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果老师心语]

宁博

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治国是最伟大的修行。

道德经第75章原文：“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饥”指饥贫，也就是吃不饱、穿不暖。

“食税”的“食”指消耗；“税”指税赋。

这句话表示，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是因为统治阶层消耗的赋税太多，所以官富民穷，这就是“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的意思。

《道德经》第五十三章中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画面，一个场景是官占民财，修筑宫室，因此朝纲不振，百姓困顿，造成了农事荒废，仓谷空虚，天下不堪重负。但同时并存的另一个场景却是，权贵们着华服、佩利剑，在酒池肉林中奢靡挥霍。同一个时空，出现两个如此不和谐的画面，怎么能平衡？

百姓与统治者是水与舟的关系，不管统治者有多少雄谋伟略，国家这艘大船能不能远航，关键在于水的支持。想得民心，方法就是“以百姓心为心”。君王要扪心自问：我有没有这三颗珍贵的心？

第一，有一颗善待百姓的心：凡事以民为本、为民谋福。

第二，有一颗相信百姓的心：无论百姓如何，君王始终尊道贵德，因为坚信因果不空。

第三，有一颗教化百姓的心：任何时候，自己先做到，然后以德化人，行不言之教，去激活社会公心、唤醒百姓道心。当百姓的心恢复纯朴时，天下必大治。

治国是一场最伟大的修行：君王想帝业长兴，就要在物质上苛刻自己、富养人民；在精神上丰盈自心，奉爱天下

——百姓富，风气正，人心才能聚，经济才能活，国家才能兴，这是在根上解决问题，因为符合了天地规律，最终的结果必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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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百姓的第一需要，是当权者的第一要务。

民以食为天，吃饱肚子始终是百姓生存的第一需要，而满足百姓的第一需要，也是当权者的第一要务。这个道理没人不懂，但为什么做不到？因为，内在的贪欲太盛，无法克制。

老子说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其实此刻还没到最严重的时候，当权者若能及时刹车，还有回旋余地。

因为，中国古中“饥”和“饿”这两个字的含义是不同的：“饥”指不足，“饿”指想吃；“饥”从身，是生理需要，而“饿”从我，是内心渴望。所以“饥”和“饿”造成的结果也不同，饥伤身，饿伤心。

当百姓吃不饱时，一开始只是身体上受苦，心没有受伤，所以只要有盼头，就还能忍耐；只要吃饱了，也就疗愈了。但君主若不能觉知，还是一味加大税负，不管上面用什么理由，百姓要面对的实际问题都是忍饥挨饿——到了这一步，人就是又伤身又伤心，心若已死，再想挽回，就很困难了。

其实，无论是权贵还是百姓，人活着，真正因需要而消耗的东西并不多。可一旦掌控的资源多了，人在享受升级的同时，贪婪也在升级。如果管理者不学道、不明理，就不知道一念之贪造成的因果，会因为国家的杠杆作用，被千倍万倍的放大。

自然规律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所以自然所展现的也都是高位的会流向低位，浓度高的会流向浓度低的。所以，登临高位者心中必须明白：权利等于责任，掌权只为服务，位高要成表率。

所有权利都是人民给的，人民给他这份权利的初衷，是信任他能把民生照顾好，是希望他的厚德能滋养天下，是渴望他的引领能带所有人走向更高处。人民把心掏给他，他却让人民伤身又伤心，这个位子又怎么能坐得稳？

其实，人民要求的并不多，不过就是吃饱穿暖、家宅平安——满足百姓的第一需要，是当权者的第一要务。只有让百姓的生机厚了，管理者的生机才能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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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除心上病根，是长治久安的良方。

“民之饥”是治国之病的症状，这是“相”，如果在相上想办法，压下葫芦升起瓢，治标不治本。治病务求根治，“民之饥”的病根在“以其上食税之多”的“多”字上，所以要反其道而行，用“少”的心药来拔除心上的病根，这才是长治久安的良方。

对此，《道德经》中给出的药方是“去甚，去奢，去泰”——这三个“去”不是去除的意思，而是指离开，也就是让心离相。

第一“去甚”是程度上不可过分。任何关系中，强势的一方都要加倍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稍不留神，就会冒犯弱者。所以《道德经》第六十一章中说：“大国者下流。”

这个“下流”不是卑鄙无耻，而是善于处下，给别人留下更多空间。尤其对君王而言，更要爱民如子，敬民如天，不敢去侵扰百姓——有这个修行，天下才能与他心连心。

第二“去奢”是物质上不要奢靡。好东西都得省着用，不奢靡不是不花钱，而是不浪费。对一国之主而言，自身节俭，举国就节俭，这样就国用日足、国力日强。对一家之主而言，自身节俭，阖家都节俭，这样就家业兴旺、家德昌隆。历史上所有让人敬仰的成功者，无一不是节俭自己、幸福千万家的人。

第三“去泰”是事态上不求安逸。世间事都是“祸福相依”，太安逸就是败乱的头，太舒服就是退步的开始。具有危机意识的君王，不会为自己的过去歌功颂德，只会常保进取的状态——以谦虚心讨教学习，以谨慎心做好准备，以进取心再创新高。

世间万象始终维持着动态平衡，过犹不及，奢靡必贪，安逸必败。所以，有道的君王主动去掉极端的、奢侈的、安逸的，这样才能让心保持清明。君王是国家的定海神针，君王之心定住了，百姓的生活才会好，国家的未来才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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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是病，“无为”来治。

上一有为，下就难治。

原文：“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这句话表示，百姓之所以不服管治，是因为君王置天道规律于不顾，敢于胡作妄为。大家为了生存，只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时间久了，就变得越来越难以理顺，这就是“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的意思。

“民难治”是比“民之饥”更严重的问题：民之饥，说明百姓还在苦忍；但到了民难治，就说明开始对抗了。事态愈演愈烈，问题出在哪？出在君王因“有为”而背道上。

治国要用“身国同构”的思想。君王是心神，心神若无为，气血就通畅，四肢百骸就生机充盈。放在治国中，君王的无为之治就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xiàn)可欲，使民心不乱”——不争则和谐，不盗则平安，不乱则稳定，和谐、平安、稳定不就是治国、治家、治身、治心的最高境界吗？

而一旦君王“有为”，就从道治变成了人治，对身体而言，相当于从遵循规律去养生，到用欲望去挥霍身体。这里要说明一个问题，《道德经》中的“有为”与现代汉语中“年轻有为”的那个“有为”不同。

老子说的“有为”是有“我”而为，而“无为”则是无“我”而为。人有“我”时，必然会以“我”为标准，衡量亲疏贵贱、利害得失，一有分别心，人就与纯朴的先天大道背离了。所以，君王一有为，百姓就难治，因为无为而治是“我为人人”，而有为之治要求“人人为我”——这两者谁能凝聚人心，一目了然。

一旦君王有为，一切就反过来了：君王推崇某类人才，百姓就争当此类人才，以图平步青云；君王喜欢奇珍异宝，百姓就难免偷盗，以图谋取重利；君王表露欲望，百姓就争相逢迎，以盼获得青睐。这样一来，民心就全乱了，再想理顺化解自然难上加难。

所以说，君王一有为，百姓就难治。身为君王，最紧要的素养是悟无为大道，最要做的大事是处无为之事，最应推行的是行不言之教，这是治国的大智慧，也是百姓的大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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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出现问题，先从自身找原因。

老子说民之难治的原因在于“上之有为”，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君王心中多了一个“有”字。

大道属“无”——虽然其中孕育着无限可能，但对人类的感官而言，大道无形无相、无声无臭，只能称之为“无”。所以，真正合道的上德，也了无痕迹，在《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中称其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为什么上德反而叫“不德”呢？因为，上德之人因循自然，利益天下，万物虽然凭天性来依附，但没察觉他有什么作为，结果大家都以为这是自生自化，是本该如此，这就是德归万物。既然众生对他的德行无所见闻，对他的功绩无所了知，对他自然也无德可以称颂，这个人在众生眼中与道一样，都是了无痕迹的，所以说他是“不德”。

但正是这种不着痕迹的德行，才能称得上与天地同德。因为，施与者自忘其功，受与者自化自强，两者都一派天然，这是最纯朴的状态。人在纯朴的滋养中，心里生不出贪婪，因为内心是坦荡的，情绪是平和的，生活是安稳的，黑暗在光明中无处滋生。

反过来，一旦君王心中多了个“有”——有欲有求、有为有好，这个“有”一出来，就有了痕迹，比如君王好谋算，底下必以伪诈来应；君王好面子，底下必以虚妄来和。以治国而言，君主一动，举国相随；以治身而言，心神一动，气血俱从。

君王心里多的这个“有”，就像在阳光下立了一根标杆，有物自然就有影，在光中就出现了黑暗。因此，君王若不知道、不行道，从源头上这个能量走向就与道走反了，肯定时时遇到阻碍，处处激发对立。若不及时理顺化解，一旦失衡过了极点，就会引发平衡的重建。

所以，管理出现问题，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才能妥善解决。若怪罪别人，只会愈演愈烈；若用强权压制，虽然一时痛快，但后面的麻烦就大了。因为，问题的根源从来不在百姓身上，而在源头，在君王自身。…

早安！凡事付之一笑，以容天容地的雅量，待人待己，洒落一生，尽缘了缘，人生唯一的目的是修炼灵魂比来的时候更高更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