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 十五岁（上）

志诚君

　　《那年 十五岁》

文/李培志

十五岁哪年是1973年夏，初中毕业。

父亲已经给我和妹妹找好了工作，他兴奋的告诉母亲，在他工作的李埠镇，有两家镇办企业，让妹妹到草编厂去当草编工；让我到五金加工厂去当学徒打铁。哪个年代初中毕业生的唯一出路就是下乡去当“知青”，若年龄偏小，就在家等一年，待下一届作为社会青年下放农村，能不下乡，又能立马上找到工作的很少。

荆州中学，当时是全省的重点高中，初中毕业时，摸底统考，对成绩较好的同学，都发了入学通知书，我和妹妹同时收到了入学通知，就是不用下乡，可直接去读高中。

妹比我小一岁，哪年才14岁，小学时恰遇文革，教育改革，五年级和六年级同时毕业，本比我低一届的妹妹，与我同时上了初一，她的成绩比我好，让我这个当哥的很尴尬，好在荆州中学比较注重教育，哪年正是邓小平出山主持工作，很抓教育提升，到1973年初中毕业时，我的成绩在班上已遥遥领先。

初中毕业后，当时70%的同学都面临立马下乡去当知青，只有30%的同学，可读高中。问题是高中毕业的唯一出路也是下乡当知青。当时没有高考，没有大学，无非就是多读两年高中，可以多学一点文化知识。

我国的义务教育只到初中，高中不属于义务教育，所以在当时，高中收费与初中相比，相对比较高，一般家庭都无法承受。

我家就属这种最贫穷的家庭，父亲被打成“待定右派“，从县财政局下放到乡镇的李埠财管所工作，母亲受牵连，也被下放到八岭山的卫生院去当“赤脚医生”，我们三兄妹在县城，租着大杂院中一个十几平方的小箱房，在祖母的照顾下，相依为命，勉强维持生存，哪时弟弟才读小学三年级，父亲的工资很低，他省吃俭用，每月给祖母30元生活费，一家四口，平均每人不到8元，这还包含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

父亲的观点很明朗，高中不读了，直接去工作。原因很简单，一是没有足够的钱去交高中的学费和未来的生活费，二是高中毕业后也是要下乡当知青，还耽误了现在已经找好的工作。

我若听天由命，任由父亲安排，当年就到李埠的乡镇五金厂去当学徒，今天也不知会是什么命运。我当即表态，我要读高中，没有学费，我自已去挣，不要家中承担学费和生活费，祖母也支持我继续读高中。记得当年的学杂费和报名费是15元，与妹两人就要30元，这真是要了父亲的命。

　　我天生就比较判逆，不愿听父亲的话，他被打成“待定右派”下放到乡镇所去工作，害母亲受到牵连，我和妹对他一肚子意见，看同学们父母都在城里工作，一家人和和美美，而我们却一家三分，父亲一人在李埠乡，母亲一人在新场乡，我们三兄妹与八十多岁的祖母在县城，一家三分离，全靠父亲一人不到50元的工资生存，可想而知，有多么艰难，母亲在乡卫生院，拿不到工资，只能靠看病后农民给的一点粮油鸡蛋维持生存。母亲是全科医生，没有种过田，但她为了养活我们几个孩子，在山坡上开荒种地，把收获的豆子，玉米请人帮忙送到城里，病人感谢她治好病，送她的鸡蛋等农作物，都会给我们送回来。每每收到母亲送来的物资，我们就如同过年一样的欢喜。

母亲比父亲明智，她认为读书比什么都重要。她支持我和妹继续读高中，勒令父亲解决学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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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自己解决学费，打听到在新源村有一家沙市办的砖瓦厂，哪里常年招小工和临时工，还免饭供饭，若去做小工，每天可挣1.2元。从沙市码头乘专用船，下船就是砖瓦厂。我带着祖母给我的两毛钱，收拾了两件换洗的衣服，悄悄的登上了哪条事先侦探好的船，这艘砖瓦厂的内部船，每天下午四点会准时开到砖瓦厂去，我不慌不忙，装作家属混了进去。

这是一家大型的国营砖瓦厂，有厂房，有宿舍，有食堂，职工不少，但他们把最累的脏活重活，都请临时工来承担，所以，每天下午都会在码头上登记新的临时工。其中最累的活就是窖中出砖，称为“窖工”，第二累的是给滑车上坯土，称为“土工”每天下午下船后，在码头就有人登记。

我顺着登记队伍站了进去，接待我的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他看了看我瘦弱的身体，问你多大，我说18岁，他笑笑说，没有吧，他不再理我：“下一个”！看着前面后面的都登了记，拿到了上工卡，唯独剩下我一人，老头取下头上的草帽当扇子，对我说，回去吧，还站这干什么，长大一点再来。我急得泪水都会快流出来，对他说，老师付，您别看我个子小，有点瘦，我力气可大着呢，老头笑笑，走吧走吧，也不理我，带着一个大大的花名册向食堂方向走了去。我跟着他，心想，如果今天不应聘我，我吃住都没有地方，身上只有两毛钱，回去是不可能的。

老头心很好，指着食堂内的一个白瓷大桶说，哪里有绿豆汤，去喝一碗吧，免费的，我这才感觉嘴干，半天没喝水，绿豆汤清甜解渴，我连着喝了三大瓢。听人家都喊他胡主任，我也跟着叫他胡主任。

哪铁瓢很大，一瓢下去可装一大碗，哪个时候，也没杯没碗，拿起瓢就喝，老头看我把里面的绿头都吃了，笑着问：肚子饿了？我这才感觉有点不好意思，紧忙放下还剩有很多绿豆的大铁瓢，老头又说：“吃吧吃吧，他们只喝汤，不吃豆子，剩着也是剩着”。我不好意思再吃，对胡主任说，您收下我吧，干什么都可以，有碗绿豆汤喝就行。

胡主任用草帽扇着头问：说实话你多大？我喝了人家的汤，不忍心再说慌，告诉他我马上15岁了，家中没有读高中的学费，想借暑假做小工，挣点学费，老头笑了，拍拍我的肩说：你吃得了这个苦吗？我说，什么苦也不怕。

老头点点头，问了我的名字，家庭情况，摸了摸自己的后脑说：“你不能做窖工，土工也不够资格，他们是按日接算工资，若收了你，我这个主任也没得当了，你到土场去挖芦苇根吧，按平方结算，干多少算多少，多劳多得怎么样”？

我开心的要命，连连点头，只要有活干，老头登记了我的名子，带我到“土场”，指定我干活的地方，顺着轨道车来到土场的的尽头，胡主任还交给我一杷大锄头，工作就是挖地，把地上的芦苇根挖起来，这里是做砖的原土，工人们把土装进斗车，顺着轨道送进车间加工成砖瓦成品，

我的工作任务就是把草萍地上的杂草老根全部清理干净，最难挖的就是芦苇根，又深又粗，在地下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几十年，很难清除，老头的验收标准就是要交净土，没有杂草，没有苇根，杂草很好解决，在面上，除尽就行，最难的就是深藏地下的芦苇根，干了不到两小时，就大汗淋漓，两手都是血泡。老头笑哈哈的走了过来，淡淡的问道：“怎么样，干不干得了”？

我咬紧牙关，轻轻的说，这没什么，请问怎么计价呢？老头说：五分钱一个平方，下挖二十公分为验收标准。也就是说要挖一个立方，才两毛五分钱，想挣到一元钱，要移动四个立方的土，还要把里面的杂草和芦苇根清理干净。

我接受了这份工作，老头把我引到一个工绷前，指着里面的一个高低铺，说你就睡上铺，下面留着人家坐或放东西，我又跟着他去领了饭卡和一个大瓷碗，这个工绷里有十几个高低铺，住的都是上土或堆斗车的工人，就我一个是清土的，他们都是按日结算工资，唯我是按平方结算工资。

他们上下班，必须严格尊守时间制度，听铃声上下班，而我可随心所欲自由掌握时间。

我可以最早去食堂吃饭，可以一天去喝四次绿豆汤。

但七月的天骄阳似火，我在阳光的暴晒下，全身开始脱皮，汗水浸在脱皮的嫩肉上，沾心的疼痛，实在受不了时，就跑到工绷下的水管下，淋湿全身，降温解渴。

最难受的是晚上，蚊子成堆，可以把人抬走，哪些工人累了一天，上床就睡，鼾声如雷，我无法入眠，就到地里干活，晚上干活凉爽，没有太阳，中午太阳大了，就回来休息，虽然很热，但白天没有蚊子，我身上没有钱，仅带了一套换洗的衣服，没有草帽，没有手套，才一个星期，我就变成了非州难民，全身黑不溜秋，太阳晒得全身脱皮，胳膊上如同镀了一层膜，脱皮可一层层的撕下来，洗澡就坐在露天的水管下面冲，一天冲好几次，衣服也不用换，穿在身上，晒会太阳就干了，衣服上全是白色的盐渍。

大约十天左右，胡主任拿着大皮尺来验收，他前后左右量了长度，又拿着铁锹找几个点挖了挖，想找出芦苇根来，然后满意的说：干的不错，才十几天，就挖了五百个平方，差不多一亩地了啊”

我在心中盘算，一个平方五分钱，五百平方就有二十五元了，这可比他们干日工的工资还高啊，老头又说：听工人讲你不要命，每天半夜都还在这挖地？我说，晚上凉快。老头笑了，说：是个勤快孩子。

　　第二天，胡主任通知我换工种，说到半成品车间上班，我问干什么，他说还是锄草。所谓半成品车间，就是凉晒砖坯的晒场，长条大台阶，砖坯一垄垄一条条的摆放在台阶上，台与台之间有一米多宽的间隔，中间长了很多杂草，对凉干砖坯有较大的影响，我的新工作，就是把两垄砖坯之间空地上的杂草除尽，不用深挖地不的芦苇根了，且工资也改为按日结算，日工资每天1.2元。

前十几天的勤奋与努力，胡主任看在眼记在心，才给了我这份比较轻松的工作，听铃声上下班，严格执行作息制度，每天工作八小时。与原来没日没夜的干十几个小时，真是轻松多了，饭卡也换了窗口，小菜中偶尔还可以看到几片肉星，菜是在窗口限量供应，但主食米饭任其吃，绿豆汤大量供应随意喝，这伙食与家中比可强多了，工作环境虽然艰苦，但可以吃饱肚皮，特别是随意可喝的绿豆汤，是我哪段时间的主要营养品，保证了我健壮的身体。

　　我出来找事做，没有告诉父母，一是他们不在家，联系不上，二是我很烦父亲，也不想让他知道，出门前只与祖母道了别，说若找不到事做就马上回来，这出去了一个多月，怕祖母担心，就抽时间給她老人家写了一封信，告诉我的详细地址和工作情况，让她老人家不用担心，开学前一定会回家。

我是7月15日离家，8月15日给家中写的信，结果没有收到回信，却看到气势汹汹的父亲骑着自己车找到了我这里。我失联的这一个多月，祖母很担心，托人把消息告诉了父亲，父母亲都回城了，到处打听，也没找到我的下落，直到收到我的信，才知我在沙市新源砖瓦厂做临时工。老爸对这片很熟，他轻车熟路骑着自行车就找到了我，原来这砖瓦厂还可以走陆路，我原以为只能走水路，那时真是太无知。

　　父亲看见我晒了不像个人，取下自已头上的草帽递给我，我固执的不要，说不要你管。父亲拉过我的手，看着我满手的老茧及血泡留下的印记，沉默无语。我缩回手，不想理他。这几个月，无任多大的太阳，我也从来没有带过草帽，手上的血泡变成老茧，黄泥染入手指，也没用过肥皂和洗衣粉。

我带着老爸去看了食堂，看了我住的工绷，他多少有些心疼，说同意我和妹都去读高中，我噙着泪水不让流出，心想，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高中我死也要读。

　　父亲带着我见了他在砖瓦厂的朋友，是主任会计，后来我才知道，新源砖瓦厂是属李埠乡管辖，虽然是沙市的企业，但与地方财政有些联系，知道这层关系后。王主任立马协调安排，让我住到职工的集体宿舍，我真是受宠若惊，从住几十人的工绷突然搬到窗明几净的集体宿舍，仿佛进了天堂，这里四人一间房，还有电扇，有蚊香，有开水瓶，有洗脸盆。第一次用洗脸盆洗了个脸，第一次当了这家砖瓦厂的客人，王主任请父亲和我在小灶吃饭，四菜一汤。饭后，谢过王主任，父亲便骑上他哪辆破旧的自行回李埠上班去了。

　　这待遇我只享受了三天，老爸来找我时已是8月25日了，离开学只有五天时间，我是8月28日离开沙市砖瓦厂的，荆州中学要求在8月29号报名，9月1号正式上课。

临走时，我去找胡主任签字，他写了条，盖了章，又把我引到劳资料签字填表，最后到财务科去领钱，看总金额是65.8元，我兴奋的手舞足蹈，这可是我四十多天的劳动成果啊！

会计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胖女人，她问了我的名字，又问了我父亲的名字，然后对我说：你父亲有交待，这工资由他来给你领，你签个字就行，我问为什么，她说是王主任交待的。我想，这肯定是父亲临走前已了解了我的工资情况，担心我取到工资后乱花，拜托了王主任。我虽然很生气，但也无解。

我乘船离开了新源砖瓦厂，看着滚滚长江水，看着渐渐后退的高大烟筒，心潮澎湃，四十三天的临时工，没有领到手的65.8元工资，是我一生中的记忆。

奶奶给我的两毛钱，还剩一毛二分，花掉的八分钱，是买邮票给家中写信，乘船来回都是免费的。

本想领了工资给奶奶卖点好吃的，给祖母一个惊喜，可父亲无情的剥夺了我的这个权利。

回家后，奶奶抱着我哭了一场，她颤颤抖抖的从口袋里掏出包钱的手巾，一层一层的打开，拿出了三张十元大票，高兴的对我说：你爸同意你读高中了，这是他给你和你妹的学费，明天快去报名吧！

我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在也忍不住了，在奶奶面前，任其流趟，泪水中映出砖瓦厂四十多个日日夜夜，映出三伏天的火热暴晒，映出满手的血泡，满手的老茧，映出黑夜的蚊虫，工友的鼾声，还有哪清甜可口的绿豆汤……

　　1973年9月1号，我背着书包高兴的走进了荆州中学高一（三）班。同学们好奇的问我，你怎么晒的这么黑啊，我说：钓鱼晒的。

作者 1975年7月

荆州中学的高中毕业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