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蹉跎岁月

关东石头

我的蹉跎岁月

公元1968年8月，我作为“老三届”的一员，从新民高中毕业了！

刚刚经历了三年狂飙的我突然发现：这是多么飞快的时光、多么飞快的人生啊！

从学校的校外三舍背着简单的行李，乘火车回到在大红旗火车站附近的家，我就像一个刚从矿井里上来的矿工，四肢百骸，全都累散了架儿，把行李往炕上一扔，倒头便睡。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妈妈告诉我：“你整整睡了一个半天儿，又一个晚上。晚饭、早饭都没吃。你爸爸昨天回来了，看你睡得像个死人，没叫你。今天，他又下乡了。你弟弟‘小铁子’他们也都上学去了------”

妈妈说到这儿，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学校可去了。

要去哪里？

该干什么？

我胡乱地吃了几口，火车站“吴工”的少爷又来了。说起来，这孩子也真不错，每当我在家孤独的时候，他总是不早不晚地赶过来，闲聊，还带许多难得一见的书。

他一进屋，就结结巴巴地对我说：“我们阜新——铁路子弟学校——的学生，也，也都毕业——回家了！”

哦，我明白了，他们现在都一样，也在家呆着。与他一起从阜新回来的，还有一个比他大、比我也大的另一个铁路子弟，我们都叫他“学兄”。

我耐着性子，听完吴公子的介绍，对他说：“你再来的时候，把你爸爸藏的好书再给我抱些来。”

他说：“这——好办，反正放在那里，也——没人看。”说着，他抬起腿就跑了。

不一会儿，他还真的抱来一抱书回来。其中有一本是前苏联的，好像是鲁迅翻译的《毁灭》，法捷耶夫著；还有一本不薄不厚的，《九三年》，法兰西大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名著。有了这一大堆书，我心里高兴极了。心想，这下子，可以慢慢地品尝这些“美味“了。

先从薄一点的《九三年》开始……

开卷细读，我越读越觉得这本书的部头虽不算大，但它的分量太重了。在不算庞大的篇幅里，却展示了一幅厚重的法兰西历史画卷：1793年的法国，正翻卷着大革命的狂风暴雨。这年的一开头，法皇路易十六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接着，保皇党的叛变，英、奥、荷、西、意、俄联合作战，巴黎起义，各省保皇党的反抗------激烈的战斗、血腥的镇压、惊心动魄的革命、尖锐深刻的矛盾，这一切，都在雨果的笔尖下流淌。

我朦胧地感到，雨果所描绘的这一切，自己也似乎刚刚经历过。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是雨果的名言。《九三年》中，郭文就是这句话的化身。

顺着雨果的思路，我问自己，也在问雨果：这世界，真有绝对正确的东西吗？

狂飙天降，暴雨倾盆，“革命”和“人道主义”，他们究竟谁在谁上？我又想起了罗兰夫人的一句名言：“人道，人道，许多罪恶假尔之名以行！”这句话怎样理解？

这些问号，我当时没有搞得十分明白；雨果也没有告诉我。再看看那本厚一点儿的吧——《毁灭》，写的是在西伯利亚奋斗、毁灭的一支很小的游击队的故事。写了游击队里各式各样的人物。特别是写了一个“知识青年”式的小白脸美谛克的行为和灵魂------

又是革命！又是暴力！又是恐怖！俄罗斯的革命，革命中的游击队，游击队中的人，人中的“知识青年”——

联想《九三年》，联想法兰西的大革命，联想自己刚刚经历过的一切，我想，不管什么样的革命，只要是革命，都要有毁灭。有毁灭，才有新生。这很像传说中的凤凰在火中的再生。

但新生是快乐的，毁灭则往往很痛苦。这毁灭、这痛苦该谁来承担呢？

从《九三年》和《毁灭》来看，这毁灭中，有大人物，他们是决策者，他们是掌控者；但他们是少数，更多的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的毁灭、牺牲——那些寻常百姓，还有那些“知识青年”。

就这样，我在精神上又经历了法兰西和俄罗斯这两次各不相同的“革命”。

转眼间，一周的时间过去了。

这天，我刚放下书，觉得头脑发胀，便躺在炕上，随手把一本书打开，盖在了脸上，似睡非睡地任灵魂自由飘荡。

这时，父亲回来了。父亲一进屋，看见我脸上盖着一本书，直挺挺的躺在那里，便没好气地对妈妈说道：“毕业都一星期了，怎么还躺在那里？”

妈妈说：“孩子刚回来，要歇就歇几天吧-----”。

父亲一听就火了，没容妈妈继续说下去，就厉声喝道：“都是你惯的！我叫你睡！”随着话音，我就听见“咔嚓”一声。

等我睁开眼睛，定神一看，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是父亲把一把镰刀从我的头上“飞”了过去，正砍在水泥窗台上。

据妈妈后来告诉我，当时镰刀砍出了火星，而窗台上则留下了深深地一道伤痕。

父亲愤怒地抛出镰刀后，就扬长而去了。

妈妈坐在炕沿上，眼望着我，吧嗒吧嗒的掉眼泪。

我当时扔下书，一跃而起，对妈妈说：“不用为我伤心，我这就去找生产队去插队务农！”

说罢，我只身一人越过铁道，打听到了生产队的方位，就径直奔去。

这时，天色已晚，生产队除了饲养员以外，不见人影。我只好千方百计地打听生产队书记家的方位，然后就像摸据点似地摸了上去。

书记当时正盘腿坐在炕上吃饭。我见了他，便自报家门，说明来意。

书记喝了一盅酒，说：“知道了，公社已经把你们的名单通报下来。咱们队部旁边就有一个青年点，大多是省城来的，你愿意去，可以到他们那里住，就算替我管他们。不愿意去，就住在家里，插队知青嘛！来回远点，但究竟还是在家方便。何去何从，什么时候干活，你自便吧！”

回到家里时，已经很晚了。我和妈妈又唠了一会儿，才知道父亲的“粮管员”也当不成了，也被安排“插队”改造了，后来人们都管他叫“王五七”（那年的五月七日，毛主席作了一个批示，要求像父亲他们那样的人都要插队，接受劳动改造）；而远在外地的姐姐，也被调离了洛阳东方红拖拉机总厂设计处，被安排到车间接受劳动改造。这一切，都让父亲心焦如火。在这种情况下，他回到家里，又看见我躺在炕上的那副样子，自然要气急败坏了。

我想，这一家子的人几乎都被“改造“、被”再教育“了。这就是革命所需要的“毁灭”吧？

民间这些小人物的遭遇，是谁造成的？能怪谁呢？在后来，有一些“反思”的文章，说：那时，全中国都用一个人的思想，潜台词是所有这一切也都是一个人的责任。这样说，好像也有些道理，但未免太简单了；而且，后来有些资料证明，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样的事情，还真的不是那一个人“发明”。

正常的人，谁没有思想？至于服从，那是另外一回事。在“用一个人的思想”情况下，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思想、愿望；在强调“保持一致”情况下，每个人还有自己的思考、心愿。说那个时期的人没有思想，没有个性，不符合事实。反过来说，在今天标榜崇尚“自由”、张扬“个性”情况下，每个人真的都那么“自我”、那么“自由”吗？每个有思想、有个性的人，不管你多么想自由，多么有个性，但最后你总得服从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有的是以思想、真理的形式出现，有的是以金钱、上帝、法律、偶像的形式出现。

第二天，我按照生产队书记的意见，到红东生产大队第三生产小队插队，正式开始了“知青”生涯。

在那里，我看到了一大群男女社员，还有一小群来自各地的像《毁灭》中的美蒂克那样的中学毕业生。其中，就有“吴工”的少爷和他提到的那位阜新铁中高中部的“学兄”。

我和那位“学兄”一见面，就有一种同命相连的感觉。大概由于我们都是高中“老三届”的缘故吧！很快，我俩成了几乎形影不离的难兄难弟，这使得“吴工”的那位少爷多多少少有些失落感。

生产队长给我们这一群小青年训了话，最后，队长慷慨地说：“今天，你们都刚聚到一起，还不太熟悉，就不给你们派活儿了，放一天假！让你们交流交流、熟悉熟悉。”

他的话音刚落，就听到一阵欢呼声。那个时期的年轻人，到哪里都是一阵春潮。

我和“学兄”在他们当中是长者。其余大都是初中毕业的，年龄比我俩要小一点。因此，对我俩，这群知青们给予了相当的尊重。

吵闹了一阵，他们邀请我俩到他们的新家——青年点去玩。

这个青年点离三队的队部有一里地远，原来是个饲养棚，他们来之前，重新粉刷了一遍，砌了炕，搭了锅台，后来的文学作品和“被改造”过的人们都把这样的地方叫“牛棚”，但在我看来，收拾过的“牛棚”比我家刚下放到这儿时曾经住过的那个“荒野孤棚”强多了！

“点长”是一个省城54中毕业的小伙子，姓张，非常精干，他像给领导汇报工作似的，给我们介绍了点里的情况。这里一共住着18名青年男女，他们大都来自省城。

“如果两位大哥不嫌弃我们，欢迎你们到这里来，一同生活！”

在我俩婉言谢绝后，他继续介绍，由生产队派来一名女社员负责做饭，“现在看，生活还说得过去。”

在“点长”给他们介绍的人员中，有一个姓王的小个子非常引人瞩目，他头戴一顶“军帽”，上缀一颗红五角星，留着一撮小胡子。大家因此都叫他小胡子，他也欣然接受了这个很有个性的称谓。

小胡子唱得一口漂亮的“样板戏”，有板有眼；但一旦动手打架，他就像吃了“兴奋剂”，豁出命来，勇往直前，属于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士风格。

共同的命运使我们非常容易沟通，很快，我们都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

从“青年点”出来，“学兄”和我边走边谈：一群这样的青年，在经过了“文革”的暴风骤雨后，在伟大领袖的号令下，在共同命运的驱使下，从五湖四海来到了这块黄沙滚滚的黄土地上，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我当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想起拍毕业照片时，自己让照相馆在上边题写的一句白求恩的名言：“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暗暗地对自己说：不管是什么命运，既然必须走上这条道路，那就要坚强地走下去！

　　年纪轻轻，风华正茂，绝不能消沉下去，在只能奋起，在前行中赢得新生……

红东“三队”的土地处在柳河以西、饶阳河以东，这两条黄沙滚滚的河、风沙漫漫的河套，把“三队”包围的严严实实。

因此，这里的土质是以黄沙为主。在这里，夏天的活儿，并不难干。因为夏天主要是铲地，锄头在沙土地中的感觉，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搞过“小开荒”的“知识青年”来说，每天扛着锄头，同社员一起下地，每人把一条垄，还是可以跟上“打头的”的。

但对于省城来的那些小弟弟小妹妹们，感觉就不那么妙了。他们跟在后面，不仅累得气喘嘘嘘，而且慌乱中还常常把小苗当做荒草给铲掉了，为此，他们经常受到检查劳动质量的生产队长的“警告”。

看到这种情况，我在保证质量和速度的前提下，有时就把挨着他那一垄的小弟弟的活儿，偷偷地给带出一段来。

铲到了地头儿，按着社员们的说法，要“抽着”。也就是在地头歇气儿的时候，都要抽一支烟。

那时社员们抽的烟都是自制的。大家都拿出事先裁好的报纸条，卷上自己生产、晾晒的“老青烟”（老乡又叫“蛤蟆赖”），由于卷的烟卷一头大、一头小，所以，社员们把抽烟又都叫“吹喇叭”。

在我和社员“吹喇叭”的过程中，小弟弟小妹妹们也陆续赶了上来。挨着他铲的那条垄的小弟弟凑上来，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谢谢大哥！”有时，他还会掏出一支“大生产”或“红玫瑰”香烟，算是对我暗中帮助的感谢和犒劳。

但并不是夏天所有的活儿都那么轻松。有一次，生产队接到上级的通知，尽快组织人力，到车站卸化肥。

队长说，“身强力壮的男子汉站出来！”

有几个年轻社员响应了队长的号召，我和“学兄”不知深浅，也跟了过去。

到了车站一看，任务确实不轻。整整一个六十吨车皮满装了化肥等着他们。

化肥全用麻袋装着，每袋净重200斤，可能是由于时间较长的缘故，麻袋中的化肥已经板结，就像石头块一样。

卸车的方法是原始的，由两个人“搭肩”，把一袋子化肥抛到空中，扛的人往下面一钻、一起，就把这袋子化肥顶起来、扛走。

有经验的社员去的时候都带了一件垫肩，就像披风一样。我和“学兄”是初出茅庐——第一次干这样的活，哪里有这等心眼？不过，既然去了，也不能让人家看知识青年的笑话，钻吧！

“学兄”先上去了，一钻，没扛起来化肥，反而让化肥把人给压倒了。周围响起一片笑声。

这笑声，把我的情绪激动起来，我二话没说，紧接着就钻了进去，使劲一挺，居然把麻袋扛起来了！

周围一片喝彩。过去听人说“鸭子上锅台——一猛劲儿”，还真的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受。现在体会到了：一麻袋化肥扛下来，浑身是汗；三袋子下来后，就觉得麻袋上散落的化肥就像盐一样的直往肩膀的肉里钻，蜇得十分难受。

不大一会儿，肩膀上已经压出了血印，麻袋往上一砸，钻心疼痛。脸上的汗水和着化肥渣滓往下淌，蛰得眼睛火辣辣的。

但我看看身边的社员，他们谁都没有停下来。他也只好咬了咬牙，坚持到了最后。

这一“仗”打下来，我和学兄立即获得了社员的赞许：“这等活计就是一等劳力干下来，也得咬牙挺着，你俩这刚毕业的学生能挺到底，确实不易！”

可我自己心里明白，自己的腰背酸痛、肩头红肿，已经到了实在难以坚持的程度了。卸完车，我拉起“学兄”，和几个青年社员一口气跑到一个水泡子边，和衣跳了进去，水浸伤口，浑身那个疼痛劲儿就别提愈多厉害了。

那天晚上，参加卸车的所有人员从生产队领到了五元的“提成”。我们几个青年人找了一家“牛肉包子铺”，以牛肉包子下酒，不仅把刚领来的“提成”全干掉了(尽管那时的物价也相当便宜)，还往里搭了许多。

秋天，是农村最忙的季节。俗话说：“编筐织娄，全在收口”。一年到头，劳累的成果能否安全归家，全看秋收这一“仗”了。

下乡后的第一次秋收，就给这些学校刚毕业的娃娃们来了个“下马威”。

生产队开镰割高粱，每人一下子拿八条垄，齐头并进，边割边捆，捆好的高粱捆子，高粱头要朝一侧，而且要摆得整整齐齐的才行。

我头一回正儿八经的干这种活，使唤镰刀又是一个“左撇子”，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勉强强的学会了捆捆，但由于自己左手使刀，结果，高粱捆子的头和别人的朝向正好相反。

好不容易算是到了地头，回头一看，田地里只剩下“学兄”一个人了。

社员们看着我放得还算整齐的高粱捆子，风趣地说：“左撇子的人一般都很聪明！”

我听了之后，心里很不服气，心想“别说风凉话，看我三趟下来，肯定撵上你们！”

在往回割的时候，我坚持用右手使唤镰刀，努力和社员们保持一致。就这样反复坚持，两天之后，不仅高粱捆子摆放得和社员一模一样，而且在进度上，他们再也甩不掉我了。

有了这回经验，我心里好像有些底儿了。谁知道，新的挑战接踵而来。割豆子，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想，八根垄的高粱都比划下来了，这回收割矮的，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哪里晓得事情可不像我想象得那么简单。豆子成熟后，豆子的秸秆和荚角都非常硬。割的时候，手一抓上去，扎得十分难受。戴双手套吧，一根垄的豆子下来，手套就给磨坏了，更不能忍受的是这手套还常常招来社员们挑逗式的目光。

算了，可手糟蹋吧！豆子越扎，他越抓紧，双手先是血泡，后来，慢慢麻木，也就变成茧子了。

最有纪念意义的是割谷子。农谚说：“旱谷子涝豆”。说的是天旱时，往往是谷子收成好；天涝时，往往是豆子收成好。

那一年天旱，谷子长得很壮实。我望着一望无际的黄澄澄的谷子，心想，这下子好了，这东西看着就顺当，没有高粱那样高，也没有豆子那样坚硬的尖角，估计干起来，不至于太难为人。

谁知，这一次，他又错了！原来谷子长好了，根部的秸秆就像竹子一样，坚硬溜滑难割。越往上，谷子的秸秆越软，比较好割。

但经验丰富的老队长好像事先就知道他们的想法，提前发出了禁令：“镰刀一定要贴地皮，把下边的谷草都割下来，那是牲口冬天最好的饲料！不能扔在地里。”

按照老队长的指令，我刀贴地皮，一刀下去，谷子没有割下来，镰刀顺着坚硬的谷子桔杆就飞到了右手食指上。

我的镰刀割谷子不快，割手指头确是飞快。一下子鲜血直流。太丢人了！出师未捷手先伤！不能叫他们看见！

我抓起一把土，往手指上一捂，试图止住流血。谁知这个动作被“学兄”看见了，他赶紧过来，一边风趣地说：“哎吆，血溅金谷！割谷子可是个技术活，你这镰刀下去之后，一定使出全身的劲儿，把它控制得牢牢的------”一边掏出一方手帕，把我的手指缠得紧紧的。

我心存感激地说：“包扎的技术不错，传授的技术也不错。但千万不要声张，别让人家小看了咱们！”

按照“学兄“传授的经验，我终于掌握了割谷子的要领，恢复了速度，赶上了其他的社员。

但由于伤口处理的不好，直到现在，我的右手食指上仍然留着疤痕，算是那个年月的永久纪念吧！

人们常说：秋天的太阳赛老虎。在秋收的那些日子里，我确实尝到了“秋老虎”的厉害。衣领和袖子以外的皮肤换了一层，全都变成了古铜色。这古铜色的皮肤，彻底改变了《毁灭》中“美蒂克小白脸子”的形象，与《牛虻》中亚瑟在甘蔗园时的情况大体相同，社员们逐渐地认同了我们，我们也似乎认同了“三队”。

那时，干了一天的活儿之后，到了晚上，全体社员都还要到生产队去开会。会议的内容大致有两个：一是学习上头精神，主要听队长和书记的；二是“自报公议”评工分，先由社员自己报，然后大家评议。

说起来，那时的农民社员还真是很有积极性。一到晚上，社员和知识青年把生产队队部的屋子挤得满满的，炕上、炕下全都坐满了人。

听完队长、书记的“报告”之后，热热闹闹的评工分就开始了。大家都根据自己的劳动强度和能力表现，或报“一等”（每天十分），或报“二等”（每天八分），然后，大家发表意见，由领导集中大家的话意见，提交大会表决，就算定了下来。

以我们这些刚下来的青年看，这个过程，还是颇为民主的。一般青年壮劳力都报“一等”；年纪太小的、太老的报“二等”。我当仁不让地报了个“一等”。居然全场通过！我很满足。

记得当时还填了一阙《忆秦娥•插队》。其中写道：

马车急，插队落户黄沙里。

黄沙里，书生意气，改天换地。

社员炕头评工分，自报等级大家议。

大家议，知识青年，接受教育。

　　秋收结束后，公社召开了下乡知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和“学兄”居然被这里的“小兄弟”们推举为代表，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我回忆起毕业时的彷徨，无可奈何的服从，读书度日的拖延，爸爸飞过来的镰刀，脱胎换骨的改造；回忆起在南美甘蔗园里卖苦力的牛虻——亚瑟，在冰天雪地游击队里的“小白脸子”美谛克，在暴风雪中抢修铁路的青年英雄保尔•柯察金；也想起了自己读过的那些哲学家的经典著作，于是，我就主观与客观、自流与自主、磨练与成长等几个问题，发表了演说。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篇演说中，大概不可避免的要夹杂着一些当时流行的“套话”、“官话”，但就其基本内容来说，还是真实的所思、所感，是我自己这半年的汗水和血泪，是一个不甘消沉的热血青年灵魂呼喊。

难怪演讲刚一结束，全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吃饭的时候，我问“学兄”：“这掌声是不是礼节性的？”

“学兄”一脸严肃地说：“发自内心！确实精彩！颇有深度！很有哲理！”

开完“积代会”，忙完了秋收的社员们，又开始忙冬藏了。所以，我后来学书法，每每临帖临到《智永真草千字文》中“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时，便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接受“再教育”时的日日夜夜——蹉跎的岁月，深沉的悲歌！

一天，生产队长交给我一项“艰巨”的任务：到二十里之外的一个大苇塘，为生产队的牲口们准备一个冬天的“口粮”——“草料”。

说实在的，要给全生产队的的大牲畜准备一冬的草料，这任务确实够艰巨的了。

说它艰巨，第一，是单独外出执行任务。本地有家有口的青壮年劳力谁都不愿意去，舍不得离开家；中老年劳力如果要去，儿女们又不放心；第二，铡草这活儿看起来简单，就那么几个动作——“哈腰——起来——哈腰”，但是循环往复，日复一日，照样腰酸腿痛；另外，时间一长，老是重复那几个动作，容易倦怠，甚至容易发生铡刀铡手指的悲剧，这样的事，在过去曾屡屡发生过；第三，铡草要和苇塘的管理人员打交道，据说那三个苇塘管理员，身上都是“被子弹穿过窟窿”的“老八路”，又长期孤独的在那个荒凉的苇塘里生活，平时很少接触人，脾气异常暴躁，生产队过去去过的人都很怕他们，回来后都不愿再去了。

生产队长担心我拒绝他，还特意给我戴起了“高帽”：“这是领导对你们的信任，也是你们下乡知识青年所要面临的考验。谁让你是知青中的积极分子呢! 当然，生产队对这次外出还是很重视的，你们临走时，队里去车送你们，还给你们带上酒、肉、米、菜------”

尽管其中的酒和肉主要是为了“孝敬”苇塘管理人员的。但在那个年月，生产队开出这样的条件，应该说确实不简单。

队长把话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我还能说啥呢？去吧！但我还是提了一个要求：让“学兄”也去吧。队长想了想，当即就答应了：“去就去吧！”

这个大苇塘实塘实际上是辽河入海口的一部分。一到了那里，四周除了一人多高的苇子、头上的蓝天，什么也没有了。生产队派去的马车在“苇海”中“漂”了半天，终于把我们和东西都带到了一个东倒西歪的屋子前。赶车的老汉说了声：“到了！”说完，他把东西三下五除二地卸下来，随即扬鞭而去——他还得往回赶路。

留在“苇海”中的我和“学兄”对视了好一会儿，然后，默默地拎起东西，走进那间小屋。

大概是听见我们进门的声音了，打里屋出来一个睡眼惺忪的“光头儿麻脸”来。他一边伸懒腰，一边摇着他的“光头”说：“怎么年年都换新手？东西都带来了吗？”

“光头”说完了，“学兄”看了看我，吐了一下舌头。后来他问我：“怎么这儿的人说话就像‘黑社会’的‘老大’一样？”我告诉他：“这就是‘孤独文化’！”

我俩当时明显感到“光头”说完了话之后，眼光便在我们带来的东西上转来一圈，最后，停在了装酒的塑料桶上。

此时的我，已经完全明白了“光头”的意思。赶紧对他说：“都带来了！我俩都是刚插队的青年，对这里的规矩知道的不多，请多包涵！”

光头听了我的话之后，开怀大笑起来：“哈哈-----这里哪有那么多的规矩？连兔子都不愿意到这个地方来拉屎！”不过，说话语气缓和多了。

我们来了之后，这个死一般寂静的地方似乎焕发了不少生气。光头蛮有兴致地领着我俩把屋里屋外、铡草的地点都看了一下，把要注意的事项也大致说了一遍：“小心你们的手指头！什么寸草三刀？别听他们的！差不多就行！”

末了，似乎是对我们感叹道：“来这个鬼地方，你们俩可要遭罪了！”

我俩安顿下来后，“学兄”伸了伸腰，对我说：“刚才这一出，简直就像杨子荣打虎上山！”

我想了想，不禁笑了起来：“像是有点像。但‘光头’肯定比剧中的‘座山雕’要现实多了。”

傍晚的时候，又回来两个“巡逻”的。他们每人各背一支步枪。这时，“光头”领着他们已经把饭菜都弄齐了，一壶老白干儿也烫好了。

只听“光头”对两个背抢的说：“你俩真他妈的有福，我前脚刚把酒烫热，你们后脚就跟了进来！”

这一顿豪饮，消除了我、学兄与这些保护苇塘的人之间的距离。这时，我才了解到，他们三人确实像来前队长给介绍的，都是复员兵，分配到苇塘管理所，又被安排到了这个点上。他们每个月挣的钱不多，但牢骚不少。长时间的背井离乡、孤独谋生，对于他们来说，也确实不易。

他们酒足饭饱、发完牢骚之后，在南炕上铺开行李卷儿，倒头便呼呼大睡起来。我和“学兄”看了看，与其挤在南炕听他们打呼噜，还不如上北炕去睡，尽管不如南炕热乎，但相对轻松一些。

深秋的苇塘，阴冷潮湿。夜深霜重，我和“学兄”都无法入睡。南炕的鼾声大作，而北炕则窃窃私语：

“求学转眼成一梦，严霜何时遇朝阳？”

“广阔天地路漫漫，苇海无涯夜茫茫-----”

我们用回忆和展望来打发寒夜，用汗水和青春给生产队的牲畜准备下一冬的“口粮”。

每天铡完草，三个“复员兵”要求我俩给他们讲“文革”、讲“大串连”、讲天南海北的故事；我俩则要他们讲“部队”、讲“新兵”、讲“老兵”。

就这样，等我们完成了任务，要回生产队了，与这三个老兵竟然有了“患难与共”、依依不舍的感觉。

“学兄”感叹地说：“这大概因为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故吧！”

我回到家里，收到巨流河的一个女友同学来信。苍凉的心飘来一丝暖意。她讲述了一个与他们大致相似的插队的“故事”。

不过，她比他们还要多一份负担：要做家务，要帮助她的母亲侍奉她的父亲和弟弟。

我非常佩服这位女友同学的实际和能干。从她的来信中，受到了不小的安慰和鼓励。

要知道，在那种秋风瑟瑟的季节和迷迷茫茫的心情下，能有一个同学、一个少女来信，谈谈生活，谈谈友情，那简直就像是温暖的春风。

我在那时真的打心里感谢“上帝”，在我困难的时候总会有朋友的慰藉和帮助。

在我们到生产队交工的时候，队长对他们这次完成任务的情况，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告诉我俩：“秋冬之交，热火朝天的农田基本建设就要开始了。上边给咱们下达的任务是到韭菜岗子兴修水利，挖干渠。你们俩先休息休息，过两天还要准备再次出征。”生产队长的话很快得到了证实：韭菜岗子的水利工程上马了。生产队组织了又一次的民工外出。

这次出民工的人数比较多。除了我和“学兄”之外，还有十多个壮小伙子。

到了出发那天，每个人扛着一把铁锹，铁锹把上，挑着行李，民工队就这样集合起来了。

队长开始训话：“你们看看自己，这哪像个青年突击队呀？整个是‘闯关东’的，逃荒的！这样不行，对咱们队的影响不好。”

队长边说着，边用眼睛扫了我和学兄一圈，最后，把眼光停在了“学兄”的身上。他提了提嗓门，指着“学兄”说到：“这次，他就是青年突击队的队长。大家同不同意？”

我赶紧带头喊：“同意！”

大家也都随声附和。

队长接着说：“大家既然同意了，那就要支持队长的工作。队长也要负起责任，把这支队伍带好！你们是三队的希望，也是三队的代表，出去后一定要当好这个代表队！”

来到工地，我们十多个人分别住在老乡家，一律都住在北炕上。每铺炕上或三、或四、或五个人，既有统一调配、又有个人自愿组合。

那时，天已经很冷了。早晨，水沟里已经开始结冰茬儿了。

挖干渠开始还行。可是随着进展，沟越来越深，慢慢地渗出水来。水越渗越多，越积越深。最后，人只能站在没膝深的水里继续开掘。水寒刺骨，像针扎的似的。

社员们很有办法。他们把生产队给带的散白酒倒在饭盒盖里，在下水干活之前，把饭盒盖里的白酒一半擦在腿上，一半一饮而尽。

我和学兄也跟着学，酒擦在腿上火辣辣的，很热；喝下去的酒在胃里，也是火辣辣的，很热。就趁着这股热劲儿，大家纷纷跳进水里，挥锹挖泥------那场面，又让我想起保尔•柯察金，想起了他在西伯利亚风雪中的故事。

我当时就想：“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吧？”

晚上收工，每人还要在地里捡两捆柴禾，回去烧炕。

第一天晚上，我们这铺炕上的哥儿四个把炕烧得很热，钻进被窝，觉得很舒服，加上白天干活太累，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们起来后叠被子时才发现，被窝脚底下的那段被子，都被霜粘到了墙上。

原来小土房的北墙太薄，夜间北风一吹，冷气就透过墙来，遇到被窝里冒出的热气，就结成了霜。

“学兄”触景生情，念念有词：“多年布衾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还没等他背完，我顺着他的思路，抢先作了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由于我们的加盟，社员们说：“这次的‘民工队’热闹不少。”

十几天下来，三队的工程提前告捷。同时，工程也着实锻炼了这支年轻的队伍。

不久，这支队伍在一场更大的工程会战——饶阳河大堤加高加固工程中，再次显露头角。

这是当时全地区的“一号重点工程”。虽然已是初冬，但在饶阳河沿岸摆开的一字“长蛇阵”上，确实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全地区沿河各个公社、各个大队、各个生产队的工程段上，都飘扬着鲜红的旗帜。整个大坝，上上下下，到处都是人来人往：挑挑的、推车的、挖土的、指挥的------

在这漫长的战线上，红东生产大队第三生产队的队伍格外引人注意：清一色的独轮小车，像织布的梭子一样，往来于取土大坑和大坝之间；小车上堆着小山儿般的土，一阵风似的从大坑里一口气冲向大坝的顶上。

这种干法，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装满了土的独轮车，你要是跑慢了，它就要倒；在快速的运动中，反而能够找到它的平衡。

这种“战法“，如果没有“韭菜岗子工程”的“热身训练”，对于像我和“学兄”这样的知识青年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正因为我们有了那次练兵，现在，整个工程队干起来，真可以用“行走如飞”来形容。

很快，我们的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都受到了工程指挥部的表扬。

当我们迎着饶阳河河套的滚滚风沙，站在提高加固后的大坝顶上展望整个工程现场时，十多天的汗水还真的换来了些许的成就感。

我想，这就是高尔基在《我的大学》里描写的那种大课堂吧！我这样的学习成绩合格吗？这样的课程还有多少？这样的路还有多远？------我的脑子里又闪过了一连串的问号。

　　在后来的“反思”文学的旗号下，一些所谓的“作家”对那时热火朝天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采取了冷嘲热讽的态度和笔法；有的电影、电视剧居然把那时工地上的红旗当作了他们嘲笑的对象，扭曲为他们的特写镜头。说心里话，我对此很反感！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人们凭着汗水、青春、热情，干了那么多的工程，有的工程到了今天还在造福当地的人民。

什么都要颠覆！什么都要解构！对那不止是一代人的努力，对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对那自己跋涉过来的历史，也应该采取那样轻蔑、否定的态度吗？

在这个期间，家里又收到了“巨流河“女友同学的来信。她对我下乡后的“运动战”感到很新鲜，也“很羡慕”。而对自己的遭遇，则不无抱怨地说：“我的命运就不同了。只能跟妇女劳力在一起，守在家边干零活。”

其实，她哪里知道，我出民工时的劳累、严寒、寂寞和孤独。不同的是，我在把艰难困苦当成磨练自己意志的“炼狱”。但这些，我不能跟她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只能引起她的担心和同情。而担心和同情，并不是我想要的。

她还在信中问及了我的身体状况和家里的生活状况。她告诉我，在这些询问中，有的是她的“关心”，有的是她爸爸妈妈的询问。对此，我十分理解，理解她的心情，也理解老人家对儿女的关心。

事实上，我的父亲也是千方百计地想看她的来信、急于想从中得到一些信息。老人都是如此吧？关心自己的孩子们嘛！

当时，我该怎么回答这些询问呢？除了我所具有的一副还不错的“身子骨”之外，我在当时可真的够得上“房屋一间，地无一垄”的无产阶级。

但是我坚信，生活不会总是这样，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面包会有的。房子会有的------”

于是，我就这样给她回了一封信。

她的来信和我的回信我都让父亲看了。

我的父亲看过他们的通信之后，长叹了一口气，什么话都没说。

我说有一副“还不错”的身子骨，那是因为在连续的外出劳累、受冷受冻之后，我忽然发现自己曾经为止骄傲的钢筋铁骨，居然也出了一点问题：饶阳河会战之后，大便开始带血。

我开始没有注意，人们常说：“十男九痔”嘛！

可我的“情况”很快被妈妈知道了。她提醒我：“最好还是到大医院去检查检查，你爷爷好像就是死在这种病上，大便时的血越来越多-----”

妈妈的话，让我想到了遗传。如果是那样，就不能掉以轻心了。

于是，我趁着工程后休息的时机，去了省城。

当火车路过“巨流河”火车站的时候，我真想下车去看望分别半年之久的女友同学，但还是止住了。

我想起了与古城第一个女朋友分手的教训，知道即使是现在，我仍然不具备把我们的关系推向新阶段的能力和条件。我更不想因为自己的突然出现，给她的生活增添新的麻烦和难题。所以 不能下车。

但是，心里真想她！想念这个在自己迷茫的时候带来光亮和安慰的好朋友！那就多看两眼车站旁的铁路职工宿舍吧！因为那里有她……

在省城，经过检查，我被确诊为“内外混合痔”。这多少有点让他放下心来。因为清楚地知道：这天底下的“有痔之士”多着呢！

医生对我说：这种疾病，有两种治疗方法，一是手术，治疗效果来得快；二是保守疗法，坐浴。

我想了想，那还是“保守”吧！既省钱、又省事。

当回来的列车又一次路过巨流河车站时，我眼望着闪到后方的铁路家属宿舍，心头一阵发热，眼睛一阵湿润：小朋友，你好吗？

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天气越来越冷，河水和大地都开始结冻了。风沙和汗水中的这一年，就要在这寒冷之中结束了。

转眼之间，场院上的农活儿忙乎的差不多了。生产队的青壮年劳力，大部分都被调动到送公粮的行列。

从三队的场院，到送公粮的粮库，路程虽然不算太远，但装卸车、扛着麻袋上粮库的跳板，把粮食倒入国家的仓库，就非得腿脚利索不可。

我虽然从根上说，还算是粮库的“子弟”，可是扛着200来斤的麻袋上三级跳板，还真的是头一回。

开始，跳板一颤，我的心头一缩，战战兢兢。走了几回，摸到了规律，借着跳板的颤动，有规律的迈步向上，反而还觉得轻松了不少。

当我倒完粮食，手里扬着垫肩，从粮囤的尖上沿着跳板忽闪忽闪地往下走的时候，心里竟有一种成就感；同时，我也居高临下地看到了粮库场院中许多熟悉的面孔。其中，有一个姓张的叔叔，关里人，他用纯正的关里话向正在院里晾晒粮食的粮库女工们介绍：“这小伙子就是咱们‘老王会计’的儿子，老高中毕业，又有文化，身体又好，长正眼珠儿的姑娘们要赶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他的话音一落，女工们一齐把脸朝向了我，发出一阵笑声。我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扬了扬手里的垫肩，表示了对张叔和那片笑声的尊敬。

交完公粮，又留下了队里的种子粮和饲料，场院上剩下的便都是社员的“口粮”了。

按照社员们的说法：“托你们这些文化青年的福，今年收成算是这些年最好的了！”每天十个工分，可以值九角多钱。这是这个生产队这些年来最高的分值。

这样算下来，我来这段时间，可以分到一百多元钱，此外，还有六百斤毛粮。虽然眼下还没有分到手，但自我感觉不错，毕竟是自己用血汗换回来的劳动果实，也是可以报答父母恩情于万一的“礼品”。老爸老妈毕竟没有白养活我一回。

那时，天上已经开始飘起雪花，但我心情晴朗，干起活儿来也不觉累。扬场、簸簸箕、扛麻袋，忙乎得满头大汗，社员们看着他傻傻地干活的样子，都说“真是个好小子，就知道傻干------”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像往常一样，正在场院上扛着一麻袋玉米往生产队的仓库走去，已经是大队民兵连长的“学兄”迎面向他走过来。他把嘴贴在我的耳朵边小声而神秘地说：“快到大队部去，那里来了接兵的解放军干部，他们想看看你！”

听到这个消息，我顿时觉得眼前一亮，没有丝毫的犹豫，放下麻袋，一手按住场院的矮墙，身子一跃，便跳出了生产队的场院。

这个动作，刚好被来三队摸底调查的解放军接兵干部看到了。他双手一拍，用一口纯正的西北口音喝道：“这娃好身手！”

“学兄”立即赶上前去，给我介绍：“这就是到咱们大队来接兵的解放军！姓高，是军医。”

紧接着，又把我介绍给解放军：“高军医，这个小伙子，就是我给你介绍过的那个高中毕业生、优秀下乡知识青年王中才！”

听了“学兄”的介绍，我已经明白了，他们在这之前，已经谈论过自己的情况了。

那个身材魁梧的高军医用大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这娃的身子骨真壮，体检肯定没问题！”

停了停，他又把头转向我问道：“小伙子，愿不愿意当兵？”

说真的，我从懂事开始，就喜欢“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之类的诗句。特别是“大学梦”破灭之后，当兵简直成了我的新梦想。

所以，没等高军医继续说下去，我就坚决地说：“愿意，我现在就跟你走！”

高军医听了石正的回答，爽朗的笑了：“莫急嘛！还要经过贫下中农推荐选送，还要到公社去初检，还要到县城里去复检，还要政审-------”。

而“学兄”则对我挤了挤眼睛，话里有话地说：“这回怎么连考虑考虑都不用了？”

我知道他是暗指大队会计之事。他什么都知道，真没办法，我只好无奈地对他笑了。

晚上，生产队的队部里，黑压压的坐满了人。屋子里弥漫着呛人的“老青烟”的味道。队长还未到，人们已经三五成群的开始议论各自喜欢的话题。

我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看着眼前这热闹的场面，听着来自不同方向的不同的话题，觉得这里仿佛就是一个世界、一台戏。

不大一会儿，队长出现了。他一来，就站在屋子中央的电灯下边，年纪不大，头却完全秃顶，亮闪闪的头顶和电灯泡互相辉映，使屋子显得格外光明。

今天，他在那里站着，先用眼睛巡视了一遍整个屋子，显得格外严肃，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宣布。

停了一会儿，他见原本热热闹闹的议论声渐渐平息下来，就故意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今天晚上，我们要办一件大事，就是要把咱们队去参加体检的应征人员名单确定下来。本地青年好办，符合入伍条件的都可以去参加体检。可知识青年就不一样了，按上边通知精神，只有百分之十表现好的优秀知识青年，才能参加体检。咱们队一共十二名知青，按比例只能推荐一名。大家看看，推荐谁好啊？”

会场上顿时像开了锅的水，沸腾起来了。人们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推荐谁的都有。

议论了一阵子，队长用探寻的眼光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学兄”，然后对着“学兄”说：“你在小青年中，年纪最大，又是大队的民兵连长，你先说说，看今年让谁去参加体检比较合适？”

经队长这么一说，大家的眼光“刷”的一下子又都集中到“学兄”的身上。

其实，我心里十分清楚，“学兄”家里兄弟六个，他排行老五，前边已经有两个哥哥当兵转业回来了，他再也不想参军了；而我留在大队，将来在知青中一旦有什么机会，和“学兄”总要发生“狭路相逢”的问题，借着这个机会我出走，对于他们两个来说，可谓“双赢”。所以现在我相信，“学兄”已是成竹在胸，除了我，他不会推荐其他人的。

只见“学兄”慢慢的站了起来，有板有眼地说：“说句心里话，有了这样的机会，不仅我想去，我相信在座的十二个青年都想去。但是上级有规定，我们只能去一个，还仅仅是参加体检。体检后，能不能去还两说着。所以，我们选送这个人，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各方面都合格才行，否则，等于浪费了这个宝贵的机会。根据这么长时间的观察-----”他停了停，把手指向我，说：“这位知识青年是最合适的人选。他的表现，大家心里都有数，不用我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我要说的是，他还是咱们地区下乡知青中的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身体又好，让他去参加体检，绝对不会浪费指标！”

“学兄”这一番话，有理有据，无可挑剔，赢得了在场的知识青年和社员们的热烈掌声。

队长顺势说道：“如果没有其他意见，就这么定下来吧！”

于是，我和两名本地的青年社员一起被确定为三队的参加体检人员。

说句心里话，我的心里十分感激“学兄”的导向性的发言，也感谢三队的父老乡亲们对自己的支持和肯定。第二天，去公社体检。

正如大家所预料的，我是一路“绿灯”，进行得非常顺利。和我一同去体检的两名当地青年，一名通过，一名被刷了下来（色盲）。

在体检站，我又看到了高军医。因为已经见过面，就算是“老相识”了，所以，我趁机问他：“咱们的部队在哪驻防？是什么兵种？”

军医朝他笑了笑说：“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这是军事秘密。”我问这些问题，倒不是在乎这些，而是好奇。那时我的心情是，只要能走，到哪里都行，当什么兵都行。

高军医看我楞在那里不走，拍了拍我的肩头，说：“还愣在那里干什么？虽然是军事秘密，现在不告诉你，但到了该告诉你时候你自然就晓得了！”

在公社初检过关的人被通知：明天早晨不能吃饭，乘早车去县城参加复检。

在复检站，我还是“一路绿灯”，顺利过关。同时，在那里，他遇到了来自其他公社的高中同学，他们在那里约定：在穿上军装之后，再到母校高中校园相会，向母校告别！

回到家里，“学兄”来访。我把体检的情况向他进行了汇报。他说：“你的身体肯定没问题。政审也问题不大，大队这边有我和妇女主任张罗，保证百分之百。你自己要注意吸取‘选飞’的教训，那些根本就没见过的乱七八糟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就不要乱往上填了。”

“学兄”毕竟是“学兄”，比我大，有经验，有见识，有主张。经他这么一说，我心里顿时豁然开朗。是啊，“选飞”那会儿，如果有“学兄”在就好了。

这一次，我按照“学兄”的意见，填写了政治审查表，结果如同“学兄”所预料的那样，政治审查顺利过关，我被正式批准入伍。

接到“入伍通知书”的时候，我的心情真是翻江倒海，很难平静下来。我想，人的一生许多麻烦其实是自己找的。回想“选飞”那会儿，要是不听父亲的劝告，不往政审表上填上三姑的那档子关系，也许现在早就翱翔蓝天了。那时，自己没有主张，父亲又一辈子谨小慎微，画蛇添足，结果，使中国少了一个飞行员。

这次，我生平第一次没按父亲的方式行事，结果，中国多了一名陆军战士。

想来想去，我告诉妈妈：为了不让父亲为难，在走之前，关于当兵的事，暂时不要告诉他老人家。我怕他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或者是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内心遭受不应有的自责。好在他当时远在偏僻的乡村认真地走“五七”道路，根本也没想到我当兵的事。那就先让他老人忙他的工作吧！

就这样，我的蹉跎岁月——知青生涯结束了；新的征途——军旅生涯开始了。

在离开故乡的时候，弟弟放了一挂小鞭炮，妈妈一直在车站目送我们新兵专列离去。在车厢里，我和着车轮铿锵铿锵的节奏，哼了一阙《卜算子•告别故乡》，既是对我的知青岁月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军旅生涯的展望：

北风吹雪冷，

军装壮威严。

广阔天地已领略，

何惧路漫漫？

老母含泪别，

小弟鸣响鞭。

汽笛一声故乡远，

从此天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