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取经与实事求是

三伢子

　　《西天取经》故事梗概缘起《大唐西域记》。故事说陈祎历经17年途经100多个国家，终于到达西域印度，取回“贝叶经”，并据己所解，翻译成书，为世界文化史上盛举，为世界文化传播、文化交流作出巨大历史贡献，青史留名，万古遗芳。如来佛祖大徒金蝉子有次没用心听佛祖说禅，佛祖罚金蝉子入世修炼，转投胎入唐朝陈家。唐父陈光蕊，中状元，官拜文渊殿大学士。骑马游街，正逢当朝丞相殷开山独女抛绣球招婚，绣球落入陈光蕊怀中。二人成婚不久，陈光蕊带妻子温娇和母亲张氏赶往江州赴任，途中不幸被歹人刘洪和李彪从背后把陈光蕊打一蒙棍，推下船淹死。刘洪强占了温娇，拿着官印去江州冒名顶替。这时温娇已身怀有孕，忍辱生下了唐僧。刘洪要把玄奘淹死。满堂娇以天色太晚了为由，方暂时保住了玄奘的性命。满堂娇知道，自己力量薄弱，保不住玄奘的性命。于是趁夜跑到江边，在自己贴身的汗衫上写了一份血书，又找了个木板，把玄奘放在木板上用带子绑住，将其推入江中。一直漂流到金光寺下，被寺里的法明和尚救下。玄奘长到十八岁。法明和尚便把其身世告知于他。让其去报血海深仇。玄奘先秘密和母亲相认。又前往京城，找到自己的外公，并在其帮助下，把其父母的遭遇告到御前。皇帝出兵将一众歹人全都绳之以法。接回了母亲和祖母。又去江边祭自己的父亲。自己的父亲因为救过江里的龙王。龙王便让其还魂，一家团聚。而后，唐僧便西天取经，历经八十一难，终成正果。

　　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

“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

班固《汉书》《河间献王德传》，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卷53)。“实事求是”，颜师古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班固认为，刘德在学经典、修礼乐时，喜好先秦诸子的古书，对旧书“求真是”，“留其正本”。刘德的“实事求是”是考证古书时求其真本，是实证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清乾嘉庆年间的考据学派，则把“实事求是”当做治学的宗旨和基本方法。钱大昕(1728~1804年)提出“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二十二史考异序》)并称赞戴震“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潜研堂集》卷39，《戴先生震传》)；汪中(1745~1794年)自述其治学宗旨是“为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述学·别录》卷1，《与巡抚毕侍郎书》)；洪吉亮(1746~1809年)反对宋儒的空疏，推崇邵晋涵“于学无所窥，而尤能推本述原，实事求是”(《卷施阁文甲集》卷9)；凌廷堪(约1755~1809年)也推崇戴震，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校礼堂文集》卷35，《戴东原先生事略传》)。阮元(1738~1849年)是乾嘉学派考据学集大成者，自称“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他系统地阐发了“实事求是”之学：第一，“实事求是”的重新提出。阮元在总结儒学发展史时，反对宋明理学末流的“虚学”、“空疏”，推崇汉代经学之“纯粹”，赞扬清代儒学“笃实”、“实事求是”。他认为“两汉之学纯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研经室一集》卷11《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这里的“二氏”，指老庄之说、“浮屠之书”。他说：“汉书云，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儒之自遁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也。岂河间献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研经室三集》卷5《惜阴日记序》)，还说：“后之学者，喜空谈而不务实学，薄艺事而不为，其学始衰，降及明代，寝以益微”(《研经室三集》卷5《里堂学算记序》)。“降及明代”的后儒显然是指宋明理学的“空文”、“虚学”的弊端，力求恢复儒学经典的本来面目，探讨圣贤之道的真义。第二，“实事求是”的方法。阮元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 研经室二集》卷7《西湖诂经精舍记》)。因此为了探讨圣贤之道，必须在文字上训诂。训诂的具体方法是：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开始；研究经学，当从注疏开始；研究注疏，当从训诂开始；研究训诂，当从声音文字开始。这种训诂非常重要，是进入圣人之道“宫墙”的门径。但“注疏诸义，亦有是有非”，因此不能迷信注疏，“从注可、违注亦可”，重要的是“求其是”。甚至说：“圣贤之道亦误矣”(《研经室一集》卷2《论语一贯说》)。第三，“实事求是”的成果。阮元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对儒学若干重要命题做了新的解释。《论语》的第一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解释说“‘学而时习之’者，学兼诵之行之”，“故学必兼诵之行之，其义乃全”(《研经室一集》卷2《论语解》)。忠恕是孔子仁学的基本，他解释说：“忠恕者，子臣弟友，自天子至于庶人之实政、实行”(《研经室一集》卷11《石刻孝经论语记》)。孟子论仁讲良能良知，他说“良知即心端也，良能实事也。舍事实而专言心，非孟子本指也”，“实者，实事也。圣贤讲学，不在空言，实而已矣”，“故此实字最显最重，而历代儒者忽之”(《研经室一集》卷9《孟子论仁论》)。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贯者，行事也，即与格物同道也”，“元之论格物，非敢异也，亦实事求是而已”，由此得的结论是“圣贤之道，无非实践”(《研经室一集》卷2《大学格物说》)。阮元强调实事求是，就在于强调实践、实政、实事、实行。第四，“实事求是”的影响。阮元讲“实事求是”主要是在经学研究范围内，作为考据学的训诂方法提出来的，但也影响到其他领域。他从重视“实行”、“实践”出发，关心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天文学、数学问题。在他的科学史专著中指出：“综算氏大名，纪步天之正轨，质之艺林，以谂来学，俾知术数之妙，穷幽极微，足以纲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畴人传·凡例》)，把天文学、数学等自然科学也归于实事求是之学之中，大力提倡“实测”，注意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的成就。这些思想非常宝贵，值得重视。以阮元为代表的隆嘉考据学派重新提出实事求是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不仅系统化了训诂的方法，而且批判了宋明理学末流的“虚文”、“空疏”和八股文。其方法显然烦琐复杂，但强调“佐证”、“实证”，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萌芽。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对实事求是给予唯物主义的科学解释。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反对主观主义，尤其是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先，在反对主观主义斗争中，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时，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出共产党员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937年，他在《实践论》中，在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斗争时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同时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反对“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其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系统地阐释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内容。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中国向何处去”时指出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才能引导我们的民族达到解放之路。他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只有实事求是，依靠客观的实践，不依靠主观的夸张，才能发现真理。延安整风的基本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中都谈到实事求是，做出了完整的表述和科学的阐释。他在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时，指出“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这一科学的阐释，给古老的实事求是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可谓批判地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光辉典范。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6页)。最后，实事求是的学风问题，也是党性的表现。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任务，他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我们的任务”。“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党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813页)。实事求是，“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与此相对立的主观主义的态度是没有党性或党性不纯的表现。他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也就是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认识路线、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共产党员的学风、党风、党性。延安整风运动是党内发动的“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普及，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空前团结，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二)邓小平论实事求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邓小平于1977年4月10日，针对“两个凡是”，提出准确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页)。他还根据当时党的现状指出“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5页)。谈到学风问题时，他指出“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7页)。后来，他展开论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如“‘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7页)，“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页)。这样，就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在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同时，坚决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2．全面阐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化大革命”结束，刚刚开始拨乱反正时，针对“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邓小平把解放思想作为重大问题提出来，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他在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时，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他还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这一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不仅指导了拨乱反正，而且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全面改革的进行。3．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也是逻辑起点，贯串在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他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关于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体系。

　　西天取经与实事求是：

1、“经”与“是”相通，殊途同归。西天取经的目的是求得真“经”，经是“世事炼达”之后的“番然醒悟”，是成佛成仙的“途径”、“桥梁”或“通道”。实事求是之“是”，指事物或运动的“规律性认识”，即真理。真经即真理，真理即真经。

2、“取”与“求”相似，生命在于运动。取真“经”，求实“事”，都必须去“运动”、“行动”、“活动”，关键在于“灵动”、“联动”，上下成串，左右成行，“一理通百理融”，融通成气，万物归真。取经必须去“取”才会有，真经不会走路，不会自来。求是必须去“求”才会得，即使是“顿悟”，也要“求”，求还要下“真”功夫。

3、前途光明，道路曲折。唐僧西天取经，历经八十一难方成正果。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恢复，也非一蹴而就，历经历史沧桑，甚至可以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焕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