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孝濂与他画中的自然世界

大隐堂主

<p class="ql-block">1771-1773年,正值欧洲博物学和博物画走向全盛的年代,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发表了书信形式的博物学经典《植物学通信》(Lettres Elementaires Sur La Botanique),并在其中将比利时植物学家和画家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Pierre-Joseph Redouté)称为“植物绘画的拉斐尔”。他写道:“雷杜德的一生极好地证明了,细致流畅而充满感情地描绘植物,几乎能够让一个人安然度过历史能卷起的任何风暴。”</p> <p class="ql-block">在两个世纪后的中国,毕生致力于描绘自然的植物科学画家、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曾孝濂,以其六十余年如一日的笔耕不辍,再次印证了卢梭的这句话。于上海摄影艺术中心(SCôP)举办的展览“画与相”在7月重新开放,展出被誉为“中国博物画第一人”的曾孝濂的40幅代表作,呈现贯穿其绘画生涯的植物画,及其在90年代退休后开始潜心钻研的花鸟画,包括鲜红欲滴的鸡冠花、叶脉分明的海芋、精悍有神的蓝翅希鹛、气宇轩昂的红原鸡等等。</p><p class="ql-block">本次展览的标题“画与相”也指涉了自1839年摄影术问世以来,摄影与绘画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展出了荒木经惟、刘野、乔瓦尼·欧祖拉(Giovanni Ozzola)等国内外艺术家的作品,呈现了不同媒介与表现方式下的花鸟草木、自然万象。</p> <p class="ql-block">自1958年高中毕业时意外收到一份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的录取通知书开始,曾孝濂手中那支描绘自然的画笔便再也没有停下,迄今已逾六十载。在艺术家自己看来,如此近距离描摹自然的一生,实属为“命运使然”。20世纪50年代,中国下达编写“三志”——即《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和《中国孢子植物志》的重要任务。但在当时的专业画家和美院学生看来,这是一项局限而枯燥的工作,并非艺术的追求。正好在这个年代中学毕业的曾孝濂,就在机缘巧合之中承担起了这一使命和责任。“从1958年起,我就开始着手准备,投入‘三志’的编写工作。走上这条路以后,基本上就从一而终,‘死不悔改’,一直到现在。”曾孝濂说道。</p> <p class="ql-block">这一时期,中国植物博物画与中国近代植物学研究相伴相生。近代中国植物学科研体系的建立始于20世纪初期,诸多出国留学的植物学者相继回国,先后成立了东南大学生物学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北平植物研究所、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等学术研究机构。国立西南联大八年期间,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一批科学家、学者齐聚昆明,孵化了中国现当代科学文化学科。成立于1959年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前身为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后者于1950年专属中国科学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站长为云南现代植物学研究的开创者蔡希陶。</p> <p class="ql-block">而师从植物学家蔡希陶的曾孝濂,在中国博物画的谱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现代生物博物画经历了20年代第一代开创者的“传、帮、带”教育模式,以曾孝濂为代表的第二代画者,依靠有限的学习资料,向西方经典传统、大自然和身边的科学家学习。</p> <p class="ql-block">他从自1787年以来英国历史最悠久的植物杂志《柯蒂斯植物学杂志》中那些铜版印刷、手工着色的植物学插图中,学习西方博物画的构图、线条与色彩;从欧洲古典铜版画大师的画册中研究线条的处理及工艺制作;从美国博物画中研究“点”的技法。在为《中国植物志》绘制唇形科植物的工作中,为准确体现植物形态,曾孝濂从植物园附近挖取植物,用解剖镜仔细观察,进而创作。历时多年完成唇形科和樟科的绘制工作后,曾孝濂在技法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影响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绘制团队形成了“不拷贝、不复制、不见标本不开画”的严谨科学态度,绝不用硫酸纸描摹标本。</p> <p class="ql-block">从1967年开始,响应国家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这一援外战备的“523任务”,曾孝濂与全国700多名参与者一同奔赴旱季的云南边境丛林,同时还承担《热区野菜图谱》和《热区军马饲料》的绘制工作。在热带丛林中的五年时间,是曾孝濂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置身云南的大自然中,对于自然和生命有了全新的领悟。“准确不再是最高标准,按自然规律恢复其生命状态才是我奋斗的目标。这不是工作方法的改变,而是以生命为核心的价值理念的确立,矢志不移。”曾孝濂曾言。</p> <p class="ql-block">在五年丛林生涯之后,曾孝濂回到昆明和《中国植物志》的绘制工作。从此时开始,他一改传统的植物志插图形式,用印刷油墨代替油画颜料,呈现了颇具照相写实主义风格的绘图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是曾孝濂从一名植物志插画画家向植物博物画画家转变的开始。他在创作方法上不断进行开创,例如在实验室用的滤纸上用水粉颜料进行绘制,并从1990年开始“引光入画”,在画中描绘光线与植物的关系。在不改变植物特征的前提下,他从光线、色彩、虚实、明暗上下功夫,以求将植物画得更美。</p> <p class="ql-block">在展览“画与相”中,我们可以看到细致入微的《海芋》,无论多么细微的叶脉经络都展现得丝丝分明、井然有条。而与妻子散步时,突然掉落眼前的一枝干枯圆柏果枝,也被曾孝濂带回公寓,以高倍放大镜和工整平稳的笔触表现出其“铮铮铁骨”。</p><p class="ql-block">在1997年从效力近40年的昆明植物研究所退休后,曾孝濂作为艺术家的生涯才刚刚拉开帷幕。花、鸟、树都成为了他的绘画对象,这一愿望早在60年代末的丛林经历中就已立下。他的工作方法一如既往地严谨科学——他找到曾经编撰《云南鸟类志》的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鸟类专家,从头学习鸟类知识,并透过逼真的形态和华丽的羽毛展现鸟类的生存特性。但曾孝濂的生态绘画并非只是单纯的写生,他从前期的准备和拍摄中选择最佳素材,在对个体形态、细节的观察中进行构思。以不易褪色的丙烯为主要材料,他大胆尝试以色粉、眼影来画背景,以刀刮的方式处理植物的白色绒毛,呈现出相机无法达到的精美细致。</p> <p class="ql-block">1998年,曾孝濂个展“百鸟图”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使博物画这一独特的绘画门类得到公众的关注。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昆明召开,曾孝濂受邀创作“中国十大名花”和“云南八大名花”系列作品。2018 年,他为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创作壁画稿《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共绘有 37 种植物,这也是他创作过尺幅最大的作品。此外,自90年代开始,曾孝濂以国家邮政局特邀艺术家的身份先后设计了9 套花鸟主题邮票,通过博物画的独特形式,让中国的动植物形象传播至全国乃至全球各地。</p> <p class="ql-block">退休后的曾孝濂有了更多的空间探索表达方式的可能性,他借助植物摄影照片,融入油画、丙烯、水彩等技法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形成了强烈的个人风格。他表示,自己的下一个“三年计划”便是用传统中国画的方式创作100幅生态景观。</p><p class="ql-block">上海摄影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表示:“我们决定做这个展览,是因为被曾老师作品中真实的表达所触动。退休之后,他并未放弃原来的科学性。同时我觉得他的艺术性、实验性、创新性,包括创作意愿比很多当代的艺术家更为丰富。”</p> <p class="ql-block">在“画与相”展出的当代艺术家刘野的“书的系列”(Book Paintings)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殊途同归的绘画探索。在该系列作品中,刘野对德国摄影师卡尔·布洛斯菲尔德(Karl Blossfeldt)《自然界的艺术》(Urformen Der Kunst)一书中的作品进行了等比的复制。这位活跃于上世纪20年代的摄影师将植物从自然环境中剥离,放置于室内对其局部进行放大拍摄,被誉为德国“新客观主义”摄影的代表。</p><p class="ql-block">曾孝濂的绘画最初以植物研究为目标,从真实复刻自然的工笔插画,走向表现物种生命力的博物画,以及使用多元媒介的生态绘画;刘野笔下的摄影图像和自然,则从更为恣意的当代艺术这一端出发,以纯粹的绘画技巧和细微末节处的斟酌为终点——二人的植物绘画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展厅中的并置,为绘画与摄影间关系的讨论创造了空间,亦让艺术本体再次显现。</p> <p class="ql-block">2021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BD COP 15)第一阶段在云南昆明举行。作为这场以“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的国际性会议的举办地,云南是北半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根据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联合发布的《云南省生物物种名录(2016版)》,云南现记录有大型真菌、地衣、高等植物、脊椎动物25434种,占全国半数以上。而2021年年末的一场云南亚洲象群的北向迁徙,更将全球的目光聚焦于此,在看到其生物多样性之外也看到当地物种面临的威胁。</p> <p class="ql-block">此次在上海展出的曾孝濂绘画,自然带着来自云南的自然气息与生态活力。“我的工作单位本身就是一个人和自然交融的平台,我比别的画家有更多的机会进入深山老林,看到更多的生态景观植被类型。年轻的时候,我就想把看到的好东西尽可能多的画下来,但是个人力量有限,总是会觉得还画的太少。一直到退休,植物志完成了以后,我开始画鸟。画鸟也画了100多种。”他表示,“在我们绘画领域,除了画个体的植物、动物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课题:物种和环境的生态关系。”</p> <p class="ql-block">2019年和2021年9月,昆明当代美术馆两次举办曾孝濂花鸟作品展。而以COP15为契机,昆明世界园艺博览园的巴基斯坦馆也将被改造为曾孝濂美术馆。他的作品以其艺术性与科学性,已经成为了云南生物多样性与艺术多元性的代表。“如今人们对艺术的范畴的理解可能跟从前不一样。艺术的外延扩大了,人们对自己的生命、生存的环境与艺术的关系等因素也会被考虑在内。昆明当代美术馆近年来依靠地缘优势及丰富的生物资源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希望有机会与更多艺术机构合作,推出代表生物多样性、艺术多样性的作品。”昆明当代美术馆馆长聂荣庆表示。</p> <p class="ql-block">“生命终极,唯系草木”,这是对曾孝濂的绘画人生的真实写照,如艺术家的自述 “信手涂鸦一顽童,机缘巧合入画途,以腊叶标本为依据,为植物志画插图。世人多不屑一顾,我偏觉得味道足。既要坐得冷板凳,也要登得大山头。时而心猿意马闯深山老林,领略狂野之壮美;时而呆若木鸡静观花开花落,澄怀味象,感悟生命之真谛。动静之间寻觅灵感之沃土。以勤补拙,死抠硬磨,练就无法之法。凝花鸟树木于笔端,哄慰自己,也给观者留下些许回味。随意而安,尽力而为,平平淡淡,自得其乐。”</p><p class="ql-block">撰文/何佩莲</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