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花开

八月雪

又一个清明节即将来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歙县古城笼罩在茫茫烟雨中。案桌前，同学乐平寄来她已故父亲、上海当年十里洋场名记吴赞唐老先生的四十多年前悼念亡妻方璧烈士文章——

“秋夜，我独自一人漫步在庭院，仰望长空，秋月皎洁如镜。偶尔有几片浮云从她那严峻如霜的身旁飘过。暂时掩盖了她的轮廓，但马上又现出她那冷艳的面庞，端庄的大地铺满了银色的光洁。

我无声地来回踱步，铿铿的秋声从树梢、花丛、墙角传来，拨动了我的心弦。……在秋⻛寒霜，明月在天的深夜，我满怀激情，口诵 一幅挽联，以表对爱 妻方璧的悼念和钦敬：人去秦疆，抱‘壮士一去兮不复回’伟志。魂归故里，遂‘当以⻢革襄 尸还葬’ 豪情……”

字里行间无不流淌着老先生对抗战中英勇牺牲妻子无限深情。

在歙县北岸乡北岸村，吴赞堂老先生是徽商恭寿堂后裔，作为景隆号长房富庶商贾子弟，吴赞堂少年时代是伴随书香和儒风熏陶而成长起来。赞堂之父吴鹤皐出资办学成为北岸村办学兴教第一人，1921年北岸的旦初小学就办在恭寿堂。后伯父吴鹿林1923年在吴氏宗祠内创办北岸小学，阎锡山闻讯还专程差人送“信诚樸实”贺匾一块。寻根溯源，老先生远祖礼部儒士吴邦缙就曾经在北岸创办蘭桂山房私塾推广儒学，教育族家子弟。应该说，在北岸这个碧水环绕，谷花飘香，书香浓郁鱼米之乡，如果没有日寇铁蹄践踏。吴赞堂老人会在岁月美好中续写惬意人生，然而，半个多世纪前，日寇肆虐的隆隆炮火却毁掉了吴赞堂少年时代梦想和故乡的宁静。

翻开厚厚家书和发黄的照片，我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八十多年前那炮火连天的岁月——

　　一个阳光丽日的雨后，我来到歙县北岸村。村北的石拱廊桥头的那几棵石榴树红花绽放，片片火红的花瓣，从那圆鼓鼓的石榴胚子中悄然伸出，风雨摇曳中显得那样鲜艳夺目。

桥下清澈见底的棉溪河川流不息，横亘在河上的风雨廊桥栉风沐雨，承载着北岸村千年沧桑。透过廊桥上别致古朴、形状各异的花窗，凭栏远眺，逶迤起伏碧峰峻岭、粉墙黛瓦尽收眼底，让人心旷神怡。

桥东一幢幢粉墙青檐的大宅院错落有致，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古巷蜿蜒东去。随行的村支书指点着告诉我，古巷往南便是北岸徽商大贾景隆里“恭寿堂”的吴赞唐家。说话间，一座飞檐高耸的深宅大院出现眼前，气势恢宏的三进大宅院无不显示出当年吴家家业鼎盛和富裕。支书说当年商贾后代、村里才俊吴赞唐，迎娶了他姨家表妹方璧。书香门第世家的方璧当年就是坐着花轿跨过这座古廊桥、走进这条古巷的。村里老人至今还依稀记得，那天四面八方前来祝贺的客商络绎不绝，熙熙攘攘的亲朋好友相聚一堂，十分热闹。

　　古巷深处不知谁家播放出徐志摩那篇旷世之作《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婉转乐曲把我的思绪又一次带到了八十多年前那个傍晚和凌晨。

也是在这幽深古巷里，也是在这座古老的廊桥上，年轻娇美的母亲强忍着怎样别夫离子的巨大痛苦告别她年仅五岁幼子，只身奔赴千里之外抗日战场？离别前的那个不眠之夜，一位母亲又是在怎样的肝肠寸断的痛苦中煎熬，泪眼下就着微弱灯光，亲手制作兔子灯笼给儿子留下不舍和牵挂的唯一念想？

据说，方璧离开北岸村的那天正是石榴花初开的五月，汽车开离歙县大阜时，她久久地贴着车窗，泪眼婆娑中望着渐行渐远儿子，她怎样的悲伤欲绝？！

　　翻开北岸村村志，我看到一段文字记载：方璧，又名方彩菱，1914年7月出生于安徽省黄山歙县北岸乡五渡村，幼年随父母迁居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爱国女子中学，在校酷爱文艺，是学校业余“文明戏社”的骨干。方璧的母亲曾在上海法租界老乡江松如创办的一所新安小学就教。方璧外祖父也在上海蒿山路振平里名医王仲奇家当私塾先生。当时上海四川路青年会对面惠新号样化洋行当学徒的表哥吴赞唐常来看望姨妈和乡亲，在乡亲和长辈撮合下，方璧跟吴赞唐于1932年返乡完婚，婚后夫妻俩在堂伯吴禄林任校长的北溪小学就教。不久，儿子吴鸿熙出生。

　　抗战烽烟四起，因吴家在北岸属于家底殷实大户，为安全计，方璧婆母催促她去上海避乱。1935年春，方璧随母亲又来到上海，居住在她姐姐方彩琇家。方彩琇于1934年加了共产党，跟姐姐朝夕相处中方璧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耳濡目染中内心播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6年秋，方璧到上海虹口旭东小学当教员，参加了“读书会”、“民主人士演讲会”、“抗日救亡剧团”等进步组织。不久，她经人介绍进入上海袜厂当记账员。在这里，她深入工人同事家中作抗日宣传鼓动工作，引起敌伪特务注意，她离开工厂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动中。“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她走向街头积极参加到运送伤员、送粮送药的抗战。此时，同在上海中国普及教育社工作的吴赞唐也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动中，积极撰写抗日救亡诗歌、散文等文章，向申报、时事新闻报和大晚报、东南晚报副刊投稿，夫妇俩都投入了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不久，淞沪失守，方璧回到家乡歙县。

那时，方璧娘家歙县五渡村驻扎有抗战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军六十一团，婆家北岸村驻扎有国民党军第十一军六十二团，方璧跟驻扎在毗邻蔡坞村的上海同义中学童子军伙伴们常深入部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教官兵们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放下你的鞭子》、《锄头舞》等，激昂的歌声在村舍田野中回荡，鼓舞着官兵们士气。

　　1938年元旦后，方璧与堂姐方逸秋、堂妹方素琴去歙县棠樾村参加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部所办的侦察班训练。这天，村里来了十几位身着灰色军装的女兵，方璧听着是沪松一带口音，颇感亲切。一位个头高高、皮肤白皙、眼睛大大，十分秀丽的女性引起方璧注意，一打听原来是进步女作家胡兰畦。

胡兰畦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武汉军校学习，以后又到德国留学，成为军中不多的女将军，很受人尊敬，年轻一点的同志都称呼她“老大姐”。胡兰畦这次从上海带来18名女工，组成一个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专门来皖南慰问抗日军队。

方璧曾经在胡兰畦创办的《小把戏》等进步书刊读过不少她的文章，十分敬仰这位大姐，俩人见了分外亲切。胡兰畦很赏识方璧的才华和刚毅、豪爽、正直的性格，经常散步谈心，给她关怀和鼓励。服务团朝气蓬勃的青年女工们，也十分喜欢能歌善舞的这位“小妹妹”，见方璧擅长讲演，好写作，纷纷称她是“黄山一支花”，很快大家成为无话不谈的好闺蜜和战友。

　　这年5月，石榴花初开的季节，即将离开歙县的胡兰畦鼓励并介绍方璧去延安学习。此时，方璧丈夫吴赞唐也加入国民军十九集团军抗日先遣队奔赴江西安吉受训。方璧只好将孩子托付给婆婆。

告别家乡那天，方璧彻夜难眠，离别像一把利刃剐在心口痛苦难熬，她把全部的念想和母爱凝聚在亲手制作的兔子灯笼送给了儿子，只身奔赴金华和武汉辗转去了延安。

听着支书如数家珍介绍，看着方璧曾经居住过的空荡荡的厢房，昔日曾经的子孙满堂、欢声笑语的情形成为过眼烟云，我不禁浮想联翩，思绪又穿越到了那个烽火连天年代。

　　1941年隆冬的一个傍晚，太行山脉的山西省平定县西南一个小村庄，白雪皑皑，寒风凛冽，但村内晒谷场上，人声鼎沸，数千名边区军民冒着刺骨严寒聚集在场上，聚精会神观看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演出剧作家曹禺的话剧《日出》。

临时塔起的简易舞台上，悬吊着六盏汽灯，把整个舞台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演员们一招一式、一笑一颦，逼真的形象、精彩的表演，叩动着台下每一位的心弦。那位扮演剧中“小东西”的演员表演得绘声绘色，当演到戏里的“小东西”被资本家骗卖、遭毒打、受凌辱，拿着绳子上吊的那一刹那，台下的几位老大娘，竟然老泪纵横地高声喊道：“闺女，不能往那条路上走啊！”

这位“小东西”的扮演者，正是被晋察冀军区授予“模范社员”的方璧。

　　两年前，方璧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延安。她被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学习，同时在校文工团从事文艺创作和演出。耳闻目睹根据地一切的她感到自己到了一个新天地，她兴奋地在日记里写道：“我到了延安后，一切都感到从未有过的振奋，仿若漫漫长夜的尽头，初见黎明的曙光，万物充满着希望的萌芽！我坚信，驱逐日人，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只能由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担当！我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艰难寻求的崇高事业，并立志沿着这条道，走完生命之旅。”

1939年7月，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到抗大二分校选调文艺战士。当时，晋察冀前线的斗争形势复杂，战斗频繁，生活十分艰苦。方璧是女性，又是尚未过语言关的南方人，未被选中。然而，十分执拗的她一遍又一遍找到分校领导和晋察冀工作人员，再三恳求去前线。经不住方璧的软磨硬泡，分校领导终于批准了她的请求。那时，抗敌剧社分成戏剧、歌舞、音乐、美术4个分队，是综合性的部队文艺团体，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异常艰苦的战斗环境中进行：在硝烟弥漫的阵地上搞创作，在枪炮声隆隆的行军路上背台词，在宿营地排练演出。演出往往是从黄昏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经常是舞台演出结束，收拾完服装道具，闭上眼打个盹，天亮了，接着又踏上行军的路程。

在部队演出的空隙，方璧帮助炊事员淘米，切菜，洗衣服；主动要求为放哨、执勤的官兵唱歌，表演小节目；帮助饲养员拔草，煮料豆。同志的衣服破了，她找来缝补；用组织上发的每月一块钱的零用钱给同志们买来纸笔，练习本子。她总是这样不声不响地做着她认为应该做的每一件事。大家称她为“闲不住的黄山姑娘”。是年冬，经群众评选，方璧被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授予“模范社员”的光荣称号。

1940年，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来战胜日寇封锁围剿。抗敌剧社配合大生产运动，夜以继日地编排各种形式的“生产大话报”剧，在边区各地巡回演出，增强边区军民战胜困难对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方璧同过去一样，前台上戏，后台创作，兼顾舞台后勤工作，几副担子一肩挑，人累瘦了，眼睛熬红了，剧组的同志心疼地说：“方璧真要把命搭上去了。”方璧面对赞誉，只是淡然一笑。

　　1941年除夕，抗敌剧社随军区机关，驻在平山县陈家大院。晚上大家正凑在油灯下包饺子，庆祝边区粉碎敌人大“扫荡”的胜利。剧社社长汪洋召集全队开会，布置紧急任务。他说军区正在召开军事会议，聂荣臻司令员觉得与会的各分区领导常年战斗在前线，生活紧张激烈，需要在开会时松弛一下脑子，请他们演出曹禺的话剧《日出》。

按照剧务安排，方璧饰剧中演受尽凌辱的“小东西”。为准确地把握人物形象，让受摧残迫害而走投无路的“小东西”震撼官兵的心，她反复揣摩人物的内心世界，结合过去在上海做女工时的生活实际，精心创作，虚心认真听取导演的启发和同志们的帮助。为了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她废寝忘食，不分昼夜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练习，直到自己和大家都满意为止。

正月初三那天晚上，村头一片宽敞的空地上搭起“帐篷舞台”。正式演出开始了！四乡八邻的乡亲们冒着数九严寒赶来了，机关的干部战士列队来了，边区的党政军首长也兴致勃勃地来了。剧情一幕一幕地展开，剧中人一个一个表演着悲惨的剧情，万恶资本家被一层一层地剥去虚伪伪装。台上的方璧按剧情在严寒中穿着单衣，为苦难童年的“小东西”而流泪，台下传来了抽泣的声音，空气沉重地凝固了！方璧演出换来全场雷鸣般掌声。成功了！成功了！演出结束后，边区领导上台慰问演职人员。

聂荣臻司令员关切望着穿着戏服在冬寒中瑟瑟发抖的方璧，连连称赞道：“你演得有感情，活灵活现。”。

几天后，剧社又创作演出《送郎当八路》一戏，方璧扮演一位动员丈夫参军的青年农妇，表演得逼真动人，给军民留下深刻的印象。抗敌剧社大熔炉里，方璧的文艺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她先后创作了小说《小玲子》、戏剧《街头小景》、《一块去》等宣传抗日救国的文艺作品，深受边区军民的欢迎。

　　1941年11月，日军又一次发动对边区的“秋季扫荡”时，剧社领导安排方璧隐蔽到神 仙山下一个村庄，让她去帮助一位女教员工作。她跟女教员带领20多位孩子转移到百花山与敌人周旋。在山洞里，她坚持给孩子们上课，并教会孩子做“端炮楼”、“捉汉奸”的游戏，寓教于乐，孩子们在欢乐时光中度过最难熬和危险的时光，方璧受到群众和组织高度赞扬。

1942年春，山西五台山区，春寒料峭，但黄土高坡已经泛起新绿。为配合边区军民春季反“扫荡”战斗，八路军开展了“政治攻势”。根据抗敌形势需要，抗敌剧社也分成三个组，每组10余人，分别参加晋察冀军区西线的三个武工队，在五台、盂县一带外线活动。为适应野战的要求，方璧剪去浓密乌黑的长发，装扮得像个男兵，请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组织上便派她随定襄基干游击队，在山阴、代县、崞县（今原平县）地区活动。她和剧社同志一道，跟随部队夜以继日地从一个村庄演出后，又转到另一个村庄，有时一夜连续在几个村庄演出。一次，演出关键点上，枪炮声突然响起，日寇进村，方璧还未卸装，拿起枪，掖上手榴弹，投入紧张激烈的战斗。打退敌人后，接着演那场没有演完的戏。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军分区副政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等职的胡可满怀深情地回忆起当年抗战剧社战斗经历：“在敌占区的每场演出，我们都做了最坏准备，每个人都揣着手榴弹，必要的时候，就拉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八路军的文艺战士就是要豁出命、不怕流血牺牲，用文艺武器同敌人战斗。”

　　4月12日晚上，彤云密布，方璧和武工队一起转移到崞县神岗头村。第二天清晨，由于汉奸告密，从宏道镇出来200多名日军包围了村庄，八路军游击队处境十分险恶。武工队在前面打，掩护剧社的同志突围，方璧和战友杜峰一起冲出村来，一直向北山上跑去。两人冒着枪林弹雨，绕过梨树林，互相搀扶着走，走过一块梯田，但山道崎岖，杜峰一脚踏空，跌进了几丈深的沟里。忽然几十个鬼子端着刺刀围了上来，汉奸们吼叫着：“投降吧，女八路！”向方璧逼近。当敌人离她只有20余步时，她沉着果敢地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借着爆炸的烟幕她拼命奔跑突围。由于不熟路，没走多远，又陷入敌人包围圈，日军又追了上来，堵住她的去路。汉奸们龇牙瞪眼地向她围了过去，面对敌人白晃晃的刀丛，方璧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跳下悬崖，敌人在悬崖底找到还没咽气的她，几把刺刀一齐捅向她的胸膛。为了民族解放事业，方璧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生命，牺牲时她年仅28岁。

当部队和民兵打退敌人后，赶到方璧牺牲的地方，噙着热泪将她埋葬在梨花树下。噩耗传开，乡亲们和剧社战友听到他们喜爱“小东西”方璧英勇牺牲，无不失声痛哭。

著名艺术家田华在回忆录中写道：“晋察冀反围剿斗争十分残酷，几次突围战斗中，剧社两位战友牺牲了……”胡可也深情回忆那场战斗的残酷：“在一个叫神岗头的村庄里，我们的一个演出队突然遭到日本鬼子的袭击。顿时，浓黑的夜色里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在那场战斗中，我们的女战友方璧牺牲，战友崔品之被俘后惨遭杀害，胡朋脚部负伤，杜烽等3名战友跳崖摔伤。”

剧社战友们悼念方璧，谱写了一首挽歌：

她还像在我们中间生活，

讲着她的战斗故事，

唱着她写下的战歌。

在她曾经献身的岗位上，

千百万人举起枪杆，

向敌人更猛烈地扫射。

　　时光流逝，物是人非，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我来到吴家这座深宅大院，走进方璧当年新娘洞房，蓦然发现，发黄残缺的板壁屋四周板壁和屋顶，竟然留下一幅幅精美娟秀彩菱花手描画。

菱花在皖南水乡是一种常生长在水中之花，空灵透彻，五彩缤纷。我猛然想到了方璧曾经取名“彩菱”，这位满腹经纶的才女对生活美好和幸福向往和憧憬是多么强烈啊！如果不是日寇铁蹄肆虐，不是狼烟战火波及家乡，这样富裕商贾大家族里，这样如诗如画的家乡，诗情画意的方璧定会描绘出她另一种瑰丽的人生。

　　离开北岸村已经是傍晚，夕阳余晖照映在棉溪河上，波光粼粼。回首相望，廊桥河畔石榴树花更加红艳，如火如霞，点点缀缀，犹如生命不息之光。我突然感觉，这火红的石榴花虽然不是那么明贵和娇嫩，但不正预示着自己生命的顽强不屈吗？也许，因为不那么明贵而不曾被人记起也不曾有着丝毫荣耀，却用火红生命迎来春夏秋冬，装扮这大千世界！

方璧烈士，永垂不朽！

附文中人物简介：

杜峰，原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主要负责人。

汪洋，江苏镇江市人，1935年进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学习动画，担任美工，1937年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和重庆业余剧人协会，1938年初到延安，在文协工作，同年5月参加由毛主席倡导成立的延安文艺工作第一队。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晋察冀抗大二分校文工团副团长，抗敌剧社社长，张家口人民剧院院长，1946年10月组建了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并担任队长，创建了史无前例的一辆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在艰苦环境中，成功地制作出《自卫战争新闻第一号》等有声纪录片，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1949年4月，汪洋任北平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参与创建北影厂。1956年任北影厂厂长，相继组织拍摄了《祝福》、《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小兵张嘎》、《青春之歌》等一系列享誉国内外的优秀影片，为新中国的电影发展史谱写了新的篇章。

文革后，他又领导拍摄了《小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知音》、《茶馆》、《骆驼祥子》等一大批深受人民喜爱的影片，创造了北影厂的第二次辉煌。

胡朋，已故知名表演艺术家，原名初韫诚，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县。1937年，胡朋开始在上海参加救亡演剧活动。1943年，参演话剧《子弟兵和老百姓》。1950年，出演个人首部电影《钢铁战士》，她凭借该片获得中国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1953年，出演战争电影《智取华山》。1957年，主演话剧《槐树庄》，她凭借该剧在全军第二次文艺会演中获得优秀演员奖。1959年，主演战争电影《回民支队》。1965年，在剧情电影《烈火中永生》中饰演双枪老太婆。1976年，主演文革电影《反击》。1980年，出演剧情电影《山重水复》。1991年，胡朋获得第3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特别荣誉奖”。1995年，胡朋被广播电影电视部评为1905—1995“中华影星”。1997年，创作散文集 《敌后纪事》。2004年12月28日，胡朋逝世，享年88岁。

吴畏，湖南岳阳人，生于1914年，曾肄业于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和南京中央兵工学校。1939年调来抗敌剧社，在不少戏剧中担任重要角色，创作了多部戏剧作品。在1943年反“扫荡”中壮烈牺牲。胡朋深情回忆起这次反“扫荡”战斗残酷：“吴畏是个剧作家，他和弟弟吴因、妹妹吴棣一同投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他分配到抗敌剧社。他对毛主席的《讲话》学习得非常认真，认为反“扫荡”是难得的深入生活的机会，一有空闲就去找老乡攀谈。三天后，安玉海从山下回来了，十分悲伤地述说起张各庄民兵排跟敌寇英勇战斗的事迹。“本来吴畏一直在酝酿着一部描写民兵斗争的剧本，听了张各庄民兵的事迹后，便提出要去和张各庄民兵排一起生活。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大家陪他一起去那里……”

战斗十分惨烈，烈士牺牲的现场，从棉衣的颜色式样上战友们认出有剧社的四个同志。从他描述的情况看，那用驳壳枪最后一颗子弹自杀的一定是安玉海同志了；那迎着敌人的刺刀倒下去，挎包里的油光纸文稿吹遍山坡的想必是吴畏同志了；那带着木匠工具的必定是李心广同志了。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幸福和平只是无数烈士和勇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