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1946

澈朗

　　抗战结束后，为了争取实现全国和平民主，中共中央派出毛泽东、周恩来等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946年6月，按照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有关协议，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和粤中党组织抽调105名领导、干部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解放区。与此同时，党组织还将身份暴露的同志转移到香港等地，继续在隐蔽战线工作。

1946年，这年母亲24周岁，也是她参加革命的第八个年头，组织上考虑到她连年革命工作，尽管经常变换工作地点，并在部队与地方间转换不同的身份，但她的身份还是暴露了，特别是她在担任中共江门市交通总站政治交通员执行任务时，被叛徒认出，并遭到特务的追捕，虽然险境逃脱，但被敌人列入了抓捕的名单。党组织决定将母亲转移至香港，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

1946年8月，母亲带着简单的行装，拎着破旧的皮箱，只身来到香港。七八十年前的香港，如今，我们只能从一些影视剧、文学作品中窥豹一斑，女作家张爱玲曾在她《倾城之恋》一书中描写道：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夜晚，霓虹灯光摇曳着，照亮这座摩登之城的里子。

1946年9月，旺角劳工子弟学校在香港创立。

　　彼时，二战刚刚结束，香港的主权几经辗转，又由日本移交回了英国。而内地进入解放战争时期，香港成为了相对稳定的避难场所，因而吸引了大批内地难民，资本家，以及一批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香港发展。香港一时人口剧增，有大批难民，生活艰难居无定所，失学和失业问题十分严重。

1945年9月，根据党中央开展香港城市工作的指示，广东区党委陆续派出大批干部进入香港，并划分为秘密（中共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香港城工委”和半公开（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香港工委”两大工作系统。

母亲到达香港后，组织上决定她以教师身份做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组织关系在中共香港城工委下的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周天行，母亲任组织委员)。同时上级交给她两项任务: 一、利用教师的公开身份，秘密、有规划地开展、配合工运。二、尽力为清贫子弟提供教育机会，培养一批出有爱国情怀和“科学、民主、独立”的新一代知识青年。

二战后，香港经过长年的战火蹂躏，百业萧条，百废待举，市民失业、子弟失学问题极为严重。兴办学校，与英国殖民教育相抗衡，是我党战后在香港的文化工作重点之一。为了解决劳工子弟无学可上的困境，1946年6月，党组织将余渭泉派遣到香港，余渭泉按照中共香港市委的指示，筹建劳工子弟学校。在缺少资金，缺少人手的情况下，他跑遍了全香港各行各业的23个工会组织，经过艰难的工作，港九劳工教育促进会（简称“劳教会”）成立。香港第一所劳工子弟学校——旺角劳工子弟学校创立。接下来，旺角工人夜校等几所劳工子弟学校成立。这样基本解决了工人岗位培训、进修和劳工子弟入学难的问题，让香港劳工们认识到共产党冲破重重阻碍，都是为了劳工们谋福利。

香港旺角劳工子弟学校毕业典礼师生合影留念，母亲前排右四。

　　1946年9月，旺角劳工子弟学校创立，母亲带着组织上买的假文凭，当上了学校的训育主任。母亲出生在大户人家，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读书写字，初中毕业，本应继续深造。但“七·七事变”后，战火烧到她的家乡，无奈，她放弃了学业，参加了革命。大约有三年多的时间，她是以教师身份做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所以她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学校这份工作，她完全可以胜任。劳工子弟学校是一所社会福利性质的学校，收费十分低廉。教学宗旨是培养学生爱国，爱港，勤奋向学，服务大众，建立完整的人格。当时，学校有一批来自内地的中共党员，她们各自有不同的与组织联络方式，心照不宣地去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同时，兢兢业业地做好教学工作。她们在教授知识的同时，用微妙的办法宣传进步思想，在选课上有意识地加强近代史和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并介绍进步的书籍给学生们看。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过：“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经过几年的努力，学校培育出一大批爱国、爱港，具有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优质人才。学校在建校之初，就一直拒绝升英国国旗，唱英国国歌，共和国成立后，更是坚持升国旗，唱国歌，直至今日。因此，旺角劳工子弟学校在香港被认为是带有红色基因，爱国爱港的“左派”学校之一，当年也受到港英当局的“重点监督”。

1946年 香港街景

　　旺角劳工子弟学校落座在香港人流最旺盛的旺角街区，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招牌层层叠叠，入夜亮灯后，繁华异常。悬挂的霓虹灯牌、的士穿梭在街头……中西、新旧交汇融合，在这里显示的淋漓尽致。然这一切与母亲和她的姐妹们都无关。她们蜗居在学校提供的简陋宿舍，封闭在校园里，过着清贫寡欲的生活。而艰苦的环境与外面灯红酒绿的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校内校外天壤之别。母亲回忆录写道: “ 当时，在经济上压力很大，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三个人，为了适应外部环境，还要体面的穿着旗袍、皮鞋出门，两件旧旗袍、一双皮鞋三个人轮流穿。每个月的衣食住行费用，入不敷出，在物质生活上，对我们这些无产者要经受严峻的考验”。

1947年，香港爆发了自1925年省港大罢工以来的特大工潮，中共香港城委遵照党中央指示，在香港成立了由省委领导的全总工会南方办事处和中共香港海员工委等领导工运的机构，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因势利导，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取得了大罢工的胜利。通过这次大罢工，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在香港工会中的主导地位，争取到了广大工人群众。最终港府发布公告：“公共事业及其他雇主雇佣工人，每日工作九小时，现改为八小时”。这意味着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工人代表提出的“八小时工作制”宣告实现。

1949年 在红旗下，母亲身着戎装留影纪念。

　　母亲在晚年的回忆录写道: “生活在这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工作不易开展，精神上十分苦恼！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沟通，学生家长（工人）与我们从相识、相知，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懂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权益。我们因势利导，工人们密切配合，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局面总算打开了，我们十分兴奋！ ”

1948年12月，我党在港情报人员传出消息，母亲的身份暴露了，并列入港英当局的黑名单。党组织立刻命令母亲化装，绕道坐船从澳门返回内地，经过一番周折，母亲终于摆脱险境，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回到朝思暮想的部队，再次接受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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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第一、三张照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