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是自己走的

晓明印记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退休九年了。

1997年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富强任中华工商时报社社长。文革中在科左后旗上学的时候就知道富强，当时富强是旗乌兰牧骑创作员，有时也上台表演，他在现代样板戏《红灯记》中演饰的一个日本鬼子角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我的眼中，富强永远是当年那个在舞台上表演极为丰富和夸张的形象。

我到北京见了富强，他说你来我同意，但是你要给报社先做贡献，来以后把报社的公司搞起来。

1998年3月，我接到报社的调令，按照富强要为报社做贡献的要求，从我外经贸厅拿到了1万吨出口玉米许可证，自己拿着档案，到北京报到了。富强见了那1万吨玉米出口许可证非常高兴，他说这是第一次见到出口许可证，后来就没有结果了，许可证也不知所终。

当时富强兼任中华工商时报实业总公司总经理，报社正式发文任命张晓云、王树芳、高晓明为副总经理。我在内蒙古政府机关是正处级公务员，张晓云、王树芳是报社的正处级干部，我以为我也是正处待遇。多年来没有人告诉我在报社是什么待遇？我也没问过自己的待遇问题，我只知道我的工资比副处的低。在我的认知中，从内蒙古到北京，从政府机关到报社，是属于下海了，至于是什么待遇什么级别连我自己也不关心了。

刚进报社想尽快把公司搞起来，当时内蒙古外经贸集团公司组织人员翻译了俄罗斯进出口企业名录，80万字上中下三册。内蒙古外经贸集团是从内蒙古外经贸厅剥离出来的企业，总经理黄文曾任外经贸厅副厅长，一直是我的领导。我主动找到集团把出版发行的业务揽下来签订了合同，富强也很重视，报社还专门下发文件要求记者站开展征订，时报还刊登了一整版广告。然而征订却不尽如人意，只收到了两本的征订费1800元，已经无法出版发行了。我通知内蒙古方面要求停止合作，集团答复说翻译工作已经结束，或者报社执行合同，或者补偿集团已经发生的费用和集团的损失，并起诉到了北京朝阳区法院要求报社赔偿损失7万多元。富强答复非常明确，这是你高晓明承揽的业务由你个人负责。

一审我们赢了，内蒙古方面又上诉到北京二中院，这时石国雄任社长。他给我来电话说中院已经传出话了，报社很可能要输，让我尽快想办法。我托人找到了该案件主审法官，最后还是我们赢了。

内蒙古外经贸集团是不应该和我打这个官司的，在我主动找他们合作之前，他们的翻译工作已经结束了，正在寻找出版社出版。我们之间的合作出版协议签订之后，黄文总经理还信誓旦旦的表示，这是集团成立后的第一笔业务，也对这笔业务充满信心。我想的比较简单，都是老领导，老东家，从签订协议到决定不与合作，中间也就一个月的时间，既然不能出版了，那就算了呗，我也没想到他们会打官司。

现在回过头来看，是黄文对当年在外经贸厅的事情有些放不下，以人画线，把我画到了他的对立面。当年我在外经贸厅任办公室主任的时候，我和黄文厅长门对门工作了八年，我一直是配合和支持他的工作，从不参与领导之间的恩怨。

对打赢官司，维护了报社的利益，我是很欣慰的。

1999年我的朋友港商石林先生和汪江女士在山东济南收购了五家造纸厂，造成工人下岗，国内其他媒体不敢刊有关消息。因为中华工商时报总公司没有发展起来，我到了报社的一个部门，负责人是孟祥林是一位非常精明能干的年轻人，富强、孟祥林、高晓明和港商石林在富强的办公室，商定由我来写这篇文章在时报上发表，孟祥林提出版面费20万，石林同意了。文章还没写完，石林就给我20万转账支票，我马上电告富强，富强高兴的喊了起来。虽然是在电话中，但我能想象到富强那丰富和夸张的表情。文章写出后，富强又让副总编孟庆玉做了把关，我亲自看到了孟总编一删一改一表态，那种风采把一个老报人多年的文化底蕴展现得淋漓致敬，我对孟老有了由衷的敬意。

文章发表后石林给我来了电话，高兴得手舞足蹈表示感谢，多年后我才知道，他的搭档汪江女士大名谷汪江，曾当选香港十大女富豪之一。

2002年初，内蒙古通辽市批发城老板张庆忠赞助报社，我在报社开设了专栏《中国西部百县行》，整整两年期间行驶在中国的西部，每周发表一到两篇文章，采访了70多位基层党政领导，两年间所有的费用都是自理，难度可想而知，我坚持了下来。中国西部百县行专栏结束后，出版了我的第一部专著《生活充满阳光》，我的引言是感谢社会，感谢生活，感谢朋友。

2003年5月，因非典我暂停止了百县行回到报社，向北京市抗击非典指挥部献血200CC ，为报社唯一一人，为此获得了2003年度全国工商联优秀共产党员。2005年初被借调全国工商联做简报工作，我一边参加会议做记录同时编辑修改简报，每次会议结束的时候，简报已经出来送给领导审批。有一次在走廊见到沈社长，她说对你干的挺好的，全联对你反映很好。2005年度报社又一次把我推荐为全国工商联优秀共产党员，我找到办公室主任刘莉提出不要这个荣誉，要让给年轻人，刘莉说你就不要让了。

有些事情看似偶然，其实偶然中有必然的因素，这是一个人的社会积累，也是一个人的内心追求，我做到了。

在借调全国工商联的半年中，机关几位同事商议要把我长期借用或者调到全联，我想我是政府机关到报社的，再回到机关对我已经没什么吸引力了，我觉得我该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