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冀鲁豫沪津浙川博物馆精品

小老头

源远流长精彩纷呈 　　 有领玉璧 商晚期-西周早期 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 　　深腹铜形陶盂、鸟首形陶支脚 新石器时代磁山文化（公元前6400-前5400年） 陶盂和陶支脚是磁山文化中的炊具，是出土数量最多的器具。和鼎，釜，甗，鬲有内在的联系，是现代锅灶的“始祖”，为磁山文化的典型器物。 磁山文化是指分布于中国华北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因首在河北省邯郸市武安磁山发现而得名。磁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源头之一，也就是华夏族的源头之一。磁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陶盂及陶支架、石磨盘及磨棒。据碳14法测定年代，距今约8000年至7600年前，与1977年在河南省新郑裴李岗村发现的裴李岗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磁山文化的陶器均为手工制作，用泥条盘筑法和捏塑法成型，绝大部分属于夹砂红褐陶，少部分为泥质红陶，以素面为主，烧成温度在700～930℃左右。 邯郸博物馆藏。 漆木碗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前3300年） 1973-1977年河姆渡遗址出土 漆木碗用整段圆木镂剜而成，敛口，鼓腹，矮圈足，瓜棱形外表髹朱红色漆，出土时尚略有光泽，可惜剥落较严重。 朱漆碗碗口径10.6%uD79.2厘米，高5.7厘米，底径7.6%uD77.2厘米，有所残损，但仍能看出形制。碗壁较厚，口部微内收，腹部弧线较深。碗底圈足较高且略外撇，碗表面呈朱红色，略有光泽。经过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确定是天然生漆。 此碗造型古朴，尤其碗外壁的天然生漆，表明早在六、七千年之前，中国长江流域的人们已将天然漆用于装饰生活器具的表面，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漆器，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漆器之一，曾被选为中国邮票图案。 浙江博物馆藏。 　　双鸟纹象牙蝶形器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前3300年） 1973-1977年河姆渡遗址出土 蝶形器有象牙、木、石三种质地。此蝶形器为象牙质，有残断痕迹。正面平整，有线刻纹饰。反面制作粗糙，中间做出纵向凹槽用以捆绑器柄。器身上有数量不一的小孔，可能用于穿绳绑缚。正面阴刻图案的中间为常见的重图纹，外缘呈火焰状，两侧对称各有一与其相连的鸟纹，图首相对而望，且略有繁简之别。关于其题材，有“双鸟期阳”、“双鸟异日”等说法。周边刻有弧线、点线纹样，连接穿孔，环绕在双乌周围。 牙雕长16.6厘米、残宽5.9厘米、厚1.2厘米。正面用阴线雕刻出一组图案，中心为一同心圆，外圆刻有光芒，形似太阳。两侧刻有昂首相望的双鸟，面向太阳，成对称形。四周钻有六个小圆孔，上四下二，背面制作较粗糙。河姆渡文化中鸟的形象出现较多，表现手法具体形象，动感十足，联系之后良渚文化中的玉鸟、鸟纹以及越地青铜器中的众多鸟形装饰，可谓开后世鸟崇拜之先河。 这件牙雕构图对称和谐，线条生动流畅，是原始象牙雕刻中的艺术珍品，反映了河姆渡人的审美观念和最高艺术成就，更为研究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是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原始雏形，堪称旷世珍宝。 浙江博物馆藏。 　猪纹陶钵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 整个器形呈长方形，四角弧圆，平底。夹炭黑陶制成。器高11.6厘米，长21.2厘米，宽17.2厘米。在钵外壁分别以写实的手法，均匀的线条刻绘了猪纹，该猪整个造型形态逼真，四足蹒跚而行，头向前垂，双目圆睁，正在寻觅食物。长条形的腹部微微发鼓，身刻圆圈纹和叶纹。猪的鬃毛簇立，小尾下卷与身腹上的图案混为一体，相当协调。这种艺术处理，充分反映了河姆渡人艺术构思的奇特和审美情趣的淳朴。 从这个猪的刻绘造型，表明了河姆渡人在原始绘画艺术的技巧上已相当熟练，绘制的笔法也十分简练，不仅猪的形象逼真，而且神韵天真。所以说它是一件朴质的实用器，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致的艺术品。对研究河姆渡文化的陶器制作、原始绘画艺术和七千年时河姆渡人饲养猪的模样等提供了实物数据。 浙江博物馆藏。 　　红陶兽形器 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前2500年） 通高21.8、通长22.3、体宽14.5、足高7.9-8.4厘米，1959年大汶口遗址出土。夹砂红陶，通体磨光，圆面耸耳，遍施红色陶衣，光润亮泽。拱鼻，张口，鼓腹，四足，短尾上翘，耳穿小孔，背装弧形提手，尾根部一筒形注水口，可受水，嘴可出水，体肥壮，腹部鼓起加大了容积，四足立起便于加热，造型生动美观，近似猪或狗形。全器构思巧妙，使用器又不失艺术情趣，准确的把握了动物各部位的比例结构和体形特征，表现出大汶口先民们高超的制陶水平，憨态可掬的生动形象。全器构思巧妙，造型生动，饶有趣味。 从兽形器的造型上可看出，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动物各部位的比例结构和体形外表的不同凸凹高低，使人不管从正面、侧面或任何不同的角度看，都能给人以逼真的感觉，表明陶塑才能已经达到了突破写实来进行创作的阶段，在造型艺术上已有很深的造诣。 山东博物馆藏。 　　青玉猪龙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公元前4000-前3000年） 古代的猪和龙都被神化为喜水的灵物，受人崇拜的雨神。玉雕猪龙，许是先民做祈雨祭祀所敬奉的神玉。玉猪龙作猪首龙身形，既奇妙，又合理，可见红山人的艺术创造才智。 玉文化贯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进程。 新石器时期，社会未曾发达，玉更多的作用是生活的工具，这就是常说的器玉。 进入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愈加严格，越来越精美的玉器，逐渐变成了礼器。玉器，一方面用来进行彰显经济实力的社交，另一方面也被当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个阶段，无论是祭祀还是佩戴，有了详尽的制度，即礼玉。 玉文化博大精深，就是因为它承载的内涵远比文字所能描述出来的深广。也许黄金有价玉无价的本意就在这里。 到了汉代，玉开始和“德”相联系，这不仅仅有了权势的特征，更是高雅品质的追求。 天津博物馆藏。 　　玉琮王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300年） 1986年反山 12号墓出土 此器重约6500克，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细，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堪称“琮王”。器型外方内圆，上大下小，中间对钻圆孔。琮体四面直槽内上下各琢刻一个具象的神人兽面图像，神人头戴羽冠，骑跨在一神兽上，图案采用浅浮雕和线刻技法雕琢而成。在角尺形的长方形凸面上，每两节琢刻一组抽象的神人兽面图案，以转角为中轴线向两侧展开，这种角部的人兽组合结构，是良渚玉琮纹饰的基本特征。兽面的两侧各浅浮雕一变形夸张的鸟纹。琮在那个时代是神权与王权的象征。 浙江博物馆藏。 　　神面纹琮 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300年） 良渚早期的玉琮一般比较矮小，到了晚期则比较高大。这件琮一共有十五节，在它上端射口部位有个飞翔的鸟纹，在良渚玉琮里也很少见，故显得非常珍贵。 良渚玉器代表了史前玉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在还没有金属工具的史前时代，古代人究竟是用什么工具，将玉材制作成器物的，有人推测是用竹木、石和借助了解玉砂这种媒介，并利用了片切割和锯切割这种工艺来制作的。 上海博物馆藏。 　　神人兽面纹玉钺 良渚文化 钺是古代兵器之一，以玉制成的钺并非实战武器，属于礼器一类。这件玉钺长17.9厘米，最厚0.9厘米、孔径约0.55厘米，出土位置推测它可能是死者生前手持之物，是其身份和权威的代表物，应为当时某部落首领所有，是其身分、权力的象征。整体呈"风"字形，两侧略向内凹弧，左右不对称。钻孔上方较为粗糙，隐约可见捆扎痕迹或刻划痕迹。钻孔较小，在刃角上各雕刻图像，两面对称。上角为正面的浅浮雕神人兽面纹，下角为浅浮雕的鸟形象。另有钺瑁、钺镦、以及钺柲上镶嵌的玉粒合为一套。 此器制作精致，有纹饰的玉钺目前仅此一件，是迄今所知良渚文化玉钺中最杰出者，有“钺王”之称，对了解此类器物的用途和定名等问题有重要的价值。 浙江博物馆藏。 十节玉琮 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年-前2300年） 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 这件玉琮包含了许多信息，玉料不同于良渚大量鸡骨白料，良渚文化和蜀文化的关联等，极具研究意义。 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蛋壳黑陶杯 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前2000年） 泥质黑陶，器表乌黑光亮，宽斜口沿，深腹杯身，细管形高柄，圈足底座，杯腹中部装饰六道凹弦纹，细柄中部鼓出部位中空并装饰细密的镂孔，貌似笼状，其内放置一粒陶丸，将杯子拿在手中晃动时，陶丸碰撞笼壁会发出轻脆的响声，杯子站立时，陶丸落定能够起到稳定重心的作用，设计十分巧妙。这件高柄杯的造型体态轻盈，挺拔秀丽，制作技艺美妙绝伦，是一件绝无仅有的古代艺术珍品. 蛋壳黑陶器皿是龙山文化特有的标志性陶器，也是我国古代制陶艺术的巅峰之作。蛋壳黑陶杯“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被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山东博物馆藏。 　　蛋壳黑陶杯 龙山文化 山东博物馆藏 玉神人 石家河文化（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 石家河出土玉人一般是人首的形状，没有全身人像，而这件神人非常完整，玉质也晶莹剔透，制造工艺高超。玉神人面部造型奇特，斜橄榄形眼，蒜头大鼻，阔嘴紧闭，表情庄严，头戴平顶冠，耳戴一对耳环，双手放在胸前，被认为是古代巫师正在做法通神的形象。 石家河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古老文化，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因发现于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而得名。此地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遗址群，多达五十余处。石家河遗址多被认为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禹征三苗相符。 这件神人是海内外同类传世玉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曾为上海博物馆的标识性玉件。 上海博物馆藏。 　　祭山图玉璋 商晚期 璋是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礼器之一，一般认为它最主要的用途是祭山。 璋身图案分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呈对称布局，每幅图案由五组构成：下方一组有两座山，两山外侧各插有一枚牙璋；第二组是三个跪坐的人像，头戴穹窿形帽，佩双环相套的耳饰，身着无袖短裙，两拳相抱，置于腹前；第三组是几何形图案；第四组又是两座山，两山中间有一略似船形的符号，两山外侧似有一人手握拳将拇指按捺在山腰；最上面的一组为三个并排站立的人像，人像头戴平顶冠，佩铃形耳饰，身着无袖短裙，双手作与第二组人像相同的动作。从图中山、山侧所插的璋、以及作拜祭状的人等情况分析，大体上可以推测该图所表现的正是所谓“山陵之祭”的隆重祭祀场面。 祭山图，它最珍贵的是在薄薄的玉器的两面清晰的刻印着几乎一摸一样的生动图案。这在缺乏更多文字记载的三星堆，更具价值。 《周礼》说，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可见古代玉的颜色也有象征意义。 三星堆遗址博物馆藏 　　玉人 商（公元前16世纪-新11世纪）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候墓地63号墓出土 青白玉质，圆雕立人。头戴角形冠，耸肩屈臂前倾，双腿弯曲立于底座上，目视前方，神情专注。腰缠玉龙，龙身向后伸展，龙首上昂，龙冠如瓶，龙口大张。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用于系祀活动的法器。 山西博物馆藏。 　　甲骨 商 这片一九七三年出土于安阳小屯南地的甲骨是建国后发现的最大一宗甲骨。这件编号为2172的牛肩胛骨不但是殷墟出土甲骨中非常精美的一片，也是甲骨文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块。其品相端庄大方，形状甚至有些像甲骨文中的“骨”字。国家邮政局曾以其为内容向全球发行纪念邮票，也常用于图书或宣传册的封面，并收录在中学的历史课本里，俨然一枚“甲骨明星”。坊间常有这样的说法：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先生所说的“一片甲骨惊天下”，指的就是这片甲骨。 这块残断的甲骨大概相当于完整牛肩胛骨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然而在其上面却发现有多达九十三个单字！这些文字都在反复讲述着同一件事情——王其田，商王田猎有灾祸吗？此疑问在整块甲骨片上出现了十一次，只是它占卜的时间各有不同而已。但是因为这块甲骨中没有发现占卜结果的占辞，因而更显神秘，成为非常珍贵的一件甲骨文藏品。 殷墟遗址博物馆藏。 　　嵌绿松石甲骨 商 这件嵌绿松石的甲骨，上面详细记录了商王的某次田猎：壬午日，王在鼂塞巡游，为了田猎而进入麦山之麓，捕获了一只野牛。 田猎是一场军事演习性质的重要仪式。商王捕获了体形巨大的野牛，非常开心，为了纪念这次田猎，王将此事刻在野牛的肋骨上，并嵌入象征王权礼器的绿松石以彰显权威。这是我国博物馆现存的唯一一件文字镶嵌绿松石的甲骨，也是殷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甲骨文就是刻写于龟甲、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上的文字，通常是殷人的占卜记录或记事。据统计，迄今殷墟已出土刻辞甲骨约十五万片，记有五千余单字，卜辞十余万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等各方面。这些龟甲上的裂纹拥有占卜祭祀，收成，病患，生育的神奇功能，裂纹寓意泄露的“天机”。 商晚期的商王几乎无事不占，无日不卜，以至于留下了约十五万四千片的甲骨碎片，有专门的卜官看守管理这些国家档案。这几千字的记录定格了三千年前的商王生活情景，以至于我们目前总能依据已经认出的一千五百多个字，轻松回忆起商王日常任何一个片段，只要一条条地查找，可还原生活中的某一个瞬间。 甲骨文以象形、形声和假借字为主，这些表明它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堪称中国汉字的鼻祖。甲骨文与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腓尼基字母并称人类三大古文字。甲骨文中有世界最早的关于日食和月食的记录，有世界最早的医疗档案，有完整的十进位制数字系统。根据考古发掘，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已有甲骨文，主要盛行于商代，西周时渐为金文。 在记载甲骨文的甲骨和记载铭文的青铜器出土以前，西方学界并不相信中国有个商朝，认为那都是虚无缥缈的传说。在他们影响下，国内部分学者甚至连周朝也不相信，认为中国的文明最多只能从周朝时算起，也就是原本五千年文明，被硬生生帝砍去了两千年，相比六千年的“古巴比伦文明”、五千年的“古埃及文明”和四千年的“古印度文明”，我们中国的华夏文明就显得比较稚嫩了。 殷墟遗址博物馆藏。 　　蟠螭环 东汉（公元25-220年） 这件器物上的龙，是汉族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张口、卷尾、蟠屈，它叫螭。蟠螭纹是汉族传统装饰纹样的一种，常用在玉器、青铜器上的装饰。螭有的作二方连续排列，有的构成四方连续纹样，一般作主纹应用，盛行于战国时期。在玉器上，亦常见雕琢有蟠螭纹，表现形象有所不同。 上海博物馆藏。 　　“宜子孙”玉壁 东汉（公元25-220年） 198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青州市谭坊镇马家冢子村，一个小孩用一个绳子拖着一个白玉样东西满街乱跑，有人看着很特别就报告给了博物馆，来人一查发现，马家冢子村东边有一个砖砌的冢子，老百姓都来挖砖盖房子，小孩父亲挖砖时发现了这个东西，就带回家给孩子玩。以此认定这附近大概有大型的墓葬。后经发掘，虽然这个汉代的墓破坏非常严重，但也有不少随葬品。小孩玩的东西就是其中之一，是一块和田玉玉璧 玉璧不仅质地优雅，璧上还有三个字“宜子孙”。这三个字是古代的吉祥用语，为“子子孙孙宜室宜家”之意。汉朝青州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宜子孙”三字体现了汉代人，尤其是王室贵族的一种美好愿景，希望自己的家业财富和教诲传承给子孙后代，能够世代维持子孙的优越生活。 这块璧璧内区有蒲纹与158颗乳钉，外区饰盘螭纹，出廓上方镂雕双龙纽。 墨玉是极为罕见的，在我国现存的墨玉中，无论是墨黑的成色，还是其光泽，这件“宜子孙”蒲纹玉璧均独显华贵，是难得的佳品。 青州博物馆藏。 　　逶雕双龙白玉壁 汉 玉质晶莹，造型生动，是汉代玉器中的珍品。 河北博物馆藏。 　　侯马盟书 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 山西省侯马市晋国盟誓遗址出土 侯马盟书反映的是六卿争霸时期，赵氏与范、中行氏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盟书是蘸着朱砂用毛笔写在石圭和玉片上的，是目前中国普遍发现使用毛笔的典例 盟书内容包括宗盟类、委质类、内室类、盟誓类等四个方面。 宗盟类，参加盟誓的人员都是同姓同宗，参盟人要诚心守其宗庙，遵从主盟人的盟誓，防止敌对者再回来。 委质类，参加盟誓的人员自愿把自己抵押给主盟人，必须断绝与旧的主盟人的关系。 内室类，共同结盟的人相互之间不能掠夺对方的财产土地属民。 誓词类，这次盟誓的中心思想，主要内容。 盟书的字体处于由大篆向小篆的过渡阶段，随意性极强，同一个字就有几十种写法。盟书是当时社会动荡、王权破坏和个人依附关系发生变化的珍贵文物，也是文字史上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晋国博物馆藏。 　　双首龙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玉器中的龙形纹样发生了较大变化，此时龙形古朴不再，开始出现强烈的动感和活泼的气息，纹饰也变得更加繁复，但却密而不乱，井然有序。甚至出现了左右对称的造像，这件战国双首龙玉饰，双龙首相对而立，宛若镜像，充满美感。 上海博物馆藏 　　交龙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玉分软玉和硬玉，平常所见的玉石指软玉，硬玉则指翡翠。玉的颜色以白玉（羊脂玉）为最佳。 上海博物馆藏。 　　鲁国大玉璧 战国 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厚0.6厘米。 玉璧是祭祀天地的礼器，代表礼制文化的最高境界。玉料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半透明，油脂光泽，为战国玉璧中的精品，也是战国玉璧中形制最大的一件，玉璧内部，外缘各有一周廓，两面纹饰相同，以两组微凸起的绹索纹分隔成内、中、外三层纹饰。内、外两层为阴线刻纹，中间以斜向交叉排列的蒲纹为地，其间浅浮雕饰排列均匀的谷纹，内层为合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绹索纹相隔成三组；外层为五组合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纹饰布局紧密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工艺纯熟。 山东博物馆接待大厅的穹顶，就是以鲁国大玉璧式样设计的。 山东博物馆藏。 　　战国铜鎏金嵌玉三龙剑首 战国 邯郸市十中墓葬出土 剑首，是镶嵌在剑柄顶端的装饰品，以玉或金属制成。这件鎏金龙虎嵌玉龙铜剑首，应为礼仪等级的象征。由鎏金铜质龙、虎和玉龙三部分构成，铜龙居下，昂首曲颈，拱背卷尾，体表饰卷云纹，玉龙居中，青玉质，与铜龙形制相近，表面饰谷纹，铜虎居上，造型极具张力，昂首挺胸，口含红玛瑙珠，弓背垂腹，四肢伸张。整器构思精巧，工艺精湛，造型精美。反映出战国时期赵国冶铸和玉器手工业的高度发达。 邯郸博物馆藏。 龙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战国时期的龙千姿百态，往往作为组玉佩中的组件出现，可以说古代是玉龙的黄金时代。 本件玉器片雕，玉质通透并有玻璃光质感，龙身呈“C”形弯曲，尾部末端处回折，躯体部分以“人”字纹装饰，每毫米有五至四根线条，工艺十分精湛，令人惊叹。 上海博物馆藏。 　　红玛瑙带钩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因其由整块玛瑙雕刻而成，成色鲜艳，工艺精美，极为珍贵，为国家一级文物。 邯郸博物馆藏。 　　青玉描金花瓣碗 明(1368-1644年） 青玉质，六曲花瓣形，口沿外伸，浅腹，平底，花瓣形圈足。器外壁饰六组描金西番莲，圈足饰如意云纹。纹饰为先阴刻后描金。 山西博物馆藏 　　白玉镂雕吉祥纹磬 清（1644-1911年） 山西博物馆藏 　　荷叶形玛瑙洗 清（1644一1911年） 山西博物馆藏 　　镂雕蟠螭纹象耳衔环碧玉香炉 清 碧玉质，以镂雕技艺雕饰。口沿与盖沿阴刻回纹带，腹部雕刻一周夔龙纹，护盖镂雕蟠螭纹，上面用白玉镂雕盘龙纹盖钮。 宁波博物馆藏。 白王嵌宝石描金碗 清乾隆（1736-1795年） 白玉质，半透明状。腹外壁饰四朵铁线莲，内璧为六组花卉纹，碗底中心为一铁线莲花蕊及放射线组成的圆形图案。花纹图案均为用红、绿色玻璃堆贴后描金而成。此件器物为仿痕都新坦风格制作的典型器。 山西博物馆藏。 　　青铜手 商 这件残长十三点二厘米，宽六点八厘米的青铜手二000年出土于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曾经被专家推断为墓主亚长在战死前被敌军砍去了右手，所以在下葬时做了这只“假肢”。不过这个猜想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这件青铜手腕部中空，内有木柄的痕迹，而且它的尺寸仅有小孩巴掌大小，同三十五岁去世的成年墓主人的手掌相差甚远。 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古代的痒痒挠。但对于在长族中担任“亚”这一武将官职的墓主人来说，青铜手或许与铜钺有着类似军权象征的功能。这样一种扑朔迷离的推断使青铜手充满了神秘气息，成为考古研究的难题，也使其声名大振。 殷墟博物馆藏。 　　亚丑钺 商代 钺通长32.7厘米，刃宽34.5厘米，长方形，方内，双穿，两肩有棱，弧形刃，器身作透雕人面纹，极富威严。钺正反两面铭“亚丑”二字，故得此名。钺这种器型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为石质和玉质。在一些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墓葬中，石质或玉质的钺往往是标志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重要随葬品。商代出现了种类繁多的青铜钺，曾有考古学家将属于商代的近四十件铜钺按铸造大小顺序分为三型八式，制作精美程度亦有不同，而最为壮观的当属青州苏埠屯出土的这两件大型铜钺。两面镌刻的铭文表明此钺的持有者是商代著名望族“亚丑”族群。该器硕大十分罕见，是殷商末期青铜钺的典型代表。 同出的人面钺共有两件，这是其中铸有铭文的一件。钺身作镂空人面纹眉、瞳、鼻突起，狰狞可怖。 山东博物馆藏。 　　黄觚 商晚期（公元前13-前11世纪） 觚是饮酒器。喇叭口，高圈足，中间细腰可以把手。头部饰三角形变形兽纹，中腹部饰两组对称的龙纹。尤为特殊的是在圈足上的曲角龙纹采用透雕的样式，装饰性极强，同时也显示出极为高超的铸造技术。 圈足内铭有“黄”字，是作器者的氏称。誉为上博青铜精美第一觚。 上海博物馆藏。 　　兽面纹龙首提梁卣 商晚期 高34.8厘米。盛酒器，整体如椭圆形。龙首形提梁，饰方格纹。腹部花纹由雷纹、目纹、夔纹和蝉纹等组成倒置的兽面纹，圈足饰有一圈云雷纹。 山西博物院藏。 　　伎乐铜屋模型 春秋（前770一前476年） 绍兴坡塘狮子山306号墓出土 房屋模型平面作长方形，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南面敞开，无墙、门，立圆形明柱两根。东西两面为长方格透空落地式立壁。北墙仅在中心部位开一小窗。四角攒尖顶，顶心立一八角柱，柱顶塑一大尾鸠，柱身中空，但不与屋顶相通。屋顶、后墙均饰勾连回纹，八角柱各面饰S形勾连云纹。室内跪坐六人，束发课身。二人双手相交于小腹，应是乐伎；其他四人或作吹笙状，或作抚写弹拨状，或执作击鼓状，或执小棍作击筑状，当为乐师。 铜屋通高17厘米、面宽13厘米、进深11.5厘米，屋顶是四角聚集的尖顶，上面摆放着7厘米高的八角柱，柱顶还有一只鸟，器身密布大面积的具有南方特色的纹饰。 此器小巧精致，制作工艺复杂，是罕见的先秦青铜房屋模型，对研究先秦建筑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博物馆藏。 　　透雕龙凤纹铜铺首 战国 燕国宫殿大门上的门环。通高74.5、宽36.8厘米，重达二十多斤。兽首衔环形，兽首上部正中站立风鸟，两侧盘绕长龙。为中国目前所见最大的铜铺首。 1966年易县燕下都遗址老姆台出土，兽面为卷眉，凸目，卷云鼻，飞卷的胡须间露出獠牙，口衔八棱形环。兽额上站立花冠尖喙、展翅欲飞的凤鸟。两条长蛇缠绕凤鸟双翅，曲颈回首奋力挣扎。铺首两侧各有一条攀龙。龙头、凤首和蛇颈均为圆雕，通身雕细密的羽纹和卷云纹，器形巨大，纹饰华丽，形象生动，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系燕国代表性器物。 河北博物院藏。 　　吴王夫差鑑 春秋晚期（公元前六世纪上半叶-前四七六年） 鑑是盛水器，此器形如大缸，平底。器腹两侧有虎头状兽耳，两耳间的口沿各有一小虎攀缘器口，通体饰交龙纹。器内壁有铭文两行十三字，记录吴王夫差用青铜作此鑑，并为宫廷中御用之物。 上海博物馆藏。 　　青铜立人 商 青铜立人像于1986年在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人像高180厘米、通高260.8厘米。铜像重约180公斤，它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 学者推断立人大概怀抱圆形器物，作祈祀状，由于年代久远，圆形器物早已腐烂，所以我们只看见双手的圆圈样。 三星堆遗址博物馆藏。 　　戴金面具的青铜头像 商 通过青铜人头像粘贴金面罩这一特点，可以说明当时的古蜀人已经视金为尊贵的象征。人头像作为常设于神庙中的祭祀神像，在其面部贴金，其目的绝非仅仅为了美观，而应是与祭祀内容和对象有关。从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共出土了青铜人头像多达50多件，戴金面罩的铜人头像却只有4件，它们应该是代表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的。这种具有社会最高层地位的人，他们可能是手握生杀大权，并具有与神交流的特殊技能的。这类戴金面罩的人头像在商周时期中国其他地区和其他文化中几乎不可见，它应当是古蜀青铜文明特有的文化现象，它反映的是古蜀文明浓郁的地域特色。 三星堆遗址博物馆藏 　　青铜组件 商 三星堆遗址博物馆藏 父乙觥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父乙觥的头像是羊首，头部的角上依稀可见两条蟠曲的蛇，而羊的背部，似乎还趴着一条龙，在神兽的尾部似乎也有一条龙咬住神兽的尾巴，而腹部则可以看到绘制出来的很精美的凤凰图案。觥为盛酒器。 兽首是想象中动物的头部，长颈鹿的角，兔子的耳朵，两角沿盖脊饰浮雕卷尾小龙，盖后端作牛首形，与器身的牛首鋬相应。腹饰大凤纹，凤爪置于圈足，圈足饰长尾上卷凤纹。 此器集多种动物图像于一身，体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和谐结合。 上海博物馆藏。 　　何尊（仿制品） 西周 1963年当地的农民在坍塌的崖面上刨出了此青铜器。1965年因生活困难，他们家人30元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不久之后此尊被宝鸡博物馆的干部发现，又以30元的价格收藏在了博物馆内，成为了宝鸡青铜博物院1958年成立后的第一件青铜器。1975年此尊被调往北京展出，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发现了底部的12行铭文，解读后引起巨大轰动，命名何尊。尊内底的12行铭文共119字，损伤3字。铭文记载了周文王受命、武王灭商还有成王完成武王的遗愿营建成周洛邑这两件重大历史事件。和史记的“武王营周居洛邑而后去”相对应。最重要的是出现了目前所知的最早明确指出中国这一专有名词。中国，在这里指的是西周的中心之地，天下之中洛邑。有句话讲，“何尊何尊，何以为尊？”，答案是“因有中国”。 山西博物馆藏。 　　鴞卣 商 酒器。盖饰雷纹，垂鼓腹饰卷曲羽翼纹，是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精品。鸮是我国古代对猫头鹰一类鸟的统称。 造型为两只猫头鹰背靠背站立，以盖为首，以器为身，有四足，盖上有一捉手，工艺精湛细腻，纹饰精美。古人在制作各类以“鸮”为原型青铜器的时候，不是为了实用，也不是追求“为艺术而艺术”，而是把鸮作为崇拜的对象，是意志和精神的寄托。 猫头鹰夜间捕食，叫声难听，古人称之为鸱鸮，似乎在古画、文物中没什么“存在感”，但在商朝它是一种吉祥兽。特殊的外表和独有的生活习性在商代人眼中充满神秘感，久而久之转化成一种神圣的宗教情感，被商人推崇为神鸟，是商人膜拜的对象之一。 山西博物馆藏。 　　大克鼎 西周时期 整器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质朴简洁，有别于商代晚期以来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清光绪十六年大克鼎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的一处窖藏，窖中共出一千二百多件青铜器。此鼎出土后首先被天津人柯劭态购得，潘祖荫又斥重金自柯手中购得，此后，大盂鼎、大克鼎这两件已知的西周最大青铜器均入藏潘府。抗战时，潘达于请人连夜将大盂鼎及大克鼎等一批青铜器装箱深埋地下，抗战后再次出土。 一九五一年移居上海的潘达于将两件大鼎捐献，次年入藏上海博物馆，一九五九年大盂鼎调拨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大克鼎仍藏上博至今，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重器之一。 大克鼎又称膳夫克鼎，西周晚期一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的青铜器，为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鼎腹内壁铸有铭文两段，共二百九十字，主要记录克凭先祖功绩，受周王的策命和大量赏赐的内容，是研究西周职官、礼仪、土地制度等都有极重大的意义。 此鼎高九十三点一厘米，口径七十五厘米，重二百零一点五公斤。鼎口双竖耳，底部三足，鼎身为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 上海博物馆藏。 　　亚长牛尊 商 这件二00一年出土于殷墟花园庄的亚长牛尊是现今为止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器，也是殷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此尊整体作健壮牛形，通长四十厘米，重七点一公斤。整器牛头前伸，头顶上还有一对向后弯曲的扁状牛角，微张的嘴唇呈微笑状，看上去憨态可掬。眼、耳、鼻、腹、尾及其他体貌特征也都生动逼真。牛身满饰龙、鸟、虎、象等各种动物形纹饰。该牛面部铸铭文“亚长”。亚长是商王朝南部“长”国的部落首领，是商王朝地位仅次于妇好的军事将领。 此牛尊造型奇特瑰丽，纹饰繁缛精美，既是重要的青铜礼器，又是精美的艺术品，承载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殷商灿烂文化的结晶。 殷墟遗址博物馆藏。 　　司母辛鼎 商 这件一九七六年出土于殷墟宫殿遗址妇好墓的司母辛鼎也是一件镇馆之宝。 司母辛鼎共出土两件，除了馆中珍藏的这件，还有一件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此鼎通高八十点六厘米，重一百二十八公斤，鼎体四角各有扉棱一条，口下饰兽面纹一组，由两条对称的夔纹构成，以扉纹作鼻梁，云雷纹作衬底。腹部四面左右侧和下侧分别饰有排列规整的乳钉纹各三行，足上端外侧饰兽面纹，内壁中部铭文“司母辛”三字标明此鼎是妇好子嗣为祭祀其母所铸造。这件造型硬朗，庄重大气的青铜鼎是商周时期少数几件百公斤以上的重型铜器之一，当之无愧的国宝。 殷墟遗址博物馆藏。 　　司母辛觥 商 该器整体呈牛形，带盖，短流，扁圆形矮圈足，后接牛首鋬。从整体看，前足为蹄，前视如牛马，昂首而立；后足为爪，后看似鸱鸮，敛翅挺胸。牛、鸮合一的造型充满想象的张力，瑰伟奇丽。周身满布夔龙纹、鸟纹等神秘动物纹饰，于厚重之中更添华美。器内底及盖内铸“司母辛”铭文。 “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觥是商代最重要的青铜礼器之一，为祭祀重器。“辛”是妇好的庙号，“司母辛”青铜觥是妇好去世后其子辈专为妇好所铸的祭奠用器，对于研究商晚期青铜铸造、礼仪制度、王室传承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山西博物馆藏。 　　妇好鴞尊 商 三千多年前，一对妇好鸮尊，诠释着妇好威风凛凛的戎马辉煌，也凝结着商王武丁对妇好的尊重和宠爱。在为古人的杰出技艺而感叹时，更为他们的真实人生而感动。一件文物，就是一段感情，一段历史，一段人生，所以，无论经过多少年，它永远都是鲜活的。 殷墟遗址博物馆藏。 　　聑（zhe）斐妇婥（chuo）铜爵 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爵是当时很常见的酒器，大致是和觚配合使用，然而带盖的爵极为罕见，有人以为全球也仅此一例，故弥足珍贵。爵盖子上的牛头，非常精巧灵动，牛角呈月牙形状，明显看出是水牛而不是黄牛，说明当时水牛非常普遍，透露出的信息是这里气候温暖湿润，生存着很多大象、水牛、犀牛等动物，所以以物知史，这就是文物巨大价值的所在。 牛首爵出土地为辉县褚丘，这里是河南境内出土商周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早在夏朝时期，就有先商部族活跃于此。商王朝建立后，这个地区处于早商郑州和晚商安阳的中间地带，是商王室统治中心区域京畿之地。 平原博物馆藏。 　　小臣兹（xi）方卣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上海博物馆在市府及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斥巨资将此方卣自日本藏家坂本五郎处购回。 小臣兹方卣的出土时间已不可考，盖为四阿屋顶式直沿形，上有四阿形纽，方口短斜肩，深腹直壁略收，方形圈足外撇。上部设一提梁，两端圆雕兽首形，盖、器身及底足的四隅有扁平形的扉棱，器型端庄厚重。 上海博物馆藏。 　　鸟尊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 盛酒器，出土于第一代晋侯燮父墓。器盖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说明该器为晋侯宗庙祭祀的礼器。 燮父，晋国的第一任国君，晋祠里供奉的叔虞是燮父的父亲，叔虞的封地是“唐”，其死后燮父继任，迁居晋水边，改国号为“晋”。 第一代晋侯燮父的礼器，被誉为“晋国之瑞”，山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你能想象它刚出土时是一百多片残片吗。鸟尊之所以碎成渣，是因为盗墓贼采取了极为粗暴的爆破盗掘的方式，而鸟尊正处于炸药下方。 为抢救文物，考古人员将上百公斤的青铜碎片连同墓土整体切割，运回了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文物修复室。在清理碎片时，考古人员发现有些碎片的纹饰和断口相近，北大和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花了一年半的时间，2002年用100多片碎片成功拼出了晋侯鸟尊。 晋侯鸟尊以凤鸟回眸为主体造型，头微昂，高冠直立。禽体丰满，两翼上卷。在凤鸟的背上，一只小鸟静静相依，并且成为鸟尊器盖上的捉手。凤尾下设一象首，象鼻内卷上扬，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全身布满纹饰。造型写实、生动，构思奇特、巧妙。 山西博物馆藏。 　　叔虞方鼎 西周 铭文大意是：在周成王五年，成王亲政后经过十个月营造营中宫；洛邑新都落成之后的第四月，周成王昭告天下将举行尊王大典，邀请天下诸侯人士咸来朝贺，华诞盛会在天下之中的成周洛邑举行，华诞之日天下诸侯纷纷来贺，周成王举行了盛大的封侯大典，站在诸侯官宦人士一端的叔夨，获周成王以衮、車、馬、貝、朋、犬之赏封为晋候之候，为颂扬成王美德，叔夨作宝鼎彝重器萬年扬王，唐叔虞从此成为成王时期西周王朝的风光人士。 西周初年，刚灭掉了古唐国，一次游玩中，周成王捡起一片梧桐叶递给弟弟叔虞说，将来要把唐地封给你。周公就问，何时分封？周成王说刚才只是一时高兴随口说的，周公回答，天子无戏言。后来周成王果真将唐地封给了叔虞，所以后来又称其为唐叔虞，自此，晋国建立。 此鼎是晋国建国后的第一件青铜器，因而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山西博物馆藏。 　　晋侯苏锺 西周 西周青铜器中首见攒刻铭文，355字刻凿在16件钟上。铭文叙述了周厉王亲征东国、南国，对研究西周历史极为重要。晋侯苏编钟证实了西周晋国的都城在曲沃。汉代以来，诸多史籍未能明确记载晋都之所在，这套编钟即证实了曲沃就是晋国的都城。 这个有着不凡身世的千年古钟与上博原馆长马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九二年马老因邀和友人逛香港古玩市场时，一家不起眼的古玩店地上的十四只蒙满薄灰的古钟吸引了马老的目光。在一番仔细观察后马老随即决定买下这十四只古钟。 九二年的香港是中国古董境外交易的中转站，很多文物便是在那时被交易后流失海外的。随行的人都认为马老看走了眼，这十四只古钟明显就是后人仿制的，大家甚至认为仿制的人还没什么常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钟上的铭文都是刻上去的，并且是分别刻在十四个钟上。彼时出土的殷周青铜器大多是将铭文先刻在陶范上，与花纹一同浇筑在青铜器上，万件文物，无一例外。这些钟上没被氧化完的金色更是被看做仿制者仿制功力不到位的表现。 诸多条件坐实了这十四只钟是“假货”的身份，可马老十分坚持，甚至不惜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一定要将这些古钟带回国。当钟运回上海后，看过钟的专家都认为马老看走了眼，面对众人的质疑，研究了半辈子青铜器的马老道出了他一定要买这些古钟的原因，十四只钟的铭文虽然是刻在上面的，但将钟按大小排列后，会发现读不通的铭文其实是连贯的句子。而且上面很多文字都是原来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上鲜有出现的。若是后人仿制，有着如此高金文造诣的仿制者会不知道西周青铜器多以浇筑成型，直接将金文浇筑在青铜器上就好，又何必大费周章做一个四不像出来呢。 就在买回钟没多久，九二年八月，正在发掘晋侯墓地的北大考古专家邹横表示在发掘过程填土时出现了两个编钟，两个钟上也有雕刻的铭文，上面写着“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兹钟”。而马老买回的钟，经过清洗去锈，内壁的铭文显露出来，上面有着“晋候”二字，同时按照顺序排下来，最后一个字便是“万”，与晋侯墓地出土的两只钟连起来，就有了“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兹钟”这样西周时期常见的关于赞美先祖，祈求平安的文字。 连贯的字句，钟身上的“晋候”二字，百分百是拥有千年历史的西周古物—晋候苏钟。十六只钟会分隔两岸，是因为当时的盗墓分子趁考古队因老百姓秋收而中断挖掘的空挡将墓里的十四只钟窃走，并偷运到了香港，另两只留在墓地。今天晋侯苏钟十四只在上海博物馆，两只在山西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藏。 山西博物馆藏。 　　子仲姜盘 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此盘为春秋早期用于盥洗的青铜器，体量较大，风格质朴浑厚，两侧有一对耳，外侧饰云纹。盘的前后各攀一条龙，龙首高出盘沿，作探视状，龙身躬背曲体似欲跃入盘中。盘内底铸有鱼、龟、蛙等动物。盘心是一只带冠的水鸟，外圈为四只无冠水鸟，这些动物均可转动。 古代凡重要的活动都要净手，有人用匜浇水，此盘用以承接，水流下来后会推动盘里的小动物旋转，情趣盎然。但和此盘配套的匜一直没有出现，有关专家指出可能被国外私人收藏家收藏，不肯露面。 马承源先生回忆子仲姜盘入藏上博青铜馆的经历时，是这样描述的：“有一次，香港的叶肇夫先生请我去香港看一件他从海外重金收购得来的青铜器，鉴定真伪、优劣。我一看，这件子仲姜盘为春秋早期青铜器，工艺精湛、世所罕见。最令人叫绝的是盘内装饰有立体的鱼、蛙、水鸟等小动物，它们不仅造型生动，而且每一个都能在原地作三百六十度的旋转。这些小动物与盘底的浮雕相映成趣，构成了立体与平面、动与静的完美结合，是以前发现的任何一件青铜盘上都没有出现过的。 吃饭时，叶先生讲，以后可能会把这件宝贵的文物捐献给博物馆。我不敢接口，不知道他说的‘博物馆’是指哪家。因为这件青铜器实在太难得、太珍贵了。 此事我一直念念不忘。两年后，香港回归祖国前夕，我给叶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借他的青铜盘两月来上海开个展览，算是沪港两地联办的一项庆回归活动。一周后，回信到了，叶先生在信里说：送给你吧…… 上海博物馆新馆美名在外，叶肇夫虽然自己还没有来过，却早已晓得情况。没多久，他亲自把这件无价国宝带来上海，捐给了上博。可以想象，这种事在以前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上海博物馆藏。 　　牺尊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一九二三年山西浑源县李峪村出土。 此尊整体作硕大雄健的牛形，背上设三穴，中间穴套一圆腹釜，可容酒，前后两穴可灌注沸水，使中穴的釜处于相对高温中，用以暖酒。牛身、首、颈等部位饰有盘绕回旋的龙蛇组成的兽面纹，牛鼻有圆环，是现知最早一件人工驯养牛的实物例证。在造型艺术和美观实用方面得到完美结合。 上海博物馆藏。 　　商鞅方升 战国 中国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采用以度审容科学方法的一个量器，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 在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一个农民可以不识字、没有车，却不能不纳粮。统一的方升意味着统一的法度，生活在辽阔土地上的华夏先民才会对一个泱泱大国有了统一的认识。一个国家的升，开始有了天下的度量。从制作出来到秦朝灭亡，“商鞅方升”前后经历了130多年的实际使用时间，是商鞅亲自督造的一批度量衡标准器中唯一幸存于世的一件，也是目前为止商鞅变法的唯一实物例证。它是天下尽用秦制最有力的物证，对于加强秦国内部的联系，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快秦国强盛的步伐发挥了很大作用，更为此后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召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这是始皇帝统一六国后加刻在方升底部的诏书，大意是说，如今天下一统，人民安定，度量衡的标准从此归于一致。始皇帝的诏书与商鞅变法时刻下的文字距离不超过两厘米，时间却相隔123年，意味着方升从一国的标准转变为天下的标准。 上海博物馆藏。 　　八牛贮贝器 西汉 一九五六年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八牛贮贝器是滇文化青铜特色的标志性器物，是云南地区滇族特有的形制，牛和虎是常见的装饰题材。这件贮贝器出土时里面装有贝币，圆盖上塑有八头姿态各异的牛，所以得名。器物整体呈束腰圆筒形，器盖上铸有一头大牛和七头小牛。中间的大牛立于鼓型座上，长角弯延前耸，威武雄健。七只小牛低首垂尾环绕在盖沿。腰部是两只虎形耳，虎的造型威猛，虎视眈眈，八头牛气势如虹了。古代的青铜器和动物关系最紧密，可以想象人类和动物的关系很不一般，自古就是这样。 上海博物馆藏。 　　太阳神鸟金饰 商 直径12.5厘米，厚0.02厘米。 金饰中心图案很像一个喷射出十二道光芒的太阳，外层的四只飞鸟极似神话传说中的“负日金乌”，都与太阳神崇拜有关，所以其主要寓意了古蜀时期的有关“日、月、鸟、象牙”崇拜，一年十二个月，四个季节。 2001年2月8日，在成都近郊的金沙村的管道施工中，挖出了部分铜器、石器等文物，考古人员随即展开大规模科学发掘，大批金器、玉器、铜器和象牙不断出土，令人惊叹。2月25日上午10时许，一件特别的金饰件被发掘出土，刚出土时金饰件已被揉成一团，在考古人员认真、科学地记录之后，小心翼翼地将金饰复原展开—金饰上刻画的“太阳”和“鸟”的图案清晰地呈现出来，伴随着显示王权的大量玉器、金器的出土，足以证明这件金饰极有可能就是古蜀王举行盛大祭祀典礼遗存下来的宝物。 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 汉代 该器由酒樽盖、酒樽、承盘三部分组成，造型端庄稳重，工艺精湛，低调中带着奢华，尽显王者之尊，堪称东汉时期的文化瑰宝。目前同类型的酒樽全国仅两件，另一件在故宫博物院，但邯郸这件工艺更为精湛。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文物工作者先后发掘了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南郊张庄桥村北的两座古墓，墓葬虽遭到多次盗窃，但仍出土了陶器、铜器、玉器、骨角器、铁器等文物 100 余件和5 万名枚五铢钱。在出土铜器中，既有战国早期的铜鉴，还有带支架铜熨斗。 张庄桥墓所出土铜酒樽，托盘和酒樽盖，通体饰银，纹饰蓝金，十分精美。该器物由三部分组成：酒樽盖、酒樽和托盘。顶端的酒樽盖隆起，重达1705克，上面的三只朱雀展翅欲飞。中间的提环已残缺，但盖面上描绘的两周流云纹清晰可见。酒樽为直桶状，通高28.27厘米，直径35厘米，重9640克。腹都两侧透雕了蟠龙铺首衔环。侧壁外侧是两圈图案带，主要采用了细线镂刻手法和鎏金错银的工艺嵌入咎种祥瑞图案形象，描绘有流云、鸟兽、奔鹿、羽人、西王母侍者，山丘、奇花异草等神仙境界的生动画面。酒樽底部的三足成熊形，熊以肩秉盘，张口吐舌，形貌狰狞，通体嵌松绿石和米色的水晶珠，与鎏金的器体相辉映，光彩夺目，颇为华丽。 底部的托盘为宽沿，浅直壁三熊形足，比酒樽的熊形足稍小，熊嘴大张，整个形象生动活泼。其直径48.2厘米。高8.51厘米，重5710克。 除了酒樽华美的装饰及生动的图案之外，承盘底部还有汉代隶属铭文，表明这件宝物乃汉代官造“蜀郡西工”所制，让此件文物在历史长河中的研究价值也更明确、更精准，为后续研究提供丰富翔实的真实资料。 邯郸博物馆藏。 　　落霞式“彩凤鸣岐”七弦琴 唐 此琴原是栗壳色，在后世被髹上朱漆，琴名有吉祥之意。此琴曾是清末定慎郡王溥煦（1828--1907）的收藏，在八国联军之乱时被掠走，散落民间，后被杨宗稷收藏。1920 年，定慎郡王之子、多罗贝勒毓朗见到此琴，证实了它的经历。 此琴有钟磬金石之声，是杨氏最珍爱的三张琴之一。安弦醒琴后，琴声绝佳。 此琴为落霞式，通长124.8厘米，有效弦长116.3厘米，额宽16.3厘米，肩宽18.8厘米，尾宽12.5厘米，造型古朴典雅，背面有冰裂断和小流水断，美丽而别致。龙池上方有“彩凤鸣岐”琴名，下为近代琴学大师杨宗稷的三段鉴藏赞美铭，龙池腹腔内有正楷“大唐开元二年雷威制”题刻，是“唐琴第一推雷公，蜀中九雷独称雄”的雷公琴。此琴是杨宗稷“半百琴斋”中最珍爱的琴，并著录于《琴学丛书》。在民国古琴界就有着超凡的地位，是琴界高人苦苦追寻的绝品。 此琴虽历经沧桑却仍能弹奏出悦耳动听的琴曲，音质绝佳，极富感染力，在存世唐琴中音质属上乘，也恰好印证了杨宗稷对它的高度评价：“声音绝佳”、“可谓凤毛麟角矣”。此琴是唐代第一斫琴名家雷威的杰作，流传有序，声音绝佳，可与著名唐琴“九霄环佩”相提并论，是一件举世无双的珍宝。 浙江博物馆藏。 银阿育王塔 吴越 西湖雷峰塔建于公元977年，于1924年倒塌。2000年2月至2001年7月，为配合雷峰塔重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雷峰塔遗址、地宫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出位于天宫、地宫的两座纯银阿育王塔。 出土时，地宫的阿育王塔完好如同新造，天宫的阿育王塔因雷峰塔倒塌时受挤压，已严重变形，塔里的“舍利金瓶”也被压扁，所幸基本部件没有缺失，此后被浙江博物馆保管起来，在启动修复前鲜为人知。据悉，纯银材质的阿育王塔，全国仅此两座。 天宫、地宫两座银阿育王塔的形制、装饰题材、质地均相同，通高36厘米，由基座、塔身、山花蕉叶、塔刹四部分组成。塔身方形，四面刻有佛祖生前行善的故事画面，四角各有1只金翅鸟；塔身四角的山花蕉叶，正面镂刻反映佛祖一生事迹的故事画面。两座塔的不同在于，地宫出土的阿育王塔内有金制容器，即“金棺”，存放当年钱俶供奉的“佛螺髻发”舍利；天宫的阿育王塔内悬挂4厘米高的葫芦状金瓶，内含舍利。天宫阿育王塔含4%左右的铅，在目前出土的银器中很少见——一般银器的含铅量在1%左右。 这件阿育王塔由纯银捶揲成型，整体铆焊套接。塔完整无缺，由基座、塔身、塔顶三部分构成，是五代吴越国末代君主钱俶营建雷峰塔时专为雷峰塔打造。佛教进入中国后，更多的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色，但这件“舍利塔”却具备着汉民族，藏民族和印度、南亚诸多艺术特点，其内涵实在可圈可点。 此塔为首次发现的吴越银阿育王塔，具有极为重要的艺术、哲学、历史、佛教，工艺研究价值，也是研究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重要实证物证，银塔内置奉安“佛螺髻发”的金棺，是最高规格的阿育王塔，国宝级文物。 浙江博物馆藏。 　　透雕夔龙纹金牌饰 赵王墓出土 这件长方形透雕夔龙纹金牌饰，采用金铜合金铸造而成，经测定含金量为40％。四周边框上饰涡纹，牌面透雕两夔龙纹，两夔龙以牌面中心纵轴对称分布，头向内侧，作腾空而起状，形态逼真，背面两侧有带形穿鼻，便于与织物或革带缝缀联结，其上侧边框有刻有一行细小浅淡的文字，疑为先秦铭文。 透雕夔龙纹金牌饰，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的产物，是先秦服饰金器之精品，具有特别的历史、艺术价值，属国家一级文物。 邯郸博物馆藏。 　　金环首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战国金环首，以鹿和鹰打造整体造型，是一个剑把手。这种造型的器物曾在东亚、西亚有所发现，属于斯基泰文化。金环首的出现，是战国时期青州域外贸易往来的见证。 斯基泰文化是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黑海北岸从多瑙河河口至顿河河口地区的斯基泰人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个时期从黑海北岸到西伯利亚的广大草原地区，其文化面貌非常相似，表明这一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一般也将这一时期这一广大地区的文化统称为斯基泰文化。斯基泰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是“斯基泰野兽纹”，它是在金属、木、骨等材质的物品上，用捶揲、铸造、雕刻等工艺表现出各种形态的野兽、怪兽及动物嘶咬的场面，其造型兼具写实性和装饰性。 青州博物馆藏。 　　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 中山王墓出土 古代小桌，案面已朽。两雄两雌梅花鹿承托圆形底盘，底盘上四条双翼双尾的神龙昂首挺立，龙的双尾向两侧环绕，反勾住头上的双角，双翼聚于中央连成半球形，龙尾连接四只展翅的凤鸟；龙头承托一斗二升式斗棋，斗栱上托案框。龙飞凤舞，姿态优美，错金银纹饰精巧繁密。 河北博物馆藏。 　　漆屏风画 北魏 1965年冬，大同市石家寨村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共计五块木质漆画板，是一座漆屏风的主体部分。这些添画板的前后两面皆有图画，图侧刊写榜题。其上朱漆髹地，线描勾勒人物，墨书榜题。画面内容延续汉代以来帝王将相、烈女、孝子等传统故事，如帝舜、周太姜、卫灵公、齐宣王、晋文公、孙权教、汉成帝与班婕妤，以及孝子李充、卫灵公夫人、蔡人妻等。屏风的工艺制作采用榫铆联结，继承战国、汉代漆画传统的技法，设色富丽、边框装饰精巧。人物描绘运用铁线描法，兼施浓淡色彩渲染，形象生动逼真，并有纵深的空间感和立体感。构图重在突出主题，中心人物大于陪村人物。画风古朴，富有装饰性。 漆屏风画的出土，弥补了北魏前期绘画实物的空缺，画法上与传为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酷似，亦与传为初唐阎立本的《古帝王图》之间有着承继关系。此外漆画上的题榜，较典型地反映出汉隶向唐楷演变中的魏书发展面貌，字体园润俊秀、气势疏朗，是不可多得的北魏墨书真迹。 司马金龙，字荣则，晋皇族后裔，在北魏袭爵作官，河内郡温县孝敬里人。年轻时有父亲的风范。起初是中书学生，召入任中散。献文帝（拓跋弘）在东宫时，提升为太子侍讲。继承爵位琅琊王，任使持节、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征拜为吏部尚书、侍中。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12月19日）卒，追赠大将军、羽真、司空公、冀州刺史、谥号康王，赠绢一千匹。 大同博物馆藏。 　　陶俑阵 北魏 司马金龙墓陶俑阵，精选了司马金龙墓出土的238件陶俑，以“俑阵”的形式展出。陶俑均由釉陶制成，共有6种人物构成，是国内迄今为止北魏时期阵容最大的俑阵。 大同博物馆藏。 　　柱础 司马金龙石雕棺床为北魏太和八年文物，雕工卓越，装饰华美，堪称北魏雕刻艺术的杰出代表。石棺床前有四件柱座，用于插屏风或帐幔。其中一件柱础因雕刻精美别致，被收录在中国雕塑图典中。 大同博物馆藏。 　　华严寺琉璃鸱吻 辽代 鸱吻是中国古代建筑屋顶顶部正脊两端的装饰物，汉代就有了雏形，唐代时鸱尾的形象慢慢向鸱吻转变。大同华严寺是我国现存年代较早、保存较完整的一座辽金寺庙建筑群。它始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年）,依据佛教华严宗的经典《华严经》修建并命名，至今已有近千年历史。 华严寺琉璃鸱吻，是目前国内能看的的为数不多的辽代原物，高约三米。 大同博物馆藏。 　　陶联枝灯 汉代 陶连枝灯，据说是和能和“长信宫灯”相媲美的古代灯具，出土于大同市阳高县安家宅东汉墓。 连枝灯是一种古代油灯，以铜质、陶质最常见，常高一米左右。战国出现的连枝灯，到了汉代极为盛行，以铜质、陶质最常见。铜质连枝灯的形体多较高大，下有灯座撑托树干式的灯柱，灯盘少则三个，多则依次递增，一般为豪门大户的照明用具。 大同博物馆藏。 　　红砂石笑面罗汉头像 唐（618年-907年） 有人称之为“邯郸的微笑”。 邯郸博物馆藏。 　　青铜马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 赵王陵二号陵出土 赵国国王墓的随葬品。 这三匹青铜马，形体各异，比例准确，形神兼备，或低首伫立，或昂首欲行，生动逼真，动感十足。这三件青铜马“造型简洁、准确，为罕见的先秦时代立体圆雕马的造型，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从造型外貌来看具有典型蒙古马的特点。一件作仰首行走状，高18厘米，长24.5厘米，腹围17厘米，重约1470克；另一件作低首伫立状，高15厘米，长22.5厘米，腹围18.2厘米，重约1605克；第三件作低头觅食状，高15厘米，长23.5厘米，腹围18.3厘米，重约1375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尾巴打结，肌腱隆突，四腿发达，背部丰满，臀部强健，马颈有力，为成年战马的造型。可见当时的工匠们均采用多视角立体构图的圆雕手法，以一条和谐明快的曲线勾勒出马的头、背、臀、尾的整体轮廓，头部颌骨突出，颌角分明清晰，眼神凝重深邃，鬃毛与马尾线条流畅，连马掌部位都刻划得惟妙惟肖，从不同的角度将马的动与静表现得淋漓尽致。青铜马造型完美，刻画细腻，风格写实，反映了赵国青铜造型艺术的精湛。 这三件青铜器是我国同时期考古的首次发现。已知出土的秦始皇铜车马、甘肃武威马踏飞燕以及河北徐水防陵汉墓铜马，均为秦汉时期的铜马。湖北九连墩战国楚墓中也出土了青铜马，而赵王陵出土的青铜马与之相比，其艺术风格则表现了更加明显的写实性，可以说赵王陵出土的铜马在目前仍然代表了这个时期青铜马造型艺术的最高成就。 邯郸博物馆藏。 　　何弘敬墓志 唐代 唐咸通六年(865年)刻。1973年出土于大名万堤农场何氏墓内。志及盖均青石质，盖边长188至196厘米，厚88厘，顶面正中篆刻“唐故魏博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赠太师庐江何公墓志铭” 25字，四杀浮胜兽面及四神，四杀交角处浮雕牛、马等动物，雕工精美、神态生动，线条流畅；墓志为正方形，边长195厘米，厚53厘米，表石四侧边中部雕刻花卉、供养人，上雕刻波浪、花瓣，墓志镌楷书59行，满行63字，共3336字，记载了何氏三代为魏博节度使的史实。志文对研究唐代藩镇割据，王朝与藩镇、边境的关系做了补充。该墓志规模及形制已超“宗氏逾勋贵”，为目前出土唐代墓志中规格最大的一方，侧面反映出唐后期魏博藩镇节度使堪与中央比肩的军事和政治势力。 如此大尺寸的墓志铭前所未见，十分罕见。 邯郸博物馆藏。 　　错金铜博山炉 汉 炉通体错金，底座透雕出三条腾空出水的蛟龙，炉身铸成山峦重叠的模样，山中神兽出没，虎豹奔走，猎人持弩巡猎其间，人与自然和谐一体。 此炉制作精美，为罕见的古代艺术珍品。 汇合仙山、大海、神龙、异兽等多种元素，不仅反映出汉代人求仙和长生的信仰体系，也体现了大汉王朝“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胸怀与气度。高超的铸造技艺充分诠释了盛世时期汉代工匠高度的智慧和非凡的创造力。 河北博物院藏。 　　铜牺立人擎盘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盘为圆形，可以灵活转动，盘底以镂空蟠虺纹装饰。牺牲体肥硕，面部表情温顺，牲背上站立一人，双臂前伸，手握盘柱。 战国时代，青铜器是贵族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青铜器的主要功能是祭祀与征战，祭祀属于国家的头等大事，而“牺"便是古代对祭祀所用牲畜的称谓。牺牲体肥硕，面部表情温顺，双目圆睁，长吻大耳，四足短而粗壮，站立平稳，这件铜器的"牺"并不能归为某一种动物，而是多种动物的结合体，从中看到猪、牛、犀等多种动物的特征；牺背上站立着一位女子，双手捧着圆柱，柱顶上放置着一个可随圆柱转动的镂空圆盘。整个器物构思精巧,纹饰精美、造型生动、工艺精湛，是战国青铜器的佳作，体现了三晋青铜铸造工艺的卓越水平。目前尚未有类似器物出土，因此它的用途不甚明了，又可能用于熏香，也可能纯属玩器。 山西博物馆藏。 　　长信宫灯 汉 长信宫灯是是汉代青铜鎏金灯具之一，1968年在保定的满城汉墓中被发现，而满城汉墓是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窦绾的陵墓。长信宫灯是从窦绾的墓室中找到的，这个灯具不仅仅是拿来照明，背后还藏有深刻的政治意涵，用来警惕拥有者“别有造反之心”。 长信宫灯的名字由来，源于刻在灯上的铭文“长信尚浴”，其中“长信”指的是汉代的长信宫，也就是供皇太后与太皇太后居住的寝宫，“尚浴”则是负责洗澡的意思，因此可以得知，长信宫灯的主要功用，就是在沐浴时的照明。 不过除了“长信尚浴”以外，灯上还刻有65个铭文，分别分布在9个地方，有趣的是，其中6个地方的铭文都特别强调了“阳信家”。“阳信家”代表的是阳信侯刘揭。当年吕氏乱政，刘揭反对吕氏，坚决拥护文帝继位，因为拥立有功，文帝一上位就封他为阳信侯。然而刘揭的儿子加入七国叛乱，导致全家都受到惩罚，家产遭朝廷没收，出于阳信家的长信宫灯，后来被分配给居住在长信宫的窦太后。皇帝的这个行为其实出于政治目的，因为窦太后属于外戚，之前有吕太后作前车之鉴，窦太后也可能引发相同问题，皇帝给她长信宫灯，最主要就是想提醒窦太后，刘揭一家造反被惩处，若窦太后造反，他同样不会手下留情。 后来窦太后又将长信宫灯转赠给孙侄女窦绾，也就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妻子，她的用意也是要提醒刘胜夫妻，安安稳稳过日子，当一个太平的侯王也很好，不要有任何造反之心。 河北博物院藏。 　　竹简 汉 1972年4月，山东临沂县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来到古城城南两座低矮的小山上进行基本建设。这两座山虽然距离很近，景致却有着明显的不同。每到夏季，一座山上开满金雀花，而另一座山则开满银雀花。因此，人们称它们为“金雀山”和“银雀山”。 施工过程中，工人们在银雀山上发现了一座古代墓葬。经专家勘察证实，这里有规模很大的汉代墓葬群。随之，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其中的两座墓葬，并将其编为“一号汉墓”和“二号汉墓”。 两座汉墓中的陪葬物种类很多，有陶器、铜器、漆木器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夹杂在陶器和漆木器中间的大量竹简。长年埋在地下，不断被雨水浸泡，再加上器物挤压，编缀竹简的绳子早已腐朽，竹简非常散乱，有些已经扭曲变形，颜色也变成深褐色，万幸的是上面的字迹大部分还能辨认。 此次考古，因为大量汉代竹简的出土，曾轰动一时，影响巨大，甚至有人把它跟同时期发掘的马王堆汉墓、秦始皇兵马俑一起称为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随着竹简清理的进行，专家看到内容绝大部分是古代兵书，包括《孙子兵法》、《孙胺兵法》、《六韬》、《尉缭子》等二十多篇著作。 说到孙武、孙膑，历朝历代就其人其书质疑颇多，甚至有人说孙武就是孙膑，或者说根本没有孙武，现存孙子兵法是后人伪作等等，这是因为缺乏确凿的证据。除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别的文献很少提及，这也成为了质疑的依据。 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本书，这让存在了近两千年的争议终于一锤定音，也证实了司马迁在这方面的记录完全准确。 银雀山汉简博物馆藏。 　　贴金彩绘圆雕菩萨立像 北齐 中国佛造像最高水准在北齐。 北齐造像的巅峰则在龙兴寺。 没人能说清楚仅有二十八岁的北齐，在不断的屠杀、各种灾难之间，会出现中土佛像最高峰的美学形式。 1996年10月的一天，在原青州博物馆南边农田，益都师范学校操场扩建的工地上，突然发现了一些佛造像的碎片。这引起了考古学者的关注，文物部门立即组织抢救性发掘，连日的努力，地下沉睡了上千年的近五百余尊佛教造像惊世出土。 此地何以如是，因为这里是早就毁弃的龙兴寺遗址。始建于北魏的龙兴寺，到唐宋时已经是皇家甲等寺院，曾香火鼎盛了八百多年，是当时著名的寺院之一。 然而让人遗憾并可惜的是，出土的绝大多数佛像已被严重损坏，甚至有火烧或修复过的痕迹。这些残损的造像，是北宋灭佛运动所致，还是金兵入侵被毁，人们一时拿不定主意。 龙兴寺初建到元末明初废弃，延续近千余年，这批佛教造像延续时间长达竟五百多年，类型多样造型优美，雕刻精湛立体感强，确实是研究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难得的实物资料。 后经发掘整理发现，坑内有规律地埋藏了石灰石、汉白玉、花岗岩、陶、铁、木及泥塑等各类雕刻精细，贴金彩绘的造像，时期从北魏、东魏、北齐延伸至隋、唐、北宋。最大的造像高三米多，最小的仅高二十厘米，部分造像带有纪年。 综合各种原因，人们认为因受宋金交战影响，寺院被毁前，众多的佛像已无处保存只能埋藏地下，这也严格遵守了佛像瘗埋的教理。 龙兴寺佛造像，年代最早的北魏晚期作品，大多数是带有背屏的造像。佛像褒衣博带，身材单薄、肩部低垂，面部的颧骨微微突出，这样的造像风格被称为秀骨清像。 从北魏到短短的东魏时期，山东佛像中最流行的一种制式，是一种叫背屏佛三尊像的佛像。这种佛像有背屏，上有一佛二胁侍菩萨，两个菩萨和佛之间常常还有雕刻较为简略的两个人，那是供养人。 青州博物馆藏。 　　彩绘立佛像 北齐 青州博物馆藏 　　贴金彩绘圆雕思惟菩萨像 北齐 青州博物馆藏 　　背屏式佛造像 北魏 背屏是佛造像的装饰手法之一。据说，佛和菩萨等周身会放射出光芒，石雕佛像的背屏就是用来表现佛和菩萨背后身光的装饰。 青州博物馆藏。 　　彩绘造像 北齐 在中国对外的文化交往中，临潼始皇陵的兵马俑，广汉三星堆的青铜器，青州龙兴寺的佛造像成为响当当三大招牌。 龙兴寺造像，当你直视诸佛的面孔，他们只有矜持深邃的微笑，没有愤怒，没有痛苦，没有轻蔑，甚至看不到悲悯。这一改佛像庄重肃穆，神圣威严。他们颌首垂眉，双目微闭，无视万物，却洞悉人情世态，唯留微笑与众生。 无论是否信佛，当站在佛像面前抬眼凝视时，自会被那纯净的笑容所打动，亲切，亲近，亲和。无形中缩短了佛教和众生的距离。龙兴寺佛像神秘的微笑，自信、从容、舒放，最动人心魄，因此被称之为“青州的微笑”，惊艳世界。当我们看过了“高棉的微笑”，再看“青州的微笑”，真的是心生喜悦，也更加世俗。 青州博物馆藏。 　　彩绘佛像 北齐 假如说龙兴寺造像中，北魏晚期至东魏的作品，清俊儒雅，“秀骨清像”“褒衣博带”，那么北齐时期的造像，在许多方面有了显著变化，单体立姿圆雕像，佛衣轻薄贴体，纹理简洁，面相圆润，宽肩隆胸，身材健美极具动感，刻划出优美韵姿，一改庄严肃穆的宗教氛围，菩萨像则满身雕饰华丽，华贵高雅。 龙兴寺出土的无论是佛像还是菩萨像都体态颀长，深目高鼻，面带动人的微笑，这就是“青州的微笑”。 面对龙兴寺佛造像，心灵仿佛得到了洗涤一般，达到了艺术表达的至高境界。 佛像是残缺的，残缺的美更显气质，沧桑，思索。 青州博物馆藏。 　　青釉仰覆莲花尊 北齐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原始青瓷，开启了河北使用瓷器的先河。东汉时期，瓷器走向成熟。北朝时河北开始烧造瓷器，东魏、北齐建都河北，在皇族和世家大墓中出土的青瓷代表了当时中国北方瓷器烧造的最高水平。 河北博物院藏。 　　彩塑菩萨立像 北宋（960-1127年） 1965年温州白象塔出土 这两尊彩塑菩萨立像通高64厘米，杉木条为骨，掺有谷壳、麻丝的黄泥为肉，拌入桐油、麻丝的细白泥为肤，衣饰绘彩描金。像保存比较完整，彩绘已有脱落。像头微颔，面相长圆。长眉细目，点画睛珠，谦和垂视。直鼻窄翼，樱桃小口，点画朱唇。下颌丰满，双耳下垂。颈部细长，划有肉纹，项饰璎珞。顶梳高髻，发丝整齐，缀饰璎珞。宝缯垂肩。溜肩，肩搭石绿色缠枝纹描金帔巾，绶带绕颈部过胸前贴体侧垂于座上。袒胸露臂，肌肤细腻，臂、腕著钏。内着红色菱格纹贴体长裙，腹部系带打结，腰束石绿色蜂窝纹描金短裙，裙摆呈花瓣状覆于脚面。腰肢微弯，臀部左扭，右膝微屈，形成曲线，充满律动，十分传神。双手纤巧，平举胸前，两足八字外分，赤足立于双层仰莲座上。 宋代佛教深入民间，向世俗化、社会化、普及化发展。造像风格一改唐代雍容富丽华贵的特征，呈现世俗朴实自然的风貌。宋时的造像形式多样，金铜像、玉石雕像、泥塑像、木雕像等，诸像纷呈，尤以彩塑像最有特色。彩塑造像易制，制作所需甚微，又能满足宗教企盼，适合民间供养佛像，因而彩塑成为宋代流行而普及的一种造像形式。 宋代佛教造像达到了写实标准的高峰，彩塑艺术是泥塑其形，色绘其质，塑形绘质，形色并重，塑绘结合，相得益彰，雕塑与绘画完美统一，更适合表达宋代自然写实的造像风格，增加艺术表现力，从而形成了宋代彩塑独有的艺术之美。宋代彩塑造像写实秀丽，以世间人物为模本来塑造佛像，人物面容完全是生活化了的世间人物，人神的高度统一，契合世俗社会的审美倾向，形成了宋塑的自然之美；塑像人体结构把握准确，线条流畅圆润，肌肤柔润匀称，筋骨分明清晰，体态婀娜多姿，形成了宋塑的形态之美；衣饰质感逼真细腻，衣纹卷褶简约自如，衣饰精描细绘，敷彩贴金，灿若云霞，形成了宋塑的服饰之美。 从美学角度来看，中国古时各朝各代兼具特色，高潮迭起，但魏晋和北宋无疑是其中隆起的双峰。这两尊彩绘佛像也许就是一个例证。 浙江博物馆藏。 温州博物馆藏。 　　鸥窑青釉褐彩蕨草纹执壶 北宋 执壶通高21.5厘米，1983年温州市锦山出土。此壶具有独特的褐彩纹饰。整个腹部均绘以蕨草，疏密有致。在色彩处理上，工匠先用黄绿色釉画出草茎，再以淡褐色釉在茎上点缀羽状复叶。叶呈褐色，枝干呈褐绿色，相映成趣，反映了瓯窑匠师高超娴熟的绘彩技艺，是瓯窑褐彩在两宋时期趋于写实的印证。同时，它是“海上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物。 北宋，温州城内设立了专门招待外商的“待贤” 等驿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从该壶的造型、彩绘纹饰、胎质、釉色来看，为地道的瓯窑制品。但是却具有浓郁的西亚金银器风格，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和温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城市的见证。 温州博物馆藏。 　　龙泉窑青瓷舟形砚滴 元（1271—1368年） 浙江省龙泉市上严儿采集。 瓷工以写实手法，将砚滴塑造成一叶扁舟。舱蓬、艄蓬、栏板一应俱全。舱下中空，用以贮水。胎质细腻洁白，通体施温润肥厚的粉青釉。 砚滴整体造型设计巧妙，集模印、堆贴、镂雕等多种技法于一身，用动静结合的方式再现了江南雨天舟行湖上的场景，充满了诗情画意，是一件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文房珍品。古代瓷质砚滴的造型大都比较简单，像这种造型奇特、内涵丰富而又做工考究、釉色美丽的砚滴殊为少见。　　砚滴也称水注，是一种文房用品，为砚台磨墨添水。这件舟形砚滴通长16.2厘米、高9.1厘米、宽6.5厘米，呈舟形，平底，甲板上有舱蓬和峭蓬，舱蓬船舷两侧有镂孔栏板，舱内男女二人席地而坐，作交谈状，人像前伏一鹅。舱蓬左沿搁一木浆，蓬顶有一笠帽，右侧有一个身着蓑衣的艄公。 此器胎质细腻洁白，釉层肥厚、釉色粉青，其设计巧妙、动静结合，寓意生动，是一件难得的龙泉青瓷精品，集中体现了元代的人文价值和艺术水准。 浙江博物馆藏。 　　青花釉里红开光盖罐 元代 1964年，保定出土了十一件瓷器，有青花，卵白釉，蓝釉描金，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成批元代瓷器。 该器造型浑厚，青花浓艳，装饰花纹达十余层，集绘画，雕塑，贴塑，青花，釉里红多种技法，是存世元青花中的顶级艺术珍品。 河北博物院藏。 　　青花八棱执壶 元代 胎色白黄，质地细腻，釉色蛋青，质感莹润。青花颜色较暗淡，有黑色沉淀，有盖。壶口为喇叭状，颈细长，腹颈间前有流后有柄，下腹鼓，近底处内收同，圈足外撇。通身绘青花纹饰。盖为圆尖纽，鼓顶八棱形，饰覆式莲瓣纹，向柄一侧有一小圆形纽。颈中部内束，饰一周回纹，上半部饰蕉叶纹，下半部覆莲纹内绘火焰珠纹。腹的上部在两周卷云纹之间饰六组折枝花卉，下部为仰式莲瓣一周，圈足饰卷草纹，流细长，自腹壁向上前弧曲，口流与壶口平，流颈间有S形花饰相连接，流身两侧饰卷云纹。造型秀美典雅，纹饰繁缛。 河北博物院藏。 　　青花缠技莲托寿字纹盖罐 明万历 直口，短颈丰肩。垂腹下敛，平砂底。盖隆起。通体青花绘缠枝莲托“寿”字，近足处饰如意云头纹。瓷器是迎合万历皇帝增寿的意愿烧制的，故浑圆饱满磅礴大气，青花发色艳丽，传世甚为少见。 天津博物馆藏。 景德镇窑青花人物暗花瓷莲子盖罐 明崇祯 直口，垂肩，长圆形鼓腹，圈足。附盖，盖面略鼓。器身及盖面所绘人物故事图画面柔和清雅，配以肩部及圈足处的缠枝花卉纹暗花，更显含蓄之美。 宁波博物馆藏。 　　斗彩八宝云龙纹盖罐 清乾隆 罐胎质细腻，釉色洁净，主体图案以青花勾勒两条蛟龙在云中奔驰互逐的轮廓，并在釉上轮廓线内填以绿彩，色爱淡雅清新，器盖游龙戏珠，肩部以佛家常用象征吉祥的“八宝”为饰，腰部上下间隔纹饰的如意，变形莲瓣纹。底“大清乾隆年制”青花篆文款。 山东博物馆藏。 　　窑变釉贴塑螭虎纹鱼篓尊 清雍正款 呈鱼篓状，宽圈足。腹都贴塑螭虎，绕颈盘旋，身躯矫健，极其生动。其一由下往上攀爬，回首相望；另一螭虎互相呼应，顾盼生姿。釉面光亮润泽，青紫交融，灿若流霞，是雍正窑变釉中的精妙之作。圈足内中心篆书阴文 “雍正年制”四宇方款。此尊成对，尤为珍贵。 天津博物馆藏。 　　窑变釉石榴尊 清乾隆 此尊以石榴造型，象征家族兴旺，多子多孙，吉祥幸福。火焰红的釉色和火焰青的釉色交融在一起，使器形与釉色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恰如一个成熟的石榴。 山东博物馆藏。 　　景德镇窑粉彩蝠桃纹瓶 清雍正 长颈，溜肩，鼓腹，撇足，形似橄榄。硕大饱满的桃果，令人垂涎欲滴。蝙蝠如粉蝶展翅翻飞，寓意吉祥长寿的福祉。它产自雍正景德镇官窑，代表了整个清代粉彩的最高技艺。景德镇曾经生产过的粉彩橄榄瓶，世人大多都没亲眼见过，人们不知道的是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的稀世珍宝就已经流落海外。 粉彩也称“软彩”，是釉上彩的一个品种，就是在烧好的素器釉面上打底一层含砷的玻璃白，然后在上面进行彩绘，再入窑烧制。这个过程中，砷的乳浊作用在和色釉结合中产生粉化效果，红彩变成粉红，绿彩变成浅绿。这个瓶子造型丰满秀挺，线条流畅，富有韵律感，既轻巧灵动而又不失稳重。该瓶釉色纯白匀净，釉层肥厚莹润，以粉彩蝠桃纹为装饰，画面构思精巧，枝头硕果累累，枝叶间饰有瑞蝠，展翅翻飞，一幅丰收喜庆的场景跃入眼帘。所绘图案微微凸起，层次分明，有立体效果。 粉彩始创于康熙年间，源于五彩（硬彩），制作较粗。到了雍正朝，无论在造型、胎釉和彩绘方面，粉彩瓷器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粉彩是雍正彩瓷中最著名的品种之一，彩料比康熙朝的要精细，色彩柔和，皴染层次多。雍正粉彩瓷中的“蝠”“桃”图案十分多见。“蝠”是“福”之谐音，而桃则是“寿”的象征，合之寓意“福寿双全”。雍正早期，八桃蝙蝠多见于瓷盘上，而作为橄榄瓶的主题纹样，十分罕见，传世作品中，“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只发现了这一件。蝠桃纹这一将长寿、福祉以一种既明确又优雅的姿态表现出来的艺术主题，引领了当年的时尚。 这件清雍正景德镇窑粉彩蝠桃纹橄榄瓶，在2002年曾创下当时清代瓷器拍卖的纪录，成交价4150万港元。之前它一直在美国奥格登·里德家族里流传，在奥格登母亲家的客厅里长期被作为灯座使用。为了增加重量以加强器物的稳定性，文明富贵的美国人还在瓶内放满了院内的泥沙，万幸的是还好没有在底部打孔。至于橄榄瓶的行踪如何，美国人也无法说清。大约在1920年左右，当时他祖父母在英国时同中国人常有交往，不排除橄榄瓶是从英国带回的。还有专家推测，这件稀世珍品可能是当年八国联军从中国盗走的文物，多年来在家族内摆放，所以没有发现它的价值。 2002年，香港收藏家张永珍女士得到相关消息，志在必得。作为上海人，2004年她将这件国宝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捐赠仪式上，她表示不想再让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稀有珍品流到国外，所以把它捐赠给国家。如今，回家的国宝陈列于上博陶瓷展厅中心橱柜，讲述着靓丽光彩背后的传奇。 瓷器行有俗语，明看成化，清看雍正。这件作品可谓雍正年间的顶尖，全球独一无二的精品。 上海博物馆藏。 　　珐琅彩芍药雉鸡图玉壶春瓶 清乾隆款 异品精瓷曰珐琅，中西合璧久弥芳。珐琅彩作为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宫廷御用瓷，是中国古代彩瓷工艺顶峰时期的产物，它是将来自欧洲的铜胎画珐琅技法移植到瓷胎上，从而烧制出的彩瓷新品种。其创烧于康熙末年，雍正时期制作日趋精美，乾隆时期工艺更加精细，并同诗、书、画、印相结合，犹如一幅画卷被施于瓶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但由于其是在宫廷内秘密制作，而不像其他御用瓷器那样在景德镇御窑厂烧制，且它兴于清又衰于清，使得珐琅彩瓷器处处透露着神秘色彩。 天津博物院藏 　　仿雕漆釉五福捧寿纹盖盒 清乾隆款 此盖盒造型规整大方，比例匀称。仿雕漆釉的釉色十分逼真，非常纯正。五福捧寿纹纹饰清晰可见，相当精美。 这件器物展现了乾隆一朝精湛的制作工艺，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艺术价值。 天津博物馆藏。 　　掐丝珐琅兽面纹三足鼎 清 铜胎掐丝珐琅大约于13世纪末，由阿拉伯国家传入中国。传入之初，被称作“大食窑器”、“鬼国窑器”和“佛郎嵌”。据有关史料记载，13世纪下半叶，元蒙军队远征，横跨欧亚大陆入侵西亚，俘虏了大批有专业技能的工匠作为工奴输往后方，专为蒙古贵族生产豪华日用品。此时，阿拉伯地区正在流行华丽的金属胎珐琅制品，所以不缺制作人才。 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藏。 　　掐丝珐琅坛城 清 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藏 　　赵孟頫行书绢本条轴 元（公元1271-1368年） 该条轴画心纵129厘米，横48厘米。作品为赵孟頫手书唐代诗人杜甫《舟中夜雪·有怀卢十四侍御弟诗》。 此轴为绢本绫裱，八十年代由故宫博物院精心装池。作品气势贯通、笔力遒劲，为赵孟頫存世书法作品精品之一，更是赵孟頫存世书法墨迹中难得一见的大字作品。 此轴的价值在于，诗圣杜甫的诗，情真意切；书家赵孟頫的字，浑然一体，可谓双绝。 杜诗曰：“朔风吹桂水，朔雪夜纷纷。暗度南楼月，寒深北渚云。烛斜初近见，舟重竟无闻。不识山阴道，听鸡更忆君。” 平原博物馆藏。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培育出了灿烂辉煌的结晶，她们以不可辩驳的叙事，证明这方土地的主人曾经创造过惊艳世界的神奇。勤劳智慧、勇敢坚韧；不畏惧、不信邪、不退缩、不服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他们延续至今的全部。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一则故事。新中国成立不久，从国外学成回来的一个文物学者在他的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话：我很难过，我们家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我也很欣慰，我们家的东西得到了保护；我更可耻，自家的东西被人抢走了还觉得欣慰。 也是这位学者，一天走到了文物商店，看到估价待售的文物，恳切的问工作人员能否抚摸一下这些文物，工作人员不屑一顾。后来他被安置到文保部门，当真的面对众多文物时，对部门负责人询问了同样的问题，负责人说你不光可以摸它们，以后这些文物就交给你了。听到此话后，这位学者再也忍不住激动，突然嚎啕大哭。之后他在这个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成就，这就是一位亦或更多默默无闻的奉献者。 难道我们不应该把深深的敬意给他，给他们，给一代代各行各业的无闻者！ 精美绝伦生生不息 　　图文清茶一杯小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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