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马克思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 · 中国三国（六）

海璘～汪玲

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道路

三国时代的结束

［三国末期，蜀汉、孙吴统治腐朽，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被严重削弱。曹魏政权先灭掉了最弱小的蜀汉，不久又被司马氏建立的西晋所取代。西晋经过长期的准备，顺江而下，一举灭亡孙吴。自董卓之乱后出现的分裂割据局面到此又归于统一。］

♦魏灭蜀

［诸葛亮死后，蜀汉政治日趋腐败。大将军姜维虽继承诸葛亮的遗志，连年举兵北伐，但得不到朝中支持，屡败于魏军。蜀景耀六年（263年），魏军分三路攻蜀。姜维由陇上退守剑阁，利用这里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与曹魏主将钟会的大军对峙。钟会屡攻不下，不久魏军粮食不继，军心动摇。关键时刻，邓艾想出一条奇计，他以轻军出阴平（今甘肃文县境）险道，连克江油、绵竹、进军成都。蜀国的主力此时都在剑阁，成都兵少，难以抵抗。十一月，刘禅开城降魏，同时遣使令姜维投降，魏军遂占领成都。蜀汉灭亡。］

刘备死后，蜀汉的政权一直由诸葛亮来进行着辅佐。无论是从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等方面都得到了比之前更加地强盛发展。从蜀汉的建兴六年（220年）开始，诸葛亮集中兵力进行北伐，接连六出祁山与曹魏分兵抗衡，皆为不利。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蜀魏的经济力量悬殊所造成的。这个局面使诸葛亮病困交加，而后主刘禅并未从中得到启示，依旧腐化堕落追求自我私利的满足，而不去客观理智地调整文明治理的和谐上升发展关系，过着眼前养尊处优的生活却不知惭愧，导致蜀汉政治的日趋腐败。就算朝中有仁志之士也不会得到真正的重用，所以每次出兵伐魏都屡战屡败。就唯一能利用易守难攻的剑阁对峙还算处于主动，可却被魏的邓艾妙计连篇葬送了蜀汉的全部价值。自诸葛亮去世后，蜀汉政权的空虚完全暴露无疑，这都是促成曹魏灭蜀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假若不存在这样的空虚，邓艾再聪明他也产生不出奇计来。一切的好坏结果都是多方面客观条件共促的一个现象。调整好对自我主观生存载体最大客观的正向价值追求，才能排序好一切客观存在所要发生对己关联正向价值的促进效用。

♦司马氏代魏

［景初三年（239年），司马懿受魏明帝遗诏，与大将军曹爽一起辅佐齐王曹芳。两人争权夺利，矛盾日益尖锐。后来，司马懿佯称病重，暗中周密布署，借机处死了曹爽及其党羽，开始独揽朝廷大权，基本奠定了司马氏代魏的基础。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控制朝政，曹魏政权名存实亡。魏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代魏称帝，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

这个曹魏政权的名存实亡，与其曹操初始的治理体制密不可分。曹氏本身都是以窃权者的身份上位的，如何能教育感染到手下臣子们对其真心实意地效忠？埋下了什么样的因，就会结什么样的果。所以说在曹魏的政权内部奸诈阴险之徒笔笔皆是。就算是司马氏代魏称帝建立下西晋王朝，也等于接续了曹魏政权这个奸谋的因果发展。所以西晋统一后的政权文明风气也一直不会得到正确地调整改善，导致了最终北方地区民族的混战不休。说这个政权文明能不能持续长久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初始的文明文化风气的正义繁衍发展。每一个主观的因为与结果是引导所有客观存在因为与结果的最大现实呈现。以至善的主观来协调周围客观存在的给予最大化，永远比灵魂空虚无为地给予所要带来的结果更有益于发展成长。

♦西晋灭吴

［魏灭蜀、晋代魏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变为晋与吴的南北对峙。吴末帝孙皓自恃有长江天险，只顾享乐。吴甘露元年（265年），孙皓在上游晋军的威胁下迁都武昌，企图加强守备，但吴国上下一致反对迁都。同时，江南汉人和越人的起义又严重威胁着空虚的建业城。孙皓不得不还都建业，上游的守备更松弛了。吴天纪三年（279年），晋军兵分五路大举攻吴，蜀中水师由王濬率领，顺境而下，吴军望风而降。次年三月，王濬的水师到达建业，孙皓投降。西晋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吴国的末帝也是贪图享乐之人，对朝政不加以重视。司马氏所建立的西晋王朝更是嚣张跋扈欲要统一天下最后灭吴。此时吴国已无力把守，内部又纷争混乱，这些都给司马氏以可乘之机。永远是内部的不团结一致助燃了外部扩张野心地势气蓬勃，而内部团结的力量也永远是来源于每一个主观正向地给予。一切的问题都要归结到唯物客观世界的物质分配趋向于和谐一致的这个层面上来。如果每一个文明的主观者协调不好这个作用关系，那么所有的客观存在的灵魂难以凝聚在一起。每一个问题的出现首先要从自我的因为上找原因，因为一切客观存在的价值成长取决于自我主观给了这个客观环境多大的价值能量。自我主观的价值能量不足以对方价值能量的成长，就要被其成长的需求所吞噬，而自我的主观价值能量超高于对方的价值能量成长所求，就能很容易地去驾驭控制他们有效需求的价值点位，即使给予他们的成长价值所需也不会对己造成不利的后果，因为我们自我的主观更大志向的追求永远没有、也不可以被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