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与追慕——怀念我的父亲王生彦

伊人

缅怀与追慕

——怀念我的父亲王生彦

王兵

父亲去世三周年了，在他走后的一段时间，我很渴望梦见他，却一直没能如愿。

当我不再期冀时，却突然梦见了他。那是在医院的楼道里，周围昏暗拥挤，我排队等候在诊室外，一转头看见近旁水泥地板上躺着我的父亲，他用手支着头侧卧着，笑容满面。他一边对我说着什么，一边随意伸展腰腿，状态舒适自然。我惊喜地说：“爸，你会说话会活动啦！”话音未落，梦境就消散了。

梦醒之后我一直疑惑，父亲为何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虽然他看起来很愉悦，但景象却不是我期望的乐园。

父亲生于农历庚午年（1930年）腊月初十，卒于公历2021年3月28日，按照传统纪年方式，享年91岁。

离世前两年，父亲因膀胱功能衰竭而插了尿管，从此健康状况迅速恶化，逐渐失去了语言和行动能力，无法自主翻身。一个从来不愿麻烦别人的人落到了这样的境况，实在令人唏嘘。

父亲出生于陕西华县高塘镇寺城子村，是一个贫穷偏僻的地方。他曾说家里祖上是大户人家，留有“德盛堂”的堂号，但早就衰败了。因为家穷，他一直就读于有生活补贴的师范学校，曾在同州师范和华州师范上简师、中师，1953年被保送到陕西师范大学的前身西安师范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先后在人事处、财务处工作。

父亲心灵手巧，多才多艺，而且各项技能都没有专门学习过，全靠自己摸索而成。

小时候我最得意的是穿上父亲织的毛衣围巾，出门常有路人拦住观看称赞。父亲不仅花色织得美，而且很有创意。比如一件毛衣，袖子是一种色线，平针织；身子是另一种或几种色线，花样织，这样穿上就像毛衣上面套了件背心。我的围巾是两端织有手掌大的桃型坠子，坠子上方织出一段可穿越的空隙，戴上围巾把一边的坠子穿过另一边，就在胸前有了一对儿对称的装饰，既方便戴、又不易滑落，还十分漂亮。这些不同色线织成的衣物不仅是为了好看，主要原因是这些毛线多半是破旧衣物拆下来重新使用的，只有拼凑起来才能构成一件成品，这种情况下父亲总能匠心独运，别出心裁地织出一件件艺术品。

当人得知是我父亲织的，诧异得叫出声来。男人会织毛衣真是奇事呀！

记得儿时邻居孙叔爱人去世后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不易，父亲常会帮忙。有一次父亲帮他织了一件毛裤，他穿着去澡堂洗澡。那时的公共大澡堂人多拥挤，他洗完发现毛裤不见了，只好穿着单裤回来。那个年代人们常常没有第二件可供更换的衣物，于是父亲急忙赶着给他再织一件。白天上班，夜里赶活儿，父亲坐在床上织累了躺下去眯一会儿，眯一会儿又坐起来继续织。灯彻夜开着，我睡在他身旁，迷迷糊糊地感觉到他起来躺下、躺下又起来，终于以最短时间给孙叔织好了毛裤。

有一次母亲给她自己织了件开襟外套，只剩下待织的前襟镶边儿，因这活计难把握松紧，便叫父亲替她织了缝上。母亲穿上外套出门见到一个人，她说：“这毛衣织得真好，谁织的？”母亲听到夸奖自己十分高兴，忙说“我织的。”不料对方接着说：“别的倒还平常，我就看上这个边儿，织得又均匀又密实！”母亲听了有点儿尴尬，回来给我们描述，让我们笑了好一阵儿。

我上小学时，班里组织给部队战士送礼物的活动，要求是手工制作的小物件。显然这需要家长帮忙。父亲听说后用一块深蓝色帆布做了一个长方形的小钱包，手工的针脚细密平整，像机器轧的一样。尤其是在钱包的封面绣了一个大大的红五星，蓝底红星分外耀眼。这不仅好看还有十分恰当的寓意。我把钱包交给班主任吴霏娴老师，她惊叹道：“这钱包太漂亮了！”我转身离开后她还冲着我的背影喊：“能不能再做一个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学校恢复了正常教学和升学考试，为抓学业，老师选用一些课外资料扩展教材内容。当时没有复印打印的机器，需要手刻蜡板印刷。数学老师高素琴知道父亲字写得好，就让我找父亲帮忙刻蜡板。每当这些资料下发时，凡是父亲刻的总是最为工整清晰。

那时没有现今的经济概念，相互帮忙都是无偿的。父亲很乐于做这些事，从不期望回报。八十年代初，陕师大图书馆为保存古籍要为一些孤本制作副本，就是用毛笔把这些古籍抄录下来，以备原稿损坏遗失。这工作既要认真仔细又要有书法技能，他们找到了父亲。那段时间父亲常常摘下眼镜，弯着背，在提供的宣纸簿上仔细抄写。他的蝇头小楷工整隽秀，像镌刻的一样。记得他说在抄录者一栏里署名“华州老松”，还笑着说抄完几卷后意外收到了20元钱的酬劳。

父亲爱好书法，参与省级、校级书法协会的组织与活动。每当亲朋好友向他索字，他都欣然满足对方的要求。业余时间他忙于应邀写春联、挽联或其他书法作品，离得近的，无论老少都写好送去。年轻人不好意思让他跑，他总说这有啥，你们都忙，我走几步也是锻炼。

父亲与著名书法家卫俊秀先生交往密切，卫老先生在世时举办的多次书展、包括引发轰动的赴京展览都邀请父亲帮忙，他把活动的账目交于父亲管理，对他十分信任。

父亲很有音乐天赋。他凭着中师学的那点乐理知识和器乐技能，自己摸索练习，以至会弹奏多种乐器。他二胡拉得最好，也拉过小提琴，会弹一点点钢琴，还会吹笛子和口琴。他曾说年少时买不起乐器，就和同伴上山砍竹子做笛子吹。

记得儿时一个傍晚，父亲照例拉起了二胡，声音吸引了几个邻居过来，于是又拿出几件乐器，大家凑在一起弹的弹、唱的唱。歌声吸引了更多邻居纷纷过来，挤满了一屋子，唱了一首又一首，唱得停不下来。那时物质匮乏、家徒四壁，时有紧张的政治运动，而那个笑语欢歌、热闹温馨的夜晚格外强烈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

有一年陕师大举办歌咏会，要求各部门组织参加。父亲作为财务处处长亲自上台当指挥，带领单位职工表演大合唱，结果掌声雷动。平时，父亲因主管财务被一些熟人戏称为“财神爷”，路上碰到、尤其是春节期间一看见他就开玩笑说：“见到财神爷要发财啦！”这次表演结束，他们打趣儿说父亲当指挥也是财神爷的范儿，指挥的手势像是抓一把钱放在这儿、再抓一把钱放在那儿，有板有眼，有张有弛，节奏分明、一丝不乱。

我成长的年代少有玩具，有也多是手工制做的。比如自制的沙包和鸡毛毽子等。父亲除这以外，还会做一些独特的东西，比如核桃篮子。把核桃拦腰锯断，留下那圈棱，去掉上半部的外壳和里面的桃仁，就自然天成一个小花篮。上面的棱是提手，下面的空桃壳是篮子筐儿。这小花篮精巧玲珑，特别可爱。

在那个贫穷的年代，父亲常给自家或邻居补锅、修东西。我和玩伴的塑料凉鞋断了带儿，他也会在火上撩一下焊好，以便撑着穿过一个夏天。邻家男孩儿头发长了也来让父亲给他理发。对门儿的邻居包红几十年后还说：“感觉没有你爸不会的。”

父亲还会做木工活儿。我家起初的衣柜沙发都是他亲自做的。我至今仍记得他手拿刨子在木板上来回推动的身影。他曾经用我的名字“兵”为造型，给我做了个置物架。“兵”字左右两撇正好是支脚，上面的空挡可以放置墨水、笔筒和化妆品等物。我把它放在书桌上，既好看又实用。可惜这些东西都随着时间流逝不知去向了。年轻时对机器制造的、新潮的东西感兴趣，好像手工做的都很土，不值钱，没有意识到这才是宝贵而值得珍惜的。父亲曾经不愿更换家具，说：“这是我做的。”但我那时不能体会这话的含义，硬是淘汰了当年视为“破烂儿”的东西。哎！人生总有太多遗憾是此前不自知、过后也无法弥补的。

我有一些小技能也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比如包书皮。以前每当开学领到教材父亲就给我包上书皮、题上字。父亲包书皮的方法很简易，用手叠压撕出一块相应大的牛皮纸或挂历纸，把书放在其上按尺寸四面叠个边，两边套进书的封面和封底，用指甲压平就包好了。整个过程不用任何工具。我很喜欢这种灵巧的方法，习惯了新书一定要先包书皮并题字。后来随着纸质和印刷术的提高，无需包书皮了，而我仍然对此情有独钟。

还有打算盘。父亲会珠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我打算盘。他让我用625这个数字反复加下去，直到算盘上只留下一个上推的珠子、就是加到一万的整数时才停止。我把这当做游戏玩儿，手指飞快地在算盘上舞动，打得又快又响亮。当最后一个珠子推上去时，手腕轻轻一抬，在空中划一个圈，然后缓缓落下来，享受这余韵缭绕的律动。

成年后我才知道，父亲让我加625这个数字，是因为这个过程涵盖了所有数字加法的指法技能，如果会加625，就等于掌握了珠算的加法运算。

可惜时代发展得太快，珠算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一无所用了，但这有趣的学习过程，远比实际应用更有回味的价值。

父亲一生受制于多种因素难有自主选择的机会，他的专业和职业都是命运使然，皆非出自个人意愿。他曾自嘲学的都没用上，用的都没学过。由于听他这样说，我便以为他对工作可能有些外行，但是后来多次听到他的同事领导谈及他，评价远远超出了我的认知，使我深感意外。

我参加工作不久遇到单位院办主任第五太卓老师，他是从父亲所在院校调过来的。见到我他先提及父亲，夸他头脑特别清楚。说以前单位或个人报账须由父亲签字，有些人想多报一点，但父亲原则性很强，极难蒙混过关。父亲对规章制度的娴熟和账目细节的明察使这些不能如愿的人只得叹服，找不出不满的理由。

有一次，我和女儿在师大老校区路遇父亲的同事吕巧玲阿姨，她曾是单位会计，已退休多年了。由于父亲搬家到新校区不易见面，这次偶遇她便十分激动，说：“这么多年没见，我都想你爸了！”我和女儿听了都很感动。吕阿姨曾说：“你爸是我见过的最好、也是最会当领导的人。”这使我很意外。父亲是好人没错，但他没有一点儿领导的架势，没有通常认为的领导头脑和手腕，怎能最会当领导呢？她说父亲从不高声，也没见管治谁，大家却很尊从他。她曾随父亲参加过全国高校财务工作会议，发现会上领导和专家对他特别尊重。当时正在进行财务工作的现代化转型，他们与父亲探讨一些棘手问题，向他取经。正是在会上，她才得知本单位的工作是走在同行前列的。吕阿姨还说了一段让我非常感动的故事。说早年是手写账目，有时对不上账，大家都很着急，父亲总是不慌不忙地带领大家仔细查账，有几次查出是吕阿姨的失误，问题解决了，便一切如常，父亲并没有批评她。她说：“我心里愧疚得很，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错，自己都觉得没法交代，但你爸没说过我一句。”她说你爸总是笑脸相迎，总是不急不躁，在这种氛围里，工作再累心里也是宽松的。

让我感动的不仅是她形容的父亲形象，更是她口中道出的和谐友善的上下级关系。领导体谅下级，下级无须责备就愧悔不已，这是多么美好的人性和人文环境啊！

俗话说：“人走茶凉”，父亲没有这类感慨，反倒常说现职人员工作生活压力大，很不容易。他退休后与不少同事仍友好往来，他们时有提及父亲帮下属修改论文推荐发表、或为解决生活困难尽力协调等往事，这都使我很受感动。

父亲职位的继任者陈杰瑶老师对他很尊重，两人退休后一直保持联系。父亲去世时陈老师远在外地，当时还处于疫情期，她仍立即赶回来参加了葬礼。她多次说过：“王处长是大智若愚。”她说常会想起父亲说过的话，哪怕是句闲话，当时没在意，过后才觉得有道理。她举例说，某次提及大家热衷于爬山、走万步健身，父亲听后说：“啥事都要适可而止，都不能过。”后来有人出现膝盖受损等状况，她便想起了父亲的忠告。

对于“大智若愚”这个评价，我起初有些不以为然，因我以为这词语含有“藏巧于拙”的谋略。父亲老实没有心机，觉得不大吻合。后来我才理解了这个词语的真义。父亲任职的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决策都属于草创期的探索。作为主管财务的领导，既要创新发展，又要维护公共财产的安全，这很有挑战。父亲深知公家的事绝不能有闪失，不能贪心、不敢疏忽。他之所以能够规避很多诱惑与风险，靠的不是足智多谋，而是高度的责任心。所谓“大智慧”，不是指计谋高超，而是“绝圣弃智”的忠心与正直，是以品德而非智力取胜的更高境界。

一次外出聚会见到了以前的邻居小茵姐，她已成为知名企业家了。谈起往事她说：“王伯是一个让人感觉很舒服的人。”我很稀奇她这个评价，真是既新鲜又贴切。自古以来德高望重、才华横溢、功成名就的人很多，但未必能在日常相处中使人感觉舒服。难怪母亲娘家的侄子外甥女、包括他们下一代的孙辈孩子都很喜欢父亲。我婆家的外甥女刘蕊在附近上大学时也喜欢来家里与父亲聊天儿；我远在新加坡就职的姨表妹雷敏回国后专程到父亲墓前泣立良久，不忍离开。有时我和丈夫聊起某些令人仰慕的人，我说：“爸也是这样的人”，丈夫会说：“爸比他还随和。”或者“爸比他更宽厚。”丈夫说他从事过人事、组织、统战等工作，阅人广且接触的多是高层次人才，而像父亲这样谦和脱俗的还真是凤毛麟角。

父亲确有不俗的一面。一次带他去吃自助餐，他看着身边满盘满盘来回取食的人，感叹菜品的丰富和大家的好胃口，但他只取了几样清淡的素食。我们看他吃得少，总想给他再添些，他都伸手挡住说吃不下了。我提醒他餐费是按人头算的，吃得太少就浪费了。他无奈地笑着说：“吃饱了就好了，咋会浪费，我不吃还有别人吃嘛。”顿时，我有了一种高下立见的羞耻感。父亲常常会在点滴的日常琐事中使人感受到润物无声的启迪，而这都不是从说教中得来的。

父亲说他一生很平顺，没有遭受他这代人常有的磨难。这既是事实也是一种相对而言的主观感受，确切地说是他以感恩之心看待生活而得出的结论。文革中学生造反，他也曾被关进“牛棚”。母亲说还是听别人说父亲也挨了打，他自己没提起，只是被放出来的那些天，一向少言寡语的父亲突然变得特爱说话，母亲说可能是被憋坏了。我至今还记得儿时的一个场景，那是在学校的大操场，好像是黄昏时节，感觉天色昏暗、大雾弥漫。父亲怀抱着我，身旁一个青年男子厉声呵斥他，而他彬彬有礼地回应着。我以为父亲看不出这人态度不好，便说：“爸爸，叔叔骂你呢。”父亲拍拍我说：“没有，叔叔跟爸爸说话呢。”过了一会儿我看情况不对，又害怕地说：“爸爸，叔叔骂你呢。”父亲又拍拍我说：“没有，叔叔跟爸爸说话呢。”

回到家后，父亲把这情景告诉了母亲，说我聪明，那么小就会察言观色。母亲后来常把这事当作趣闻来提说，这更加深了我对这段经历的记忆。改革开放后，母亲偶尔碰到当年粗暴对待过他们的人，尽量躲着走，不愿直面相见，父亲却很坦然地打招呼，态度无异于他人。母亲说你忘了他过去那么厉害地对待你吗？父亲淡然地说：“那是那个时代嘛！”。

父亲能够很轻易地宽恕人，不存一点怨恨，这也许与他不幸的家庭有关。父亲的母亲因娘家突发事故伤了人命而受到惊吓，精神失常了。从此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失去了对外界的反应，被人称为“糊涂婆”。我大姑文革时期因姑父在单位受审查忧虑成疾，也有过短暂的精神障碍。我小姑因婆家分家等琐事受到刺激，也患了类似抑郁症的疾病。我的叔叔更是家门不幸，儿子很聪明，却因发烧而落下残疾，女儿很漂亮却遭遇拐卖沦落他乡。这些不幸的亲戚以及与他们有关联的乡亲们都希望从父亲这里获得帮助，父亲大半生都要为亲戚们贴补金钱，求医问药，处理各种杂事，他极能耐烦。

姑姑们年轻时常会带着孩子住到我家，称之为“熬娘家”。小姑发病后只要送到我家就会很快有所改善，她断断续续在我家疗养了几年，终究没能痊愈。母亲说唐山大地震期间，家家在外搭建防震棚以防地震，大姑那时住在我家，朋友提醒该让她回去，免得出事不好向她家人交代。母亲把这话告诉大姑，大姑说：“要是地震了咱们也是一起遭难，谁还会问你要人！”她仍情愿住在这里。母亲说在那场著名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成人每月二十七斤半的粮食定量本来就不够，家里还要接济父母双方的亲戚以及不时来家暂住的人，父亲只能苛待自己，少吃或不吃。他一壶一壶地喝开水，一米七以上的高个子瘦得只剩下92斤重，而他仍然默默承受着，从不叫苦也无怨言。

我想，父亲可能就是从家族亲情中体会了人生的不易，也深切感受到生活远不是能以“讲道理”“论是非”来解决的，他采取了更有温情的体恤来面对。

近来，我常想起在大操场父亲被呵斥的场景和他去世后做的那个梦。奇特的是，前者是现实，却朦胧像梦境；后者是梦境，却真切如现实。细想起来，这两个场景竟有着共同的特性，就是在灰暗拥挤、冰冷粗暴的环境中，父亲仍然保持着灿烂的笑容和文雅的姿态，这真是喻意了他的一生。

世人常以功名论英雄，若以此衡量，父亲太过平常了。莫说其他，单从周围看，比他学识多、见识广、成就大的人比比皆是，然而，人的一生，成败荣辱都不过是一场考验，父亲能在平凡的人生中始终持守天性的纯良，在我看来，这就是不平凡的冠冕。

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以前常看父亲在书法作品中引用名人佳句，记得有一首诗是“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那时吟诵只觉诗有文采，而今默念句句动情。父亲就像不言的桃李和暗香的梅花，吸引着我缅怀与追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