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东馆开馆特展——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

王旭东PPT美篇版

摄影、制作：王旭东音乐：命运文字介绍源于网络2024年3月6日 从“漫天星斗”到“月明星稀”，中华大地有着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长江和黄河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作为上海博物馆东馆开馆的首个特展，“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正在上博东馆展出。我是东馆落成后第一次前来参观，又赶上这么个难得一见的特展，早有所闻，也看过不少图文介绍资料，但此次亲眼目睹还是被那么多个体硕大无比的青铜面具深深震撼了！ 历经百年的考古发现证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理论提供重要佐证。 古蜀文明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区域性文明，年代与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大体相当。古蜀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同族群和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果，并与中原王朝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古蜀文明在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最具代表性，这是古蜀文明发展的高峰阶段，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古蜀文明与夏商周三代文明各有鲜明的特色，展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谱写了杰出而辉煌的篇章。 古蜀文明有自身独特的古史传承体系，通过考古发现揭示了典籍中充满神话色彩的蜀王世系和英雄传说确有真实的“历史”素地。 古蜀王国虽然远离中原，但是在中原王朝的古史体系中却保留不少关于“古蜀”的传说和记载。随着族群的迁徙和观念的传播，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英雄人物的神话传说在蜀地流行。 古蜀文明目前尚未发现成熟的文字系统，但是这些蕴含思想性的艺术形象既是古蜀人历史观念的真实反映，也是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烙印，表明古蜀文明的形成具有不同的文化来源。 古蜀王国利用宗教信仰代替强权政治，通过礼制构建来维系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 古蜀文明的玉石礼器和青铜礼器具有中原地区、西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特征，有的是从这些地区直接输入的产品，有的则是古蜀工匠的仿制品。 这些明显具有中华文明风格的礼器，可以看到中原文化的远程辐射。这不仅是不同地区的工解流动和技术交流，更是思想和信仰认同的真实写照。 先秦时期，古代中国思想领域的许多核心知识正在逐渐形成。古蜀文明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系统显示了与中华文明密不可分的特征，这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背景的真实写照。 古蜀文明具有显著的区域特点，奇诡神秘的艺术表现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体现了古蜀人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与惊人的创造力。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具有共同文化因素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古蜀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以及古蜀文明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一脉相承的特质。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震惊世界，神秘的古蜀文明令人神往。两处遗址有很多相同文化现象和大量相似文物，证明这里就是古蜀王国的中心。 这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叩开了古蜀历史的大门，逐步揭开古蜀王国的神秘面纱，深刻揭示了古蜀文明是中国古代区系文化中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鲜明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 双拼青铜眼型器 青铜鸡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无首人形器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雅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鸡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青铜神树，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太阳冠青铜人像，以及各种有太阳纹或太阳神面纹的装饰题材均反映了古蜀文明强烈的太阳崇拜。 青铜太阳形器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文化最令人感到神秘和震撼的地方就是以青铜神树、祭坛和各种神灵动物组成的祭祀神灵系统，以及由高大的青铜人像、各种发式的青铜人头像和造型奇异的青铜面具组成的祭祀人物系统。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树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多棵青铜神树，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山海经》等文献所载的“扶桑”、“若木”、“建木”。 《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局下枝，一日居上枝。” 《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山海经·大荒北经》又记：“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泂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 《淮南子·地形训》记：“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一号神树和二号神树均为十枝十鸟，鸟又可称作金乌。 中国古代神话中，大地尽头的东方海隅有一棵“扶桑”或“扶木”的神树，大地尽头西方的天涯有一棵“若木”或“细柳”的神树，两棵神树停歇着十个太阳，十个太阳都是背负在神鸟背上轮流在天上巡行，故而十只神鸟可以被视为太阳的化身。 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都发现有抽象的太阳纹和鸟纹，还有飞鸟与圆点组合的图案推测可能是太阳鸟背负太阳运行神话的体现。 由此可知，古蜀文明的太阳崇拜观念、以及神祇形象和组合形式是史前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普遍存在的，伴随着人群与文化的交流融合最终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构建起庞大的体系。 金面具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祭祀坑出土三星堆遗址五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尺寸最大、形体最为厚重的金面具。 青铜大面具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像和青铜面具气势磅礴、威严神圣，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与浓郁的宗教色彩。 三星堆文化的青铜人像无疑是继承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造像传统，并将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以来长江流域普遍盛行的巫觋制度推行到一个鼎盛阶段，这是古蜀文明又一个主要创新处。 各种青铜人像和青铜面具大致分为神、巫、人三类，不同的人物形象在身体造型、动作姿态和衣服装束上都有所区别，指明他们的身份地位和职能不同。 在以神权为主的古蜀社会中，这些青铜人像和青铜面具是古蜀王国社会结构组织的真实反映。 兽面纹玉方座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 有领玉璧 象牙商代晚期一西周早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世纪）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兽面纹青铜尊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兽面纹青铜器盖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 传世文献记载古蜀王国历代蜀王的名号，依次是蚕丛、柏灌（柏濩）、鱼凫、杜宇（望帝）、鳖灵（开明王）。古蜀王国的历史细节早已在岁月中湮没无闻，考古发现证实了传世文献记载的蜀王世系确有依据。 以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等为代表的中原地区，以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吴城文化等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四坝文化、齐家文化等为代表的甘青地区，以及远达海滨地区的各种文化因素纷纷向成都平原汇聚，共同塑造了古蜀文明的辉煌。 这种物质文化现象不仅为传世文献典籍中的相关记载提供了佐证，还深刻揭示了古蜀文明与中原夏商周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甘青地区文明之间长期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史实。 在古代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权力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古蜀文明对权力形式的提炼有着浓厚的地方风格，但是这些权力象征物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不断吸收周边地区文化因素的集大成产物。 这些权力象征物在古蜀文明的核心区衰落后，却依然对更外围的地区产生影响，体现了古蜀文明持续性的特点。 竖披发青铜人像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大神兽商代晚期 金权杖和金冠带显示了古蜀文明王权、神权和财富垄断权力三位一体的最高权力象征物，以及紧密的权力传承。 中国北方地区流行权杖，与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流行斧钺相区别。在古蜀文明中权杖和斧钺都作为政治权利的象征，表明了两种文化传统的融合。 夔龙冠纵目青铜面具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商代晚期青铜大神兽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此次展览是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系列的第三个展览，更是上海博物馆东馆的开馆大展。 本次特展集结了四川省内12家及国内其他地区16家文博机构，共展出363件文物，让我们领略到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和博大精深，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明月皎皎，星汉迢迢。璀璨映华夏，众星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