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古代文明展（汉唐篇）”——陕西历史博物馆观展记

小满梧桐🌿

　　从陕博人声鼎沸的第一展厅出来，拾阶而上到二楼第二、三展厅，这里的人似乎比一楼要略少一点，参观的舒适度也相应好一些。自然，虽然已经来过多次陕博，可想着即将来到历史上最强大的两个封建王朝的文物展厅，心情依然还是很激动和期待。

【汉都长安】

“长安”意为长治久安,是中国古代建都朝代最多的城市和使用年限最久的都城。规模宏大、布局合理、宫室林立、设施齐全、繁荣开放的汉长安城,不但反映了汉王朝在城市营建以及建筑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全面展示了汉代中华文明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它与同时期的罗马遥相呼应,分别是东西方灿烂文明和伟大时代的代表。定都长安的西汉王朝开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个盛世。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作为丝路起点的长安城日渐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和著名的国际大都会,中国因此第一次以一个强盛国家的姿态从长安走向世界。汉都长安、汉家陵阙和大量汉代文物,多方面再现了当时发达繁荣的社会经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雄浑博大的文化艺术以及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喇叭裙女立俑，汉，西安市汉长安城武库出土） （绳纹带锥筒瓦，汉，西安市汉长安城武库出土） （“延年益寿，与天相侍，日月同光”方砖，汉，西安市六村堡出土）

　　【四神瓦当】
　　汉代，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出土。四神又称四灵、四象,是四种被神化了的动物,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古代,它们各为一方之神，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神瓦当多用在大型宫殿群中表明不同方位和用途的建筑上,为古代建筑艺术之遗珍。

（“右空”瓦当，“衛”［wei］字瓦当，汉代，馆藏）

　　龙墀凤阁。汉长安城的修建从公元前202年开始，到汉武帝时才完全建成，前后历时近百年。长安城以宫殿为中心，体现帝王崇高地位和为帝王服务的大型宫殿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主要有长乐宫、未央宫、北宫、桂宫、明光宫、建章宫等。

明堂辟雍是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之一。明堂是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辟雍即明堂外环绕的圆形水沟,环水为雍(意为圆满无缺）,圆形像辟(辟即璧,皇帝专用的玉礼器）,象征王道教化圆满不绝。汉长安城的明堂辟雍同时也是太学设施。

未央宫又称西宫,是西汉帝国的大朝正殿及政令中心。未央宫总体为“前朝后寝”布局。“前殿”是在战国时期秦国宫殿基础之上修建的,其内部分三段:中段为大朝时使用的主殿堂,左右为东西厢。文献记载,西汉皇帝即位、颁诏、大婚、寿诞、接受觐谒以及驾崩入殓等重大礼仪都在前殿举行。

　　汉家陵阙。在“事死如事生”的汉代，陵墓作为人死后在另一世界的永久栖宿之处而受到特别重视。西汉皇帝即位之初，即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帝陵主要由高大的墓冢及陵庙、城垣、门阙等雄伟壮丽的地面建筑组成，并随葬大量精美的物品，周围大多有数量不等的功臣贵戚的陪葬墓。西汉帝陵共11座，除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位于长安东、南外，其余9座均建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东西横亘百余里,气势恢宏,蔚为壮观。

（凤纹空心砖，汉，咸阳市汉阳陵宗庙遗址出土） （彩绘扁身俑，汉，西安市鄠邑区黄堆村出土） （彩绘扁身男立俑，汉，西安市灞桥区洪庆出土） （右：抱盾男俑，汉，西安市唐家村出土）

　　　　离宫别苑。为了满足帝王的享乐需求，长安城郊外还兴建了众多离宫别苑。其间广布山川林泽，蓄养大量珍禽异兽，栽种各种名花异木。位于长安城南的上林苑，周回200多公里,不仅是中国最早、最大的动植物园，而且是中国古代皇家园囿的典范。

（彩绘跽坐女俑，汉，西安市灞桥区姜村［江村］出土） （彩绘跽坐女俑，汉，西安市灞桥区姜村［江村］出土） （“棫阳”瓦当，“鼎湖延寿宫”瓦当，馆藏/“上林农官”瓦当，西安市汉长安城武库出土）

　　【“上林荣宫”铜方炉】
　　汉代，西安市延兴门村出土。炉沿上有铭文2段42字。第一段铭文“弘农宫铜方卢（炉),广尺,长二尺,下有承灰,重卅六斤。甘露二年,工常造,守属顺临,第二”。为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铸炉时所刻;第二段铭文“上林荣宫,初元三年受”为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补刻。说明这件方炉原属弘农宫，后调至上林苑荣宫使用，这种关于器物调用的记载,在铜器铭文中为首次发现。

　　【“上林”铜鼎】
　　汉代，西安市三桥出土。铜鼎外壁与器盖都刻有铭文，器壁铭文分2段,前段为“上林宣曲宫初元三年受东郡白马宣房观鼎,容五斗重十九斤六两,神爵三年卒史舍人工光造,第十五”，后段为“第五百一十一”。盖顶三钮间刻有“上林第九”。神爵为汉宣帝年号，神爵三年为公元前59年;初元为汉元帝年号，初元三年为公元前46年。

　　【“上林”铜鉴】
　　汉代，西安市三桥出土。鉴的主要功能是盛水和盛冰。铜镜问世之前,古人以鉴盛水照容。此铜鉴体量硕大,外壁口沿下刻铭4行29字:“上林铜鉴容五石重百世四斤,阳朔四年五月工李骏造二百卌枚,第廿四”记载了器名、容量、重量、制造年月、工师名等。据此可知,此鉴铸造于汉成帝阳朔四年(公元前21年),由上林苑中铸造铜器的工匠李骏所造。

　　经济繁荣。汉初，统治者总结秦王朝多欲暴政、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及时调整统治方略,尊奉黄老“清静无为”的理念,简政宽刑,轻徭薄赋,重视农业,社会经济迅速恢复繁荣,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国安邦的黄金时代。

（彩绘陶鍾，馆藏/彩绘茧形陶壶，汉，渭南市蒲城县平路庙马家村出土） （青釉铺首衔环双耳瓷鍾，汉，西安市出土）

　　农桑牧渔。由于普遍使用铁农具与牛耕，重视兴修水利工程以及大力推广“代田法”等先进耕作技术，汉代的粮食生产无论是单位面积还是总产量均大幅度增长。同时，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也十分兴盛。

【红陶陂池】

汉代，汉中市出土。汉代多在丘陵山地和南方地区因地制宜兴建陂塘堰坝等中小型水利设施，陂池即常见的农田水利设施之一。通常的稻田引水灌溉方式有2种:一种是先从稻田的一边将塘水引入，然后从另一边将水导出并依次引入第二、三块稻田;另一种是先将塘水引入稻田的水沟中，然后从水沟中分别引入每块田中，成为“沟灌”。

（陶井，汉，西安市长安区子午镇出土） （绿釉带厕陶猪圈，汉，渭南市潼关县出土） （鹿纹囷、褐釉鸡盖囷，汉，延安市富县出土） （彩绘陶囷，汉，馆藏） （绿釉陶猪，西安市灞桥区洪庆出土/绿釉陶狗，渭南市潼关县出土）

　　【华仓】

汉代华仓是为首都长安贮存、转运粮食的国家大型粮仓。仓区建有围墙以保卫安全，仓房墙体厚重以承受散装粮食带来的压力，又可减少室外温湿度变化的影响，使仓内保持相对稳定的湿度和温度。仓外有排水设施，利于排水、通风、防潮。

（“禾、粟、稻、麦、豆”字陶囷，汉，榆林市横山区黑石克村出土） （酱釉绿彩云纹陶尊，汉代，馆藏） （瓷鍾，汉代，馆藏）

　　冶炼织造。汉代作为中国古代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许多方面均领先于世界。凭借雄厚的物质财富和先进的科技,汉代制造出了大量既具有极高实用和审美价值,又显示出极高科技含量的手工业制品。特别是雕琢细腻的玉器、光洁精美的铜镜、绚丽多彩的丝绸,堪称汉代手工业水平的代表。

（彩绘车马纹铜镜，汉，榆林市绥德县出土） （皇后玉玺，汉代，咸阳市长陵遗址出土）

　　【鎏金鎏银铜竹节熏炉】
　　汉代，咸阳市兴平县豆马村出土。整件熏炉分3个装饰区域，共9条龙装点其间。“九” 在中国古代象征最高数字，是皇权的一种体现。从熏炉和同时出土的其他器物上的铭文得知，此物原为汉未央宫的生活用器，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赐予“阳信家”,可能是汉武帝赐给其姊阳信长公主的物品。

　　商贾市肆。汉初政府对商业采取宽松政策，以及交通的日益便利，促进了商业贸的发展繁。首都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城、成都等大城市，均为著名的商业中心。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长安成为当时著名的国际大都会。

（“平都”鼎，汉，榆林市横山区出土）

　　【金饼】
　　1999年出土于西安未央区汉长安城东北谭家乡。金饼是汉代黄金货币之一，仅用于赏赐、馈赠以及大额交易。这批共出219枚，每枚重250—300克，总重共54.5公斤，纯度达95%。其表面有黄、张、马、吉、贝等姓氏戳记。因其出土地东距汉长安城宣平门约5公里，推测这批金饼可能原属皇宫府库，因汉末战乱流失并被藏匿于城外地下。

　　【麟趾金/马蹄金】

麟趾金，西安市闫家巷出土，汉代黄金货币之一。为纪念汉武帝发现“白麟”和“黄金”等祥瑞而铸造，主要用于赏赐。马蹄金，西安市鱼化寨出土。汉代黄金货币之一。为纪念汉武帝发现“天马”和“黄金”等祥瑞而铸造，一般重250克左右，主要用于帝王赏赐和馈赠。

　　　　社会图景。汉代人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注重对精致生活的追求。种类繁多、新颖独特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具，既体现了汉人的智慧与情趣，更反映了汉代雄浑浪漫、充满活力、富于创造性的社会风貌。而造纸术、地动仪、麻醉术等发明则反映了汉代领先世界的科技文化。

（双鱼铜杅，汉，西安市出土） （“元兴元年堂狼作”铜洗，1972年勉县红庙乡东汉墓出土） （铜灯，汉） （青铜灶具，汉，馆藏） （中：染器，汉，咸阳市兴平县出土/右：漆耳杯，汉代，馆藏） （鎏金铜沐缶，汉，馆藏）

　　【绿釉陶楼】
　　陶楼出土于汉代弘农杨氏家族地，是杨氏家族生前住宅的再现。杨氏为汉代弘农郡望族，故陶楼反映出豪强地主奢华的生活及当时豪族势力日益壮大、地主庄园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现实。

　　　　开拓交流。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长安至中亚、西亚的陆路通道，中外交流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因经由这条道路西运的物品以丝织品影响最大，故名丝绸之路。中国古代史学家将张赛出使西域的壮行称为“凿空”,汉武帝则以“博望侯”的封号表彰了张骞开通丝纲之路的伟大功绩。丝绸之路,使得古代中国第一次实现了同包括罗马文明在内的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大规模交流。

（车马出行画像石，汉，榆林市绥德县出土） （春神“句芒”画像石，汉，榆林市绥德县出土）

　　【秋神“蓐收”画像石】
　　汉代，神木市出土。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四方神中，东方神又名句芒、春神，主管草木生长及农业生产，西方神又名幕收、秋神，主管秋收科藏之事。

　　汉代,汉王朝与匈奴时战时和。西汉初期,对匈奴多采取防御战略。汉武帝时取得大规模反击战争的胜利。汉元帝时,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附汉,与汉和亲,匈奴人不断内迁,与汉族逐渐融合。遗存至今的各种动物题材牌饰是匈奴最有代表性的遗物,既表现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民族和地域特色,亦可见中原文化的明显影响,反映了秦汉时期因国家统一而出现的文化融合趋势。

（银虎，战国至西汉,神木市出土/鹰虎相斗纹铜带饰，汉，馆藏） （铜狗/铜鹿，战国至西汉,神木市出土） （皮囊形铜壶，汉，神木市出土）

　　【汉兵马俑】
　　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在这个再现汉初军阵形式的杨家湾汉代兵马俑坑中，代表作战部队的俑坑共10个，骑兵占了6个，表明西汉初期骑兵在军队编制中已成为主要的作战力量。汉代军队编制及作战形式的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应是向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学习的结果。

　　【俳优俑】
　　汉代，1975年西安市西郊出土。汉代是我国乐舞、杂技等“百戏”艺术空前发展的时期。乐舞表演艺术在前代基础上有较大进步，并出现了专职的百戏艺人。国家乐舞机构“乐府”十分视民间采风活动，于全国各地广为搜集民歌，并进行加工和演出，对促进百戏的繁荣和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

科技文化。汉代科学文化成就辉煌，造纸术、地动仪、麻醉术的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 《汉书》分别开创了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史书的先河；汉赋、乐府诗则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灞桥纸残片】
汉代，西安市灞桥区出土。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绝大多数纤维呈不规则异向排列，平均纤维长度为1毫米左右。原料主要是大麻纤维，间有少许苎麻，经过切断、蒸煮、舂捣及抄造等处理过程，加工程度较低。因发现于西安东郊灞桥的一座西汉墓葬中，故名“灞桥纸”。

（麻木残片，汉，西安市灞桥区出土。） （丝绸残片，汉，馆藏）

　　　　【彩绘雁鱼灯】
汉代，神木市出土。灯由衔鱼的雁首、雁身、灯罩及带曲垫的灯盘4部分组成，可拆卸。雁身为两范合铸，两腿为分铸后焊接。通体彩绘红、白二色。灯罩可自由转动，能调节灯光照射方向防御风。雁腹内可盛清水，燃灯的油烟经雁颈溶入水中，可减少污染。此物构思精巧别致，是汉代灯具中的杰作。

　　【鎏金铜蚕】
　　汉代，安康市石泉县出土。该鎏金铜蚕制作精致,造型逼真,国内罕见。蚕身首尾共计9个腹节，胸脚、腹脚、尾脚均完整,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说明当时人们通过蚕桑生产已熟悉蚕的生理结构。鎏金铜蚕是体现汉代养蚕巢丝业兴盛和中西丝织品贸易繁荣的代表性文物，也见证了2000多年前先辈们开辟“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民族融合。自东汉中叶之后,朝廷常以招引或强制的方式,将边疆各族内迁,以便实施控制管理并增加兵源和劳动力。到了西晋时,中国北部、东部和西部,尤其是并州和关中一带,大量胡族与汉族杂居，促成民族大融合,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银卧鹿，战国至西汉，神木市出土） （骑马捉俘纹透雕铜带饰，汉，榆林市绥德县出土） （鹿形透雕铜带饰，汉，馆藏） （铜刺猬，战国至西汉，神木市出土） （鎏金犀牛，汉，1964年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双驼纹金牌饰，战国至西汉，西安市北郊龙首村出土）

　　【金怪兽】
　　战国至西汉，神木市出土。匈奴首领冠冕上的装饰。匈奴金银饰件多采用动物造型和纹样,其中，以金怪兽的造型最为奇特,它显示了创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其怪异的形象也给后世留下了难解之谜。有学者推测,金怪兽有可能是神话传说中的蛊雕，以之作为冠冕顶饰,反映了匈奴人对勇猛强悍动物的崇拜。该饰件综合运用了多种工艺,制作精湛,是最有代表性的匈奴艺术珍品。

　　【融合冲突】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政权更迭。各少数民族在北方角逐、内徙,冲突、融合,在陕西建都。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在交流和互补中共同进步。丝绸之路依然繁荣。佛教东渐,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陶楼，魏晋，华阴市文化馆调拨） （隶书截记绳纹墓砖，十六国·前秦，西安市鄠邑区郝家庄出土）

　　群雄逐鹿。西晋短暂统一后的130多年间,入主中原的5个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差,在中国北方先后建立过十多个政权,史称“十六国”。其后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十六国中的前赵、前素、后秦、大夏,以及南北朝的西魏、北周政权先后在陕西建都。这是一个与前朝后代迥异的时期,文化风貌别具特色。

（持盾武士俑，西魏［535年一556年］，1984年咸阳市胡家沟侯义墓出土/彩绘持盾武士俑北魏［386年一534年］，西安市三桥出土） （上：贴金彩绘持盾武士俑，北魏，2009年征集/下左一二：彩绘武士俑，西魏，1984年咸阳市胡家沟侯义墓出土；下左三：持盾武士俑，西魏，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出土；右一二：彩绘胡人持盾武士俑，北魏，西安市长安区赵超宗墓出土） （骑马武士俑，西魏，1984年咸阳市胡家沟侯义墓出土/北魏，1958年西安市三桥出土/北魏，1988年咸阳机场若干云墓出土） （彩绘甲马武士俑，北魏，1953年西安市草场坡出土）

　　【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
　　西魏(公元535一556年)，1981年安康市旬阳县城东门外出土。此印为西魏名将独孤信之印。煤精制成,呈球体8棱26面,其中14面镌刻有印文,分别为“臣信上疏”“臣信上章”“臣信上表”“臣信启事”“大司马印”“大都督印”“刺史之印”“柱国之印”“独孤信白书”“信白战”“信启事”“耶敕”“令”“密”14面印文用途各异,分为公文用印、上书用印和书简用印,是研究北朝印玺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

　　【“升平十三年”错金泥筩】
　　十六国·前凉（公元320一376年)，馆藏。此筩制造于升平十三年（公元369年),制作精致,形制特异,用来盛装封泥。据铭文来看,此筩应为前凉帝王宫中所用之物。外壁装饰的错金龙虎纹带有汉代风格,缠枝装饰则显示出早期西方艺术对姑臧(前凉都城,今甘肃武威,该器的制造地）的影响。前凉被前秦所灭后,此筩应是随其所有者一同被转移到了长安。

　　【“晋归义羌王”金印】
　　西晋(公元266一316年)，馆藏。羌，我国西北部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汉末群雄争霸,西北诸羌乘机叛乱，曹魏政权对叛乱者降者则极力抚柔,所颁发的羌印多有“率善”称誉。西晋末年至东晋,北方少数民族趁天下大乱，自称王侯者屡见不鲜，晋室衰微无力征讨，只好给予虚名以示抚柔。因此晋羌印遗存较多,金印仅见于王侯印。

　　融合互通。关中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内徙的主要聚居地。十六国至北朝时期,各民族碰撞并融合,创造出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地域文化。此时,丝绸之路依然畅通。

（左一：男弓囊俑，北魏，西安市草场坡出土；左二、三：发辫俑，风帽俑，西魏，咸阳市出土） （彩绘武吏俑/男立俑，西魏，1977年汉中市崔家营出土） （仪仗俑，南朝，安康市出土） （左一：彩绘横髻女坐俑，南朝，1982年安康市长岭出土） （载丝骆驼，西魏，1984年咸阳市胡家沟侯义墓出土）

　　丝路来客。西安北郊发现了北周时期粟特人安伽、史君、康业及罽宾人李诞的墓,这些考古发现表明,当时的陕西境内,有不少中亚等地区的外国人长期居住,甚至担任官职,并最终长眠于此。

（黄釉胡人抱瓶俑，汉，1979年西安市汉城乡郭家村出土） （铜翼人坐像，汉，馆藏）

　　【彩绘贴金安伽墓围屏石榻】
　　北周(公元557一581年)，西安市北郊出土。北周时期石质葬具,由围屏、榻板和榻腿3部分构成。围屏内侧刻绘减地浅浮雕贴金图案56幅,题材主要表现墓主人安伽生前出行、宴饮、狩猎、娱乐等场面,画中人物多为胡人。墓主安伽是出身粟特贵族的北周同州萨保,负责管理入华贸易的中亚胡商及袄教事务,居住并葬于长安。此榻雕刻精细,彩绘贴金,题材丰富,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彩绘贴金安伽墓石门，北周，西安市北郊出土） （鎏金佛菩萨三尊铜造像，东魏，馆藏） （"神平三年”鎏金弥勒像，北魏，西安市西郊出土）

　　多彩生活。民族融合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精美的手工业品,雄强刚健的“魏碑”书体、神采各异的乐舞俑等。这一时期在雕塑、书法、音乐、舞蹈诸方面的成就,为隋唐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青瓷天鸡壶，东晋［公元317一420年］，安康市出土） （青瓷盂，西晋［公元266一316年］，宝鸡市出土/青瓷唾盂，西晋，馆藏/青瓷狮形烛台，南朝［公元420一589年］，安康市紫阳县出土） （铜鐎斗，南北朝［公元420一589年］，安康市出土） （鎏金铜车饰，北朝，馆藏） （十字形高髻女俑，北魏［公元386一534年］，1953年西安市草场坡出土） （骑马吹号俑，骑马击鼓俑，十六国［公元304一439年］，西安市草场坡出土） （陶骑马乐俑/吹号角、击鼓、吹排箫，十六国［公元304一439年］，2001年咸阳市平陵M1号墓出土，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坐姿女陶俑，十六国［公元304一439年］，2001年咸阳市平陵M1号墓出土，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释迦佛造像，北魏［公元386一534年］，馆藏） （汉白玉佛菩萨三尊造像，北周［公元557—581年］，馆藏）

　　【盛唐气象】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阶段,国都长安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都市。通过繁盛的丝路,中国与世界广泛交往,隋唐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这一时期的陕西文物反映出大唐盛世文化兼收并蓄、创新发展的辉煌成就和时代风采。

　　【含光门遗址模型】
　　含光门是唐长安城皇城南面由东向西第三个门。始建于隋初,唐代重修。有3个门洞，上建楼观,北通宫城广运门,南有大街直通郭城南墙内街。唐末中西两门洞被堵封,后被包砌在明代西安城南墙之内。1984年修葺城墙时被发现,经清理发掘并妥善保护。

　　东方名都。唐长安城布局呈中轴对称,都城北部正中设置宫城,其南另筑皇城以置中央衙署,宫城、皇城与外廓城有着严格的区域与功能划分,发展和完善了曹魏以来的城市布局,开创了一代都城的新制。11条南北向大街和14条东西向大街将外廓城划分成棋盘式格局,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范,对当时东亚及中国后世都城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蔓草麒麟纹方砖，唐，馆藏） （莲花纹石柱础，唐，1998年西安市兴庆宫遗址出土）

　　【三彩院落】
　　唐，1959年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出土。长方形两进院落,中轴线对称布局,中轴线上有大门、四角攒尖亭、悬山式前堂、假山水池、八角攒尖顶亭子和出檐深远、殿宇舒展的歇山式后寝,两侧是进深较浅的廊房。这套唐代三彩院范模型雕栏画栋,制作精美,是唐代贵族豪华宅邸的缩影,也是研究唐代民居建筑的极好材料。

　　巍巍帝陵。唐代的十八座帝陵,以长安为中心,呈扇面状分布于关中渭河北岸的平原和山梁上,蔚为壮观。唐代帝陵大多因山为陵,其严格的制度、严谨的布局、完整的结构、宏大的规模,集中体现出大唐王朝的恢弘气魄,为世界陵墓史上的奇观,也对后世的帝陵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高髻持如意侍女图壁画/红衣男装仕女图壁画，唐，西安市唐贞顺皇后［武惠妃］敬陵遗址出土）

　　【贞顺皇后敬陵石椁】
　　贞顺皇后武氏（公元699年—公元737年)，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惠妃，死后追赐为贞顺皇后，葬于敬陵。陵内由31块青石构件组成的面阔3间、进深2间的庑殿式仿木结构建筑式石椁，内外遍布珍禽瑞兽、花草树木、仕女人物等图案。尤其是椁板内壁雕刻的21位仕女，身姿丰腴婀娜，服饰飘逸华丽，面妆浓艳娇媚，生动地再现了大唐盛世的辉煌和华美境界。敬陵石椁为已发现唐代体积最大、彩绘保存最完好、内容最丰富的石椁,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2004至2005年期间,贞顺皇后敬陵被盗，石椁也被贩卖出境,流失海外数年。后经西安市公安局与陕西历史博物馆合作,终于在2010年4月成功将其从美国追回。

　　巅峰盛世。隋唐时期农业持续上升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大量增长,水利设施完备。曲辕犁、高转筒水车等新工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农业的发展,使得“四方丰稔，百姓殷富”“公私仓廪俱丰实”。畜牧业种类较多,发展很快。西北大片草原被辟为牧场，高宗时养马达70余万匹,标志着唐代畜牧业的兴旺发达。

（三彩井，三彩磨，唐，1995年西安市高陵区唐李晦墓出土/三彩仓，唐，汉中市出土［汉中市博物馆调入］） （三彩低头马/三彩仰头马，唐，咸阳市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提梁银茶笼】
　　唐代，2011年征集。此笼是盛放茶叶的器皿。笼子由盖、提梁、笼体三部分组成,皆用银丝编结而成,为唐代典型器物,十分罕见。至今仅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一件金银丝提梁茶笼与此类似。

　　【“宣徽酒坊”银酒注】
　　唐代，1979年西安市鱼化寨南二府庄出土。“注子”或称“注壶”,出现在中唐时期,后逐渐流行,用于饮酒和饮茶。其造型融合了中西亚带把胡瓶和中国原有注挹器皿的特点,它的出现替代了以前用长柄勺从壶或罐中舀酒入杯的传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古代的饮酒方式。“宣微”指唐代的宣徽院,由宦官管理,负责郊祀、宴飨、供帐等,带有“宣徽酒坊”铭文的器物当为宣徽院或宫廷宴飨时所使用的器物。外底錾刻的“宇字号”“地字号”代表银碗、银酒注在整套器物中的编号。

（“宣徽酒坊”银碗，唐代，1958年铜川市耀州区柳林背阴村出土） （双鱼纹四曲银碟，唐，1958年铜川市耀州区柳林背阴村出土） （鎏金鸿雁纹四曲银碗，唐，1958年铜川市耀州区柳林背阴村出土） （六棱提梁银罐，唐，2008年征集） （三彩钱柜，唐，西安市东郊王家坟唐墓出土）

　　多翠胜雪。唐代是我国陶瓷业大发展时期。唐中期以后盛行饮茶之风,故瓷类茶具需求量增加,加之对外贸易中瓷器占有重要地位,促使唐代瓷器手工业得到充分发展。其时,河北邢窑的白瓷与浙江越窑的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和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故有“南青北白”之说。

（绿釉四系瓷罐，西安市东郊出土/素胎黑花碟，铜川市耀州窑遗址出土） （上：素胎黑花钵，黑釉仕女瓶，1986年铜川市耀州窑遗址出土） （右：白瓷花口壶，馆藏）

　　【三彩四孝塔式罐】
　　唐代，1970年咸阳市契苾明墓出土。三彩四孝塔式罐仿舍利塔制作而成,为初唐至盛唐时器物,是俗家孝子在佛教的影响下追念祖先、以示孝心的体现。罐体腹部贴塑“董永卖身葬父”“曾子抚琴悦父”“郭巨埋儿养母”“曾子汲水济母”四组人物故事,并刻有相应题记。该罐主题选取的二十四孝故事中的孝子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树立的至孝榜样,表现出唐人对孝道的重视。

（ 上一：三彩双鱼形壶，1992年西安市长安区南里王村出土/上二：三彩双龙柄执壶，西安市新西北火车站出土） （三彩堆花双耳扁壶，1972年西安市长安区出土） （下：三彩方枕，1956年西安市西郊小土门村出土，2000年征集/三彩犀牛枕，铜川市耀州窑遗址出土） （三彩榻，1973年渭南市富平县李凤墓出土） （三彩牛车，1960年铜川市耀州区药王山文昌阁附近唐墓出土）

　　【金杯坯】
　　唐代，1965年西安市南郊白庙村出土。这件金杯坯出土于唐长安城延康坊内,与出土何家村窖藏金银器的兴化坊仅一街之隔,同时出土的还有另一件金杯半成品和金条原料。推测此处应是居住于延康坊内的王公贵族的私人金银器制造作坊,为了解唐代金银器制造业提供了新的线索。

　　【鎏金线刻蓝草纹银盒】
　　唐代，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银盒盖面有刻划的细线条构图,外圈为水波纹带,内心为大叶遭草,纹饰上有薄薄的鎏金层,为尚未完工的半成品。从此盒可见,唐代金银器的鎏金工序是先线刻纹饰草样,然后鎏金,再正式錾刻花纹,对研究唐代金银器的纹饰整刻及塞金等制作工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鎏金缠枝花纹银盒】
　　唐代，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银盒是唐代最常见的金银器皿,用途广泛,一般形体较大的用于盛放各种药物、茶、香料等,形体较小的则主要用于盛放女性使用的化妆品。

　　【镂空金蝉】
　　唐代，2009年征集。整器用黄金制成,作仿生蝉形。蝉的眼睛由琉璃镶嵌,蝉身及羽翼镂空呈羽状纹。整个器物及纹饰轮廓由细小的连珠组成,工艺精湛,实属罕见,为迄今仅见的唐代蝉形艺术精品。

【四鸾衔绶纹金银平脱镜】
唐代，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金银平脱是唐代器物装饰的一种方法,其工艺流程是把金银箔纹片粘贴在器物上,然后髹漆打磨,使纹片与漆面平齐,突显出漆地上的金银图案,以取得华丽夺目的艺术效果。此镜以4只口衔绶带、昂首展翅的鸾鸟为主题纹饰,四周以金丝同心结环绕,贴饰花叶形银片。鸾鸟自古被认为是带来幸福的吉祥鸟,“绶”与“寿”谐音,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愿。

　　【三彩梳妆女坐俑】
　　唐代，1955年西安市东郊王家坟90号墓出土。女俑坐在束腰形座墩上,左手握铜镜（已残),右手似正往额上贴饰“花黄”。简单的动作、简洁的造型,将一位举止优雅,衣着华丽的唐代女子刻画得淋漓尽致,形象展示了唐人使用铜镜的情形。

　　【彩绘持镜女立俑】
　　唐代，西安市长安区裴氏小娘子墓出土。女俑手持一面带柄铜镜,侧头似要照面,身姿婀娜,显得十分秀美洒脱。唐代铜镜大多为镜背正中有钮,可穿系绦带悬挂或放置在专门的镜架上使用。而此女俑手中拿的带柄铜镜在当时比较少见,与金银平脱镜、螺钿镜等特种工艺制造的铜镜同属珍贵品种,只有达官显贵及其家眷才能享用。

（双凤衔枝纹镜，唐，西安市鄠邑区出土）

　　【瑞兽葡萄镜】
　　唐代，汉中市西乡县出土。瑞兽葡萄镜是唐代新出现并最有影响的镜类之一,流行于唐高宗、武则天及唐玄宗开元时期。镜背纹饰高浮雕,形态各异的瑞兽穿梭嬉戏在葡萄藤间,充满了生气。瑞兽是以狮子为原形,经过艺术再创作的特别形象。葡萄经丝绸之路传入长安,它茂密的果实象征着“多子多福”。这类铜镜将来自西方的葡萄、瑞兽与中国传纭立街亓素相融合,故被誉为“凝结欧亚大陆文明之镜”。

（狩猎纹铜镜，西安市东郊王家坟唐墓出土/山水纹铜镜，1972年西安市龙首村出土）

　　方寸巧心通万造。隋唐手工业是中国古代手工制造业的一个高峰。随着市场和需求的扩大,官营、私营手工业的发展,使手工制造技术较前代有了显著的提高,产量有了明显增加。大量制作精美的丝绸、金银器、三彩器、瓷器和铜镜，展现了隋唐手工制造业高超的技术水平。

（鎏金錾花蛤形银盒，1989年西安市东郊国棉五厂65号墓出土） （鎏金錾花三足银罐，1989年西安市东郊国棉五厂65号墓出土）

　　【鎏金“裴肃进”双凤纹银盘】
　　唐代，西安市北郊坑底村出土。银盘外錾刻的“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大中大夫越州刺史……裴肃进”及“点过讫”等铭文，蕴含了丰富的信息，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唐代金银器是上层贵族日常生活中的奢侈用品,在政治生活中也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常用于皇帝赏赐和官员敬奉。文献记载，唐代刺史向皇帝进奉金银器正是从裴肃开始的。结合其他唐代金银器所见“李杆进”“敬晦进”等资料,可知进奉之风在当时颇为流行。

（鎏金“敬晦进”折枝团花纹银碟，1958年铜川市耀州区柳林背阴村出土） （鎏金铁芯铜龙，唐，1975年西安市南郊草场坡出土） （鎏金蔓草花鸟纹八棱银杯，唐，西安市韩森寨电车二场出土） （鎏金蔓草花鸟纹高足银杯，唐，西安市韩森寨电车二场出土）

　　【摩羯纹金长杯】
　　唐代，1981年西安市太乙路出土。金杯为四瓣海棠形,内底中心装饰摩羯戏宝珠形象。摩羯是印度神话中一种龙头鱼身的动物，被认为是生命之本、河水之精,常见于古印度雕塑和绘画艺术中，寺院建筑上尤其多见，随佛教东进传入中国,在唐代被广泛地用于金银器的装饰。唐代金银器上的摩羯躯体更为复杂,形象也更加神异,有的作追鱼状，有的作戏宝珠状。这件金杯应是中国工匠在吸收外来文化基础上的创新之作。

　　【镂空缠枝纹银香囊】
　　唐代，2008年征集。唐代对外贸易空前繁荣，大批西域香料遍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香囊成为唐代贵族妇女的流行饰物。这件镂空银香囊顶部设有环链和挂钩，离球分内处两层，外壳镂空缠枝花鸟纹，内层用轴心相互垂直的平衡环支撑一个小香盂，以圆环转轴和香盂的彼此制约，使香盂始终保持水平，所盛香料不会倾覆。这件1000多年前的香囊装置理与近代用于航海、航空的陀螺仪原理相同，其设计之科学巧妙，体现了古代中国发达的科技与工艺水平，令人叹绝。

　　【鸳鸯莲瓣纹金碗】
　　唐代，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造型饱满庄重，纹饰华丽流畅，是典型的唐代艺术作品。在金银器皿壁面锤揲出凸凹起伏的多瓣装饰，最早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唐代随着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往的密切，大量西方金银器和金银工匠进入东方,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金银加工工艺的发展。唐代金银器皿在吸收异域风格的过程中加入中国传统美学元素，体现了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唐人的创新精神。

（三彩凤首壶，唐，馆藏） （左：白瓷螭柄壶，唐，馆藏） （姜黄釉贴塑人物执壶，唐，西安市经五路出土） （白瓷皮囊壶，唐，西安市莲湖区白家口出土/酱釉乐舞纹瓷注子，唐，安康市出土）

　　云髻明珠映罗裙。隋唐时期的服装分祭服、朝服、公服、常服4种。前3种属礼服,沿袭传统的汉族服装，常服则是在北方及西域少数民族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唐代有关服色、纹样、佩饰的种种规定,是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体现。新颖华丽、丰富多彩的隋唐服饰,对周围邻国及后代服制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左一： 彩绘釉陶男立俑，唐代，咸阳市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

　　【彩绘釉陶贴金文吏俑/武官俑】
唐代，咸阳市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文官俑头戴进德冠，武官身着明光铠。此俑不同于一般釉陶，其烧制工艺可看作唐三彩的前身。因其以绘画方式作为装饰手法,敷彩、描画、贴金等装饰工艺复杂繁难,在三彩器出现后就不再生产,故此类彩绘釉陶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彩绘贴金甲马骑兵俑，唐，咸阳市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三彩绞釉骑马射箭俑，唐，咸阳市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三彩牵马俑及三彩马，唐，渭南市富平县节愍太子墓出土）

　　盛唐开始,妇女服装一改“尚窄”之风,由紧身胡服逐渐向宽松肥大的方向发展,并以宽大的衣裙和艳妆丰腴的躯体为美。这种艳丽丰肥之风在宫廷及贵族妇女中一出现,便立刻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在唐代仕女图及唐墓壁画中,都能看到像该女俑一般丰腴健康、神态间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和娴雅韵味的盛唐女性形象。

（彩绘女立俑，唐，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 （彩绘女立俑，唐，西安市高楼村唐墓出土）

　　【彩绘双环髻女舞俑】
　　唐代，1985年咸阳市长武县唐墓出土。这件女俑应是一位表演轻柔、温婉、抒情软舞的私宅乐舞伎形象，也有人认为是《霓裳羽衣曲》舞毕“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的舞伎形象。此俑捕捉住舞者飞舞游移之中静止的一瞬间加以雕刻，以形写神，神形兼备，达到了气韵生动的意境。

　　舞马是唐代宫延的御用娱乐马匹。唐玄宗天宝年间,每逢皇帝生日“千秋节”都会举行盛大宴会，并以舞马助兴。其时,上百匹形体矫健、装饰华丽的舞马伴随着乐曲的节拍跃然起舞,奋首鼓尾,舞姿翩翩。高潮时,舞马跃上三层高的床板旋转如飞，领头之马还会衔起盛满酒的酒杯到玄宗面前祝寿。舞马在当时被视为盛世祥瑞之物,深受人们喜爱。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盛极而衰,舞马也逐渐销声匿迹,成为大唐王朝兴衰的见证。

（彩绘贴金白陶舞马，唐，咸阳市长武县出土） （白陶诞马，唐，咸阳市礼泉县张士贵墓出土）

　　莲花影里数楼台。隋唐时期,国运昌盛,加之统治者的提倡,各种宗教和民间信仰得到广泛的传播。传统的道教、佛教备受推崇,佛寺、道观遍布全国,教派和理论有了新的发展。袄教(拜火教)、景教(基督教分支)、摩尼教、伊斯兰教等许多西方的宗教也相继传入中国,神祇毕至,使得隋唐宗教文化达于鼎盛。

（白石佛立像，隋，宝鸡市岐山县出土） （银天王像，唐代，馆藏）

　　【雕印梵文陀罗尼经咒】
　　唐代，1999年5月西安市三桥镇出土。经咒为纸质墨印,是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出土时叠装于臂钏内。中心印八臂菩萨,手执各式法器,结跏趺坐于覆莲座上,右侧有手写墨书“比丘僧少贞”。外围环绕排列18行梵文陀罗尼经。

　　【文脉绵长】
唐以后,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陕西告别了长期拥有帝都的历史。但作为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创造和传承,仍然独具魅力。自五代开始,陕西成为地域性中心。北宋中叶,党项族建立“大白高国”,史称“西夏”,领有陕西北部。南宋初,金军攻入陕西,几经激战,陕西大部分为金统治。宋金以秦岭山脉为界,彼此斗争,相互交往,共同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

（螺托盏，北宋，西安市蓝田县吕氏家族墓出土）

　　【“政和元年”铭三足歙砚】
　　北宋(公元960一公元1127年)，西安市蓝田县吕氏家族墓出土。砚底刻有楷书铭文:“政和元年十一月壬申,承议郎吕君子功葬,以尝所用歙石砚纳诸圹,从弟锡山谨铭之曰:‘为世之珍,用不竞于人,呜呼!”据考证,砚主人吕蛭,字子功,是吕大防之子,而为此砚作铭的堂弟吕锡山为吕大忠之子。这件石砚对研究吕氏家族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秧歌舞画像砖】
　　宋代(公元960一1279年)，延安市甘泉县高哨出土。陕北秧歌历史悠久,相传北宋时已有,源于社日祭祀土地神的活动。其表演形式的主要特点是扭,所以也叫“扭秧歌”,即在锣鼓乐器伴奏下以腰部为中心点,头和上体随双臂大幅度扭动,脚下以“十字步”作进退腾跃的走动,呈现出上下协调、步调整齐、彩绸飞舞、彩扇翻腾的表演效果。

（跪拜文吏俑，宋，宝鸡市凤县出土） （拱手女立俑，宋，安康市白家梁出土/捧食盒侍女俑，宋，汉中市出土） （捧字画女立桶、捧琴女立桶、捧砚女立俑、捧书函女立俑，宋，安康市白家梁出土） （陶武士俑，南宋，2006年汉中出土,2007年征集）

　　【陶相扑俑】
　　金(公元1115一1234年)，渭南市出土。相扑,古作“角觗”,又名“觳抵”,含有两牛相抵的意思,为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一种军事体育项目,现代摔跤运动的前身。秦二世迷恋声色犬马,在甘泉宫里以角觗娱乐。汉代更加普及,唐代称其为“相扑”,为群众所喜爱。据《日本书纪》记载,相扑在奈良时代由我国传入日本,后被日本发扬光大,成为其国技。

　　耀州青瓷。耀州瓷因产于耀州(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而得名,是古代名瓷之一。始于唐,盛于宋、金,元代逐渐衰落。耀州瓷以青色为主,以刻花、划花、印花装饰手法为特征,题材丰富，器型多样。

（青釉瓜棱执壶，宋，宝鸡市出土/青釉凤首执壶，宋，铜川市耀州窑遗址出土） （青釉雕花盖罐，五代，1954年咸阳市彬县出土） （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宋，馆藏/刻花莲纹玉壶春瓶，元，宝鸡市凤翔县出土）

　　【青瓷提梁倒灌壶】
　　五代(公元907—979年)，馆藏。壶盖与器身连为一体，凤凰作提梁，狮子当流，腹部刻缠枝牡丹花，集鸟中之王、兽中之王、花中之王于一身。梅花形注水口设于壶底中央，壶内有漏柱与水相隔,将壶倒置注水，盛满放正,滴水不漏，符合物理学中“连通器液面等高”原理。造型大气,设计独特,饰纹精美,釉色莹润，是耀州青瓷中的珍品。

（三彩盘，三彩碗，金，西安市建院出土）

　　经略西北。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元设立“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为陕西设省之始。元世祖封三子忙哥刺为安西王,在原长安城东建立安西王府。陕西在元与西方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清设陕西布政使司,即陕西省,是西北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中央王朝经营西北、西南的重要基地。

（陶骑马俑，元，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耶律世昌墓出土） （绞胎碗，元，神木市出土） （黑陶仿礼器，元，西安市长安区刘黑马家族墓出土） （黄釉柜，明，1992年西安铁路公安处移交） （彩绘仪仗男立俑，明，西安市长安区韦曲北街明镇国将军朱公镀墓出土）

　　【万字丈量正册】
　　明代，馆藏。明朝政府记录土地管理情况的账册,绘制于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册中以规范的表格将土地详细登记,画出每块田、地、山、塘、坟等的形状,注明位置,标清四至，量出丈尺,写明主人姓名,并编上字号。明政府将土地丈量账册与记户丁为主的黄册相结合,以征收赋税。

　　【光绪乙亥乡试题纸】
　　清代，馆藏。清光绪时期陕西乡试题纸。清代科举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4级,制度周密而复杂。乡试每3年在京城及各省城举办1次,每次考3场,题目皆取自《四书》《五经》,以八股取仕。如遇皇帝万寿、登基、大婚庆典及生阿哥之类喜事，可增加1次乡试,以示皇帝对臣民的恩赐,称为“恩科“。此试卷卷首有“光绪元年乙亥”字样,其时正值光绪帝登基之年，故试卷中标有“恩科”两字。

（青玉鹭鸶，清，馆藏） （象牙萝卜，象牙刀，清，馆藏）

　　承袭隋唐多元文化风貌,宋代以来宗教在陕西颇为兴盛。佛寺、佛塔遍布城乡,尤其是陕北石窟寺、华山道观和道教全真派祖庭户县(今鄠邑区)重阳宫、西安化觉巷大清真寺,以及明末始建的西安天主教北堂,蔚为壮观,彰显了陕西在宗教文化传播上的地位。

（三彩观音送子造像，明，王月波捐）

　　第三展厅结尾处，是钟山石窟。钟山石窟位于子长县安定镇东1公里处钟山南麓。始凿于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其后历代均有凿修。现存5窟,坐北面南，总面积约500平方米。中央主窟平面呈长方形，面阔16.7米，开窟口3个，并建有5间歇山顶大殿。窟内顶部为3个莲花藻井。中央佛坛高1.4米,宽11.5米，进深5米，坛边有8根石柱上承窟顶。佛坛上下有16尊高2至3米的圆雕佛像。窟四壁和坛柱四面浮雕大小佛像万余尊，雕刻细腻，极富神韵,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从上午进陕博，到下午闭馆时分，一路都仿佛小跑般在各个展厅来回转。这或许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魅力——精美的文物太多，一天时间根本只能囫囵吞枣。或者说，这也是中华文化渊源流长的魅力吧。陕历博，期待下次再见。

（闭馆前）

（陕博屋顶上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