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远和较近的人类意义

汤惟宁

杜威把“较远”的意义视为直接交往的意义；把“较近”的意义视为纯粹私有的，具有现代性的个人的意义；具有个人效用为目的的，并联系到科学性的抽象。即“较近”的意义与“人类情境或后果”只有最少的联系。
“减去较远的意义”，比如，不顾老同学的情谊，而达到某种目的。被认为是理智的、科学的，而没有了圆满的含义。把对方视为工具性（有用）的存在。
官员把教师当工具，教师把学生当工具，学生把教师当工具，学生把知识当工具……这是一整个“有用”的俗常的现代性观念，并赋予了理智和科学之名。忽视的是“直接交往的意义”。
教学世界最直接的对象“分数”的有用深入人心，无疑加剧了人的工具性存在。围绕着“分数”的一整个现代教育制度，在管理着教育的发生。“分数”作为符号，标明的是教育的后果，“较远”的意义在相应的“符号系统”中似乎是难以发生的。
杜威的示例是，（水）在化学上的“有用”，隔断了它是可以饮用、洗涤、扑火等的其它联系；仿佛在单一视角下，人在“分数”视线中，仅有其工具性的效能。
人们挂在嘴边的“效能”一词背后，潜在有工具性之看。
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中，视经验为当下人们得心应手之效能传统与作为，重返“自然”，他借用古典思想试图还原交往行为的原初意蕴和形式；从“后果”反观“经验”，也好比人们问及，现今天的教育是哪里出了问题。应试教育是怎样弱化了“较远”的意义的。
在状元语境中，状元只联系到“分数”，“分数”标榜着“教育”；而看不到“教育”生活本身，或“教育”的其它后果。
杜威注重的是“较远”的意义，或直接的交互作用，交互的特殊存在；并视为“独立于我们的意愿和期望之外”的发生，视为在场“警笛的声音”，具有空间和时间上的地位等等，而非“经验”的后果。
　　人们具有“经验”，是一个客观的实在，但不是一个理想的“实有领域”。因而，在“经验”和“实有”之间会产生“浮夸”。这些个“浮夸”，是利用了一些物理和心理后果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