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太阳、星星和月亮

潘作成

母亲的太阳、星星和月亮

潘作成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几乎每天都关注太阳、星星和月亮，眼睛不时看看它们，口里不时叨念它们，日常生活中许多事情，都要看着它们去做。这样说，您可能以为我的母亲或许和天文学有什么关系吧？其实不是。我的母亲，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根本就不识字。

　　母亲叫焦淑珍，高高的个子，大手，大脚，大眼睛。母亲的身材在村里的妇女中是数一数二的，大约在一米七十五六上下。到了我们这一代，只有大哥达到了这样的身高。母亲的大眼睛很精神，我们兄弟姊妹四人，谁也没能传承下母亲眼睛的神采。母亲的大脚很特别，二脚趾压在大拇脚趾和中脚趾上面，那是曾经裹脚造成的后果。母亲六七岁的时候，姥姥和其他做母亲的农村妇女一样，为她裹了脚。一双正在自然生长、整天蹦蹦跳跳、健康活泼而又稚嫩的小脚丫，突然给人用手将几个脚趾硬捏在一起，相互挤压着，再拿长长的布条缠住，塞进一对尖尖的小鞋里，以打造一步三摇的所谓“三寸金莲”。那是何等残酷的事情啊！倔强的母亲终日哭闹，不愿裹脚。可是，在那样的年代，没有谁会在意一个小孩子的哭闹。因为小姑娘在裹脚时哭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事情竟发生了转机，并引出了一个喜剧性的结果。是姥爷的兄弟中有一位读书人（我应称其为姥爷）颇有见识，说，都已经民国了（母亲出生于1917年），还给孩子裹脚！孩子不光现在遭罪，将来一辈子生活也都不方便，有什么好？大城市里早都不兴这个了。姥姥细想这话说得有理，便横了横心，把母亲的脚给放开了。应该说，姥姥的做法是难能可贵的。虽然早在民国初建时，孙中山就已下令女子不准缠足，但在20世纪的20年代初，受千百年来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农村敢于不给女孩儿裹脚的并不多。至于孩子为裹脚而哭闹，在大人眼里也根本算不上什么事。或许是由于曾经被缠过一段时间吧，母亲的两只脚后来反倒长得格外大。母亲的两只手也和脚一样，长得特别大。不过，打我记事时起，就从未见过母亲的手像后来一些女人的手那样白皙细嫩过（尽管母亲的皮肤很白），而是粗糙干涩，结着硬茧。一到冬天，手指和手掌还裂出一些小口儿，摸一摸，就像砂纸一样扎手。而母亲保护双手皮肤的“护肤品”，就是一毛钱一盒的蛤蜊油。年年一到冬天，由于每天湿一把、干一把，母亲的手就开始裂口，裂口严重了还会出血。于是，母亲就去供销社买盒蛤蜊油，回来把双手洗净，抹上蛤蜊油，然后在火盆上烤，连续抹上几天，裂口就会渐渐愈合或减轻。母亲自己常说，她那两只手，就像是锉一样，粗糙得很。我有时候后背痒了，叫母亲给挠挠，母亲都不用指甲，只用一只手在我的后背上摩挲两下，就解决问题了。

　　高大的身材，加上两只大手和“解放脚”（被裹过又放开的脚叫做“解放脚”），为后来做为家庭主妇的母亲勤俭持家提供了条件。上世纪60年代，我家刚下放到农村不久，父亲和大哥都在生产队劳动，姐姐、二哥和我还在读书；做饭、洗衣服、喂鸡喂猪、侍弄园子等一应家务，自然都落到了母亲一人身上。母亲要强。虽说家里生活困难，可一天三顿饭从来都是按时放桌开饭，紫檀色的旧八仙桌抹得锃亮，咸菜碟、酱碗摆得整整齐齐。一家大小虽说都是平常穿戴，可就是补丁衣裤，也都收拾得板板正正，洗得干干净净，从没有过穿得破破烂烂、埋埋汰汰的时候。并不宽敞的住房，也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口大柜擦得锃亮，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外屋地同样收拾得利利索索，锅盖和锅台上的木板（那时还没有用水泥抹的锅台），也都擦得一尘不染。母亲的干净利索和吃苦耐劳在村里是有口皆碑、人人称赞的。母亲在家干活都是穿破旧的衣服，可出门的时候，比如上供销社买个东西呀，去找大夫买个药啊，就一定要换上洁净整齐的衣裤。母亲没穿过对襟的洋装，都是带大襟的便服。一件瓦灰色的上衣，一条青色的裤子，她总是出门时才穿，一直穿了好多年，还是跟新的差不多。

那时家里没有钟表，母亲干活做饭，白天看太阳，晚上就看星星、月亮。

那个年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大半还处于半原始状态，使用的是弯勾犁、月牙锄，讲究的是“人勤地不懒”。社员们成年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尤其是夏锄和秋收之际。而社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也恰是母亲最辛苦的时候。

　　大哥年轻时爱摆弄牲口，是生产队出色的马车老板子。赶马车在农村算是较好的差事，但老板子也不是一年四季都赶车。一般只有农闲时赶车拉脚，秋收时赶车拉庄稼，其余春耕时要赶犁杖起垄播种，夏锄时要赶犁杖蹚地，冬天时要赶磙子打场，打完场、送完公粮，多半要进山“倒套子”（把采伐下来的木材从上山运到山下楞场）。除了春耕用不着太起早贪黑，蹚地、打场都常常是夜以继日。拿蹚地来说，为赶在雨季到来之前侍弄完地，社员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很快把地铲完了一遍。这铲完的地必须紧跟着蹚上，以保证能够及时再铲下一遍，还有就是怕赶上急雨一冲，会造成水土流失，严重时会影响庄稼生长。可生产队犁杖数量有限，为尽快把地蹚完，就只能加班加点。加班加点人没问题，辛苦些就是了，牛马却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原来牛马都怕瞎虻——一种状似苍蝇而又比绿头苍蝇还大的昆虫，学名牛虻，专喝动物的血，比蚊子厉害得多。盛夏时节，瞎虻一般在上午10点钟以前起来活动觅食，越到中午天热时越多，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才逐渐减少。多的时候，黑压压聚成团、滚成球，围着牛马身前身后上下飞舞，得着机会落下就咬。这时候的牛马，一个个都不停地甩动着尾巴，摇晃着脑袋，可怎么忙活也驱赶不开。多的时候，老板子一鞭子下去能打死十多只。牛马身上，常常被叮得出血，并引来大群的苍蝇。为减少被瞎虻叮咬，起大早、贪大黑，避开酷热的中午，利用熹微的晨曦和落日的余晖还有皎洁的月光照明干活儿，就成了老板子们唯一的选择。而无论是三更套犁杖还是五更套车，我的亲爱的母亲，都要提前下厨，让大哥和老爹在出工前和收工后，能够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

　　再拿打场来说。每年刚入冬，大地一封冻，社员们就抓紧时间打场了。一般是先打黄豆后打谷，也有时候黄豆谷子一起来。生产队凡是能干活的马全都套上磙子，一个连着一个，在老板子大鞭的指挥下，在场院上跑着圈子。石磙下，豆荚噼啪炸响，谷粒纷纷脱落，场院里堆起大堆大堆金黄的粮食。这时，父亲和大哥都在场上各自忙碌——大哥和几个老板子忙着赶磙子，父亲和其他人忙着翻场、捆草，一场打完还要起场，把豆秸和谷草挑出场外，再重新铺上一层谷子和黄豆。打场每晚都要打夜班。农村没电的时候，打夜班只能靠朦胧的月光照明，没月亮时就点几盏风灯或汽灯。后来农村有了电，索性有月亮时也点着电灯。而只要父亲和大哥在场上打夜班，母亲都要看着月亮或三星，按时烧水做饭——那时候，生产队打夜班还不时兴供饭，人们只能各自回家去吃饭。

　　母亲对于月亮和三星的计时作用掌握得非常好。看看月亮什么形状，就知道是农历的上半月或下半月，大概是初几或十几；看看月亮到了天空的什么位置，结合着大致初几或十几的判断，就知道是几更天了。朔日前后没有月亮，母亲就全凭看三星的位置来判断时间。最典型的要算是大年三十的夜晚。母亲出去看看三星到头顶了，就说，交子时了，该煮饺子了。就马上引火，烧开水，准备煮饺子，每次都和别人家煮饺子的时间差不多。后来家里有了块马蹄表，母亲也还是时常看太阳、月亮和三星掌握时间。太阳、月亮和三星，简直就是母亲的钟表。

母亲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地忙活，既要喂鸡喂猪，又要做一家人的饭，还要洗洗涮涮，比下地出工还累。尤其是到了换季的时候，还要做一家人的衣服。那时候和现在不同，衣服都是自己家做，尤其农村更是如此。特别是做棉衣服，既要絮棉花，还要行（hang）起来，特别费事。但母亲宁可起早贪黑，哪年都能保证一家人到时候穿上棉衣。每年夏天到了，母亲都要将家中所有被褥拆洗一遍，并迅速做好。母亲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干活儿的麻利劲儿，真的是非常令人钦佩。可即便是这样辛苦，母亲对自己并不满意。母亲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其实，她每年也都参加诸如扒苞米、薅谷子之类不耽误做饭的集体劳动。

　　为了能多挣些工分，每年冬天生产队给各家分线麻（为满足日常使用绳索的需要，生产队每年都会种植一些线麻，沤好后分交各家各户去扒，按交麻的数量给工分），有的人家嫌扒麻脏不要，母亲就把人家那份要过来。母亲对我们说，扒麻不吃亏，在家就挣工分，还落下麻秆儿烧火，外加还能剩些好麻自家用。事情确实如此，可那工分却是要靠挤出休息时间去挣的。为了能按时把分到的麻扒出来，母亲每天忙完家务，只要有一点儿空儿就扒麻。看着母亲那么操劳，姐姐、二哥、父亲外加我，也都投入这项劳动（大哥结婚两年后分出去单过）。于是，经常在夜晚形成全家齐上阵的局面。一般是吃过晚饭，姐姐帮着母亲收拾完碗筷，就从院里小山似的麻堆上拽下几梱，先拿进两梱来，每人再从中抽出一大掐子，靠墙或炕边戳着，然后或坐在炕沿、板凳上，或干脆站着，一边听着广播喇叭，聊着家里和生产队的闲事，一边开始扒麻。人多力量大。四五个人从7点钟开始，扒到9点钟听完评书或小说连续广播结束，总共能扒出三四斤麻来。而为了鼓励大家的情绪，每次把扒下的麻归到一起捆成大梱时，母亲都会拿过秤来，称一下分量，表扬我们几个孩子几句。毫无疑问，每次都是母亲扒的数量最多。母亲扒麻的速度我们谁也赶不上。而且她每次都能提出一些成色好、批子长而又粗细均匀的好麻来，留着打纳鞋底、绱鞋用的细麻绳——当然，这做鞋也是母亲多项家务活中的一项——这还不算，常常是我们几个人都躺下休息了，母亲一个人还在继续扒。我们喊她睡，她说不困睡不着，叫我们赶紧睡。

有多少次，我一觉醒来下地撒尿，母亲一个人还在那么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扒着，地上堆着大堆扒完的麻秆儿……我有时怕母亲太累，忍不住说，妈，快睡吧，点着灯我睡不着。母亲看我一眼，笑着说，你睡得那么香还说睡不着！快睡吧，妈再扒一会儿，三星还没落呢。我就不再说什么，趴在枕头上看母亲扒麻，可没几分钟就兀自睡着了。而第二天早上醒来，屋里都已经收拾得利利索索，早饭也已经做好了。麻扒完交上去，按规定换算成了工分，或七百，或八百，母亲都会很高兴，流露出少见的满足，到生产队开支（年底分红）时，还会张罗为我们兄弟姊妹买点日常生活用品，说是奖励我们为家庭付出的劳动。而对于她自己，母亲却从未奖励过任何东西。在我们家里，无论吃穿用度，母亲都是最低水平的，直到她离开我们。如果说母亲也有什么特殊消费的话，那就是她偶尔会吃两片镇痛片，以抵御长年劳作缺少休息所造成的腰疼。但她又不敢太常吃，说怕成瘾。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母亲控制吃镇痛片的数量是怕影响健康呢，还是怕费钱，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当然，母亲的一双手脚虽然都大，但却非常灵巧。母亲的女红在村里也是非常出色的。村里谁家嫁闺女要赶做新衣被，哪个大娘大婶要做鞋，想找个鞋样、铰个鞋面或绱个鞋底儿，或者做衣服打不好蒜瓣疙瘩（便服上衣上钉的用带子结成的扣子）之类，都愿来找母亲。母亲是热心肠，谁求都肯帮忙，在邻里中人缘儿非常好。母亲还很善于学习，发现便服棉裤渐被洋服棉裤取代，便很快学会了洋服棉裤的裁剪。母亲做吃的也不含糊。长年吃着的粗粮，她总能想办法做得好吃些，她做的苞米面大饼子，总是那么暄腾，也不像有的人家大饼子那样净是手指印子。她擀的面条，又细又长又筋道。她还会炸大果子，会打酥饼，只是因为那时白面、豆油太少而很少做。母亲包饺子习惯于包两只手往一起一捏的那种，速度非常快。但母亲包的这种饺子边儿很窄，也有褶儿，而且是弯的，看上去很好看，和饭店里的不一样。从两头往中间一点儿一点儿捏成元宝形的那种饺子，母亲也会包，可她嫌慢，很少那样包。由于一天到晚要做的活儿非常多，使母亲做事特别重视效率。

和善于计算时间一样，母亲过日子总是精打细算，绝不乱花一分钱。但她又从不吝啬，总是尽最大可能帮助那些比自己生活困难的人，邻里间求借也都愿找她。母亲信佛，相信善恶有报。

　　让我终生难过和抱憾的是，母亲在我只有13岁时就过早地仙逝了，享年只有55岁。我的亲爱的母亲，她给了我伟大而无私的母爱，却未给我略尽孝心的机会。几十年来，每当想起孟郊的《游子吟》或听到《懂你》《人生第一次》等赞颂母亲的诗歌或歌曲，我总是很容易激动。当年在平房居住夜晚闲暇的时候，我也常常一个人望着天上的月亮或三星发呆。在那边，母亲不知生活得怎样，是不是还保持着看太阳、星星和月亮判断时间的习惯，是不是还像当年那样计算着分秒地操劳呢？

妈，我的亲爱的妈妈，愿您在天国中能少些辛劳！如果真有来生，我希望还能做您的儿子！

（本文已于同日在黑龙江网络平台“陈年往事的记忆”上发表。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