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光】生来“缺爱”

胡边乱摄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平凡日子里，我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出生在广东茂名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小村落。这些山峦并不雄伟，仅需片刻便可翻越一座。从地形来看，我们的小村坐落在一个典型的丘陵地带。村子南边，有一个名为南塘水库的宁静水域，通往公社的小路便沿着水库边缘蜿蜒。

那时刚解放不久，国家百废待兴，特别是我们村，交通极为不便，经济亦不发达，出行全凭双脚。村子叫做孟子塘，仅有七八户人家，与邻近的两个小村共同组成一个生产队，总人口不足百人。那时的父母，有了小孩就生，生下就听天由命，有命该生，无命该死，自生自灭乃天意。父母有了小孩，会努力让小孩有吃有穿，基本上是吃不饱，穿不暖。特别是生病，一般是根据经验，按土方法，找中草药煮水喝。那时的农村，生产队的“队屋”建在我们村中，那是队内集会和干部讨论事务的地方。两三岁时，我常去那里玩耍，被那儿的喧嚣与活力所吸引。没有多久，队屋就搬迁到三个村的中间地带，从那以后，就很少去玩。

母亲晚年时，总是喜欢回忆我的童年。她常说，我小时候无人照看，是所有孩子中最乖巧、最听话的一个。我幼年的许多经历，都是通过母亲的叙述才得以知晓。母亲生下我后不久，就得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将我放在家中睡觉，工作间隙回家哺乳。队长在安排工作时总会特别关照，尽量将母亲的工作地点安排得离家近些。若工作地点太远，母亲只能等到收工后才能回家，而我从不哭闹。

　　记得有一次，我只有五、六个月大，母亲回家时发现我不在床上，惊恐地发现我躺在地上，脸上满是血迹，地上一滩血泊。我静静地躺着，不动也不哭。母亲以为我已不在人世，小心翼翼地将我抱起放在床上，用湿毛巾擦拭我脸上的血迹。就在她擦拭的过程中，我突然睁开了眼睛，母亲这才知道我活着，只是鼻梁摔伤，并且有点歪了。自那以后，白天母亲劳动时都会背着我，带上一张草席。无论生产队在哪里劳作，她都会在附近的树荫下找一块空地，铺上草席，让我坐在上面玩耍，而她则去忙农活。我玩累了就会爬出草席，捡些树枝或树叶，有时还会捧些沙子堆成小山，然后再推平，乐此不疲，直到母亲收工背我回家。每天回家，小屁股都被蚂蚁咬得一砣砣，又红又痒。小时候，热天从来都不穿衣服，更方便蚂蚁咬。

农忙时节，收工晚，饭也吃得晚。我记得有两个叔叔，但从记事起就没见过四叔，只有四婶。家中除了父母，还有四婶、五叔和五婶。父亲很少在家，即便回来也是住一晚便匆匆离去。晚饭通常是母亲做，五婶负责喂鸡养鸭煮猪食，而四婶从不沾手家务，连生产队的工作也是断断续续。那时的男人不怎么做家务，除非是修理家中的农具。饭菜简单，一日三餐都是稀饭配咸菜加红薯，一周能吃上两次干饭已是奢侈。晚餐虽简，却必须等家中事务料理完毕，所有人都归家后才能开饭。每晚吃饭时天已黑，煤油灯的微弱光芒成了我们餐桌上的伴侣。我从小就不能与大人同桌吃饭，母亲会为我准备一张稍高的小方凳，上面摆着一碗饭和一点咸菜。我坐在小板凳上吃饭，常常因为白天的玩耍和晚上的疲惫，没吃几口就爬在凳子上睡着了。母亲发现我已入睡，便直接将我抱回床上。第二天的早晨，我又开始重复昨日生活的模式。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三岁那年的一个重要时刻，家里迎来了一个新的小生命——我的妹妹。从那天起，我的生活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母亲，以往每晚都会抱我入眠的人，现在把我交给了年长五岁的哥哥，他开始承担起照顾我的责任。我不得不适应与哥哥同床的新生活，母亲则整日忙碌于照顾年幼的妹妹，很少时间顾及到我。

日常生活中，哥哥肩负起了更多的责任。他忙于学业的同时，还要负责放牛、割草，甚至照看家中的鸭子。他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当当，而我也因此不再是他优先考虑的对象。他禁止我跟随他，不允许我打扰他的工作。那时的我尚且年幼，不懂得什么是失落感，但每当家中空无一人，我常常感到孤独和迷茫。

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日子里，我常常在村里闲逛，这个小村庄的人口稀少，大人们都忙于农田里的劳作。比我年长的孩子们或是上学，或是忙于农活，而比我小的孩子们则由祖父母照看。村子小，活动空间有限，我经常找不到同龄的玩伴，孤独便成了我那时的常态。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于童年时期的一个爱好记忆犹新。那是我一个人独自玩耍的游戏，我称之为“煮泥沙饭”。这项“活动”几乎成为了我每天的必修课，我会在家附近的一个被村里人称为“泥浆窝”的地方，展开我的“煮饭”之旅。

这个“泥浆窝”是由于村民们挖掘泥土用于建筑墙壁而形成的一个大坑，直径二十米左右，四、五米深.。我会在那里搜集一堆碎石和一块瓦片，然后将这些石头摆成一个类似炉灶的形状，留出一个灶门。接着，我会将瓦片架在石头上，捧来一把沙子铺在瓦片上。随后，我会收集干柴，将其折断后放入“灶门”，像演哑剧，做点燃柴火动作，开始煮我的“泥沙饭”。

不一会儿，我会再次搜集一些树叶，将“煮好”的“饭”倒入我捡来的破碗中，然后将树叶放在瓦片上，用一根树枝搅拌，模拟“炒菜”的过程。

当“饭”和“菜”都“做好”后，我会找来两根树枝，折成一样的长度当作筷子，开始模拟“吃饭”的动作。用餐结束后，我还会模拟“洗碗”的过程。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逐渐长大。直到有一天，母亲让我开始帮助哥哥分担家务，他放牛，我就负责割牛草；他割牛草，我就负责放牛。我记得那时我大约五岁，那段独自“煮泥沙饭”的时光就此结束了。

我见村里的小孩都有阿公或阿婆带，我的堂弟堂妹还有外公外婆，曾经问过母亲：“人家都有阿公阿婆和外公外婆，我怎么没有，他们去哪里了？”母亲沉思了一会，对我说：“我也没有见过你阿公，你阿婆说他长期吸鸦片烟，把家里的山林、房子都吸没了，你爸十四岁那年，你阿公想把仅剩的一小间住房都卖掉，换鸦片烟，你阿公和阿婆吵架后，就卖身当国民党的兵，从那以后再无音信。你出生没有几个月，你阿婆生病去世了”。母亲停了一会，接着说：“你外公在你出生前就去世，你外婆去世时，你才两岁，做斋的时候我带着你去，可能你忘了”。听母亲这么一说，我还有点模糊的印象。

　　从我记事起，父亲的形象总是模糊的。他很少在家，总是在外奔波，为了工作，为了家庭的生活。那时的我并不理解，为什么别人的父亲可以陪伴他们玩耍，而我的父亲却总是缺席。

解放后，父亲被抽调到乡政府的工作组，开始了清匪反霸的工作，接着是土地改革，简称“土改”。土改工作完成后，他原本可以在政府部门工作，但因为父亲没有文化，他选择回村劳动。他曾担任生产队长，后来将职务让给了我五叔，他又出去打短工，上山伐木，挑土方，直到58年在茂名油公司正式参加工作，66年支援三线建设调到云南直至退休。

在我的记忆里，有父亲和没有父亲似乎没有区别。无论多久回家一次，他从来没有陪伴过我们小孩，他从来没有抱过我们任何一个子女。我们见到他那凶神恶煞的表情，躲都来不及，更不敢靠近他。每次回来，吃完晚饭，他就拿着烟筒到别的村串门，等他回来时，我们一个个都进入了梦乡。

小时候，我也不敢要他抱，从来就没有见他笑过，他的表情总是严肃的，像是随时准备骂人或教训人。可能是受他的影响，我两个叔叔的日常表情也和他一样严肃。在家里，只有母亲和两个婶婶好一些，但她们也只有干活的份，没有说话的权利。那些年，家里基本看不到欢乐的场面，也听不到欢笑的声音。

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我逐渐形成了不会哭、不会笑，胆小怕事，不敢与他人来往的个性和人格。父亲的缺席和严肃，让我对父爱有了不同的理解，也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学会了独立和坚强。虽然父亲的爱是沉默的，但我知道，他的辛苦和付出，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那一年，秋收即将结束，生产队的晒场上铺满了金黄的稻谷。晒干的稻谷被送往公社粮食局，留下足够的种子后，剩余的才会分给社员。未晒干的稻谷则在夜晚被堆集起来，用稻草覆盖，等待第二天的再次晾晒。晒场边上的稻草中还夹杂着一些未脱干净的稻谷，而晒场上也总有些稻谷未能被清扫干净。

我家养了十几只鸭子，我常将它们赶到晒场去捡食那些遗漏的谷子。那时我大约七岁，每当鸭子们在晒场四处觅食时，我便会找一个稻草堆斜靠着，仰望天空，观察着白云一朵朵从头顶飘过。有一次，我看着看着，不知不觉中便睡着了。

那天，我在迷糊中被突然惊醒，是五叔找到了我，他将我拉回家。我看着他，心中充满了不解和恐惧，因为那是五叔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我。当时的我对他充满了恨意，但后来我才逐渐理解了那背后的担忧和爱。如果父亲在家，他打得更厉害。他们那代人是严父慈母，棍棒教育，小孩犯错就打。听母亲说过，他不但打我哥，还经常打我母亲。有一次大队书记下乡来到生产队，母亲去找书记“告状”，并让书记看了挨打的伤痕，书记教训了父亲，从此再也没有打母亲。

当时，我不敢哭出声，只是呆呆地看着母亲，希望她能救我。母亲没有说话，她默默地递给我一碗稀饭和一个红薯，示意我吃饭。五叔在母亲的示意下停下了手中的鞭子。原来，鸭子们自己回了家，而我却不见了踪影。到了吃饭时间，家里人都急坏了，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全家人出动在黑暗中寻找我，直到找到我才松了一口气。也难怪五叔会那么生气。

童年的每一次的经历，都是成长的积累，生活的沉淀，也让我明白了家人的担忧和关爱。每当我回想起童年往事，心中总是充满了感慨。那些岁月，虽然艰苦，甚至“缺爱”，却也充满了童年的快乐和无知无畏的勇气。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