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響箭】​​​​一个国军兽医官的“传销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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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中旬，一个身穿旧军装的湖北小伙子，突然来到驻扎洛川的国民党165师师部，请求留在军中服役。

165师隶属于钟松的36军，而36军作为一支战略性部队，被国民党政府用来封锁陕甘宁边区。

一个多月前，蒋介石到西安视察，胡宗南抓住机会跟他建议，编组一支特种军以长期担负封锁任务。

一来可增强各封锁部队的实力，二来在表面仅对延安方面使用了一个军的番号，避免了舆论影响。

胡宗南在得到老蒋的批准后，选定以第36军为基础实施改编，下辖5个师，每个师辖有4个团，各团又都以四四制编组，全军官兵达7万余人。

36军的守备线西起宁夏固原，经庆阳、平凉、榆林洛川至宜川，封锁线长达1300 余里。

对于军长人选，胡宗南决定以曾经执行封锁任务达一年半的钟松来担任。

钟松是黄埔二期的学生，因为从日本人手中收复云南芒市功勋卓著，他也成为了青天白日勋章第138位获得者。

解放战争中，钟松也让解放军吃过很多苦头。

1947年8月，钟松亲自率一个加强营携带5天干粮为先头部队，日夜兼程地向榆林增援，途中顺利绕过西北野战军新4旅的阻击防线，赶到榆林城外解了榆林之围；

当年10月，钟松带着4个旅突破了徐向前的狙击，不仅解了运城之围，还一并烧了城下的4万块门板，导致晋南解放区几十万军民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

虽然沙家店战役他吃了彭德怀的亏，123 旅的两个团被歼灭，但1948年5月彭德怀攻占宝鸡后，钟松抓住战机，以日行百里的速度高速突进，连续数次冲散解放军的行军纵队，致使西北野战军蒙受重大损失。

这个想到钟松麾下165师服役的小伙子名叫陈汝杰，湖北应城人，时年25岁。

陈汝杰长着一张国字脸，是个很容易给人留下好印象的人。

1939年，他从国民政府军政部陆军兽医学校短训班结业，然后来到第5师当兽医官。

后来，有老乡介绍陈汝杰到榆林的22军当兽医官，任命书都给他寄到了手上，于是，他离开 5师驻扎的四川巴中，经陕南向北穿行。

可是，到了陕甘宁边区地界，解放军不让陈汝杰过境，榆林去不成，路费也花完了。

实在没办法，他只好投到洛川的165师门下。

李日基的165师，在当时算得上是钟松的一支王牌师。

师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都和陈汝杰谈了话，盘问了他一些细节问题，虽然没发现什么破绽，但也不能消除怀疑。

可陈汝杰有文化，又是从兄弟部队来，部队正是用人之际，165师没有道理将他拒之门外。

于是，陈汝杰被任命为师政治部的少尉司书，干些抄抄写写的事情，算是边使用、边考察。

陈汝杰兽医官没当成，却和“一匹好马”住到了一间房子里。

他的同室名叫刘良骥，“良骥”可不是“好马”吗？

刘良骥是165师政治部的中尉干事，负责编师部出的一份《扫荡简报》以及一份上报西安绥署的例行《月报》，同时负责管理陕甘宁边区收集来的书报。

两个年轻军官刚开始都客客气气，但两个月处下来，俩人就觉得挺对脾气。

夜里躺在床上神聊，俩人的话题也就越扯越宽，甚至每每聚焦在国共两党的优劣评价上，他们的观点往往又不谋而合、离经叛道，和那些左翼报刊上的观点没什么两样儿。

“知道为什么让你跟我住一个屋子吗？”

有一天，刘良骥终于先捅破了窗户纸：“我是奉命监视你的”。

刘良骥告诉陈汝杰，他过去上过青岛师范，在校期间他就和共产党有过接触。

到了洛川，他利用工作之便经常看到延安出版的书报，他更是认为中国的未来属于共产党、而非国民党。

“好了，现在该轮到你跟我坦白了。

你在5师待得好好的，千里走单骑去榆林投22军，谁信？你怕是去投共产党的吧？”

天机就这样被刘良骥一语道破。

有了这两个月的接触， 陈汝杰对刘良骥心里已经有了底儿， 索性跟他从实招来。

他也清楚，靠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在165师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于是，陈汝杰也就跟刘良骥说了实话。

刘良骥猜得没错，陈汝杰从巴中往榆林跑，说是去投22军，实际上就是想去延安。

第5师抗战期间曾驻扎桂林。

那个时期的桂林，可是个文化人扎堆儿的地方。

陈汝杰读到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等书，他对延安充满了神秘感。

1944年的桂柳会战中，中国军队惨败。

陈汝杰等年轻军官常在一起交流，他们对国民党军队非常失望。

部队驻扎巴中休整的时候，陈汝杰下了投奔延安的决心。

为此，他做了一些准备：请朋友帮忙，在驻扎榆林的22军给他找了个差事，理由是22军有骑兵，他这个兽医官可以有更多的用武之地。

不久，那边真的给他寄来了调令。

在第5师，陈汝杰本来就是个可有可无的小“弼马温”，再拉上老乡跟长官说说话，也就给他签字放行了。

有了这张调令，陈汝杰行走国统区就畅行无阻了。

不过，既然要投奔共产党，陈汝杰当然也要做些功课。

在桂林结识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到了临近陕甘宁边区的富县交道镇，去找一个人。

通过这个人引荐，陈汝杰见到了解放军在富县情报点的两位干部，其中一位就是史志春。

国统区青年投奔解放区，常规的思路都是去延安，在那边上学。

尽管有人介绍来，但因为对陈汝杰的真实情况和意图并不清楚， 史志春跟他很客气地谈了话， 建议他就立足于洛川，到165师谋个职，给他们搜集情报。

“边区和国统区都可以进行革命工作，以你的条件，立足国统区更能发挥作用”。

史志春专门教陈汝杰如何用白矶水密写情报，并且告诉了他一个富县交道镇的地址：“信寄到这儿就行”。

同时，史志春还教了陈汝杰一些瞎话，这些瞎话在应付165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的审查时，还是起到了作用。

陈汝杰在165师任司书时，给富县交道镇寄过三封信，不过都没有获得回复。

陈汝杰意识到，他这个职位活动范围有点小，弄到的情报价值不高。

于是，陈汝杰给南京军政部兽医司写了封信，要求专业对口，去干他的兽医老本行。

对于一个下级军官的这样一个合理要求，兽医司理所当然地予以批准。

这样，陈汝杰就调到了兼管兽医工作的165师军医处，成为一名上尉兽医。

由于陈汝杰干过司书，所以他在军医处也兼做文书工作，负责处理一些相关的文件。

但陈汝杰对人的兴趣比对马要大得多，不久他就又跳了回槽，到通讯连当指导员了。

为了解决情报传递问题，陈汝杰与刘良骥商量，觉得有必要再去一次陕甘宁边区。

1946年春，165师成立了一个检阅团，要到各团去检查工作。

这检查的内容就包括牲畜的喂养状况，刚好军医处兽医不够，检查团就把陈汝杰抽了去。

因为检查团有机会去国共边境，所以陈汝杰态度很积极。

结果，陈汝杰果然找到机会，溜到了富县的坊镇，在这里他再次见到了史志春，以及负责这里情报工作的高仰山。

陈汝杰这回带去了国军刚刚重新颁发的《剿匪手册》等情报，重点汇报了刘良骥的情况。

高仰山、史志春同意吸收刘良骥为组织工作，指示他们长期在已经称为整编165师的部队进行潜伏。

至于联络方式，高、史二人为他们确定了两种：

其一，“老虎不见面”，指定在洛川北郊坟场某个墓碑下放情报，陈汝杰、刘良骥只管放，会有人来取；

其二，为他们指派了一位名叫杨把虎的交通员，专人单线联络。

这以后，陈汝杰、刘良骥开始在部队里拉人一起吃吃喝喝、打打小麻将、唱唱戏，广交有用的朋友。

刘良骥在西安战干团时的同学有个表哥叫冯集义，是军统洛川组的头儿。

刘良骥通过这位同学，跟冯集义混得烂熟。

此外，165师政治部少校谢纯阶、军医处卫生队刘胖子等，都是他们的重要情报来源。

如此一来，165师的建制、序列、人员、马匹、武器装备、营以上军官的简历、政治态度以及洛川每次“党政军联席汇报会”的内容等，延安方面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有一回军统洛川组派了个特务以商人面目去延安，一去就让边保给抓了，几大车布匹也都搭了进去。

陈汝杰、刘良骥拿回的最重要的情报，是整编36师将协同马步芳部队于1947年2月突袭“囊形地带”。

得到这个战略情报后，驻扎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西野两个旅及党政机关，得以及时转移。

这以后，陕北这边，国共双方都处于流动状态中，部队居无定所，陈汝杰他们和组织上再次失去了联系。

1947年8月，沙家店战役之后，整编165师到了绥德，这里又成了国、共交织的地方。

陈汝杰、刘良骥一商量，决定由刘良骥以“被俘”的方式去找组织。

10月份，整编165师自绥德南撤，刘良骥半道装着肚子疼要去拉屎，落在了后面，等着解放军把他俘虏。

刘良骥说出自己的身份后，部队就把他送到了绥德保安分处。

那时候，边保要电台没电台，要电话也没电话，绥德分处处长裴仰斗对刘良骥的说法将信将疑，又没法进行核实。

于是，裴仰斗把刘良骥先关进监狱，一方面派人去跟边保核实他说的这些情况，一方面给刘良骥也派了个活儿：在狱中作卧底，注意发现战俘们谈话中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到了12月，刘良骥的身份问题终于搞清，他被送到绥德宋家川阎家渠，在这个西北局社会部兼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机关的临时办公地，他见到了于桑和周兴。

听了刘良骥的汇报，周兴等人决定让他到西安立足，继续进行情报工作。

他们给刘良骥布置了任务，又亲自核准了于桑等人帮他准备的“逃出边区”的口供。

接下来，刘良骥由于桑带到了黄龙地委，再由史志春等人护送出境。

1948年3月初，宜川战役结束之后，整编165师退驻到白水县。

在这里，刘良骥终于见到了陈汝杰。

他向陈汝杰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即要他们脱离整编165师，到西安、宝鸡、天水、兰州等地寻找社会关系，立下足之后再和边保商定今后的联络方式。

这时候，他们在165师政治部的同事谢纯阶，已经在西安绥署新闻处当上了中校人事股长，刘良骥就利用这关系，先调到西安绥署新闻工作队立足。

当然，和别的被俘超过两个月的国军军官一样，他也得先在干训班受训并接受审查后，才能重新上岗。

4月份， 陈汝杰利用一次到西安出差的机会，进入边区宜君，再转到黄龙地委所在地石堡， 见到了黄龙保安分处的于桑处长。

于桑除了给他面授机宜，还给他重新安排了一个秘密交通员。

6月底，还是通过谢纯阶，陈汝杰调到驻宝鸡的144师431团政工室当了干事。

11月16日，这个团在荔北战役中被歼灭，陈汝杰又回到于桑手下，协助同西安的刘良骥进行 联系，并且做争取谢纯阶的工作。

这个时候，谢纯阶已经调到了联勤总部西安陆军总医院政工室任中校主任，刘良骥也就跟着调到了他的手下，当了政工室的少校干事。

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又有好兄弟刘良骥牵线搭桥，谢纯阶不久就正式倒向了共产党这一边，和刘良骥一样，他也成为一名地下情报人员。

从他们这一渠道，延安方面源源不断地得到联勤总部所属，第七补给区的供给范围、西安的兵站、医院、警卫部队、后勤部队等情况。

甚至还拿到了西安城防略图、西安市电话簿、胡宗南与陶峙岳密谈准备放弃西安集结宝鸡等情报。

本文摘自： 熔岩往事

作 者： 桓 冶

​（原标题：一个想投延安的兽医官，竟把监视他的军官，发展成了地下情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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