工作热情与劲头，别给这些人丢脸就行了。” 这是我与我的同学——7412班班长刘学斌在红山子合影。毕业后他分配到北京地质研究院工作，1977年春天，随同研究院火山岩组副组长陈肇博来到红山子，寻求对老矿区的成因突破。第二件是突破了红山子矿床的成因。记得我当年调进红山子矿区工作，先负责钻探连队地质编录，后调入掘进连任地质组长。在熟悉工作尚未正式接手阶段，我进到坑道里，总觉得在含矿粗面岩与上部火山碎屑岩接触带的火山碎屑岩中，有一条产状非常稳定大约一米宽的岩性应该是粗面岩，若真是这样的话，恐怕红山子矿床的成因将会被彻底颠覆。我从坑道里取出岩石让时任地质组长杨启国技术员看，他瞧了瞧便丢到一边：“凝灰岩。”碍于面子我不好说破。过了几天他调走了，我正式走马上任，立即对这条疑似粗面岩进行了地质编录，并送师部和团部化验室做岩矿鉴定。很快团化验室刘作纯（后来任团总工程师）的鉴定报告出来了，与我地质编录手标本鉴定完全一致，是火山熔岩粗面岩。非常凑巧，这时恰好在七号点上部设计一个钻孔，竟然将最大厚度的粗面岩穿透了（如果是层状喷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再结合五号点粗面岩的产状，以及早期矿区的地质图，红山子矿区岩石成因，不是传统层状喷发，而是属于次火山岩相。如此一来，成矿部位与找矿方向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1977年春天，在我进入红山子第一年，为了突破红山子老矿区，北京地质研究院陈肇博（后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带领火山岩组也来到红山子开展野外地质填图工作。他们的工作虽然非常认真细致，可惜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帮助突破，只能认同红山子的传统成因，即层状喷发。在即将离开红山子宣布他们的填图报告时，对五号点粗面岩的产状提出了质疑。别人可能闻过作罢，而我却牢牢记在心里，因为这是层状喷发成因的致命伤！现在好了，不仅在坑道里发现了粗面岩锲入火山碎屑岩中，而且在其上部施工的钻孔揭穿了粗面岩的最大厚度，那么五号点粗面岩难以解释的产状一下子迎刃而解。如果陈肇博他们不走，由我提供坑道所见到的一切该有多好啊，那么他们一年的野外辛苦一定不会白白付出。我在1979年4月调走时，当时营部技术负责人孙丕诺（后来任603团副总工程师）听说我对红山子含矿粗面岩的成因有些新想法，带着赖大振技术员特意赶到七号点，一定要我留下意见再走不可。当我打开示意图陈述这个新观点时，只见他膛目结舌一下子杵在那里。因为他将毕生心血洒在红山子矿区，对矿区深部可谓了如指掌，如今一下推翻了过去的成因，等于否定他大半生的地质工作成果，内心的感受可想而知。既然突破了含矿岩石的成因，不免对下一步找矿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沿接触带攻深找盲，二是对粗面岩中流纹斑岩进行探索。待我调到604团不久，有人按着我的提议对流斑岩进行钻探揭露，发现了铀矿化，据说团里为此嘉奖一级工资。事后想来，为什么工作过多年的老坑道，在尽头的接触带附近有一条粗面岩，却一直没有被人发现？是我独具慧眼？或是技术水平不凡？都不是。是红山子地区那么多年，那么多人，那么多付出，在我进坑道那一刻该突破了，上苍只是借用了我的眼睛去发现而已。 这位是掘进连战士刘宗增，1978年辽阳兵。他劳动之余常到地质组玩耍，如果我是连长，一定会让他当通讯员。待四十年后我开车去看望他，已经年满六十的他，跑到跟前敬了一个军礼，还是当年机灵活泼的模样。　　选择两难，顺其自然。在603团，还有一件关于提干的事情，不是我如何牛掰？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在读书的时候，内心处在极度的矛盾之中，不知在事业与父母之间该如何抉择？那两年冬天放寒假，一边是家中半身不遂卧床不起的父亲，一边是医院里因为肺心病住院的母亲，我的寒假就是在家与医院之间的奔忙中度过的。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由我养老，但是我清楚父母的心思。在他（她）那代人的心中，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即有男不靠女，有小不靠大；再一个是叶落归根，故土难离。在外地工作的大哥大嫂非常孝顺，多年来为老人没少付出，也做过养老的尝试，最终父母还是守在凤城的老窝里。毕业回到部队后，我先后负责钻探和硐探两个连队的地质工作，一是面对指战员们用汗水辛苦揭露出来的地质现象，我不忍心视而不见胡乱编之；二是回部队后我注意观察提干的动向，看到比我参加工作和毕业早的几位金华同事，为了达到回家目的正在痛苦的“压床板”，因为领导在部队用人之际绝不会让他们的企图轻易得逞。两难之间，我只能采取：地质编录不能昧着良心乱来；提干谈话时要向组识讲清楚家里的状况，一旦不提，走的主动权便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会转身回到父母身边。记忆犹新，那天是团组织股李股长和宋干事来红山子找我谈话。在据实介绍父母的身体状况，并说明老人亟待我回去为他们养老送终后，我说：“如果组织不信，可以派人去我家调查。在这种情况下若将我提干，必然影响工作。因为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不可能置老人有病于不顾。”我一边说一边注意观察他俩的表情，只见瘦高个子的宋干事（后来任243大队党委书记）眉头紧锁，明显不乐意听，而那个矮胖的李股长却很有耐心，他在听我说完开了口：“提干以后，组织上可以根据你父母的身体情况，将你调到凤城一团。”看来他是有备而来，早已猜透我的心思。我一看玩完，知道必提无疑，而与我一起毕业的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的高卫国，在组织找他谈话时，自己提出不提干，结果真的没提，也没有放他走，压了整整一年之后才提干。我想，既然计划失败，身不由己，那就顺其自然，一切听从命运的安排。 这是1979年4月，我调离603团前往604团报到，在赤峰临分别时与非常要好的几位战友的合影。让我感动至今，他们几个人出钱为我准备一份非常珍贵厚重的新婚贺礼，一条高级时尚的毛毯和一个双囍牌高压锅。当年，同事、同窗或战友结婚，普遍送一个暖水瓶、脸盆和毛巾致贺，很难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四十七年弹指一挥间，韶华已逝，可是时至今日，照片上几位老战友仍然亲如兄弟，时常走动。　　调离三团，饯行温暖。“何当重相见，樽酒慰离颜。”难忘离开603团掘进连那个欢送晚宴！因为当年迎来送往远没有当下这么讲究，所以时至今日，仍然记忆犹新。更铭记那些为我饯行的人，他们是连长唐祥生，指导员王希贤，副指导员万振国……。按着掘进连的惯例，凡是地质组长调走，炊事班会多做两个菜，再由连长或指导员出面送行即可，我目睹了我的前任地质组长杨启国正是这样离开了连队。而我走时，连队却将全连排以上干部，包括支委召集在一起，在连部为我集体饯行，打破了201师603团地质组长调离饯行的惯例。记得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向我敬酒，情真意切着实让我感动！连里知道我不会喝酒，特意选用1.8钱最小的酒盅，我盛情难却怎能不喝？感动之余不禁回想：我在掘进连满打满算刚好一年，有何德何能享受这种规格的待遇？无非是走马上任时为连队绘制一张坑道工程施工示意图，因为有了这张图，可以避免轨道铺过了头再拆了重铺的麻烦和浪费，这不过是地质与生产理应配合的举手之劳。另外，在连队副指导员万振国的再三恳求下，我曾经帮助连队在参加二营文艺汇演时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要知道第一名钻三连实力雄厚，在全团独占鳌头。在那天送行晚宴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醉了。因为欢送晚宴之后连队要召开全连大会，我竟然把着桌子不让散席，并且嘴里喊着：“真不够意恩，喝点酒都不让！”第二天天一亮，我感到无地自容，慌忙乘车逃离了连队。在此之前，赛马矿山团变成普查团，师里将我调往604团。团里不同意，与师首长交涉，同意将已经下达的调令作废。所以，当我休假完毕回到赤峰，团里总工程师杨炳文对我说：“你回掘进连再顶半年，下半年到营部技术组参加储量计算，明年调回你的家乡601团。”当时正准备去601团走马上任的总工程师秦飞也在场。所以，当我到团部见到杨总，他说：“你的调令已经作废了，你还得回掘进连工作。”我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心想，我哪有颜面回去见掘进连的“父老乡亲”？况且是你们政治处组织股弄出差头，与我有何相干？另外，在哪儿干不是干？就这样，时空转换我来到604团，开始熟悉新的环境，结识新的战友，大大丰富了我人生的阅历，事后杨总颇为惋惜对我的战友们说：“这小子真犟！”这件事情告诉我：帮助别人，其实是在成全自己；尊重他人，才会被他人所尊重。正如老子所言：“既已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我在603团虽然付出很少，却得到很多，至今内心充满感激！ 这是当年分别后，学友与战友寄来的结婚照和全家福。（上排自左往右）朱代、钱清洋。（下排自左往右）顾晟义、高康健。待我毕业不久，无论战友或是大学同学，都陆续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这个时候关系密不密切？或者说铁不铁？看其能否向你私下透露自己处对象的秘密。更铁的，甚至会向你亮出对象的照片和往来书信。如果对象的家或工作单位在附近，还会带你去与她见个面，帮助自己参谋一下。每当享受到这种特殊的待遇时，心里会有被蜜浸过的感觉。再往后，即使天各一方，也会将自己的结婚照或全家福寄给你。而且这种胜似兄弟的情谊会通过妻子间得以传续，犹如一杯陈年老酒，时间愈长愈耐人品味。非常可惜，有一些这样的照片寻不到了。 这是我和綦洪波于1979年结婚后补拍的结婚照。记得拍这张结婚照，还是爱妻綦洪波提出的。当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特意去老战友韩俨家，拉上他一齐去凤城照相馆，现在想起来挺逗的。 雪中送炭，战友情深。说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结婚仪式，恐怕当下年轻人说啥也不会相信，那个时候都是在家里举办结婚仪式，无非请来亲朋好友，在屋内或院里放上几桌，虽然非常简单，可是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在我们结婚之前，603团汽车连排长兼教练顾晟义开车给我往家里捎去了牛羊肉，我自己探家时又用军用帆布包裹半个猪身背回来，这些可都是从603团钻一连司务长陈永良那里好不容易花钱弄来的，无非是为了娶媳妇也能像别人那样办得体面一些。可是看到家里仅有的一间屋子，炕上躺着半身不遂的老父亲，我瞬间明白，像别人家那样简单的结婚仪式，对于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有一天，在晚饭后送綦洪波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对她说：“明天，咱俩去丹东顾晟义父母家来一次旅行结婚怎么样？”在说出这个想法那一刻，我的心顿时平和了许多。因为我不能哑没悄声地将綦洪波娶回家，人家啥也不差。不仅不差，而且从我俩认识那天起，人家就已经到家里洗洗涮涮，替我照料卧床不起的老父亲，我怎能让她在结婚时受到委屈？非常感谢顾晟义的父母，在家里置办了一桌非常丰盛的酒席，让我和綦洪波感受到父母的疼爱和家的温暖。再找来几位丹东街里复员回去的老战友，当然少不了正在与顾晟义谈恋爱的刘玉珍。撒上几块喜糖，接受大家祝福，这就是我和綦洪波终生难忘的结婚仪式，有顾晟义和他家人的成全，我俩的结婚仪式不比别人差，从心底感到很满足！原来那句“不是兄弟，胜似兄弟”，说得正是顾晟义这样的好战友。还有早早调到师里的王帮义，在我们结婚的时候赶到家里送来美好的祝福！那个年代除了邮局送信没有别的通讯设备，他是怎么知道信息找上门的？现在真的回想不起来了。在我们结婚的时候，二姐不顾晕车从庄河赶回来，如果没有她送的50元礼金，我俩恐怕真的要闹经济危机了。姐姐的到来，更让我在妻子和她的家人面前挣足了面子，所以当姐夫身陷囹圄求我援手时，我知道这副担子的风险和份量有多大，可还是义无反顾的应承下来。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结婚的时侯，二姐回来帮了大忙。那天早上，是她代表我去新娘的娘家接亲，让綦洪波能够体面地走出娘家。当姐夫从看守所中出来，大大咧咧说：“我这个案子，即使没有律师，我也能自己辩赢。”真是糊涂之极！我说：“首先你没有犯罪，否则谁也救不了你。可是，别忘了你这个案子的性质，它已经远远超出刑事犯罪的范畴，如果没有律师取证质证，没有众人奔走相救，你今天能从里面出来吗？不要说我的作用如何，你打听一下，满天下有我这样置工作于不顾，为救你在大连待了整整一个月的内弟吗？因为二姐表率在先，所以应该得到小弟这样的回报。当下，为什么大家普遍怀旧？因为在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人们更关注精神层面的东西，尤其是对“帮人帮急，救人救难”的印象尤为深刻。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唯一恒久不忘的，是困难时期彼此之间建立的友谊，还有凡事能够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道德，至今回味无穷！ 这是1981年拍的，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0年7月24日，我们的儿子诞生了。为了让他能够在清静纯洁的环境中快乐生长，我给他取名刘宇。 　　疼爱犬子，以德育之。我的儿子刘宇，自幼在凤城念书，无论读小学或是读初中，一直是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班主任，直到考入省重点高中~凤城一中，我才放手不管。在那个家家都是独生子女的特殊年代，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刘宇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也是一个很有主意的倔种。因为他妈妈在饮食服务公司上班，每逢农历四月二十八庙会，都要上山帮助下面的饭店干活。记得刘宇不是四岁就是五岁那一年，自己从凤城一中姥姥家偷偷跑到城东241大队办公室找我，让我带他上山赶庙会。见他满头汗水和充满渴望的眼神，我不好再责怪他，二话不说放下手上的工作，用自行车带他上山玩个痛快。这一天，尤其是骑在我的脖子上看戏那一刻，他心里一定很惬意，会想：有老爸真好，对老爸就应该这样使用才对。我在1980年之后，每月工资加野外费有100多元，加上妻子的收入，在当时应该算收入比较高的家庭，而且不像来自农村的战友，没有什么经济负担。我们在生活上对刘宇要求比较严格，从他上小学开始，每天只提供一支冰棍的零花钱，平时从来不让他去小卖店买零食吃，只有生病打针的时候，才会给他买桃罐头或山楂罐头吃。不为别的，就是想让他不要有优越感，能够与别的孩子一样吃苦耐劳。记得刘宇从小特别爱吃香蕉，因为不会说话，便用食指做弯曲状比划着。那一年，我恰好去广西南宁学习，在学习结束之后，我将书籍和衣服从火车站发了慢件，一大皮箱子里面装的全是香蕉，这回总算满足了儿子吃香蕉心愿。记得刘宇在东方红小学读四年级，有一天，细心的妻子发现家里少了5角钱，经询问，是刘宇偷偷拿走被高年级大孩子勒索购买玩具了。我们当晚带刘宇去了班主任曲老师家，说明了刘宇在家里不诚实，对父母撒了谎。曲老师很受感动，她说：“刘宇是我教的男孩子中最听话的。像这种事情，别的家长不以为然，更不会向老师报告，而你们却……。”第二天，曲老师立即向校长汇报，从此东方红小学开始注重德育教育，并规定学生不准在校门口购买东西。 这是我给岳父岳母两位老人和他们四个女儿拍的照片。 岳父岳母，胜过父母。我的母亲于1978年冬天病逝，我的父亲又半身不遂卧在炕上，而我又要在凤城结婚照料父亲，面对这样的家庭状况，使我在处对象时无师自通，表现出异常成熟和老道，连我自己都惊诧不已！我选择对象，其父母的年龄和身体状况非常重要，同时包括与女儿的关系是否和睦？因为只有疼爱女儿且有能力的父母，才会全力以赴帮助我照料这个特殊的家庭。我的岳父岳母不仅付出辛苦做到了这些，而且在处理家庭矛盾时所表现的宽容大度令人折服！他（她）们能容事，能压事，能扛事，有这样的老人，儿女家中再大的事也不是事。坦率地说：“我的岳母，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一位女性！”平时我不仅将妻子儿子托付于她们，甚至包括休假时的我。我与两位老人相处得非常好，彼此结下深厚的感情，以至于在他们去世时禁不住失声痛哭！俗话说：“儿子哭惊天动地，女儿哭真心实意，媳妇浪声浪气，姑爷哭老驴放屁。”此活不妥，称谓不重要，重要是彼此是否真心相处？岳父岳母为我这个家庭付出一切，即便我的父母健在，也莫过如此！ 　　梦寐以求，故地重游。难忘当年随同部队战略转移进入红山度过的美好时光。虽然过去几十年了，却魂牵梦萦一直想故地重游。记得2015年6月的一天，老战友陈永良突然打来电话，问下午能不能脱身去赤峰红山？与故地重游相比，再大的事也不算事，立马开车出发！这是紧挨着掘进连的钻一连遗址。当年一排排整齐的干打垒营房早已不见踪影，这是我与时任钻一连司务长陈永良，钻一连一排排长王帮义在当年司务长所住房子旁边的杨树前留念，因为这里有当年太多的美好回忆！谁能想到，这三位曾经在一个连队、一个地区工作过的老战友，四十多年后竟然变成一个小区的邻居？每当聚在一起喝酒，难免勾起对往事的回忆……。四十多年前，除了照片上的三位，还有时任连队副指导员韩俨、安装排排长李贵斌、三排排长赵国庆，这几位年轻的军官都是连队支部委员，更主要是从家乡凤城一齐走出来的战友，自然免不了时常聚在一起喝点小酒，因为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连队司务长陈永良是这个团伙的重要成员。我每次从毗邻钻一连的掘进连去司务长陈永良那里，他都会召集大家在一起小酌一把。炊事班上司苟必富是个四川兵，有股机灵劲，每次都会把食堂做菜剩下的边角余料，诸如辣椒核、大头菜根用酱油和味素调好端上来，我们几个便开怀畅饮。“有往无来非礼也”，我偶尔也会弄来一只小鸡用铝盆炖上，再将鸡血制作成大家最爱吃的家乡美味~鸡血糊糊，请各位到掘进连我的宿舍里坐下，享受这份在当时已经相当奢侈的美味大餐。由于你来我往，连钻一连饲养的狼狗也与我熟悉了，每当夜晚我从钻一连返回驻地，它都要护送我到宿舍里。在我告别红山子那一天，它嗅到气味从钻一连跑来，只见它两只前爪搭在车帮上，眼巴巴的瞅着我，恨不能跳上车与我一齐去四团赴任，它似乎是代表几位老战友前来送行，这个感人的镜头至今难以从心头抹去。人生若白驹过隙，无论战友也好，同窗也罢，包括兄弟姐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携手并肩相知相伴走到生命的尽头。好比一条通往永恒的天路，在前进的途中你会遇到金钱、名利、虚荣、自恋、女色……不同的路标，因为各人喜欢和选择不同，最终没有搁浅而继续前进的，是那些视亲情或友情重于一切，处处事事能为他人着想的人，或称有道德的人。这样的人，即使远在天涯海角，也永远会牵挂于心。 　　转战四团，胸怀大局。记得603团战略转移刚进红山，有一次团里杨炳文总工程师拿着我的钻孔编录，对红山营部全体技术干部说：“什么叫地质编录？这就是地质编录，我要让全团技术干部都看看。”甚至见我因为母亲逝世心情糟糕，想调我到团地质股当地质参谋，被我婉言谢绝。如果说我毕业之后在603团经过两年的努力已经崭露头角，那么1979年4月调到604团，是上苍为我提供一个展示自己更好的舞台。201师604团，是在原赛马矿山团的基础上，分别从601团和602团抽调部分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组建而成。可能考虑603团战略转移的缘故，仅抽调彭万寿副参谋长、杨启国技术员和我，还有一些战大毕业的学员。在研究各连地质组长人选的会上，主管技术工作的彭副参谋长力荐我担任揭露12连地质组组长。要知道这是全团唯一一个动用汽车钻进行深部揭露的连队，而那些文革前毕业的老技术员则被安排在普查连担任地质组长。尤其是新团新气象，团长马富友和政委田邦荣非常重视地质找矿工作，全团每年召开两次工作会，都是先由各连地质组长汇报地质工作，再由连长汇报如何带好队伍和做好后勤保障？凸显地质找矿的核心地位，这在201师绝无仅有。因此，我在第一次全团半年工作会上便一鸣惊人，不是因为讲的如何好？而是深部揭露要比普查资料翔实许多，只要讲清楚足矣！由于调令出了差错，等我赶到604团报到时，连队已经出队到黑龙江了。我手中除了一张宁安盆地德家地区施工设计图，再没有任何地质资料。经过钻探揭露，隐隐约约感觉找矿层位有些不对头，道理很简单，通过类比已经在宁安盆地找到的501铀矿床，对于同生沉积后生富集的淋积型铀矿床来说，所揭露的地层伽玛测井不可能没有一点反应。有一次，团长马富友和副团长李树胜陪同北京地质总局总工程师曾卓荣来宁安盆地检查工作。曾总在听取我的工作汇报后下达指示：“沿宁安盆地边部进行揭露，争取三至五年做出地质评价。”我嘴上没敢说，心里却直犯嘀咕：“这宁安盆地有几千平方公里大小，仅靠几台汽车钻，不知要干到猴年马月？还是应该通过类比法，找到真正的含矿层位才对。”在第二年出队时，我向团资料室借阅了原黑龙江五队在宁安盆地的全部钻探资料带到野外，同时结合当年钻孔施工情况，以及501铀矿床地质剖面图，对地层划分提出如下意见：宁安盆地地层，并非六十年代黑龙江五队确定的早第三系（N），也非七十年代黑龙江区测队划分的白垩系（K），而是主盆由白垩系地层（K）构成，含矿层位为早第三系（N），后者几乎剝蚀殆尽，仅出露在宁安盆地西南角，如果再给我一年时间进行揭露验证，便可以对宁安盆地做出全面客观的地质评价。那一年，也就是1980年春天，全国统一技术考核定级，我写了一份《宁安盆地下步工作设想》交了上去，随后团科研队队长朴权，也是团技术考评委员会副主任给我寄来一封信，内容是“文章已阅，请做好助理工程师答辨。”那时候不同现在，全团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名工程师，一些文革前大学毕业生，大多是技术员职称，我一个70年代中专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焉敢奢望得到这种荣誉？能给我高定一级就心满意足了，故信心不足而没有复信响应。不久，主管地质工作李树胜副团长来野外检查工作，闲谈之余我随便问了一句：“像我们73年入伍这批工农兵学员，这次技术考核定级不知个别人最高能定多少级？”他沉思了一下回答：“个别人最高能定技术12级。”当回到赛马团部开半年工作会时，坐在我旁边卫生队高队长，也是团技术考核委员会成员，在我面前时不时翻动他的笔记本，那上面记录技术考核评审结果，显然是想让我开口问他自己评了多少级？可我却不以为然。为啥？因为李副团长说过：“个别人最高能定技术12级”，全团要么没有，要有非我莫属，又何须问之？待到连队做表发工资时，这才知道被定为技术12级，相当于行政正连职。过了几天，我正准备回家休假，地质组有人说：“刘技术员，听说73年兵正连职，个别人行政又高调一级。”我说：“如果我是团长，既然行政方面这样处置，技术方面也不能不考虑。”说完，我背上挎包回家了。待休完假乘坐地方大客车返回军营，一下车便听说自己又长了一级工资。我刚迈进地质组宿舍，营部通讯员便跑来通知我去营部一趟，魏营长和石教导员要一齐找我谈话。魏营长说：“团里在研究晋级时，有人提出你老往家跑。我说他家情况特殊，老父亲卧床不起，可他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啊。如果给，一定要给我们营刘技术员，希望你能够引以为戒，今后注意影响。”我感谢营长和教导员，也包括团首长如此体谅信任我！第二年，连队还在宁安盆地施工。传闻连长李选义拟提副营长，我也为之高兴！可惜连长有些急不可待，在“十一”国庆节那天突然绕过我，直接通知连队收队前最后一台钻机提前终孔，并且让物探水文技术人员上山测井，导致钻孔未能达到设计目的。而这个钻孔，也包括另一个钻孔，都是为了查清水文异常由团里彭副参谋长和地质股参谋郝端祥到现场布置的。记得在此之前，两个钻孔施工同时遇到困难，连长将全连干部召集在一起开会，正当一筹莫展之时，连长万万没有想到我能站出来说下面一段话:“根据两个钻孔井内目前的状况，我同意二排钻孔提前终孔，工作量有效。但是必须将套皮送到一排，通过延长套皮来保证最后一个钻孔能够达到设计目的，由我负责向团里解释。”可惜二排钻孔终孔后，连长不仅违背约定将套皮直接拉下山，而且匪夷所思擅自将一排钻孔提前终孔。当我得知这一情况赶到山上时，钻孔已经冲孔。连长见我发火，虽然急忙将套皮拉上山，可是又有何用？此时我心里非常清楚，根据钻机施工在流沙状破碎带的情况，即使连队按着我的要求认真去操作，也难以保证钻孔能够顺利完工。问题是这一切必须由地质组履行程序，而不能由你连长越爼代庖来亲自操作。若想惩戒，且不说规范如何要求？仅凭连长的胡来，便可以将两个钻孔的工作量一齐报废，可是全团没有完成钻探指标，势必影响上级对全团的全年考核，所以我不能意气用事，简单一废了之。事后，连长又有一些离谱的举动，团地质股参谋王彪十分气愤，问我：“为什么不将这些工作量报废？”我付之一笑，因为我不能只图自己一时痛快而不顾及团首长完不成全年生产任务的感受！更主要不能不从实际情况出发，钻机在如此罕见的“河沙”中施工，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很难达到设计要求。团首长并不知道连队发生的一切，更不知道我的想法与作法，大家各司其职，彼此心宣不照，这种工作状态非常美妙，令我终生难忘！那个年代，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关系非常纯正，根本用不着花费精力去拉关系套近乎，你只要做好本职工作，该有的自然会有，用不着操心费力。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后来走上大队领导岗位，我都一直努力学习和效法之。 这是我与地质组绘图员雷泽生的合影留念，他刚从陕西省合阳县人大主任的岗位上退休。2011年春天，我趁出差到西安前去看望他，他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介绍：“这是我们部队的老团长。”内心充满了自豪！ 这是我与当年绘图员，时任合阳县常务副县长雷泽生见面时的情景。 听说我来了，战友们前来探望，大家欢聚一堂合影留念。　　改任连长，难辞辛苦。1981年春天，当我从凤城家中准备直接出队去野外时，团里突然派人将找我回赛马。原来李树胜副团长刚刚扶正，他亲自到连队找我谈话，让我担任13连连长。13连，原来是一个以技术干部为主的填图连，由于全团工作重新部署，有几个普查连队的技术人员也都归属13连，成为一个全连几乎由技术干部构成的特殊群体。在这种情况下，连长若想省心省力，地质组长和指导员的人选至关重要。地质组长雷启春刚从北京地质研究院调来，在我回连队前两天，他召集全连技术干部开会，一开口大家便知道这是一只不逮老鼠的猫。后来才知道，这样一个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且又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却一直在打连长的主意，为此闹出不少洋相。而指导员崔全玉在连队工作时间较长，难免与一些技术干部有些磕磕碰碰，在这种情况下，若想搞好连队的工作，唯一办法是调换一位在技术干部中有威信，且善于协调各种关系的指导员。当天晚上，正准备转业回山东的原13连地质组组长姜志，领着我挨家挨户拜访团首长，向他们说明我的请求：“将在基层连队干了多年的崔全玉调回机关，指导员由连队技术干部孙绍军担任，并且我俩捆绑在一起，到年底完成任务后再下令任命不迟。”我的这个请求，理所当然得到了首长们的一致赞同。第二天，队伍早早准备出发，这时政治处石主任，也是我的老教导员过来对我说：“你的请求已经跟田政委说了，田政委的意见是先维持原状。”我这才想起昨晚做了无用功，竟然遗漏一锤定音的团政委，如此一个糊涂之人，注定是一个受累的命！白天上山，我每天象技术干部一样负责一条线；下山回来，我还要张罗后勤的事务，甚至要为指导员和雷组长一些事情擦屁股。田政委来连队蹲点了解情况之后对我说：“雷启春这样典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想入党？不可能！”团总工程师杨震乾非常同情我的境遇，主动提出“明年一定给你配一位得力的技术组组长。”我没有向田政委和杨总工程师说雷工一个不字，一是每天工作太忙，二是懒得去说这些破事，他们是通过连队其它同志那里了解情况。野外工作虽然很累，可是也有两个值得回味的小插曲。一是那一年秋天收山，只见榛子满山遍野，大家在填图跑线时免不了要採一些用地质兜背回来，既影响工作质量，又收获甚微，于是我宣布：“大家在野外要集中精力干好工作，榛子由连队安排时间统一採摘。”待完成那个地区阶段性工作之后，我带领大家开车去野外收获了满满两大车，当时公社院里整个房顶都铺满了榛子，脱核后每人分一面袋子。另一件是公社拉电线，由于十多米长的水泥电线杆完全靠肩扛并立起，需要人心特别齐才行，当地人根本干不了这个活，只好张嘴向部队求援，并且答应给一些施工补助。我斟酌一下：根据连队人员结构和精神状态，要完成这项任务应该没问题。但是风险也很大，一旦发生伤亡事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听说支援地方建设，同时又能得到补贴，全连同志热情高涨，等到顺利完成任务每人分得五十元钱，简直高兴坏了！要知道，那时候城里工人每月工资才三、四十元钱。 这位是我推荐任13连指导员孙绍军，他从成都地院毕业，很善长协调关系和做人的思想工作，现从武警部队退休。1982年初，待我忙完战士复员等行政事务后，考虑部队即将迁往长春市，而且很快要面临集体转业，我向团政委提出调到驻地设在家乡凤城的601团工作。善解人意的田政委很快答应了我的请求，等我休完假便正式接到调令，就这样，我结束了在604团刚好三年的美好时光。 　　轻松自在，不忘积善。到601团报到后，我被分配到钻一连地质组任技术员，不久在祁家堡偶遇时任603团副总工程师，也是我在赤峰红山子工作时的技术负责孙丕诺，当他得知我从604团调到601团担任普通技术员，便说:“不行，我找你们秦飞总工程师，你应该去研究室工作。”我说:“谢谢你看重我！但千万别去找秦总，这样会让他误以为我对这个工作安排不满意，反而会弄巧成拙。因为我在报到后不久，便得知了组织上这个安排，待正式通知我时，601团的领导倒是很客气:“考虑你在604团做过技术工作，也做过行政工作，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回答:“没有意见，服从组织安排。”道理很简单，我在604团虽然表现出类拔萃，不过是人生的一种经历而已。我当然希望能够安排在团部驻地工作，从而结束与家人的两地生活，可是人家已经做出决定，那么我再提出要求岂不是自讨没趣？只能顺其自然，一切从头做起，等待我的前方，也许是一种不坏的结果。1982年4月~1983年12月，是我毕业之后野外工作最轻松自在的一段时光，可谓上有老，下有小，每天几乎处于休闲的状态。虽然与家人两地生活，好在祁家堡距凤城不远，每两个星期便能够乘火车回家一趟，比我过去“两地书”要好许多，心里感到很知足。谁也不会想到，我这样一个钻探连队的普通技术员，竟然在休假期间，从团里借出连山关岩体所有钻探资料，分几次将它们背回家，然后铺在炕上，从岩体的西部开始，对成矿接触带的特征，一个地段一个地段地进行对比分析，并将所有钻探剖面放在一个野外记录本上，使之一目了然。我想，既然做技术工作，就应该潜下心来，不仅要对工作区，更应该对整个连山关岩体要有所认识才行。虽然远远超出了我的职责范围，但是术无止境，与其闲着无所事事，不如自己找点事做。由于在连山关岩体的下马塘地区，已经发现并正在勘探3075矿床，所以从已知到未知，通过对接触带的产状，矿体的标高，以及构造和蚀变的研究，或许能够发现成矿的某种规律？虽然地质设计毋庸我来参言，但我可以依据手中所掌握的资料，私下里对其进行评估和预判，而且比较准确和灵验，比如布置在豹子沟的深孔设计等，这算是我对自身技术一种潜移默化的学习和提升吧。在此期间，我做了一件成全个人和单位的善事。与我同宿舍的技术员叫周连生，是1975年入伍的辽南兵，从战大毕业后提干。有一次他探家回来，我发现一向落枕即睡的他，却躺在床上碾转反侧睡不着。这天晚上刚躺下，他实在熬不住了，呼地一下子从被窝里坐起来对我说:“刘技术员，请你给我拿个主意吧。”我说:“什么事？”他说:“我在家超生了一个男孩，已经快一岁了，你说我该怎么办？。”我一听，脑袋不由嗡的一下，因为在计划生育做为国策的年代，若是一个人超生了，不仅本人要受到严厉惩罚，所在单位在年终考核时也要被一票否决。还有，如果知情不举，也会受到牵连。我心想，既然他信得过我，我岂能辜负于他？若不想出个万全之策，真的会秧及很多人。当我经询问得知他的父亲在村里担任村干部，兄弟几人在村里人缘不错，便提出建议:“既然事已至此，不如继续隐瞒下去，虽然有风险，但有可能逃过一劫；如果向组织坦白交待，你不仅要想到个人须承担的严重后果，更应该考虑团首长，甚至师首长此刻的心情。如果我是他们，从心底希望你自己能够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听完我的这番话，如释重负，长长出了一口气，“刘技术员，我听你的。”就这样，一晃到了1986年春天，他在将要调离单位之前，带着夫人和孩子来家里看望我，望着将近四岁大小、长得虎头虎脑的小家伙，我们大家不由相视而笑。若想成人之美，有些事情还真得审时度势，不能太认真太胆小了。 这是八十年代我与草河公社秋岭三队知青点的同学们相聚在一起。　　顺其自然，收获善果。我们这支部队，在1983年年底裁军一百万时集体转业，一些战友调到别的部队，一部分转业去了地方，绝大多数就地卧倒，原基建工程兵201师更名核工业东北地质勘探局，下属各团更名为地质大队，我所在201师601团更名东北地勘局241地质大队。记得1983年收队之后，也是临近“兵改工”之际，我被借到团组织股负责整理干部档案。除了组织股，我在北面还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记得非常清楚，团长田士栋两次走进我的办公室，当时清楚的意识到，只要我张嘴求他留在机关，他一定会答应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来了犟劲，心想“我只管做好自己的工作，至于适合干什么？应该是领导的事情，何须求之？”等到公布干部分配名单，得知自己被分配到普查二分队任分队长，内心虽然不情愿，倒也说不出什么来。有一次，我与组织股等待转业的刘干事唠起工作安排的事，他说；“团首长本来想留你在机关，可是你本人没有提出要求。”我一听，气不打一处来，立刻敲响团政委办公室的门，正欲说话，只见一名同我一年入伍的机关干部苗广福，进屋喊报告，走时打立正，心想：与领导天天见面，有必要这样吗？况且已经脱掉了军装，只是称呼未变而已。待他走后，政委问我有什么事？我说了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听到过下级对上级的要求：“本人胜任机关工作，正式要求留在机关工作。”只见政委闻罢一下子楞在那里，不待他回复我转身走出了办公室。过了几天，从师部传来消息，我真的被留在机关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又被告之去普查二分队赴任，这是因为基层党支部又决定设专职书记，所以干部明显不够用。在走廊里，我与田士栋团长擦肩而过，就在相互对视的一瞬间，从他的眼神中读出：我这次下去，怕是将要提拔使用。到了八月份，局机关来人让我写份自传，到了九月底，被任命241地质大队副大队长，负责行政管理工作。如果没有在263团那种比较认真的工作态度，如果没有在264团那段比较突出的工作经历，如果“兵改工”之时没有被安排普查二分队担任分队长，我一个从外团调来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技术干部怎么可能被“老中青”三结合进了241大队领导班子？所以，只要抱着好的心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在人生的旅途中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都要顺其自然，而不要刻意去改变它，因为你不知道前面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在等待你？那一年，我刚好32周岁，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这一点。我在241大队普查二分队任分队长，也包括在264团二营13连任连长的野外施工期间，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技术干部使用，每天上山负责一条线路，除非公务缠身万不得已，很难看到我呆在家里，这在全国地质系统恐怕绝无仅有。不为什么，只是觉得大家在山上干活，自己呆在家里不得劲，只有与战士（职工）同呼吸共命运，心里才感到踏实。有可能是入党前积极表现养成了一种习惯，即使当了主管大队行政副大队长，看见机关院里埋汰了，也会时常拿起扫帚清扫一下。 这是1985年春节前，我任241大队行政副大队长之后，去内蒙农场拍的照片。　　农场善后，经受考验。我负责大队行政管理工作，最大的考验是处理大队农场善后事宜。不是事务有多难？而是变故太多，尤其是在关键时刻缺少智者相助。我曾调侃过：“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我为解决农场五过嫩江。”241地质大队前身，603团的农场原来在东港，后调换到内蒙莫里达瓦达斡尔自治旗境内。1985年春节前，我和大队行政科副科长周洪斌去了农场。当晚，我与几位职工围坐在狍子肉火锅边吃边聊，当我了解了农场亏损的情况和原因后，提出一个大胆的改革设想，即由几名职工实行集体承包，再外聘一个农业顾问，享受与职工同样的收益分成。收获的粮食卖给山下粮库，就地变现，留足来年机耕费、种子钱和机械维修费，确定每年交给大队多少钱？余下归承包者所有。这在当时，是比较超前大胆的改革，也是调动职工积极性，扭转亏损局面最有效的办法。待到春耕前我去农场落实这个改革方案时，家里有基建任务实在无法脱身，只好委派大队工会主席王贵成前往。临行时王主席说：“让我去，我就得说了算。”谁成想，竟然本末倒置聘请了三名农业顾问，只留下一名职工。我在电话里一听，知道木已成舟，只好让他再留下一名职工。我意识到农场难以为继，将成为一个耗费精力的乱摊子。因为放心不下，大队派去行政科周洪斌副科长，谁知他在电话里报告：“刘队长不好了，等我赶到时，大队寄来的种子款已经被三个顾问瓜分种了自家地。”没办法，我只好二渡嫩江去农场，通过分化瓦解，好不容易追回种子款把地种上。第四次去农场是1985年深秋，带上新的农场负责人，同去的还有大队纪委书记李贵宾和干事齐德俊，他们负责调查前任农场场长陈希占违纪问题。在他撤离农场之前，竟然胡乱写了几个条子，盖上农场的大印，同时送给几个当地百姓，严重动摇了农场的根基。农场经过前前后后的瞎折腾，你说它的结局能好吗？去农场，免不了要与山下的乡领导在酒桌上见面。酒后大家在一齐闲聊，对方开了口：“刘队长，农场给我们留下，我们出五万元，设备由你们处理或拿走。”这是我期待已久，求之不得的一句话。这时，坐在我身边的纪委李书记想说话，我在桌下用手拦住了他。我说：“我们这次来农场，没有处理农场的任务，可如果乡领导有这个考虑，我和李书记完全能够代表大队商定此事。”就在相互之间“能定吗？”“能定。”“你们说话算数吗？”“算数。”的关键时刻，在旁边屋里醒酒的齐德俊晃晃荡荡走进屋里，把好事彻底搅黄：“刘队长，这么大的事情，是不是需要请示大队？”一句话点化了对方，对方马上表示：“我们也需要请示旗里。”此言一出，我知道对方收回承诺，想要白捡农场。你想，机耕费用已经即成事实，房屋和场院你又带不走，我何须拿钱与你？这次乡领导讲的，并非酒后信口开河，而是乡政府经过研究的收购方案，只不过在酒后突然抛了出来。我通过多次接触，深知这些达斡尔少数民族汉子，多是“一言即出，驷马难追”的主，只要话说出了口，便不好意思收回，即使事后醒悟反悔，可谈判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的手中。现在，由于自己人的一句话，让我们顿时陷入了被动。最后一次，也是第五次过嫩江去农场是1986年春天，自然是收拾撤场的乱摊子，对方给钱也好，不给钱也罢，反正是办不下去了。我带上原部队时期负责农场的孙会发副团长等人，只能做最后一搏，争取一个好的结果。路过沈阳地勘局，我找孟兆顺局长讨了一个底；“农场连房带地，带设备，你能拿回五万，便算完成任务。”到了旗了，先见旗土地办巴主任和鄂副主任，他们说：“春节过后，乡政府领导多次来旗里活动，要将你们扫地出门，形势对你们非常不利。”过了几天，旗里便召开了有土地办、农业局、乡政府和241大队参加的联席会，专门研究农场撤场问题。在临上楼时，我忽然灵机一动，将孙副团长拉到楼梯旁，和他说了我的“鬼点子”，他表示完全赞同。会议由旗主管副旗长主持，由我代表241大队首先主讲。我在客气寒喧几句之后，直奔主题：“为了感谢旗乡两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多年以来对部队农场的支持帮助，经大队领导研究决定，将农场全部农机具无偿赠送给乡政府。”接着，我把帐上农机具的明细从头到尾，绘声绘声地念了一遍。我一边念，一边注意观察与会者的表情，发现除了乡领导无动于衷，在场的旗长和农业局、土地办的领导已经深深被打动！紧接着，我抛出两个方案：一是所有东西全部留下，乡政府出资10万元；二是汽车、拖拉机和柴油发电机拉走，乡政府出资5万元。我又假借孟局长之名提出要求：“无论执行哪个方案？这次要不留尾巴，交割清楚把钱带回。”副旗长在我发言完毕，根本不与乡领导商量，立刻打电话给主管财政的副旗长，商量执行我提出的第一方案，让乡政货款10万元，无果，便让乡政府出资5万元执行第二方案。并且向乡领导下达两点指示：“一是回去后一定要招待好刘队长他们；二是要保证让刘队长把钱带回。”就这样，会议由我和旗长掌控，别人连话都插不上。乡领导一脸铁青色，又不敢反驳旗长的决定，只能在底下嘟哝：“没钱，没钱。”要知道，农机具一旦离开了农场，将变成一堆毫无价值的废铜乱铁，我方不可能花钱租用车皮将它们拉回几千公里之外的辽宁凤城。可是对于接受农场的乡政府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宝贝，旗长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被那长长的农机具名单所感化。经过我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总算圆满完成农场撤场的任务。这一切完全是现想现说，如行云流水一般，结局如此之好，连我自己都感到很诧异！我认为只要对单位和职工有利，就应该随机应变，顺势而为，完全没有必要为诸如会议决定这种外在的形式所束缚，所以我在担任241大队副大队长的十三年里，无论主管哪方面的工作，大家都乐于和我出门办事，觉得不仅不吃亏，不窝囊，而且能够得到对方应有的尊重。 这是我处理农场经过齐齐哈尔市拍照留念，记不得这是第几次了。　　守住根本，迎刃而解。1957年，为了发展铀矿地质事业，辽宁二队在本溪祁家堡正式成立。队址选在顺着沈丹公路旁边的一个条带状小山坡下。与此同时，不知是谁在山坡上植下几百棵落叶松树？由于处在队部和家属院的房后，辽二队的职工，也包括“工改兵”之后601团干部战士，一直当成自家的东西，精心呵护着小树苗一天天长大。直到二十多年后的1983年，国家实行林业产权登记制度，突然冒出一个当地姓马的林业员，声称这些树是他家为祖坟栽的，并且出示了林业证和砍伐证，大家，尤其是那些伴随树苗成长慢慢变老的职工，自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于是开始一场旷时日久的树木保卫战。本溪县林业局三番五次行文，大意是要求我方举证证明这片树木不归马家所有；如果不能举出证据，不得阻止马氏依法砍伐。在彼此互不相让的拉锯战中，树木先是被马氏带人砍伐了，后被我方扣押在大队留守处院里，最后一根没剩全都丢了。1984年，我在祁家堡二分队任分队长。因为祁家堡处于凤城~本溪县（小市）之间，正是歇息打尖的地方，所以能够经常看到段政委和组织股股长于德林坐着吉普车忙活此事。好像1986~1987年间，有一天大队突然接到本溪县法院的传票，才知道马氏已经将我方告上法庭，要求我方赔偿由于扣押而丢失树木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在起诉书中，二十多年生长的落叶松，竟然变成五六十公分粗细，出材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法院按此判决，大队真有些承受不起。我想马氏正是觉得我方好欺负，才在树木丢失之后起诉，想借机发一个大大的不义之财。接到传票第二天，我立即带上办公室主任代翔驱车赶往本溪县法院。那天负责此案的一位年轻法官接待我们，他手里拿着案卷比比划划讲着，我趁他不注意一下子把案卷抢到手中，转过身来边躲闪边急忙翻看里面的材料，发现除了我方邢廷虎两位老同志的证明材料，其余全部是马氏的车票宿费，心里顿时明白了一切。令人费解，在这么长时间的拉锯战中，为何我方老拿自己老同志的证词说事，而不去对方那里调查取证呢？当天晚上回到祁家堡住下，了解到马氏老家在祁家堡不远处的马家沟里，第二天便驱车去了那里。我就不信马家人会铁板一块，尤其是涉及林木作假之事？可谓天助我也，恰巧遇到马氏二大爷，了解到马家祖坟根本就没有埋在那儿，既然祖坟没有埋在那里，自然不会在那里栽树。经过再三做工作，马氏二大爷出具了一份证明材料。那么树究竟是谁栽的呢？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我们立即赶到祁家堡村，正巧村长也在，他说树是毗邻我们队部的祁家堡小学栽的，并且乐于为我们出证。于是马不停蹄赶到祁家堡小学，我对学校领导说：“如果你们出具证明这片树是学校栽的，官司打赢后，树木或赔偿全部归学校所有。”听我这么一说，校方立刻来了劲头，表示愿意与我们一齐打赢这场官司。经过多半天的努力，便取得三个重要证据，足以证明马氏并非这片林木的主人。此时我的心里酸楚楚的，若我方当初能够取得这些证据，本溪县林业局怎会三番五次行文让马氏砍伐？如果马氏不砍伐，今天这些树木仍旧长在山坡上，会成为祁家堡一道靓丽的风景。过了两天，本溪摩天岭村来大队借柴油发电机。因为我曾在他们那儿施工过，相互之间比较熟悉，所以他们邀请我跟车过去坐坐（大队派车送去）。到了村里，中午免不了杀小鸡招待，饭后我来到下屋与村里林业员唠起林木官司的事，他说：“查一下档案不就清楚了吗？”我说：“档案在哪？”他说：“就在村里。”我立即让司机开车送我去祁家堡村，到村里找到林业档案打开一看，原来这片林木归村集体所有，马氏利用林业员的身份，知道林木在我们驻地是一个空白区，于是与林业局有关人员相勾结，在集体所有林中开了一个天窗。至此真相大白，这个官司还用法院审判吗？于是我写了一份答辩状，在答辩状中没有纠正马氏关于树木粗细和出材率的错误，而是提出反诉，要求马氏照此赔偿。可想而知，马氏知道这个反诉要求会吓成什么样子？答辩状递上去不久，通知开庭的时间到了，我与办公室主任，叫上过去负责此事的段政委一齐去了本溪小市。那天法院停止办公，全体人员去街里参加修路劳动。我赶到现场，问法院院长：“今天为什么不开庭？”他说：“马氏已经撤诉了。”我说：“他撤诉了，可我方有反诉啊！”你猜他怎么说？“县里领导有话，这个案子到此为止。”我一听，借机嘲笑他一番：“你们法院干脆搬进县政府大楼办公，你兼县长的秘书如何？”说完，我们扭头离开，有同志问：“去不去林业局？”我说：“懒得跟他们扯。”如果说我在这件事上负有什么使命？那就是中止马氏的恶作剧，避免任人宰割而造成的重大损失。此时此刻，站在我身边的段政委胸中一定出了一口恶气！恐怕也会后悔当初为何不像我这样去调查举证？可见人的思维很重要，只要思维对头，抓住根本，一切难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一言之当，排忧解难。这是1985年，东北地勘局孟兆顺局长（右）陪同核工业部陈肇博副部长（中）来241大队检查工作。还记得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足见那时干部作风十分朴实。由于孟兆顺局长与陈肇博副部长都是技术干部出身，彼此关系非常要好，所以孟局长很想借此机会好好招待一下陈副部长，可是那时有上级来人接待标准，这又让孟局长感到很为难。我看出后对孟局长说：“陈部长来241大队检查工作，恐怕是任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们能不能将他视为客人而不是领导？”我见孟局长点头认可，于是接着说：“我父亲文革前是县政府招待所所长，我和这里人比较熟悉。孟局长若信得着我，我与他们落实一下。”就这样，我找到县政府招待所的唐管理员，我说：“我们核工业部陈副部长来大队检查工作，明天中午有一个正餐，还想吃得好，还不能突破上级规定的接待标准，怎么办？”她说：“你出这些钱，连雅间都进不去。”我说：“全靠唐姨成全。”她说：“这样吧，你再添50元钱，我来安排。”待到开席后，只见两排服务员往里传菜和水果，可谓应有尽有，十分丰盛，孟局长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下来问我：“多少钱？”我说：“仅添50元。”他又一次笑了。虽然小事一桩，却心有灵犀一点通，彼此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后来王大队长调到沈阳培训中心，他想让我接任大队长这个职位。 我比较喜欢大队这辆北京吉普车。因为经常外出，一般都会选择它，这在当时算比较奢侈了。　　子女就业，力所能及。记得进入大队领导班子主管行政工作不久，时任丹东市建筑一公司经理的老团长田士栋，欲将241大队待业青年招到丹东“一建”上班。这个愿望虽好，可是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需要丹东市下达招工指标才行。由于241大队队部在凤城县境内，待业子女从来都是由自己开办的“五七厂”来消化，根本享受不到在丹东市内招工的待遇，于是我与大队申书记、工会王主席一齐去丹东市有关部门游说。先到丹东市建委，再去丹东市计委、公安局，整整一个上午，说得口干舌燥，人家无动于衷。理由很简单，你们队址在凤城县内，应该在当地解决子女就业问题。万不得已，最后敲开丹东市工委的大门，这时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了，我对申书记和工主席说：“我歇歇，下来由你俩讲吧。”可是进屋寒喧几句之后，待转入正题还是由我先开口，唠着唠着，我突然冒出一句：“为什么在凤城的丹东市农科所和蚕科所职工子女能够在丹东市内招工？”工委的同志回答很干脆：“因为他们单位知识分子多呀！”我说：“我们241大队的知识分子比他们还多，不信你们可以去我们单位实地调查。”仅此一问一答，问题结症找到了，事情便搞定了！丹东市工委的同志承诺，下来由他们牵头为我们办理子女进丹东“一建”的具体事宜。说实话，为何突然提起丹东农科所和蚕科所职工子女招工的话题？连我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如果事先知道这件事，肯定会与前面那几个部门进行交涉。可是一旦遇到一位精明的主这样回答你：“他们是丹东市市管单位，而你们则归中央管，所以丹东市不负责安置241大队子女就业。”岂不一切玩完？好在最后丹东市工委的同志没有分得这么清，因为丹东市农科所、蚕科所，也包括我们241大队都归他们管理，可以说丹东市工委是我们的娘家，所以不仅不会这样去细分，而且由他们出面协调办理241大队职工子女进丹东招工一事再合适不过了，此乃老天成全，自然难而不难。一个多月之后，我带着满满一大客车子女和部分职工到丹东“一建”报到。客车进市内之前，我让车停了下来，我说：“田团长为大家办了一件好事，大家要体谅他的苦心和不易。一会报到时，不要为自己的孩子谋求一个好岗位而去田团长办公室提要求，我想田团长如果能考虑，他一定会考虑的，千万不要让老团长为难。”就这样，及时解决了241大队一大批待业青年就业问题。 这是我和二四O研究所所长曲宪良参加全国第六批厂矿长考试时的合影。 　　心系职工，责无旁贷。当你坐上大队领导这个位置，手里掌握一定的权力和资源，那么为职工排忧解难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这是我在1990年前后主管生产期间经历的两件事。有一天晚上11点多钟，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打开房门一看，门外站着普查二分队司机刘成新，他说：“刘队长，小赖媳妇难产，我刚送她去县医院。大夫问保大人还是保小孩？我说大人小孩都保，大夫让我们立即去丹东。我这是从楼上杨队长那里借钱下来，明天我内弟结婚，因为马上去丹东，您看大队能不能给出台车？”他虽然说得很平和，但我知道此事人命关天，岂是你一个广东老乡能够处理了的？于是二话不说，穿上衣服到前楼叫醒大队医院魏院长，我说：“今晚我不休息，也请你起来辛苦一趟。”我俩急忙赶到大门口，魏院长查看一下汽车上的产妇对我说：“刘队长，去丹东有危险，还是回县医院稳妥。”等到赶到县医院叫醒妇科值班大夫，说明情由，请求谅解，此时产妇血流如注，身下铺的褥子已被鲜血浸透。慌忙之中，刘成新去前台交款，我以家属的名义在手术单上签字，然后将产妇抱上手术担架上，两个胳膊被鲜血染红，由于未耽误时间，又经过医生及时手术，最后产妇平安诞生一个男婴。如果刘成新不是因为他内弟结婚用车来敲我的门，或者开门之后的我对此事无动于衷，其后果真是不堪想象！第二天一早，我让大队办公室出车，将在正在野外弓长岭地区施工的赖荣德接到妻子身边。后来，赖荣德因为脑溢血在家乡病故，他的妻子为大队的事时常打电话找我，而我已经离开241大队多年了。还有一件类似的事情。我的校友惠喜春任水化分队分队长，平时喜欢开车出去钓鱼，将一名农村老汉不慎刮倒。他不知如何是好？请我去医院帮助处理一下。待处理完毕，我突然想起大队研究室张春河患癌症在外地手术，一会儿将要乘火车回到凤城。我听说为治疗一事与大队主管行政的领导起了冲突，护送的亲属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这位主管行政的领导不会出面，而研究室接站的篷车一旦耽误接站，其后果可想而知。因为水化分队能够安放担架的篷车在我身边，为了拾遗补缺，我立马冒雨带车从医院赶往车站。果然不出所料，研究室接站的篷车没有及时到场，我立刻购买站台票进站。当张春和被亲属用担架抬下火车时，我赶忙迎上前去，将身上的军用雨衣盖在他的身上。我知道，张春和亲属见到我这个举动，一切怨恨将烟消云散。事后，每年张春和的妻子和儿子都要来家里表达谢意，倒让我感到有些过意不去！多年以来，无论份内份外？不管求与不求？只要我遇到或料到的，都会尽己所能，全力以赴，因为这个单位和职工需要得到呵护和帮助。 这是我带安防科长金昌山、保卫科长时均登和计划科长郭志民去工程勘查公司在辽南施工现场检查工作时的合影。　　珍惜生命，全力以赴。说到呵护与帮助，在三十多年前，241地质大队还真有一段颇为神奇的佳话。高升远是研究室年近五十岁的工程师，因为患神经麻痺住进丹东部队230医院抢救。有一天，医院根据以往的经验想放弃治疗，接到通知之后，大队长王德贵、总工程师王宗英、研究室主任李万元和我（当时负责行政工作）急忙赶到医院，无非是例行公事，与高升远在临终前告别。可是当看到高升远用手勉强比划一个死字，和眼巴巴不愿离去的眼色，我首先想到他的去世不仅带来家庭的痛苦，更主要是全大队像高升远这样一大批同龄人，尤其是技术干部在关注我们的举动。如果听从医生的意见放弃这条生命，也没有什么不妥，可是一旦将高升远抢救过来，它会给大队带来巨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想到这，我当众问主治医生：“能不能在丹东地区请专家会诊？”医生说：“丹东地区最好的神经科是我们230医院，所以没有这个必要。如果你们非要坚持会诊，可以请沈阳医大的医生。而我们与沈阳医大没有合作关系，只能由你们自己去联系。”王大队长本来安排研究室李主任去沈阳请大夫，我当晚负责在230医院守护患者，可是考虑李主任已经五十有余，而且跑腿学舌，机动灵活又是我的擅长，于是我提出与李主任调换一下。当天上午乘火车赶到沈阳，并通过沈阳地勘局卫生所赵医生在医大的爱人，很快与医大神经科主任见面。主任说：“实在抱歉，我的工作日程已经排满，科里实在抽不出一名合适的医生前去会诊，唯一的办法，看看已经退休在家的陈老师能不能辛苦走一趟，他可是好几年没有外出了，这需要你们同他商量。”就这样，当我们好不容易寻到陈教授，经过再三恳求，终于让这位东北地区神经科权威，已经七十多岁的陈教授点头答应，于是赶奔火车站，当天下午返回丹东230医院。恰好主治医生是他在沈阳医大的学生，如此还需要会诊吗？一切唯老师的意见是尊。他检查了患者，看过抢救用的药方，接下来说的一句话，让医生、患者和家属都充满了希望：“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只是需要改用人工输氧。”然后调正一下用药的剂量，会诊便到此结束。接下来，全大队普查分队的年轻职工轮流到医院值班，经过整整一个冬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手压皮球，终于将高升远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并且很快恢复了正常生活。事后，他的家人请我去家中吃饭，我说：“免了，你们最应该感谢的不是我，而是241大队那些为抢救高升远生命而日夜不停压球的职工们。如果有这个意思，就买点糖果送给他们表达谢意。”说真的，如果没有241大队这个集体，高升远怎能起死回生？所以，千万不要伤害这么好的单位，因为它与我们每一位职工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水井施工，巧妙创收。我在241大队先后负责过行政、生产、工程勘查和找金工作，觉得轻松自在，合作愉快，许多老同志一直非常留恋！记得是1994年，我主管大队工程勘查公司工作。当时他们正在沈阳传染病医院洗井，我去那里检查工作，免不了与医院院长见个面。医院想重新打一口吃水井，我问他们：“原来的井是哪年打的？如何施工的？大概花了多少钱？现在打井费用从何渠道解决？”待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在返回凤城的汽车上，我让工程勘查公司孪友生经理做工程预算：“开孔口径越大越好，费用越多越好。”孪经理说：“这样行吗？”我说：“你尽管大胆做，我来同他们谈。”待水井预算做好后，我们一同去医院谈，结果按工程预算一分钱没砍便拿到手，比实际预算多了14万元，这可是真金白银啊，足够他们工程勘查公司花上一阵子。道理很简单，一是原来的井是1958年人工挖的，费用比较高；二是这次打井是医院上级拨款；三是他们不太懂行，所以我很自信能够谈成。这在全国同类工程施工中，恐怕是单孔收益率最高的。难得一个挣钱的好机会，感谢上苍让我心想事成，轻而易举地抓住了。也不是谁的钱都能挣。比如1995年，我负责大队找金工作，当时队伍亟待用项目养人，大队副总工程师孙希在通远堡镇看好一个金矿点，项目由丹东市管矿办上报立项，费用由省地质局和通远堡镇政府共同承担。我与大队王宗英总工程师和科研室李万元主任到现场看了一下，觉得不是孙副总所说的与金有关蚀变岩，而是属于老地层层间硫化物。我在现场取了两个样，经化验分析不含金。考虑地方政府出资不易，我们不能为了养人而做这种毫无意义的地质工作，于是我带孙副总去丹东矿管办说明情况，要求取消对这个矿点的立项，让丹东市矿管办和当地镇政府好生感动！同理，如果传染病医院的饮水井是自筹资金而不是上级拨款，我绝不会狮子大开口一下子挣那么多的钱。因为计划投资来钱容易，所以这种钱不挣白不挣，除非脑瓜子不够用。 这是我在南宁干校参加全国第六批厂矿长考试时，与东北地勘局各大队领导的合影。那次培训非常认真，用时将近半年，我有幸获得为数极少的“双优”成绩，大家复习、背诵辛苦的场景，至今难以忘怀。　　全员转非，勇于担当。我是一个不墨守常规，勇于担当的人，尤其遇到职工切身利益的事情。记得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辽宁省召开有省计委、省公安厅、省商业厅和各地勘单位参加的会议，内容是参照井下煤矿工人“农转非”，而且再三强调是一次性解决，今后不再考虑。根据会议要求，只能是井下工人，即使是硐探分队的干部也不行。若认真执行这个规定，整个241大队几乎无非可转。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参照执行和一次性解决？恐怕省政府的本意是想让各地勘单位能够用活用足这个政策，给地矿系统农村户口的职工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那是一个诸如单位分房、孩子上学等都要按户籍分配的特殊年代，如果有了城镇或非农业户口便有了一切，为此给那些娶了农村媳妇的职工带来切肤之痛，于是我在班子会上传达会议精神时，提出能否借此机会，将我大队农村户口的职工，不论井上井下，野外机关，一次性全部农转非？会上没有人表态支持还是反对，就这样散会走人了。我非常理解大队主要领导和业务部门的小心谨慎。既然不支持也不反对，那就由我一个人来承担一切吧，因为我实在不想让那些农村户口的职工错失改变命运的机会。根据会议要求，省市有关部门将下来随机抽查档案，看是否有作弊的？在丹东市政府召开的“落实省农转非精神”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一点，由于大队劳资科孙晓茂的儿子刚娶了园艺队的妻子，所以干这种事最有积极性，我让他把农村户口职工的档案搬到我的办公室，干啥？改呗！直到符合“农转非”条件为止，这叫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与我分析判断一样，政府有关部门只是说说而已，最终并未下来抽查档案。在最后丹东市政府召开的总结“农转非”的大会上，我们241大队除了广东籍赖荣德一人不情愿，其余农村户口职工的家属全部“农转非”，由于干净利索没有遗留一点问题，故得到了大会的表扬。相反，丹东治金第七地质大队，在丹东市政府召开“农转非”第一次会议上，又将一名老职工“农转非”的问题提了出来，逼迫市里有关部门表态支持，最后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被大会点名批评。为何？因为你太机械呆板了，自己不利用政策想法变通，却将一切责任推给政府有关部门，不批评你那才怪呢。多年之后，当我学老悟道，才知道这正是老子所谓“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前半句好理解，即道与俗反，回归本源；后半句是说，凡事要以弱者为用，即为弱者用权，因为只有弱者不弱，天下才能和谐安宁。至今，大队这些“农转非”受益的职工，谁也想不到有这样一个过程，他们以为是政策使然，一切理所当然。后来我调到沈阳局机关劳服公司，有一天赖荣德的老乡刘成新打电话给我:“刘队长，这次大队分房只有赖荣德未分到，这也太吃亏了，你看怎么办？”我沉思一下说:“让小赖本人拿两个钱，你去找大队保卫科，请他们向当地派出所说明情况，求派出所出个赖荣德家属是非农业户囗的假证明。我心想，反正大队内部没人攀比，开这种户口假证明不承担任何风险，况且还能多少收点钱，派出所何乐而不为？最后赖荣德如愿以偿在机关院里分到了住房。 这是我与地勘局计划处李景华处长去珠海考察土石方项目时的合影。　　体制之殇，难有作为。“一九九二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划了一个圈……。”每当听到这首《春天的故事》，便唤醒我在四十不惑之年刻骨铭心的一段回忆。1992年10月底，北京地质总局勘探处成立大地勘查公司。看到各地勘单位的工程勘查如火如荼，而东北地勘局工程勘查则死气沉沉，大地公司有意想帮扶一下。此时，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刚刚发表，中国南方掀起改革开放大干快上的热潮，各种工程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局主管工程勘查胡忠义副局长找到我，我通过吉林四平市老战友李长江，拿到四平长白集团手中一份土石方工程合同，这样就有了立项操作的基础，为此局里任命我为东北地勘局工程勘查公司副总经理，并立会研究具体事宜。会上，首先认定合同可行，同时采纳我的意见：设备归东北地勘局所有，241大队有使用受益权。会议决定派我与计划处李景华处长、勘探处张福良处长一齐赴珠海实地考察。我考虑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会上争取到两个授权：“一是如果合同情况变化不大，对方要求立即签定正式合同，签不签？谁来签？二是如果项目紧急启动，而我方施工设备尚末扺达现场，能不能就地购买少量设备进驻场地？但是价格恐怕要昂贵些。”程复送局长和胡忠义副局长当即拍板：“可以签。由你签。设备可以少量购置。”散会之后，程局长去云南开会，胡副局长去俄罗斯考察。其实两个局长，尤其是主管局长一走，已经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如果胡副局长不去俄罗斯而在家坐阵指挥，家里一些人还敢造次胡来吗？到了珠海，白山集团（总部设在海南岛）派人接待并领我们到现场考察。原来我们手中拿到的合同，不过是一个“钓鱼”的合同，白山集团想钓到一个实力雄厚的施工单位，我们想钓到北京大地公司100万和后续的投资，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因为我的身后站着核工业东北地勘局，而且又处在精力旺盛的不惑之年，加之学过地质专业，又管理过工程勘查工作，所以得到了白山集团的认可，待两位处长走后，项目便转入落实阶段，我所预料的事情也一件又一件地浮出了水面。一天，白山集团留在珠海负责跑项目的王岩突然回来告诉我：“事情已办妥，明天看现场签合同。”施工现场在与澳门隔海相望的横琴岛上，施工地段的岩石是花岗岩风化壳，只须用挖掘机直接抓到车上，填海的距离不过几百米远，并且直接与工程指挥部结算，拿到可谓一块肥肉，可是时间紧迫，要求设备必须在五天之内进场施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我知道家里是指望不上，于是直接向北京大地公司、也是地质总局勘探处处长刘若儒求援，非常感激刘总当晚用半宿的时间打电话与有关单位联系，可惜没有闲置的设备能够前来救急。记得那天晚上，王岩躺在床上对我说：“刘总，我不怪你，是你家里出了状况。明天你离开珠海，我在这等着小李前来算账。今后如果需要合作，我会去找你。”如果他怪罪数落我一顿也就算了，可他却偏偏说出如此体谅的话，让我感到很惭愧！这些天，我亲眼看这位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为了争取这个项目东奔西忙所付出的代价与辛苦，今天却因为我方违约而前功尽弃，于是我动了恻隐之心，我说：“王岩，现在还没有成为死局，咱们能不能借钱租设备占场地？”王岩闻罢，一下子窜到地上，立刻跑出去打电话，过了一会回来对我说：“白山集团老总让你与他亲自讲。”只听电话那头老总说：“我不信王岩，我信你，就听你一句话，是行？还是不行？”我说：“行！”“那好，明天你去医药大厦取10万元现金。”第二天，取钱，租设备，交场地费。第三天，正好大队安防科长金昌山和司机刘成新从大队赶来，大家早早起来将五台重型装载车和一台日本产的挖掘机，连同司机一齐租船渡过海。两名职工分别负责施工现场和伙食管理，就这样以核工业东北地勘局为甲方名义的第一个土石方项目在珠海横琴島正式开工了！它若成功，北京大地公司将不断输入资金，东北地勘局工程勘察公司将不断发展壮大，前途不可限量，然而这触手可及的一切却断送在程局长和一些人的手里。在程局长和胡副局长走后，局里有一个处长胆大妄为，竟然领着一些人重新计算那个用来“钓鱼”的合同，怎么算怎么亏损，局机关一度处在担心和恐慌之中。那个处长还负责任地跑到241大队当面做工作，让王大队长不要支持前方急切待援的我。再说那位在云南开会的程局长，早已被人在电话中拿下，回到北京便三番五次打电话督促我立刻回沈阳汇报工作。我说：“如果我离开珠海，乙方肯定会收回这个项目，我们将前功尽弃。”你想，如今有了租用设备这种施工方式，何须你这徒有虚名的甲方？北京大地公司刘总闻听此事，在北京专门找程局长谈话，让他“不要相信家里人的话，一定要支持小刘的工作。”不知为何？程局长是老鳖吃秤砣铁了心，不顾一切非让我回沈阳汇报工作不可，几乎是命令的口吻。忘不了那个临近春节局里早已精心准备好的会议，如同窗外的隆冬让我感到一阵阵心寒！就这样，珠海横琴岛填海工程项目被扼杀在摇篮中。待一切结束之后，胡副局长才从俄罗斯返回，免不了要带上我去珠海处理善后工作。王岩出面接待了我们，酒过三巡便开口道：“刘总借的10万元钱，由我负责偿还。”对此，胡局长心里一直吃不准，可我从未担心过。道理很简单，因为你既然接管这个工程，自然要承担前期的费用。当胡副局长目赌了横琴岛上施工现场，并从两名职工那里了解到具体数据，回到珠海便操起电话，分别打给北京总局和沈阳地勘局，决定启动土石方工程项目。我心想：此一时，彼一时，丢掉了横琴岛的项目，你不可能再遇到这样的主，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旦失去，苍天不眷。只要项目启动，足以让全局的人知道我刘鸣川所言不假。一是我因为受到伤害，表示坚决不做；二是胡副局长和计划处对241王增春的表现十分不满，于是决定将这个项目交给长春244大队来操作。不出所料，遇到尽是啃不动的硬骨头，加之施工人员不利，结果一败涂地，不得不撤回转给赤峰243大队，最终100万设备成了一堆废铜乱铁，令人唏嘘不已。记得胡副局长第二次去珠海落实244大队土石方项目，他让我跟去将丢在横琴岛上那俩名职工带回来，有人立刻向北京打小报告，生怕我又回到项目中。北京大地公司刘总来珠海检查工作，回到北京立即给程局长打电话：“把小刘调到地勘局，加强珠海项目的领导。”我们这位程局长正谋划让241大队王增春接他的班，怎能让我做胡副局长的“帮凶”？前面已经启动的横琴岛填海项目自然不会让你成功？反省这一事件，我当时如果拒不执行程局长的调遣，可以肯定绝不会是后来这种失败的结局。可是在“兵改工”单位，服从意识一直很强，况且为了单位的事情，谁愿意为此拼命一搏？你这个“国君”尚不知珍惜，我一个过河的卒子又何必如此？我在前线最紧张时候曾在电话里说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一些人眼里这是大逆不道，为此竟然受到质问。我们东北地勘局是全国地勘单位的尾巴，尤其是工程勘查这一块，上苍给了你机会，你不知道疼爱珍惜，为神不会再次眷顾你。我经历了这一事件，收获和得到了很多，用我老伴话说：“你就是一个打工仔，能让你说了算吗？”仔细想来，在这个体制下，谁又不是打工仔？我亲眼见过我的父亲在临退休时，为工作，为对错，曾经痛苦过，那时我没有经历过，不知该如何帮助他排解？今天我会说：“我们的生活工作离不开政治，只有真正理解了政治的含义，你才会无怨无悔，笑对人生。” 这是在大队工会组织的活动中，我与大队计划科长郭志民和政工办主任邹艳军合影留念。　　不知本末，失道而乱。自从我1984年进入大队领导班子之后，尤其是主管行政工作，常常会遇到一些涉及单位和职工的根本利益的事情，因为事关根本，我都会主动拿到会上，让大家讨论决定，然后再由自己去执行。这样既便于约束监督自己，也防止其它因素的干扰破坏，为此我付出不小的代价。如果记得不错，应该是发生在1988年的事情。凤城银行由于新建的房子数量有限，他们决定这次暂不考虑女职工，待明年分房再予以解决。其中涉及我单位三位职工家属，而这三位职工家属都不是“善茬子”，因此银行那边传过话来，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顶一下，无非从我们嘴里说出：“银行不分房，你们还住在我们家属院里，待明年分房再走不迟。”这三位职工家属找到大队，想用她们住的房子与银行交换，如此则严重损害大队与职工的根本利益，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事关重大，我自然要求立会讨论一下。还未待我这个主管领导表态，王大队长便说：“不行，绝对不行。”工会王主席提出一个折中方案：“用河南家属院的平房来调换如何？”王大队长的回答是：“那也不行！”会议到此结束。下来，我的一个老战友在大队门口和我谈这件事情，王大队长从旁边经过便接过话茬：“你说那个事，找谁也没有用。”表明他对此态度非常坚决！可是谁也料想不到，经过一个礼拜天，不知是哪位神仙？运用什么手段？便将我们这位态度异常坚决的王大队长拿下。待到星期一早上一上班，他便进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银行三位换房子的事，你给他们办一下。”我一听这不是胡闹吗？要办，可以，你王大队长召集班子开会，说明一下改变原来会议决定的理由，如果我抗拒不执行，那是我这位副职没有大小，不懂规矩。现在仅凭你私下一句交待，我便违背大队班子会上已经做出的决定，岂不太小儿科了？王大队长一看我不理会，便让工会王主席去办。这位王主席将此事拿到工会小组长会上讨论，有的老同志听了当场伤心流泪。既然如此，你王主席倒是拒绝，或者将会议讨论结果形成一个文字的东西交到王大队长手里，你看他还敢胡来吗？非常遗憾，王主席却跑到银行去恰谈此事，银行领导当然求之不得，而我们大队则陷入混乱之中。我不明白，挺好的单位和职工，多啥要弄得鸡飞狗跳，叽呱乱叫？为了满足个别人要求而损害单位和职工的根本利益，真是得不偿失，更主要是破坏了工作纪律和程序，开创了一把手为所欲为的先河。事后，王大队长感到自己很委屈，搬来局里主管干部的赵副局长来大队开会罢免我，理由是我不与他这位一把手保持一致。会上，待我说明事情的经过，赵副局长二话没说抬屁股走人。凡事不从自身找原因，却迁怒他人，尤其这种伤害感情的事，怎能轻易启动？硬是将一个好好的领导班子，搞得四分五裂。这中间，你听不到大队党委书记说一句话，再遇到一个糊涂之极的工会主席，你一个行政副职想维护单位和职工的根本利益谈何容易？你也许会说：“顺从他不是什么都有了？”别忘了，遇到这样一个用两瓶酒便能改变主意的主，你觉得可靠吗？我们考察干部，往往不仅要考察他的过去，还要考察他的现在，更要考察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表现。其实以道观之，观其根本，通过大队与银行换房这个事件，不难知道他本人，及其所领导的241大队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件足矣，何须多也？ 这是我陪同北京地质总局安防处宋桂英主任（左）和东北地勘局刘玉科副局长（右）、安防处张志库处长（中）去本溪摩天岭大队废渣治理现场检查工作。　　德不配位，莫怪编剧。如果记得不错，应该是1996年夏季，北京地质总局左仲珍副局长率领各地勘局安防处长来241大队检查工作，对于大队来说，这是一次级别很高的安防检查。我凭直觉感到，左副局长这次来大队，除了检查安防工作，可能与王大队长升迁一事有关。为了迎接安防检查，我在动员布置之后先组织有关部门自检一次，发现印刷厂没有行动，于是我又召集受检单位领导开会，大队长王增春和书记申兆俭也参加了会议。因为印刷厂没有行动，所以我讲的比较重：“个别单位领导想不想干？如果不想干，马上提出来；如果想干，请立刻行动，大队明天上午再检查一次。”王大队长接过我的话：“明天我参加检查。”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这个印刷厂是他的掛勾单位，同时大队长又是安防第一责任人，有他亲自到场，效果肯定不错。第二天上午，当大家走进印刷厂时，只见仍然满地纸屑，甚至能见到几个烟盒，实在不堪入目！谁知王大队长竟然熟视无睹，领着大家转了一圈便若无其事地返回机关办公室。此时此刻，我不知道王大队长心里在想些什么？难道不知道安全生产一票否决的严重后果吗？第二天，我去岫岩迎接检查组，返回大队时已经很晚了。早上，北京地质总局安防处宋主任向我交待8.30分开始检查，而且左副局长不参加，他要找王增春谈话，其来意果然被我猜中。当我走出招待所的侧门，斜跨一步探头往印刷厂的院里瞅了一眼，只见院中有一个烟蒂，便猜到印刷厂没有行动。从内心讲，我并不期待王大队长升迁，如果徉装不知，待一会检查时，他的升迁便会倾刻化为泡影。至于我，只须讲清事情经过，是能够脱离干系的。但是，将如此不堪入目的生产现场暴露在总局领导和各地勘局安防处长面前，丢的不仅仅是241大队，更是整个东北地勘局的颜面，会成为全核工业地质局一个笑柄！如果我没瞅这一眼罢了，瞅了，发现了，更主要离检查还有半个多小时，完全来得及补救，我若徉装不知，让他彻底玩完，此非善者所为。一句话：他王大队长丢得起这个人，我刘鸣川丢不起这个脸，更不应该将个人的恩怨带到工作中，于是决定尽职尽责，一切顺其自然。我对身边的安防科长说：“立即通知印刷厂。”谁知安防科长因为印刷厂屡屡不动，早憋了一肚火：“刘队，不管，是什么样就检查什么样。”我完全理解他的违抗是冲着王队长的，于是我打电话通知王队长，他听了慌忙说：“我马上告诉他们这就打扫。”就这样，安防检查躲过一劫。谁知到了张久权副大队长挂勾的机械厂，当检查组提出问题时，他不知深浅一再辩解，惹得北京总局安防处宋主任极其不爽：“要知道我们是代表国家履行检查安防职责，别说你一个小小的厂长，就是地勘局局长也不敢这样。”检查完毕，她如实向左副局长做了汇报。下午，左副局长对我说：“小刘，一会儿你带我到几个生产单位现场走走。”我赶紧找到安防处张志库处长和刘玉科副局长，因为我知道，若由我单独带左副局长重新检查，王大队长一定会将一切怪罪于我。下午检查时，我特意走在前面，见到张副大队长赶忙迎上去嘱咐他：“只能听，不要解释。”就这样，又躲过了一劫。待最后检查到汽修厂时，左副局长明显精力不济，由刘副局长和张处长负责检查，我陪左副局长在一旁说话。他对我说：“你准备接替王增春的工作。”话音刚落，那边汽修厂王成富厂长与刘副局长吵了起来，左副局长立刻对我说：“小刘，马上通知大队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开会。”在会上，左副局长说：“刚才发生吵架这件事，与你们安防科无关，与主管领导无关，是干部管理问题。你们安防工作抓的不实，下来要很好抓落实。”我一听，左副局长明显是在收回上午私下与王大队长的谈话，他升迁没戏了！可是王大队长却浑然不觉，幼稚的让人心痛！这不，孩子死了来奶了，第二天，原本由我陪同检查组去丹东，换他亲自出面；原计划我去北京汇报安防检查整顿工作之后在北京与日本人冾谈矿产事宜，他突然打电话让我回来，改由他去北京亲自冾谈。从他电话里焦急的声音，不难感到是生怕我在北京坏他升迁的好事。我心里不免苦笑：若想坏你的好事，在凤城不动声色就能将你做了，又何须跑到北京来破费口舌？他哪里知道我拾遗补缺为他所做的一切？老天本来为他编排了一个很好的剧本，可惜让他自己演砸了。如果他能顺其自然而不刻意追求，很有可能坐上局长的宝座。可见，一个人能否善于同道？对于人生至关重要！ 　　冰清玉洁，尽职尽责。我于1984年~1997年在241地质大队任职的十三年间，总共建家属住宅六次，其中我负责四次。之所以如此频繁，主要是241地质大队因为提交下马塘3075矿床，被核工业部授于找矿功勋地质大队而获得改善职工住房的奖励。有人认为基建是个肥差事，甚至有人开玩笑，按着后来的社会惯例，给我计算从中应该赚取多少回扣？而我却冰清玉洁，宁肯将个人获得的好处转换成最低的造价，最好的质量和最快的速度，也不会玷污单位的声誉，从而失去对方应有的尊重。第一次是1985年利用地勘局投资和大队福利费40万元建40户住宅，根据投资渠道，大队决定用取费较低的乡镇建筑队来施工。我带领大队两位前领导班子成员和基建科的同志，通过现场调查，最终确定由边门建筑公司第一施工队负责施工。没想到第二天，建设局建工科王科长领着边门建筑公司另一个施工队的头头找上门，想取而代之，当遭到拒绝后，便利用丹东市组织的施工现场安全大检查的机会寻隙报复，将工程停了下来，最后迫使我不得不找到建设局刘局长，才将此事摆平，事后不仅王科长被撤职，而且被耽搁一个月的工程也在年底前也如期完工。如果年初接受监工科的安排，恐怕很难当年完工，因为取费低的施工队伍千差万别，头头个人的素质和能力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对施工队伍选择的办法，以及认准后的坚持是非常正确的。第二次是1986年，由上级投资建五千平方米的职工住宅。因为是计划投资，大队决定选用施工级别较高的建筑队，也是通过现场调查来确定施工队伍，最后决定由凤城二建负责施工。施工头头姓孔，可能因为刚入党，有点忘乎所以，不听甲方劝阻，擅自将阳台预制件连接改为用铁网制作。待其完工后，基建科长桂江棋回大队找我汇报，我到现场看完后，立刻让乙方将二建孙学信经理找来，我说:“按着规定，设计图纸除了主体，乙方可以提出修改意见，但必须经过甲方同意才行。现在情况是，乙方的修改不仅没有经过甲方同意，而且达不到原来的设计要求，更主要是甲方制止不了，你说怎么办？”孙经理闻罢出去转了一圈，进屋后立马表态:“全部拆除，费用自理。”让我不由在心中点赞，对此人刮目相看。要知道，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一般都会不识趣的交涉一番，孙经理若是这样，不仅达不到目的，也会让我心中生厌。这一年年底，二建孙经理拟提建设局副局长，他想将这个住宅楼报丹东市优质工程。经验收，虽然主体工程优秀，但由于水暖一项未达标，只能按合格验收。由于孙经理很快要走马上任，会上建设局建工科和质量检查站的人都不敢发言，只好私下里拜托我出面宣布这一结论，惹得孙经理很恼火，竟然拒绝出席最后验收的饭局。尽管如此，但他私下里却对别人说:“我佩服凤城两个甲方单位，一个是241大队，另一个是邮电局，他们没有乱七八糟的事情。”第三次是1989年，因为北京四月份XXX，考虑基建计划要求当年完成，而建房牵涉到临街改造，需要动迁当地老百姓，我请原601团政治处副主任，现任房产经理初尔清到大队商谈动迁事宜，在得到他无法按期完成动迁的答复后，我不得不动用关系将地址改在大队机关院内。这个工程原来想给原601团团长，现任丹东一建经理田士栋，经初步洽谈，丹东一建的取费可以降低一级，但是远程施工费减免不了，建筑成本太高，这时候凤城二建的队伍正在241大队后山给热电厂施工，由于施工经费不到位，队伍压在那里，正在一筹莫展的孙经理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请县建设局蔡喜林和物资局李双印两位局长出面，想把这个工程搞到手。考虑到241大队不能与地方这些部门关系搞的太僵，同时田团长的施工收费又太高，权衡之后，我在饭桌上表态:“两个局长的面子不能不给，这次可以不搞招投标，但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确保工程当年及时完工。开工时甲方只有上级拨款五万元，乙方需垫付四十万元左右，甲方不承担利息；二是执行当年的施工预算，但必须O取费。尽管赚钱不多，毕竟解了燃眉之急，所以由不得孙经理不答应。这样大大降低了工程造价，同时赚了个好名声，因为事后李副县长在全县关于热电厂施工的大会上说:“我们有些单位，涉及电厂管道动迁斤斤计较，讨价还价，可人家241大队虽然是中央企业，却帮助我们安排施工队伍，你们应该好好向人家学习！”待基础挖好后，基建科长对我说:“由于基础挖的太深，按预算规定，土石方量超过一定量之后应该翻倍计算。”我说:“他们不是挖一方挣到了一方的钱吗？既然未吃亏，那就按实际土石方量计价。”就这样，用最少的费用，最好的质量，四千平方米的职工住宅到年底按时交工。第四次，是在1997年我调到局机关之前，由于大队改变计划，不想在原址建房，预交的二十万元保证金拿不回来，同时拆除家属院锅炉房涉及到变压器移位等难题，实在摆不平了，王大队才不得不让我负责此事，考虑自己年底要走了，不妨最后为大队做点好事，于是应承下来。大队立会，决定选择凤城市商业基建队施工，并按施工预算操作。为了确保预算精确，我私下里请建行负责审查工程预算的王科长来做预算。由于几年不主管基建工作，故对建筑市场情况不清楚，于是我利用星期天休息日到几家施工现场走访，在得知可以砸死坑，即不管赔挣，一平方米包死多少钱之后，我到建行见了王科长并说了我的打算，他立刻表示赞同:“刘队长，这个办法可行，而且你出的这个价格，在整个凤城市是造价最低的。”为了落实好这个方案，同时也怕基建科的同志干扰我的决心(此前他们与商业基建队有业务往来，相互之间比较熟悉)，我单独与乙方开会，迫使己方不得不接受砸死坑的方式。第二天早晨，乙方施工队长打来电话:“刘队长，我一宿没睡觉，你们大队不是决定按预算计费吗？你为什么跟自己过意不去？”我说:“241大队今年基建就这个条件，若能接受，你们就干；若不能接受，我另请高明。”就这样一千多平方米的家属楼按时开工。待完成基础施工，我到工地一看，发现水泥捣制太多，现场有些工人恐怕要闲置，我二话没说，叫上基建科长孙军和乙方负责技术的副队长，干么去？找设计单位修改设计呗。由于他们知道我同建设局领导的关系非同一般，更主要是认识到设计过于保守，不得不答应修改设计，从而提高了劳动效率。事后，施工队长感动的连声道谢:“我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你却提前帮我解决了，上哪儿去找你这样的甲方啊？真是谢谢你了！”为了保证在高考复习夜间浇灌混泞土顺利实施，我拿个小板凳坐在施工现场，有的职工打开窗户刚要骂，低头一看我坐在下面，便立马退了回去。我想，既然造价压的这么低，又不能不让乙方有点赚头，那么甲方应该主动为乙方排犹解难，援手乙方，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8月10日，我接到调到地勘局的通知，待到九月底，负责基建的工会副主席侯国春打来电话:“刘队长，明天楼房主体完工，大家期待您回来主持上梁仪式。”盛情难却之下我说:“明天咱们花点小钱，请乙方全体施工人员吃个饭，大家一齐乐呵乐呵。”记得那天，大家非常高兴，尤其是乙方，他们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甲方，在造价和质量上寸步不让，而在施工的具体细节上，却是处处为乙方着想，后来才知道，这便是道，老子所谓的根本之道，可惜很少有人知道并实行之。我永远也忘不了，在施工之前办理手续时，我找到已经当上凤城市监工局局长的二建经理孙学信，他不仅主动减免监工局的所有收费，而且领着我去拜访凤城市电业局安局长，对变压器迁移只是象征性收点费用，这应该是我维护单位和职工利益，得到对方的尊重才有的回报，着实令我感动！ 这是我于1986年参加全国厂矿长考试在南宁火车站拍的照片。　　虚怀若谷，砥砺前行。“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天。”记得是1991年年初，局里根据241大队长王增春多次要求调往长春244大队的申请，经局党组研究决定，由主管副局长赵乐先、工会主席卢世荣和干部处处长马岳明前来大队调整领导班子。局党组开会研究：如果241大队长有合适人选，我去沈阳240研究所任所长；如果没有合适人选，我在241大队任大队长。基于这种安排，他们来大队首先宣布了接替我位置的副大队长的任命，然后与班子成员逐一谈话，看由谁当大队长合适？绝大多数班子成员投了我的赞成票。这个时候本该宣布大队长的调令和对我的任命，局工作组便完成了此行的任务，可是接下来的表现却令人匪夷所思？他们在最后同我谈话时说：“王增春昨晚变掛不想去244大队了，而且让原601团副团长孙会发向我们施压，要求王增春带着副局长的任命去长春上任。如果他不走，我们回去研究免了他。”看得出王增春的愚蠢作法着实让局工作组恼火了！我心想：如果我是你们，深知局里一把手是一个优柔寡断，磨磨唧唧的主，为了维护局党组和自身的威信，也为了爱护基层领导干部，应该立即宣布调令和任命，这样做无论对谁都好，可惜他们夹着调令和任命走了。正应了那句俗话：“不怕没好事，只怕没好人。”所谓没好人，指缺少会成全人的人。当王大队长先后有三次升迁机会均被他自己断送后，不仅不反省自己，反倒埋怨起局里：“当初要是宣布调令，我不就走了吗？”这样只好执行局党组第二个方案，让我去240所任所长。有一天，我去沈阳局机关办事，赵副局长通知局机关招待所的服务员，让我晚上务必去他家里一趟。我去了之后，他代表局党组正式通知我去240研究所任所长，并主动提出家属调进研究所，房子住调海南队许悦倒出的房子，书记由244大队大队长曲宪良担任。不久，又通知我代表240研究所参加在兴城246医院召开的局工作会。会后我找到程局长，没成想程局长突然变掛，让我自己解决家属工作问题，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心里感觉很不舒服。这时大队正在建家属楼，其中有四套大的用来改善大队领导的住房。有一天，我爱人对我说：“咱们如果不走的话，刘宇上一中念书更近了。”我说：“你若不想去沈阳，那我给程局长打电话。”她说：“能成吗？”因为她在旁边看出来我不可能不去。我说：“前有车后有辙，王队长可以不去长春，我为何非得听从调遣？”于是操起家里的电话打给程局长。听说我不想去240研究所，程局长在电话那头着了急，这个时候家属进240研究所已经不成问题。见在电话里一时半会儿说不通，他让我这两天去局里面谈。还没等我动身，他来大队处理公干，特意留出小半天时间约我谈话。尽管我有扺触情绪，但一开口我还是说：“程局长，关于我调240研究所的事，请问局党组定没定？如果定了我服从，如果没定算务虚，我没有想法。”如果程局长说“定了”，此事一了百了，我自然会服从调遣，可他却从嘴里冒出一句：“没定。”我心想：你局里开会我能不知道吗？况且赵副局长已经代表局党组通知了我。遇到这样没谱的主，我去240研究所也难有作为，对不起，今天的谈话由不得你了。于是我说：“既然如此，那今天算是征求我的意见？我的意见不去！”听我如此表态，程局长顿时慌了手脚，什么“你得去啊，你不去在241大队干，也是给正职干的。”什么”你在241大队副职的位置上，要想进局班子有困难啊……。”完全是不负责的信口雌黄。他见我不为所动，最后只好说：“你若硬不去，我也没有办法。”这就是我所面对的局长，而且长达十年之久！你可能会说：“适者生存，为什么不能顺从一下？”甘为知者赴汤蹈火，不为愚者委曲求全，这是我多年来的坚守，我对我的选择从未后悔过。此后，我在241大队除了主管安防科，等于被挂起来了。不久，我去局里参加年初安防会议，王大队长问我能不能顺便去省水利设计院争取一下本溪观云阁水库施工项目？按理说，既然我不管工程勘查这一块，而且刚提的主管副大队长又是原来勘查公司经理，一切顺理成章，我完全可以拒绝帮这个忙，可是想到还有那么多职工在可怜巴巴地瞅着，如果争取不到这一块，他们将不得不回家种地。尤其当初我对他们有过承诺：“请相信我，一定会从他们的上级机关拿到好的合同。”所以，不看僧面看佛面，在会议结束之后，我便去省水利设计院面见慈院长，三言两语便拿到100万最高价格的施工合同。原因很简单，因为观云阁水库要赶在国庆节前落闸蓄水，所以非常渴望有一支过硬的施工队伍与其合作，而我们这支施工队伍刚由部队改过来，况且去年在观云阁水库创造了围堰灌浆最高台月效率，辽宁省水利设计院自然求之不得，怎会舍我不用？因知本末，且能从根本入手，不仅有先见之明，而且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要知道，那个年代100万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之所以主张承接100万的工程，在心里面早已筹划好了，因为省水利设计院负责现场施工的甲方是一个无道的主，一旦刁难或不及时付款，完全可以依靠100万的生产能力来制约对方，甲方焉敢为工程款惹乙方将工程停下来？返回大队后，我立即带上新上任的栾副大队长去观云阁现场落实合同，待一切处置完毕，这才通知对方：“栾经理已经升任副大队长，由他接替我的工作。”按理说，奠定这么好的基础，这个项目绝对没有问题。可是到了年底，本溪观云阁水库围堰灌浆这个项目，竟然演变成一场讨债的官司，不仅丧失了241大队的尊严，而且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更主要是中断了今后与辽宁省水利设计院的合作。我虽然不主管这个项目，却通过大队出的小报关注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只见每月超额完成多少任务？却不见回款的报导，我猜测王栾两位领导是让项目经理杨加军给逗了。有一次，杨经理回大队办事，我把他叫到办公室，我问：“你是不是和两位头头讲了，你只负责进尺，不负责回款。”他答：“是的。”我说：“你这句话说说可以，但绝不能当真去做。在他俩答应你的时候，依你的智商应该知道它的后果，两个头头虽然为了满足个人私欲片面追求产值惹下此祸，你也难辞其咎！”我们在观云阁水库，第一年是给辽宁省水利设计院下面一个施工单位打工，具体负责水库围堰打桩灌浆，甲方只付给我们用小型钻机打桩的工钱。第二年，当我们熟练掌握这门技术后，我们计划承揽打桩灌浆全部工作。虽然我每次到施工现场，甲方一位刘处长都要热情接待，但在谈话中，他不无卖弄地向我们炫耀曾经如何玩死过给他们打工的丹东第七地质大队？让我立即警觉起来。待到第二年谈合同时，甲方开出了十分苛刻的条件。假若甲方有道，问题不大；假若甲方无道，必然玩完。一些职工见我拒签合同，担心自己将要回家种地，于是买来啤酒和罐头，以此在宿舍里表达自己的心情，这才有了我对他们的承诺。待我带着栾副大队长见到甲方，我说：“本来诚心诚意想与你们合作，可惜你们逼着我不得不找你的上级领导，这叫牵着不走打着走，请你们能够理解。”乙方连连点头称是。见水利设计院将每米单价全部交到我们手里，甲方央求我们能不能每米返给他们50元钱？因为许多辅助工作将由他们完成。此时，我们已经反客为主，甲方还敢刁难吗？后来听说甲方站在院子中间骂：“不想干，你们就滚！”有的职工气不过：“要是刘队长在，他敢？”有一次，杨加军经理好不容易将甲方领到大队，因为王栾两位领导都不在，申书记让我出面接待一下。我在门外问杨经理：“什么意思？”他说：“要钱。”我说：“多少？”他说：“最好能给10万。”进屋后，我问甲方：“为什么拖延工程款？”。甲方解释说：“你们只顾工程进度，也不配合我们向上级要款。”甲方见我出面，并且态度严厉，答应立即转款，并一再表示：“你去，我们一定好好招待。”如果王大队长不将单位视为私产赖着不走，如果局工作组在调整班子时不拖泥带水，一切按着会议决定与工作程序办理，观云阁水库100万幄幕灌浆项目会丢人现眼一败涂地吗？这便是所谓因果报应，因若不善，果岂能好？若因恶果好，谁还向善？一切皆天道使然。以道观之，天下之事无非简单与复杂之分。若从根本入手，复杂之事简单化；反之，则简单之事复杂化，在调整241大队领导班子这件事上，缺少一个道字。我所做的这一切，谈不上什么不计前嫌，包容大度，我只知道人在做，天在看。我不负天，天何负我？后来才知道，我这样做，正是老子所谓“善于同道者，吾善待之；不善于同道者，吾亦善待之，此乃天地之母所予天性之善。”当程局长1997年年初退休，我便知道年底前该动一动了，哥，不在241大队陪你们玩了！ 这是我在劳服公司与部分职工去庄河冰峪沟旅游时的合影。　　投身劳服，谱写新章。我从1984年10月30日起，在241大队担任副职13年，这在核工业地质局恐怕是极其特殊的个案。这中间仕途之路一波三折，有上级机关的原因，也有自己任性放弃，我不怨天尤人，一切命中注定。1997年8月10日，我调到沈阳东北地勘局局机关，先后任劳动服务公司书记经理，在2000年属地化调整局领导班子时，曾以副局长人选上报北京地质总局，由于个人硬件不足，也由于上级人事安排不利而未能如愿。这只能是我人生中一个小插曲，表明领导对自己工作与能力的认可。自己没有为此花费一点心血，一切顺其自然，故没有宠辱若惊的感受。在局机关劳服公司任经理期间，有一件事情值得写入美篇。2000年，也就是核工业东北地勘局属地化更名辽宁省核工业地质局几个月之后，因为劳服公司经营场所拆迁，所以局里决定将旁边新建不久的小白楼置换给劳服公司。我意识到这将给劳服公司带来质的变化，由此也会导致那些下岗集体职工要求上岗，而劳服公司必须建立一个稳定长效机制，即从社会上招聘一部分服务员以改善和提高服务质量，所以当务之机不是抓管理，抓效益，而是未雨绸缪，首先要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劳服公司刚搬完家，我顾不得一切立即与书记赵军去省国防工办集体处和人事处汇报企业人事制度改革的想法。当时我们内部正在操作“买断工龄”，许多全民职工纷纷离开原单位。我认为此法不妥：一是没有国家文件做依托，这种私下流行的“买断”很难长久，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势必要遭到否定而反弹。二是劳服公司是集体企业，若效法“买断工龄”的办法处理之，一旦有风吹草动，劳服公司必然是重灾区。基于对形势和政策的上述分析，我们寻求找到更为稳妥的办法，于是省国防工办集体处和人事处的领导带我们走访了国防工办口的一些集体企业，可惜没有我们想要的这种人事制度改革的做法，最后在皇姑区劳动局得到提示：可以参照国务院《关于集体职工违反劳动纪律解除劳动合同办法》，一下子茅塞顿开，因为在劳服公司试行内部股份制时，曾经有一名集体职工主动提出，劳服公司按此文件规定解除了他的劳动合同。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劳服公司开始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即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企业和个人双向选择，尤其是企业对违纪职工可以依据国家规定随时解除劳动合同，这样就恢复了合同制的初衷，使职工不能不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从而使局劳动服务公司步入正轨。经过思想发动，文件引导，在自觉自愿基础上，劳动服务公司先后与二十多名集体职工解除了劳动合同，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四十。更主要是一劳永逸，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不久之后，我局“买断”职工开始上访，闹得上级机关焦头烂额，而劳服公司则风平浪静，没有一名解除劳动合同的集体职工回劳服公司或去局里要求返岗。要知道，这时候劳服公司经济效益非常好，职工收入成倍增长，那些解除合同的集体职工不可能不知道。另外，这些解除合同的集体职工是师首长和部门领导的子女，过去一直是“闹而优则仕”，如果说社会涌起“买断”反弹潮时，他们最应该冲锋在前，可是这次却显得异常的冷静，因为他们知道：劳服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实行的是国家文件，找也好，闹也罢，统统无效，况且坐在经理位置上的那个是一个软硬不吃的主。事后，原劳服公司经理，时任局人事处处长马岳明对我说：“老刘你真行，我在劳服公司可没有你这个胆量。” 这是大连二姐一家的全家福。 “三讲”惹祸，姐夫免狱。2002年，二姐夫在大连税务局开展“三讲”教育中，由于没有妥善处理好与大连市税务局一把手的关系而遭来横祸，被批捕起诉。我从沈阳带律师去大连工作一个月，加上各方面的积极营救，最后无罪释放，且免于纪律处分，退休时享受副局级待遇，这在全国绝无仅有。在办案过程中，有两个小插曲一直印在脑海里。第一个插曲是律师去看守所里面见姐夫犯罪最重要的证人~大连某街道主任黄和光。我对律师说：“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证词，但有可能承认他的内弟与姐夫的二儿子一齐做买卖这件事。一旦承认，你必须分开做两份笔彔让他签字划押，以便庭审时提交法庭。”傍晚，律师取证回来，果然与我料想的一样，街道黄主任对车辆往来没有改口，却在不经意间讲了两家做买卖这件事。我说：“天不灭邴，姐夫将释放，黄这回进去了。”若问我为何不行而知？道理很简单，检方起诉姐夫职务犯罪，主要依据两家各有两辆私家车相互调换使用。如果姐夫做为时任大连西岗区税务局长没有签单免税，那么只要黄主任内弟与邴家二公子之间存在买卖这一事实，两家之间的车辆往来便属于商业活动范畴，与姐夫的职务犯罪无关，这样从根本上否定了检方的指控，而检方难免会怪罪黄和光节外生枝。最后，黄主任因为在澳门赌博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不久死于营口獄中，应该说这是姐夫不知深浅殃及他人，实在不应该发生这样的悲剧！第二个插曲发生在第二次庭审头一天晚上，律师通过关系看了姐夫的案卷，并按我的要求将重要部分抄写回来。我一看姐夫在里面的交待，感到一切玩完。因为姐夫的交待与黄主任的证词完全一样，只要黄主任不改口，姐夫在庭审时很难翻供，弄得我一夜无眠。到了凌晨三点钟，我忽然洞穿一切。因为为了让姐夫家人放弃营救，有人将黄主任的证词早早送到家里。我突然想起姐夫交待的时间在前，而黄主任证词的时间在后，如果姐夫当庭翻供，而且用有力证据佐证之，那么检方手中这个最重要的证人将变得毫无价值，而且有诱供的嫌疑。于是告诉姐姐：“别哭了，今天庭审姐夫无罪！”若问人的经验来源哪里？大家一定会说“实践。”可这样的实践代价太大，一次足以让你家破人亡。我此前并没有接触这类案件，为何能够轻易破译此案的要点？我认为是道。只要心中有道，自然万法归一，一通百通。同样，人生最可怕是什么？是不知道，因为不知道而失去应有的警惕，由此引发无数人间悲剧。所以，我们无论生在什么年代？身处何种环境？一定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行，不可忘记身边存在的各种危害。老子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是以祭祀不辍。”这是老子“以有道之家观家”得出的科学论断，无论古时江南的钱氏，或是当下的百姓人家无不如此。总而言之，人生无论遇到善也好，遭到恶也罢，都要坦然面对，勇于承受上苍予以的一切，万万不可刻意改变之。所以，凡事只有反省己身，以善待人，自然终其恶也。要记住老子一句真言：“勇于敢则死，勇于不敢则活。”只有时刻想到“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人生才能远离祸患，潇洒自如活在世间。 2003年7月，刘宇从大连东财财政税务系毕业，正好沈阳税务局挑选家在沈阳的毕业生，被分配到浑南地税局一所，转过年赶上公务员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浑南地税局。2010年10月20日，他与凤城一中同窗邹家慧喜结良缘。全赖上苍巧妙安排，两家都是凤城街里人，知根知底，彼此了解，相处非常轻松愉快。两人婚礼于2011年5月7日在家乡凤城举行。不久，邹家慧从大连国税局调回沈阳工作，俩人恩爱，父母放心。别无它求，只求上苍眷顾，让他（她）在人生大舞台上扮演一个善者，并且身边有善者相伴。不图别的，只图多些快乐，少些烦恼，让一生能够安平泰！ 2015年10月30日凌晨，我的孙儿在沈阳医大二院诞生。九斤一两，啼声嘹亮，这是第二天早晨从婴儿室里抱回来睁开眼睛拍的第一张照片。妈妈为他起乳名游游，我送给他的名字刘一钧，取自我学老悟道的感言“万物齐一不分割，钧衡天下众生乐。”他天性十足，引人注目。一是对所降生的世道保持高度的警惕。小时候，除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不充许任何人碰一下。二是不哭不闹，开怀大笑，尤其对书籍特别感兴趣，可谓百听不厌，定力十足。当他刚会说话时，有一天上午10点多钟，我抱他推开卧室的房门，完全出乎意料，他竟然能够感情充沛地大声朗诵：“啊！阳光明媚。”至今也时常语出惊人，让人回味无穷。三是虽然很小，却强烈要求受到善待和尊重。所以，与他交流多用商量的口吻，他只要答应了，便说到做到，绝不会反悔。他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不仅仅是欢乐，还有对生命深深的感悟。感激上苍将刘一钧赐予我们，祝愿他的一生能够健康快乐，不负使命！ 右边这位便是刘一钧。这是幼儿园在今年六一儿童节表演节目时拍下的视频，是不是很像一个男子汉？　　光荣退休，回首无憾。2007年，我在劳服公司干满十年，创历届经理任职最长记录，经个人要求调回局机关工作。主管地矿的岳永华副局长见我对劳服的管理比较成功，想让我负责地调院的工作。由于人事上没有理顺，我只好去了基建办。我忍受不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再一天到晚没完没了地扯皮，便提出换个地方，这样我被安排到地调院任副院长。那时，正赶上地调院实行年薪制，我不好意思呆在上面吃闲饭，便主动提出到野外干点实事。有一天，地调院总工周福庆要外出办事，因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野外实测剖面工作只能停下来。我对周总说：“你去办事，今天我领他们干。”回来见工作无误，周总感概的说：“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业务一点也没遗忘。”临近退休，周总找到岳局长问：“老刘要退休了，局里是不是考虑留用？”岳局长回答：“当然要留用。你看给多少钱合适？”周总说：“一年怎么也不能少于十万。”岳局长一听感到很为难，只好说：“等胡局长退下来再说吧。”我感谢周总瞧得起我，可是不与我商量便开出这样的价码，等于将我退休留用的大门关上了。此时正好有人介绍我去一家私企地勘单位，于是临退休时去了那里。有一次，我回机关见到时任辽宁省核工业地质局岳永华局长，他说了两件事: 一是当初应该早点解决你的高级职称问题。二是有一家正规的大型私企让他推荐一名地质总工，他问我去不去？我说：“不成，不成，我只有工程师职称。”他说：“我是辽宁省地质系统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主任，我说行就行！”他的话令我感动，虽然我一生稀松平常，没有获得像样的职称和职务，但在退休之时能听到领导这番话，足慰平生！ 这是退休之后，与603团几位老战友北上到黑龙江，在天下第一湾合影留念。 一生所好，皆同天道。“夫子之墙高千仞，打破藩篱有几人？”总结自己的大半生，业余爱好有三，虽然皆为小众，却与天道戚戚相关: 一是学老悟道，二是食母养寿，三是赏石赏神，使我的思维、理念与境界能够与天道相合，从而获得灵魂之乐。　　一、学老悟道，言宗事君。提到老学，人们会不由自主的联想道教，误以为老学是出世之用。其实老学是老学，道教是道教，两者不可混为一谈。老学是从生养人类与万物的天地之源中，去寻找人类文明而生的恒久之道，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科技、经营管理、养生养寿等各个领域，是一门“知而行之，不行而知”的高级学问，使人能够从中获得“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的神效，正如英国当代汉学家彭马田所言：“《老子》81章犹如一串圆润的珍珠项链，像珍珠一样，各自独立，集合在一起，其效果则更显美仑绝奂。”下面是我学老悟道的部分感言，你若读懂《老子》，不难知其价值不菲。老子言道代天地，所思所想非自己。天地不坏道恒久，穿越时空谓真理。老子言道字千钧，观道治世贵修身。若能一言以敝之，言有宗来事有君。老子言道为养生，同一食母两用情；顾此失彼非至道，莫信大师误传承。老子言道名词限，不善之人抱成见；解老若能有宗君，山野村夫亦成仙。“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学老悟道，贵在应用。关于如何应用？老子交待的非常明确，即“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言有宗，事有君。”这个宗君便是事物之本，虽然无形，却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比如祁家堡林木纠纷一案，因为林木为马家所有的事实是虚构的，必然存在着破绽，当初如果及时去村政府和马氏亲属那里寻找证据，何以耗费精力和财力纠缠两年险些败诉？如果内蒙农场不本末倒置，一下请来三位农业顾门，而我方仅留两名职工在现场，怎会丢失阵地不得不撤退？同样，在撤场的关健时刻，如果不是利有用无，即用离开土地便毫无用途的农机具来换取对方主管旗长的支持，我们又怎能逃过被扫地出门的厄运？由此可见，我们无论工作或生活，若想避免失败获得成功，始终离不开本末之辨，有无之用，这便是老子所谓恒久之道。天下万物，也包括我们人类，最珍贵莫过于自身的天性。因为道生万物予其能，在物曰性，在人曰德。所谓人身之德，又称敬畏之心，怜悯之心，羞耻之心，忏悔之心，……。人有敬畏之心，故不敢肆意为恶；人有怜悯之心，故能救助弱者；人有羞耻之心，故不敢高歌裸奔；人有忏悔之心，故能反省观照……。人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自然之德，正是老子所谓“上德”。老子主张“绝圣弃知，绝仁弃义，绝学无忧”“希言自然”，正是为了使人类回归自然，以德为用，让自然之力而非圣人之教发挥作用，因为这是人类自觉自律和赖以生存的根本。归根结底，老学是一门“知而行之，不行而知”使人睿智而生的学文，反之则是“行而知之，知而不知”愚民之教，这是人世间道与不道两种截然不同的活法。如果说过去自己所为是天性使然，那么学老悟道之后，我好似得到一把万能钥匙，它让我洞穿夫子之墙而使心灵自由飞翔，快乐无比！ 　　二、食母养寿，收益匪浅。1992年3月初，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有幸接触到气功。通过简短的训练，我身上出现一些特异反应，比如在做颤抖功时呼吸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全身毛孔洞开，让我感受到胎息的舒服与美妙；比如有时当我注意到自己的手掌心时，会有一种旋转状的针刺感，从内往外，再从外往内反复不断，这是玄牝窍在产生真气；比如有一天早晨，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只见一轮紫色的太阳随着视觉沿凤凰山的山脊移动，而真正的太阳此时还没有出现；比如我在骑自行车时，当对面或背后有汽车驰来时，会感到有一种力量将我往安全处推……，这些并非幻觉，而是自身实实在在的感受。正因为身体有这些特异现象，才会吸引我不断去探索人体的奥妙。其实，这是上苍在提示你身上有这种功能，若能以道修身，并不难获得胎息与神灵守护。当时，一些所谓气功大师为了敛财，正是利用这一点而故弄玄虚，忽悠众生。因为厌恶，我很快离开气功那个圈子自悟自练起来。我认为人之生命由形神气所构成，真气乃生命之本，而真气又生于人体玄牝窍，于是我专心开发玄牝窍并修练一口气。大道贵理，大道无形，大道至简。你若懂得生命之本，并且知道产于何处？至于修炼的方术那就再简单不过了，正如明代张三丰所言:“顺为凡，逆为仙，只再中间颠倒颠。”凤城219医院和房产院里有一雄一雌两棵近千年的古仁杏树，那里正是我每天清晨修炼的地点。几个月之后，因为去南方搞土石方工程，这种系统的修炼不得不停了下来。后来看了老子五千文以及中国古代胎息法，才知道我的修炼完全符合老子的食母养寿之道。 其实老子的食母养寿之道，所食并非天地之气，而是人的玄牝窍及其周围组织产生的一种能量流，若能通过科学修炼唤醒它，会犹如气体一般贯入体内，穿皮透骨，绵绵不断，似醍醐灌顶，犹甘露沁心，故老子谓之“贵食母”，又称“守于中”，唯有通过“为腹不为目”才能实现。南宋白玉蟾说的好：“人知吾身自有日月，则往来无穷之妙，只在吾身而不必索之高远矣。”宋代石杏林言的妙：“身里有玄牝，心中无尘垢。不知谁相识？一窍内涵真。”经过三十年的时辍时修，当下我已经能够在静止的状态下以真息为用，即呼吸会不由自由地停下来，真气在体内往复不断，损之又损，能够通达到脚后跟，使从小身体孱弱的我，变得比较健康和自信，真的要好好谢谢《老子》这部天书带给我梦幻般的一切！ 　　三、以道赏石，赏其神奇。由于我悟道悟根，食母以真，所以能够得到上苍的垂爱和眷顾，在短短几年间获得多枚神奇之石，我将它们详细解读在《我的神石奇缘》美篇里。记得临退休时去新疆参加一个地矿研讨会，心中忽然莫名其妙涌起欲带回一块石头留作纪念的渴望，竟然在北疆阿尔泰山山麓的五彩滩里如愿以偿。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奇石，只是感觉成因有些不可思议。直到退休后的2015年10月去香港，以同样的心情在香港公园里得到一枚根石，尤其是从2016年6月开始，我在小区和附近连续得到龙石、八戒等几枚奇石，这才开始注意到发生在我身上的神石奇缘。尔后，我从网上追索奇石来到四川乐山，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陆续从网上购得到足石、神灵守护和道石等多枚神石，其中几块形成一个“天道永恒”神石组合。去年与几位战友北上至黑河，又得到一块船石，与手中几枚神石组成一个“舟载乾坤”，这才知道，此乃上苍恩赐于我，绝非偶然与巧合，从而形成与众不同的奇石理念与衡石方法。我的赏石之道是: 赏石赏神奇，神奇乃成因；成因若难解，此石方谓真。据此，我制定了十六条衡石之法，只有经受此法衡量的石头，才是真正的奇石。在欣赏的过程中，它能使你不由自主地产生敬畏之心，由敬畏而道德，由道德而自律，由自律而清静，这便是上苍之神创作奇石所赋予的神奇功能，非人类大师的作品能够比拟。如果不是因为学老悟道和食母养寿能够同道，上苍绝不会赐我神石，我绝不会揭示奇石的本质，另辟蹊径提出与传统赏石完全不同的理念与方法。感恩上苍！感恩老子！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一路成长帮助过我的同学、战友、朋友和领导！ 这是我于2023年12月6日在云南西双版纳越冬时，帮助当地收藏者解读的几枚神石，不仅开阔我的视野，也进一步验证了我的奇石之道和衡石之法准确无误。为此，我写了《聊聊我在西双版纳奇石之偶遇》和《何谓奇石文化》两篇美篇，均被平台加精，阅读量逾万，在当地奇石界引起不小的轰动。 结束语这里记录我从小到大的主要经历和感受，你可以通过这篇美篇了解一个真实的我，非常感谢你能够耐心读到最后！我于2016年看见长沙学弟周振国制作的美篇，觉得远比我玩的相册高级许多，便试着将自己的几张黑白照片放在美篇里。苦于自己胸无翰墨且不擅长写作，便不管不顾一直丢在那里。直到2019年7月的某一天，我打开美篇，试着解读照片，没想到引起一些战友和同学的关注。有的鼓励我说；“写得不错，应该写下去，我乐意看。”我的好战友，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陈永良见到后指示：“有多多写，有少少写，一直写到601团。”言外之意“不丢人，你可以写下去。”尤其是初中学兄关继伟，更是主动担负起义务编辑，负责校对勘误工作。有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这才有完成此篇的胆量和勇气，知道自己写出的东西不会有大碍，于是从最初几千字写到最终五万余字，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自我回顾吧。你万万不会想到，我的写作环境有多么恶劣？老伴不待见，小孙子严加看管，刚写几句话，那边一声大喊：“奶奶，爷爷又看手机了！”我提心吊胆吓得赶快收起，灵感顿时跑到爪哇国里。我真羡慕战友卢盛甲，闭门谢客在工作室里悠然自得搞创作，于是对老伴说：“你看人家卢盛甲，不仅有王红宠着，而且在外面有自己的创作室，而我……。”“你怎能与卢盛甲比？人家是出书，你能写出什么来？我若不压着点，你还不抖擞飞上了天？”就这样，当了一个多月的“地下文字工作者”，总算完成了《珍贵的记忆》。我做为六八年“老三届”毕业生，曾经冲锋陷阵当过红卫兵，然后上山下乡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并有幸应征入伍且成为工农兵学员，先后去过三个团若干个基层连队，“工改兵”之后又很快被结合进入大队领导班子，最后调到局机关……，我所经历的一切，在老战友当中应该算是比较特殊亦比较丰富。如果不是因为彼此有着共同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一般人很难喜欢《珍贵的记忆》并将其耐心读完。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我选择几位战友和同学的回复放在下面。不是说我的《珍贵的记忆》写的如何好？而是因为诸位用心回复感动了我！读其回复，如见其人，可谓见仁见智见道，的确值得好好珍惜！ 这是基建工程兵201师603老战友陈永良的回复。刚刚看完《珍贵的记忆》，竟然痴痴地端着手机不忍释手，心里感觉酸溜溜的很沉重！不由想起太多往事……。这篇文章虽然不算很长，没有刻意结构，但均为真实的故事，亲生的经历，切实的感受。无须思索不加修饰地娓娓道来；通篇尤以“道”贯之，突显深邃意涵；文中语言朴实，直叙胸意似泉水流淌，绵绵延延自然而成；读罢又似完而未完，让人联想，隐隐心动，感概颇多，并且无限期待……。这是我所读过你不多的文章中让我最为感动、特别欣赏的一篇，谢谢兄长！ 这是603团老战友崔振甲的观后感。兄的《珍贵的记忆》，是一篇脍炙人口，传记式的美篇。同令人拜读后，都会勾起内心深处与你有共同相似经历的深思与回忆。美篇是人生的记实，没有言辞的夸张，沒有猜想的杜撰，没有飘渺的虚构。把自己一个活生生的人，自小至老的阅历，感受，情怀，裸现给了读者。《记忆》中，天高地厚的父母之恩，骨肉相连的同胞之情，农村军营至友的浓浓之义，知恩，感恩，报恩的拳拳致诚于人的高尚品质，淋漓尽致展现给读者。我对兄的评价是：正人君子也！ 这是264团老战友孙绍军的回复。鸣川：《珍贵的记忆》写的甚好，每一部我都拜读了，一是为你丰富的人生经历而感动，二是为你精采的文笔而感叹，三是为你超强的记忆所折服。你所经历的都是丰富多彩的，我非常怀念咱们在十三连的岁月，采榛子，立电杆…，在你的领导下，大家干的热火朝天，实践证明，你具有领导者的才华，视野开阔，格局很大，业务精炼。感恩与你在一起的日子，虽然很短，但是足够我回味。 这是603团老战友王为民的回复。的确珍贵！大哥一生中不可或缺的经历，有内容且很丰富，也说明自己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不知对否，从某种意义上讲，磨练就是一种修行，只不过回过头来看才能真正认识到。可能人人如此。我钦佩大哥的记忆，都过去好几十年还那么清晰，可见对自己走过的历程以及对战友情深义重的那种耿耿于怀和念念不忘。好！向你学习！[玫瑰][玫瑰][玫瑰][强][强][强][抱拳][抱拳][抱拳] 这是601团老战友李军的回复。刘哥： 细细的拜读了你的文学美篇，深有感触。 除了了解了你的传奇经历以外，也看到了你的文学修养。 我们这一代人，真是不容易，能把还具有生命体征的躯体带到如今，也算是上天的眷顾吧。 看过文章，有太多的感受了，但很难理出头绪来。也就很难准确的表述清楚。 很想再读一遍你的回忆录。 明明是理工生，却有如此了得的文笔，所文所述之经历，很多我也略知一二。回忆过去，过好当今，迎接未来。 这是原201师，现核工业东北地勘局王顺祥处长的回复。鸣川你好:你的文章我分两次拜读完，很感动！你记忆力这么好，人物亊件记得如此清楚，你丰富的人生经历实属不易，才了解到你为所在的地勘单位做出了如此多的奉献。至于功过是非，后人自有评说，作为个人问心无愧就是了。你在同期战友中出类拔萃，也证明了你的优秀。文章已收藏。祝你快乐健康，祝全家幸福！ 这是初中班长张玉丽学姐的回复。＂珍贵的记忆＂已欣赏。认真端详，大姐长的像妈妈；大哥长的像爸爸；至于你这个老幺吗？是父母的杰作，二老长相优点聚在一起[调皮]，从小帅到老；聪明智慧凝聚一身，精明干练到极致，真是一表人才！让我赞叹不已！可惜的是和津门才子一样：算有点生不逢时吧？不过一生还是可以的，事业小有成就，家庭和睦幸福，妻贤子孝，儿孙满堂，也是非同寻常之人了，让多少人羡慕不已呀？值得回忆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