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庙被改建为佛寺的真相

杨仁志

儒庙被改建为佛寺的真相

张行炎

哲学上有一个词汇叫扬弃，指继承和发扬旧事物内部积极、合理的因素，是抛弃和否定旧事物内部消极的、丧失必然性的因素，是发扬与抛弃的统一，是在保留精华的基础上剔除糟粕。由此知道，对其主体是存在的事物都应该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对于不存在的事物，无论是虚构的，还是弄错的，就更不应该承认了。可是，就有一些人把前人弄错的事物当作真理，不仅承认，还加以引用、宣传，这就贻害后人了。

近年来，介绍宣传文山大兴寺的文章很多，出现许多谬误。这主要源于寺内一通《重修大兴寺碑序》石碑上的错误阐述。后人不知就里，也就鹦鹉学舌。为了还原真实，有必要给予纠正，避免再以讹传讹。

20世纪30年代文山人吴宝箴撰了一篇《重修大兴寺碑序》，泐石立碑，重修后仍然立于文山市大兴寺内。文章开篇说：“按大兴寺旧为前明教化长官司龙上登建鼎彝，后五台山僧非涯云游至此，观其山水之胜，遂卓锡焉。请于清吏，改称斯寺，大启禅门。”

翻译成现代汉语：“察大兴寺是之前的明代教化长官司长官龙上登建的宗祠。后来，五台山和尚非涯云游到这里，欣赏山川之美，感受大自然的壮丽景色，于是决定留下建寺修行。请示清政府设在开化府的行政长官，要求将龙上登的宗祠改建为寺庙，广开佛门。”

“龙上登建鼎彝”“ 请于清吏”“请于清吏”这三条，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但有人竟然把这三条作依据，以讹传讹。此后的文章便振振有词，说龙氏宗祠是龙上登建的 ；以此证明大兴寺是用龙氏宗祠改建的。

请看：

今人写的立在大兴寺门前的《重修大兴寺碑记》便这样说：“大兴寺，初为明代土司龙氏宗祠。康熙年间，五台山非涯云游至此，见山川形胜，遂化缘筹资，辟为传经颂佛之地。”

百度上“心怀天下看世界”有一篇《重修大兴寺碑序》说：“大兴寺，初为明代土司龙氏宗祠。康熙年间，五台山非涯云游至此，见山川形胜，遂化缘筹资，辟为传经颂佛之地。”

兹将否定的证据陈述于后：

首先说“龙上登建鼎彝”。龙上登建的是先师庙，不是龙氏宗祠。

教化先师庙是教化三部长官龙上登于明万历四十三（1615年）赴京受职回来后的第二年所建，地址在今大兴寺址。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先师庙被云游到开化的五台山僧非涯改建为大兴寺。

“鼎彝”即宗祠。龙氏宗祠，是供奉龙氏祖先的祠堂。至迟应在始祖去世后，为了供奉他的亡灵，由其子继任以后建成。之后每一代的祖宗牌位都供在里面。龙上登是龙氏第26任土司，也是最后一任土司。没有一个土司家族到最后一任才建宗祠的道理。

龙氏宗祠的牌位十分清楚，从始祖龙海基开始，至龙上登的父亲龙胜安25任23代。到龙上登为26任24代分别是：

1、宋朝10任：龙海基、龙基雅、龙老穆、龙穆等、龙等根、龙南绍、龙绍补、龙补亚、龙弘健、龙健能。

2、元朝5代6任：

龙股宗、龙宗门、龙门鼓、龙者党、龙党吴、龙者纳。

3、明朝的10任。

龙者宁、龙宜、龙保、龙蛟、龙彻、龙古、龙凤翔、龙敬、龙胜安、龙上登。

由于第十四任龙者党、第十六任龙者纳和第十七任龙者宁是弟兄，所以，26任中只有24代。

龙氏第十七任土司龙者宁，在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配合明军平定云南有功，被朱元璋许其世袭。同时，朝廷为了削弱其势力，将其地一分为三。一部在阿雅（今马关县八寨），一部在枯木（今文山市古木），一部在教化山（今文山市卧龙街道铜厂社区皎花村）。重新命名为教化三部长官司，并且将政治中心从阿雅迁到教化山。

清·道光《云南通志·土司志》记其长官为龙氏，九传至健能，元朝廷授阿僰万户府土官。又八传至者宁，明·洪武十四年(1381)立为长官司长官。共辖3部，一在八寨，又名阿雅，一在枯木，一在教化山，合三部为一司，故曰三部长官司。《明·一统志·临安府》载：“教化三部长官司，在府城东南350里，元为强现部，隶临安等处宣慰司，后属强现四部。本朝改长官司，隶本府。”这里说的府城，指临安府（今建水县城）。

宋代一直叫阿雅长官司，到了明代分成三部以后，为什么不叫阿雅三部长官司，而要改称教化三部长官司呢？显然是以教化为政治中心。

八寨的龙氏宗祠应是第二任龙氏土司龙基雅为祭祀龙海基的亡灵而建的。今大兴寺址的龙氏宗祠是在明· 洪武十四年（1381年）被朱元璋改阿雅长官司为教化三部长官司后，第十七任长官龙者宁将龙氏土司的政治中心从八寨迁到教化山，又迁到西华山背后旧城，再迁到攀枝花坝子今州医院址之后建的。

其次说“请于清吏”。清·康熙四年（1666年），教化长官司地没有清吏。

在古代，官和吏基本上是可以通称的，但两者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区别，常将小官称为“吏员”。明清时期，在各州及中央机关设立“吏目”一职，并将各种属员通称“书吏”“典吏”。

清·康熙四年，龙氏政权虽然消失了32年，但教化长官司的地方政权仍在土官手中。清初，清廷鞭长莫及，没法派进流官，为了边疆稳定，康熙决定改土归流，废除土官，改设流官。遭到万氏余党和教化各部落酋长的反对。万氏余党王朔“聚定洲余众……据王弄、安南，纠教化张长寿、枯木龙元庆、牛羊侬德功……诸酋同反”。康熙为了扫除推行“改土归流”的障碍，于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派吴三桂大军将其剿灭。便以安南、王弄、教化三部长官司地置开化府。

由此可知，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教化三部仍由土官（部落酋长）掌握。地方政权仍在土官手里，当时没有“清吏”。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入云南。清·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杀南明永历帝于昆明。跟随永历帝的卫队将领高启隆投降清廷，吴三桂任命他任开化绿营总兵。高启隆是总兵，是高级军官。即使是同级的地方长官，也不是吏。清·康熙五年（1666年），文山地区还没有清廷派进的官员，第二年改土归流“之后，清廷才派进流官。在清·康熙五年（1666年）文山地区在没有清吏的情况下去“请于清吏”，就不能成立。

再次说“改称斯寺”。依照前述，宗祠不是龙上登建的，而是龙氏第十七任长官龙者宁所建。

龙者宁所建的龙氏宗祠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被阿迷土知州普名声的小老婆万氏所毁。清·康熙五年（1666年）改宗祠为佛寺之说便是无稽之谈。

民国《马关县志·乡贤人物志》载：“龙氏传至上登。登性嗜学，颖悟警敏。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登父胜安令登赴京受职，登至京遍访名宿，归而学问大进。”《新纂马关县志》载：“阿雅龙胜安传上登，上登兴学校，好文雅。”秋玲《阿雅土司龙上登》：“龙上登从京返回后，兴办学堂，立孔祠，引进中原文化。从此，偏远边疆才有了名符其实的学校。”秋玲文章中说的“阿雅龙胜安”应该是“教化龙胜安”，在龙胜安之前的八世祖龙者宁时就已经改为“教化三部长官司”了。

由此可知，龙上登建的是先师庙。在先师庙开办庙学。可惜庙学只开办了18年，教化三部长官司就消亡了。

明·崇祯六年（1633年），龙上登不愿跟随阿迷土知州普名声的小老婆万氏反叛明朝廷，被万氏攻打，上登不敌，携妻子败走交趾（麻栗坡交趾城），不幸染瘴而死。龙氏宗祠和土司府被万氏捣毁，只留下兴办教育的先师庙。

有文章说，先师庙是用龙氏宗祠改建的。这龙上登是不可能为了尊崇孔子而抛弃祖宗的。也就不能自毁祖先宗祠而改建孔庙的。其实，教化先师庙是在土司宗祠附近另外划地兴建的。

历史上任何兵祸匪乱一般不会危及学校。万氏也不敢得罪天下学子。她捣毁的是龙氏宗祠和土司府。教化先师庙得以幸存。

另外还举一个不是用宗祠改建为大兴寺的证据。

大兴寺里原有两株桂花树，清·咸丰五年（1856年）毁于战火。清代有位名叫八大文人的文山人题文山大兴寺桂树的对联说：“古干历春秋，种自何人？” 八大文人不知道那两株桂花树是谁种的。实际上，他更不知道佛寺是不允许种桂花树的。

紫薇树和桂花树是道观和儒庙所专有，宗祠和佛寺是绝对不准种植的。紫薇树和桂花树的栽种必须成双。大兴寺内恰恰就有两株桂花树。这一物证足以证明，大兴寺不是用龙氏宗祠改建的，而是用先师庙改建的。佛经中规定寺院必种的五种树是菩提树、高榕、贝叶棕、槟榔和糖棕。桂花树出现在佛寺中，是佛规所不允许的。非涯对佛寺内不准栽种桂花树这一佛门禁忌都不懂，这就证明，明末旧臣非涯不是真心皈依佛门，而是为了反清复明而当和尚的。这就明确了，大兴寺内的那两株桂花树是龙上登种在先师庙里的。

清·康熙五年（1766年），五台山僧非涯和了然二人云游到了教化长官司地，传授大乘佛教，而本地信奉的是云南密教，因此，没有人理睬他们。非涯和了然二人就想离开。恰巧遇到当时任开化绿营总兵的南明叛将高启隆。一聊天，才知都曾是前明旧臣，高启隆答应帮助他俩宣传大乘佛教，并帮助说服土官，让了然在城北建钟灵寺，让非涯在城南建大兴寺。

得出结论：非涯改建为大兴寺的那幢建筑是教化先师庙，不是龙氏宗祠。“龙上登建鼎彝”是谬传，龙氏宗祠论不到他这位末代土司来建。

碑文作者吴宝箴不经考证就乱下定义的不负责任态度是不可取的。后人应该引以为鉴。作者在文章之前加了一个“按”字，用以说明他已经作了考察，其实根本没有考察。末代土司建宗祠这种没有知识的说法竟然记录；竟然被当今的文人当做依据而引用。

有联为证：

双桂为凭，儒庙空闲禅寺占；

二贤相继，仲尼离去释迦来。

下一篇文章，提供吴宝箴《重修大兴寺碑序》碑文（将脱字补正的碑文），以及断句、翻译的文字。为读者学习提供方便。读者可到大兴寺内对照原碑文考证。

撰文：张行炎

书写：杨仁志

图片：釆自网络

编辑：杨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