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牟邵岗河医“五七”农场

巴丹弱水

郑大一附院院史办

巴丹弱水

陈明望

河医子弟腊胜明

2024年3月30日

　　小时候听过一首陕北民谣：“六月里，割麦忙，男男女女上农场”，歌中描写的是农民在田间地头耕作的场景。

河医“五七”农场，一个久违而又熟悉的地方。54年前在中牟县官渡镇邵岗集火车站旁的田地里，突然出现了许多穿衣打扮与当地农民格格不入的人群。虽然上世纪70年代初的服装色彩与款式十分单调，还都是千篇一律的绿军装，蓝色和灰色的军干服、中山装，仍然与农民装束之间形成强烈反差。最引人好奇的是这里许多人的鼻梁上，都架着一副高深莫测的眼镜。

“五七”农场源于1966年5月7日“五七指示”发表，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于是“五七指示”成为那个时代治党、治国、治军的纲领，不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付诸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繁衍出“五七”干校、“五七”农场等。中牟县“五七”干校，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孕育而生。

到了1970年秋，中牟县“五七”干校解散。 原中牟干校土地和家产一分为三，分别成立了河南医学院“五七”农场、邵岗公社知青林场，以及邵岗公社集体企业石灰窑。

邵岗知青林场接收了邵岗集火车站铁路以南，原中牟干校场部大院，及所有的房屋和食堂外，还接收了原干校的三分之二左右的土地、猪圈、牛棚和池塘。其中包括共50余亩的桃园、杏园和核桃园，150余亩的梨园，150余亩的苹果园，约五亩的菜地，还有10余亩编制筐篮、篱笆用的荆条灌木林。

河医子弟在邵岗林场下乡知青有：

73届：铁俊岭（父医学院电工铁金声，1918～不详）、王丽（父医学院财务科长王建岑，1929～不详）。

74届：腊胜明（父一附院检验科腊自强，1921.03～2005.11.29）、王和平（父医学院木工王世杰，1922～不详）。

原中牟干校当年在铁路沿线旁建的一座石灰窑，划归当地邵岗公社所有，成为了社办企业。

河南医学院接收了邵岗集火车站铁路以北，原中牟干校150耕地，50余亩苹果园和20余亩的药圃，筹建河医“五七”农场。

1970年秋，河南医学院为了落实“五七指示”精神，抽调了尚在备战下放到临汝县的医学院工会主席李自隆（1916.11～2000.03）、马列教研室主任王浩（1921.09.15～2016.04.28）、教务处辅导员董文浦（1929.07.17～）三人，来到中牟县邵岗集，组成河医“五七”农场筹建组。李自隆任农场场长，王浩、董文浦任副场长。

李自隆（1916.11～2000.03）

　　李自隆，1939年1月参加八路军。曾任河南医学院人事处长、组织部长、监委书记、工会主席等职，行政13级干部。

河医“五七”农场筹建组成立之初，接收的是空旷的耕地房无一间，筹建组就临时借住在距离农场最近的邵岗集火车站附近几间工房里，他们的家属还在临汝县下放。

河医农场筹建组原址就在邵岗集火车站旁

　　为了捋清河医“五七”农场的来龙去脉，我们采访了筹建农场时的老职工，今年88岁的刘麦囤师傅。据刘师傅讲述：他是当地中牟县人，是原中牟“五七”干校的职工。当时医学院派驻农场没几个人，前期干校播种的大豆和花生马上就要秋收，移交给医学院耕地用的水牛等牲口城市来的人又不会饲养，就把他留在河医农场也好有个照应。

于是中牟干校解散后他就一起移交给了医学院，并在钱友仁副科长（钱是解放军第六坦克学校退役教官，该校主要任务是培训各种装甲车、汽车驾驶员）的教练下学会了开拖拉机。以后就在农场开拖拉机犁地、耕地、碾场。农场解散后在医学院后勤工作到退休。

采访刘麦囤（2024.03.07）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河医农场筹建初期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农场职工吃饭、住宿、生活用水、用电问题。在李自隆、王浩、董文浦等筹建组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农场大兴土木，建筑了两排灰砖红瓦住宿的平房和一个厨房，搭盖一个简易大棚的饭堂。饭堂就不单是吃饭的场所，还可以用来开大会，堆放储存收获的庄稼。

架设了输电线，农场有了电灯照明。打了水井，前期建了蓄水池，又建筑了水塔，保障了农场生活用上了自来水。添置了洛阳东方红牌履带式拖拉机、四轮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犁地、耕地等农机设备，后来又筑起了砖围墙。

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洛阳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可是个稀罕物，拖拉机驾驶员更是备受瞩目，令人羡慕的职业。钱友仁驾驶着轰隆隆的拖拉机，别提有多神气了。刘麦囤刚学开四轮拖拉机那会儿，车技还不熟练，一出农场院就把砖头垒的大门柱给撞歪了。

医学院先后抽调了备战疏散下放在临汝县的部分教职工，来到中牟农场组织生产劳动。据不完全统计名单如下（按年龄排序）：

• 王澍青，1911.07～2006.08.03，教材科科长。
• 秋 江，1919.09.09～1981.04.12，外文教研室讲师。
• 钱友仁，1921～不详，教务处副科长。
• 张仰骞，1922.09.17～2015.11.16，马列教研室副主任。
• 马惠山，1922～不详，总务处科员。
• 江伟珊，1926.04.21～，外文教研室讲师。
• 张连捷，1932～不详，人事处科员。
• 张全高，1934.05.09～2009.10.11，保健科护士
• 夏玉鼎，1935～不详，马列教研室助教。
• 王世周，1935～不详，教务处干事。
• 郭绍法，1935～，教务处护士。
• 王敬谦，1938～，小学教师。
• 王熙瑞，1940～，外文教研室助教。

备注：职务为时任职务，以下同。

到了1971年4月份，农场已经初具规模。于是乎，原来邵岗集百亩农田里，种地、锄草、施肥、浇水、割麦和掰玉米、放牛的农民，就変成了一群戴眼镜的大学教师和医生。

“五七”农场离开我们已经非常遥远，当年红红火火的河医农场，早已物是人非。昔时开拓农场的前辈大部分都已作古。他们拓荒的土地，栽种的果树，建筑的家园，都随着2010年8月淅川县南水北调移民的迁入落户，改建成移民村。曾经的农场，如今已消逝的无影无踪。

废弃的邵岗集火车站

　　唯独农场旁那废弃的邵岗集火车站，还保留着历史风貌。这个曾经热闹喧嚣的地方，如今变得如此冷清和荒凉。这个目睹了河医农场历史变迁的火车站，也装载着我们也曾年轻过的时光。

时隔半个多世纪当再次看到邵岗集这熟悉的车站，听到邵岗集这熟悉名字时，仿佛又置身于当年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人感到涛声依旧，既亲切又伤感。

通俗地理解“五七”农场就是党政机关干部和大专院校教师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或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对于那些被迫害、被批斗，逼迫下放劳动改造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来说，留在他们心中的那份感受，是一种无法释怀的伤痛。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事情渐渐淡忘在岁月的长河中，而一些事情会永远铭记在一部分人的记忆中，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红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前”。这首歌深深印刻在我们几代少年儿童的心中，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潮澎湃，少年的记忆历历在目。

1970年10月，一个秋高气爽、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河医附小六年级两个班约6、70名（一部分同学随家长备战疏散下放临汝县）小朋友，在班主任张玉坤老师的带领下，第一次去中牟邵岗集河医农场参加秋收劳动，也是同学们第一次集体出远门。虽然我们没有赶上像“老三届”大姐姐大哥哥那样“红卫兵”革命“大串联”，第一次走出家门参加秋收劳动，特别开心和兴奋 。

坐在带篷大卡车上一路欣喜若狂又说又笑，别提多高兴了。对我们这些12岁未成年儿童来说，与其说是秋收劳动，倒不如说是一次学校组织的秋游。

我们住在帆布搭建的大棚里，中间用帆布隔开，一边住女生一边住男生。帆布又厚又硬根本拉不平展，帆布褶子里沾了很多沙子，一碰就掉落下来，早晨起床就会看到地铺上有很多沙子。

饭堂是露天的，几块砖头支起一块建房顶用的空心水泥预制板就成了饭桌。到农场后要先用河南粮票兑换成食堂的饭票，一斤主食券另加0.14元，副食券（菜票）是一元兑换一元。早餐馒头是二两饭票一个，馒头夹豆瓣酱再加二分钱菜票，午餐素菜几分钱一份，扣碗肉0.16元一份。

我和伏克强（母妇产科胡月清）是好朋友，在农场我俩饭票混在一起搭伙。他家经济条件好，天天中午买扣碗肉菜，我是囊中羞涩又难以启齿。忆往昔，酸楚往事不堪回首。

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被叫醒下地割豆子，说是早晨豆秸杆上结有露水，割豆子不扎手。到了地头一人分一垄地，同学们卯足了劲儿，一手拽豆棵，一手握镰刀开始割豆秸。用镰刀割不断时，就用双手把豆棵连根带土从地里拔出来。

豆秸长满了坚硬的毛刺，抱豆秸时坚硬的豆荚扎手，后来农场发了棉线劳保手套。稀松的棉纱仍挡不住豆秸上坚硬的毛刺，割豆子不是手上扎了刺，就是剌流血。激情终归是激情，等新鲜劲一过累的半死，刚到农场时那股兴奋劲也消失殆尽了。

雨后清晨的田野里蹦出很多青蛙，哇哇叫声一片。我们走路时都是跳着走，生怕不小心踩着青蛙。小学语文就学习过《小青蛙》课文，老师教导我们说要爱护益虫，青蛙保护禾苗吃害虫。曾几何时，青蛙却成了餐桌上一道美味佳肴。

在农场的田间地头，经常有一个中年人身背红十字人造革药箱和大家一起劳动。谁的手割破了或者擦碰点皮，他就会给伤口涂抹红汞（即红药水）。谁的手掌磨起泡破了，他就给你抹点龙胆紫（紫药水）。谁天热头晕、恶心中暑了，他就会给你吃几粒人丹或喝一瓶十滴水。这个穿梭于田间地头的赤脚医生，是我们班张新叶的爸爸，医学院保健科护士张全高。

我们在农场还收割过花生，准确地说是遛花生。拖拉机犁完花生地后我们跟在后面抖掉花生棵根部的泥土，整齐地码放在地里，遛一遍散落在泥土地里的花生。等我们遛完一片地后，田边等待的邻村老人和小孩就会迫不及待地一拥而上，一个个左手挎篮，右手提着抓钩，在刚刚收过花生的田地里，摆开了遛花生的战场。

在田间劳动，无遮无挡，有同学报告张老师想要撒尿。张老师一句“广阔天地哪不能尿”成为经典语句，流传至今，经久不衰。

农场北面有一片小树林和水塘，微风吹来水塘里一簇簇芦花和绿茵茵的蒲草随风摇曳。秋季已结出红褐色像火腿肠一样的蒲棒，摘一支熟透的蒲棒用手指碾碎，捧手里风一吹，蒲绒毛漫天飞舞。我家有个蒲绒枕头，所以我认识蒲棒。

农场喂养了两头耕地的水牛也在水塘旁，去水塘不单可以摘蒲棒，还可以骑水牛。“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快乐的时光，笑意写在脸上。

邵岗集火车站旁的水塘

　　河医，从我们这一届开创了小学生去农场劳动的先例。也是从我们这一届开始，郑州市公立中学停止招收河医附属小学六年级毕业升初中的学生。医学院只能在原小学校的基础上增设初中班，衍生出了河医“戴帽中学”。教师是抽调医学基础部的大学老师任课，数学课老师高裴文（生物教研室助教），地理课老师胡佐芳（生物教研室助教），英语课老师王熙瑞、雷永华（外文教研室助教）等老师。

在小学还有语文课老师沈慧蝶（科研室干事），体育老师袁耀珍和王宗智（体育教研室助教）等老师。

河医“戴帽中学”办了76和77两届，这两届的学生每年都参加学校组织的去中牟河医农场夏收和秋收劳动，成为河医农场年龄最小的“五七战士”。

郑大一附院“小五七战士”名单：

76届:杨栋（院史办）、程静（专家门诊）、程新予（车队）、吴怡丹（眼科）、李杰（针灸科）、李季（口腔科）、钟宏光（药房）、巫庆建（药房）、卢卫（财务处）、腾军放（神经内科）、徐照岷（干部病房）、王新国（收发室）。

77届:刘洁（污水处理）、郝明跃（器械科）、谢霞（器械科）、杨丽梅（小儿科）、刘鲁毅（退休办）、张志民（眼科），王红跃（药房）、秦晓晨（中医科）、李国强（保卫科）、艾鹏（保卫科）、尚爱英（财务科）、张丽（氧气房）、张炳谦（神经内科）。

后来听崔世红（郑大三附院）说：她们1968年上河医附小的哪一届学生，在小学期间也去过河医农场劳动过。河医最小的“五七战士”，她们那一届当之莫属。

邵岗集火车站遗留的日军炮楼

邵岗集火车站遗留的日军炮楼

　　第二批来到农场的“五七战士”，是1971年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从南阳地区招收的100名护训队新生。71级这批新生是继1966年河医护校解散后首次恢复招生。

刘梅筠任队长（1933～, 外科护士长），马树德任教导员（1933～197×，妇产科支部书记），钟以莲任指导员（1936.11～,内科护士长），郑晓云任副指导员（1935.11.11～,妇产科助产士）。另由军宣队、工宣队各一人参加学生的管理工作。100名护训队学生毕业后除10名分配到郑州十三所外，其余全部留河医附属医院工作。

第一批从南阳县招收的新生，于3月26日坐上那续成司机（1935～不详）开的大轿车，从南阳县出发，路径方城县招生点，拉上在方城县招收的新生，由招生老师张继功（1937.04.16～2023.09.11，耳鼻喉科医生）护送，一路风驰电掣直达郑州。

新生抵达医学院大礼堂后，张继功老师宣布学生不许离开原地，稍作休息后，大轿车载着新生开往中牟县河医农场报到。张继功老师完成护送新生至郑州任务后离队。

第一批到河医农场的71级新生名单：

杨辉（西药房）、尹息芬（西药房）、赵玉秀（中药房）、陈明望（手术室）、谷丰（外科）、梁翠华（外科）、谭玉琴（外科）、杨采英（外科）、席玉娥（内东）、张燕（妇产科）、郭风梅（小儿科）、金海云（急诊室）、王桂菊（门诊部）、刘建国（口腔科）、刘鲁平（同位素）、张上海（放疗科）、李青（检验科）、王慧敏（13所）、李爱莲（13所）等新生。

71级护训队是从郑州八中、九中、十中、十六中、十九中、郑大附中下乡南阳知青中经推荐录取。第一批新生每个学校基本上招收两名学生。

因护训队刘梅筠队长在南阳招生尚未结束，前期到达农场的护训队女生，暂由下放到农场的外文教研室江伟珊讲师带领。江老师是江南才女，大法学家江平胞姐。1951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和文化部副部长、翻译家、演员英若诚同班同学。她曾任河南省文史馆副馆长、名誉副馆长。丈夫秋江，夫妻俩都曾先后任河南医学院和河南医科大学外文教研室主任。

江伟珊（1926.04.21～）

　　江老师她26岁就翻译出版了苏联库德列夫蔡夫著《分子的运动》一书，该书由三联书店出版后深受读者喜爱，从1952年5月初版，到1955年7月第六次再版。1956年她又翻译出版了苏联契格文捷夫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

文革年代批判封资修，文艺刊物停办，文艺书籍封存，文化衰退，经济萧条，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极其单调。在河医农场茶余饭后女生们都喜欢围坐在她身旁，聆听她讲述上世纪70年代风靡全国的手抄本《一双绣花鞋》等故事。江老师的故事，是那代人突破禁忌的精神食粮。一条幽深的石阶、一座阴森的老宅、床下一双绣花鞋……至今还深深地印在那代人的脑海里，记忆犹新。

护训队招生组刘梅筠、马树德、郑晓云、张继功、王爱果（1932～2010.05.26，手术室护士长）、苏海贞（1933.08.15～，政工组干事）、王石柱（1942～不详，内科医生，调出）、赵福龙（1925.05.29～2011.12.19，总务科）等老师在南阳县、社旗县和方城县招收的第二批新生，也于4月底之前陆续抵达中牟农场。

中牟曾沦为黄泛区，沙质土地适宜种植花生。4月份又正值花生播种季节，护训队100名学生的到来真是雪中送炭，况且她们都是在农村摔打锻炼两三年的“老三届”下乡插队知青。

这些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命运的一代人，她们的青春历程经历了反右、大跃进、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从小饱尝过忍饥挨饿的滋味，练就了一份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来到农场后，个个都是种庄稼好手。

女生种植花生，身强力壮的男学生，被分派到田间打灌溉农田的水井。打井可是个力气活，那时候打井没有钻机，全靠人工推璇转头。提升璇头的泥桶，也是靠人工绞盘推的，就像驴推磨一样。

男生们白天打井，晚上就到离农场约200米远的邵岗集火车站扒火车去中牟县城或开封（距离开封24公里）到处找电影看。

71级护训队尽管学制一年，可她们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精彩华章。她们一部分护士晋升为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也有一部分人通过“工农兵学员”继续教育，在学术领域皆有不俗建树，晋升为副教授、教授和硕士、博士生导师，科室主任。也有改行从政的，官至副处、正处。

她们这一届与共和国同行，饱尝着共和国所有苦与涩，非凡的经历成就非凡的人生。她们以仁爱之心，用责任托起生命之光。

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貌美如花年轻漂亮的护士小姐姐们，如今都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当早已淡出的昔日农场往事被再次提起，那些故事在她们心里依然鮮活，就像是旧歌重听，旧事重提。仿佛当年在农场果园修剪苹果树口诀又在耳边响起：“南不留上，北不留下，东不留低，西不留高”。

邵岗集火车站成为中牟县文物保护单位

　　71级护训队到农场时，宿舍是已经盖好两排平房，室内地坪是回填土夯实的，露出地坪面疙疙瘩瘩的料浆石高低不平。在地上铺上稻草，一根歪七八扭树干挡住脚头的稻草，铺上行李卷就成了地铺。

宿舍门窗很简陋，薄薄的一层木板与门框之间缝隙很大，木茬色的门窗连油漆都没刷。门口的地铺有穿堂风，大家都不愿意睡门口。我姐杨辉觉得自己是河医子弟应该表现好点，不能给父母丢脸就主动睡在门口。结果劳动一个月回郑州上学后，腿就开始痛，痛了几个月。

71级护训队河医子弟有：

杨辉（父药材科杨中有）、赵亚菊（父总务科赵泉升）、刘杰（父伙食科侯子久）、杜卫国（父党委杜葆林）、宋朱斧（父院办宋健）、刘鲁平（父保健科刘桂田）六人。

除从郑州市二院调配过来的范秋萍（父住院处范金榜）、从新蔡县调配过来的刘萍（母眼科孟令韬）外，还有舞阳钢铁厂代培的宋进省（父洗衣房宋德富），济源三线531兵工厂代培的王琳（父教务处王明波）、董小励（母人事处董励英）、任朝胜（父修配厂任呈祥）。

时隔五十年后，当我问起原内三病区（血液肾病）董君护士长她1971年到农场劳动的情景时，青春伴着泥土芬芳的碎片，种花生、回城汽车翻沟里等一幕幕往事，又在她眼前浮现。回望流年里邵岗农场的足迹，细数岁月里深深浅浅的印记，尽管记忆残缺不全，青春在这里被时光辗过，念起便是生命中最美的风景。

为什么护训队新生不在河南医学院报到，而舍近求远拉到中牟农场去劳动呢？原因是1969年11月河南医学院响应“备战、备荒”号召，近千人的教职工和家属被战备疏散下放到河南省临汝县庙下、温泉公社和临汝镇，教职工们当时正在临汝搞“一打三反”运动。郑州市大学路上的校本部，早已是大门紧锁人去楼空。

1970年在大学停止招生四年之后，国家尝试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和录取的招生方法。一些省市的大学1970底已开始恢复招生“工农兵大学员”。为了贯彻执行国家招生指示精神，河南医学院机关干部和基础部教务人员，于1971年6月开始陆续返郑，筹备72级工农兵学员招生工作。而同年下放到“温泉战备医院”的附属医院医务人员，因与招生工作无关，则和其家属继续留守临汝，至到1973年11月返郑。

六月份，正赶上“三夏”农忙季节。农场的麦子成熟了。农村有一句谚语叫做“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意思就是小麦在九成熟的时候就要赶快收割，等熟透了麦穗就会炸开脱粒。遇到降雨，麦子还会发霉。为了不错过麦子收割时节，确保粮食颗粒入仓，医学院决定从临汝返郑人员中抽调一部分教职工到中牟农场参加夏收、种植玉米和大豆。

从临汝农村回到郑州，原以为已经“解放”，却又要到中牟农场继续“再教育”。欣慰的是中牟农场有新盖的宿舍和宽敞的食堂，家属子女也不用再随同下放。再苦再难自己一个人扛，不再为孩子上学而发愁。

“五七”农场，这名字就具有一种浓浓的时代气息。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来说，下放农场无疑是大风暴之后的自然延续。刚刚经历过“一打三反”疾风暴雨冲刷，被捏造为莫须有罪名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们，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他们面临的仍然是没完没了的学习和劳动改造灵魂，仍然要夹着尾巴做人。

文革后提起干校或农场总是和“牛棚”、“迫害”等字眼联系在一起。凡事，都没有那么的绝对。为了夏收夏种，郑州的附属医院和温泉备战医院也抽出人员支援邵岗农场。

据不完全统计，医院编制去邵岗农场的人员有（按年龄排序）：

• 石炯，1916.03.21～2006.06.21，外科主治医师。
• 张馥亭，1916.11～不详，中药房药师。
• 郭骏明，1919.12.30～2016.12.31，内科主治医师。
• 安九贤，1921 .05.10～2022.01.04，放射科主任。
• 郭惠文，1925～2015.11.25，手术室护士。
• 孙德珪，1927.08.20～，妇产科主治医师。
• 张英雅，1927.12～2006.02.24，皮肤科医师。
• 姚爱芝，1928.12.05～2022.11.19，保健科医师。
• 徐尚恩，1929.04.25～2022.10.17，小儿外科主治医师。
• 张文香，1931～2016.02.05，供应室工人。
• 王庆英，1932.01.28～，保健科医师。
• 孙玉珍，1932.12.24～，眼科护士。
• 赵华堂，1933.02.18～2022.02.08，锅炉房工人。
• 王静英，1933.10.03，妇产科护士。
• 马 琪，1933.12～，妇产科医师。
• 徐国贤，1934.11～2020.01.23，总务科办事员。
• 胡舜英，1936.06.03～，内科护士。
• 赵谦卑，1937.09.26～，神经内科护士。
• 黄宝环，1943.08.29～，神经内科护士。

　　据徐国贤生前回忆：农场除场办、食堂、农机班外还有四个种地班，每个班大概30人左右。一班班长××，二班班长徐国贤，三班班长张仰骞，四班班长王敬谦。他们经过几个月劳动后，温泉和郑州两地抽调的人员各回各处。

农忙季节，也有短期去帮助播种和收割的职工。据幼儿园崔玲甫（1945.03.21～）老师回忆：她们是1972年春去的农场，医学院和附属医院一起去了两卡车职工。她和医学院党办主任史子彬（1925～不详）、手术室护士马花云（1941.09～）等人坐一辆卡车。当时崔老师的孩子才1岁3个月，她去农场时把孩子留给婆婆照看。马花云老师尚在哺乳期，临上车前还给孩子喂了一次奶。

那个年代的人思想觉悟和道德境界都很高，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打起背包就出发”。

去过农场劳动的人太多了，有“工农兵学员”，有七七级卫校学生，也有七七级本科两个班。

王浩（1921.09.15～2016.04.28）

　　农场初具规模后王浩返回郑州，农场仍由李自隆、董文浦等人负责。

王浩，1948年3月参加革命，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河南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教授，基础医学部党委书记。

　　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下，开展“赤脚医生”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推动了种植中草药的热潮。河医农场也种植了20余亩的药圃，由60岁的教材科王澍青科长，55岁的中药房张馥亭先生培育、种植中草药。

70年代初期，“开门办学”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和办学指导方针，让学生边学文化，边社会实践，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使学生得到锻炼，茁壮成长。于是，“开门办学”蔚然成风，农场也成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产物。

外科石炯医师在农场劳动时，遇见了一个中牟县教育局下放在生产队劳动改造的右派，后来当了生产队支书。也许是同命相怜，落魄的两个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患难挚友。

石炯（1916.03.21～2006.06.21）

　　交谈中石炯得知其女儿患有严重疾病求医无门时，也许是出于医生本能，我想更多的是出于医者仁心和医德坚守，石炯安慰他等自己劳动结束返回郑州后，会尽其所能，尽医生的天职帮助女孩医治疾病，使绝望中的小女孩一家人看到了生的希望。

石炯结束农场劳动后，带上这个叫小焕的小女孩回到郑州。石炯背着小焕上下病房楼找专家给她看病会诊，在石炯不懈努力和奔波下，终于医治好了小焕的疾病。

小焕心生感激千言万语化作一颗感恩的心，叫您一声爸爸，是我对您深深的感谢。从此，石炯认下了这个干闺女。

后来因种种原因两家失去了联系。小焕长大后，她每次来郑州办完事后，就会到医学院大门前伫立一两个小时，以示对石炯教授救命之恩的报答。医生医德高尚，患者诚心感恩，这才是最美医患关系。

有些人一生顺风顺水，仕途亨通。有些人则一生坎坷，命运多舛。在河医农场我见到身患精神疾病，离婚后孤寡一人在这里劳动的皮肤科医师张英雅。他目光痴呆，操一口语无伦次听不懂的广东江门方言。尽管精神失常，口角歪斜还流涎，竟然衣冠整洁，一点都不邋遢。身上那件洁白的衬衣，仿佛在昭示着他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

张英雅（1927.12～2006.02.24）

　　文革初期我就认识张英雅医师，在我每天上小学路上，经常见他坐在传染病房东门（常闭门，污物通道）的台阶上一边吃饭一边发呆。小孩们叫他“疯子”，也经常有顽皮小朋友捡起路边的小石子砸他，惹得他咆哮如雷。

农场下雨天干不成农活，都宅在饭堂大棚里剥花生。调皮捣蛋的我们这些熊孩子，悄悄地用手指弹射花生挑逗他，几番挑逗惹得他勃然大怒，暴跳如雷，抓起盛花生的箩筐愤怒地砸向我们。一起剥花生不知情的农场干部，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为了阻止他伤害到“红小兵”，几个干部就反扭住他的胳膊拖走关了禁闭。

他被扭住胳膊拖出饭堂转身时那愤怒的眼光，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的心。如今与他虽已天各一方，迟来的道歉请原谅我们年少无知伤害过你，愿你在天国没有痛苦，安然无恙。

这位1955年毕业于中山医学院的高材生，因家庭出身侨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海外关系就有通敌嫌疑，就会政治上受歧视，工作上受限制，以致他出现行为及情绪异常，一辈子失去了晋升主治医师的机会。一辈子没有亲情陪伴，在无家可归和病痛中孤独一生。

1988年张英雅病退后，口皮科把他这个孤寡老人接到六一楼五楼病房，安排在40床居住，由米玉华（1937.12.18～）护士长张罗护士们照顾他生活。

1997年米护士长退休，李峰接任护士长后，带领护士姐妹们继续悉心照顾他的生活起居。2001年一号病房楼启用后，李峰护士长又把他接到25楼口腔科病房，安排在32床居住，使他能安详地度过晚年。

十年情暖孤寡老人，李峰护士长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南丁格尔精神，什么是人间大爱。因此，2004年她获得“郑州市文明市民”荣誉称号。

农场的田间地头一个50岁出头，身穿补丁衣裳，头戴草帽，脖子上搭一个擦汗毛巾，一副农民装束的汉子，干起农活娴熟老道有模有样。如果不是那一口浓重的山西长治口音，就会被误认为是当地农民。

张仰骞（1922.09.17～2015.11.16）

　　为了农场多打粮食，他干起了又脏又臭掏粪的活，给农场积肥。他脖子上套一个加厚耐磨的园布垫肩，脚穿雨鞋，肩拉掏粪车，穿行于医学院的旱厕之间。他这身穿戴打扮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身影，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个老汉可不简单，他是“三八式”干部张仰骞。1938年10月参军，1940年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学习，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1月部队转业到河南医学院工作，1957年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研究班毕业。曾任河医马列教研室副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职。他的一言一行体现出纯粹的党性，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品德。

离休后张仰骞他放弃享受闲适的晚年生活，积极投入到关心下一代事业中挥洒夕阳。他默默地在心里念叨着：要使红旗飘万代，重在关心下一代。1994年、1997年度他荣获河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上世纪90年代金水河中原路桥北的河滩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位戴草帽的老人，在烈日炎炎下种植庄稼，这人就是离休干部张仰骞。他种地不为赚钱，只为锻炼身体和不忘初心。他担忧现在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了村里只剩下老人, 等农村的老一辈都走了,将来土地谁来种？

在河医农场劳动，锻炼和教育了我们这一代。使我们这些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懂得了粮食的来之不易，养成了节约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粒米的好习惯。

我们班一起在农场劳动过的张玉春同学，在其父亲张仰骞和母亲河医一附院原工会主席陈爱萍的言传身教下，从军队（上校军衔）退休后，接过年迈父亲手中关心下一代的接力棒，于2014年9月到湖南省宜章县山村小学义务支教，一去就是10年，至今他仍在山村支教。

2015年4月，张玉春父女俩被评为“感动宜章十大人物”；

2018年，被评为“郴州好人”；

2019年，被评为“湖南好人”、湖南省“最美退役军人”。

2020年10月，荣登“中国好人榜”称号；

2020年11月，入选“2020感动中国之感动湖南”。

在农场劳动之余，我们班女生还自编自演了一曲舞蹈《丰收歌》，用舞蹈和歌声和农场职工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郭永青（母内科郭骏明）、海燕（母耳鼻喉科赵文珍）、黄文君（母急诊室陈莲钰）、张新叶（父保健科张全高）、马秀文（父心外科马云阁）、徐莉（父体育教研室徐倬）、林红（爷教材科林富斋）、孙洁（母放射科陈寿宜）等女同学们，在饭堂临时搭建的简易舞台上载歌载舞庆丰收。舞动丰收的韵律，舞出丰收的喜悦。

在举国上下样板戏作为政治工具独占文艺舞台的阴霾下，跳一曲欢快的舞蹈，唱一首悠扬的歌曲，让身陷囹圄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在荡漾的歌声中，感受音乐，感受真善美，抚慰心灵上的安慰。莫道春光难揽取，风雨过后艳阳天。寒冷的日子，也会有温暖和阳光。

废弃的邵岗集火车站

　　那时候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视机。农场离邵岗集火车站很近，最大的乐趣就是吃完饭后去火车站调皮捣蛋。车站有三股道，平时在道岔轨道上停有一节节等待编组的货运车厢。据说是财务处卢卫等人首先发现两节车厢连接处有一根杠杆，按下杠杆连接车厢风管的钩子就会脱离，会发出哧哧放气声很好玩。终于有一天被车站的工作人员看见了，大吆喝一声“弄啥嘞”，吓得他们抱头鼠窜。

蒸汽火车头驰过站台或启动时都会拉响呜呜的汽笛声，也会时不时从车头两边往外喷气，巨大的气浪喷射而出后就像下大雨一样，躲都躲不及，让卢卫等几个经常游逛在火车站的人瞬间变成落汤鸡。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成为当时的办学方针。在农场不但学农，还组织我们步行到中牟县展览馆参观《收租院》泥塑展览，声讨恶霸地主刘文彩欺压剥削贫下中农的罪行，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号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记忆犹新的是讲解员一口中牟腔十足的普通话，让人笑到肚子疼。

当时我们才12岁，农场到中牟县城距离约12公里，步行需要3个多小时。去时兴高采烈，返回时无精打采。心里默默背诵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仍然挡不住口干舌燥和肚子咕嘟咕嘟叫。

虽然在那个年代物资匮乏，但是人们之间是那么的真实、淳朴与善良。心有阳光，品行善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有追求，有理想，每个人的精神面貌都是蓬勃向上。我们从小在农场劳动，是李自隆、王浩、张仰骞等一批河医革命老前辈，培养了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树立起我们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庆幸，我们赶上了那个火红的年代。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针对“文革”中老干部遭受打击迫害的事实，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纠正左倾错误。从12月开始，全国大批下放干部和知识分子陆续返城，恢复工作。医学院下放到临汝温泉镇的战备医院，于1973年9月陆续返郑。

随着下放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返城，1974年后河医农场也逐渐冷清，日渐衰落，只剩下几个人留守看家护院。直至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国发[1979]40号)文件《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下达后，各地“五七”干校和“五七”农场才陆续宣告撤销，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读懂河医，就要从它的历史开始。只有了解它的过去，才能读懂它的现在。历史虽然曲折，进程中也会出现错误，但时代总是在曲折中前进，在探索中成长。

河医“五七”农场的辉煌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这里曾经的人文风貌，烟火气息早已经被历史的风沙所掩埋。在时光的深处，我们重温“五七指示”，感受着那个火红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农场放飞的青春，欢乐的时光，仍在岁月里静静地流淌。

这里的一草一木皆是故事，一砖一瓦皆是追念。农场沉淀的岁月，厚重的人生，无言的风情，都将成为流年里美好的回忆。那些已经离世或正在老去的河医农场创业者们，你们的名字，大多已湮灭无闻，你们的功绩将永世长存。

部分照片来自中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百年车站》，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