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娃(7)

郭福贵

务农一年

我回到家，把上学读过的书捆起来，往梁上一吊（放在地上，怕老鼠咬），开始了在农村战天斗地的生活。

一是组织青年突击队。儿时的伙伴，除了小孩王仇贵田从学校当兵，其余都先后回到了家乡。而且，还多了个仇相吉。他是1959年林县弓上修水库，随父母搬迁而来。他和我同岁。因病，树掌中学九班上了一年辍学在家。

还有我的堂兄郭小锁，比我大一岁。随我大爹大娘从安泽县马壁乡羊窑沟村迁回老家。

我找到比我早回一年的仇相琴说，‘我给你说过，只要你回村来，我也回来。现在，我回来了。咱们就一块干吧’。我们十六、十七、十八三个年龄的八个年轻人，自动结合在一起：

早春，一块挑着羊粪，沿着在七八十度山坡上，开出的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往禁坡岭送粪，来回如履平地，上下一溜小跑。

初夏，一块锄地搂地，欢声笑语，干劲十足。深夏，两个人一个小组，在参园沟分片割岸。我和仇相琴分在瓦窑片。我俩偷了下寺小队的好多桃，脱下衣服抱回，在岸跟挖个坑，上下垫上蒿草，埋起来，每天挖开吃上一通。下寺河则媳妇李海菊说了我们一通。

秋天，一块在寺上、塔平收割玉茭、谷子。间歇，扔小石头摎下几个核桃，分分吃；捡上一些毛豆，在石板上烤一烤，尝尝鲜。

冬天，我们相跟去背玉茭杆，一同去出羊圈。

晚间，我们一块讨论着乡间的大事小情，规划着村里的未来。

就是下雨天，我们也不象大人们一样，聚在一起打扑克。而是在利用本地资源——山上的荆条、榆条，编筐打篓。而这正是我们年轻人为了村里脱贫，开出的一条新路。原来，村里的荆条，都被外村收走，搞编织业增加收入。我们在一起议论：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于是，我们几个年轻人，人人学起了编织技术。竟然，人人都学会了编罗头、篮子等。

一天半夜，赵栓吉和我起来去接班、看卧地积粪的羊群，路过村里人们都说闹鬼害怕的地方——小碾上的时候，听到一种从没有听过的惨人悲哀凄凉的怪叫声，这使我俩走也不是，退也不是。

怎么办？我说：去看看。

于是，我俩撩起衣襟，一人抱了一包小石头，一边走一边扔。待走到叫声发出的地方，原来是一只病羊在圈里哀鸣。

可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过这样的羊叫声。这样，我俩才放心地去看羊了。第二天，这只羊死了。

村里的大人说，这是鬼魂附在羊身上发出的叫声。

　　二是写通讯报道。在校时，我原来对语文不感兴趣，作文时，从不打底稿，都是一遍成功，满足于七、八十分。对政治，虽然初中开了政治课，可并不知道政治为何物。上学，除了学好功课，就是玩。因此，在初中，连个团也没有入了。

但是，1963年全国开展学雷锋活动，成了我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由此，我开始关心政治了。加上初中被罢官一事，我也不能不关心政治了。从那时起，我开始听广播。从那时起，我开始记日记。在农村，毎到晚上六点半，我就站在大队喇叭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接下来收听省里的、县里的新闻节目。当年，正是中国反修发表“九评”时期。每一评，我都要把它认真听完。听各级广播时，常听到某村某地的好人好事被广播的事，我就想，我们村的事为什么不能被广播广播呢？于是，我就开始尝试着投稿。

第一篇稿子，是关于我村种植花椒树、柿子树等经济林的事。素材来源于，首先是我亲自参加了，再者是大队主任郑江虎给我讲述了全面情况。稿子投到县广播站，居然给广播了。不巧，不知何因，我却没能听到。巧的是广播的第二天，县广播站的一位同志到我村维修广播线路，给我说了。我高兴极了。我主动地让他到我家吃派饭，并坚决不让他放下粮票和饭钱。

自此，我经常往地方媒体投写稿件，反映我村的新人新事。

仇相吉刻苦钻研木工技术和编织手艺，竟然到了忘我的程度：一次，他奉父命，到盘底村捉小猪，看别人编罗头，居然看到天黑，才知该回去了。可还有十五里地才能到家。

他用学到的技术，经常义务为队里修理篓犁耙𣔙等农具，帮村民修补桌椅板凳等家具，他就是我们村里的活雷锋。我把这件事写成稿子发出去，竟然引起山西日报记者的关注。记者还专门到村里找我了解情况，我却又去长治师范上学走了。

后来，在树掌信用社工作的仇林保大叔拿的几元钱稿费给我母亲。我母亲说:你买了烟吧。

　　三是主动接受再教育。

当年，毛主席老人家曾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大队主任郑江虎、生产队长王米贵，是我经常求教的对象。

他们给我讲了好多村里过去的事。

王还带我去林县弓上水库南、北两面的高山上买羊。那里的老百姓还讲起杨秀峰在林滤山上闹革命的好多故事。他们吃饭用的都是海碗，待人很实在。午饭，给你捞上一大碗面条，吃去吧，保管你吃个饱。

郑则讲了旧社会他家住山洞，从小给人放牛晚上回家遇上夜游神，分房分地的许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