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诗断想——鲁迅对诗歌的贡献

宁静

鲁迅先生全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精神，表现了人民的反抗斗争——特别是他的杂文，热切希望，爱憎深刻，含蓄有力的字句，闪耀着动人的诗的光芒。鲁迅是具有着诗人性格和气质的，他在诗歌方面的贡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他写了不少古体诗，也写了一些他自称之为“打油诗”和民歌体的作品。新诗创作虽然不多，散文诗《野草》却影响力的最大，成为他作品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诗创作以外，鲁迅先生也曾写论文。

他大力介绍了世界上进步诗人的作品（也曾翻译过诗）他对五四时代新诗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对于诗歌创作和批评，鲁迅先生虽然没有发表过了成篇的大论，但他那珍珠似地闪着宝光的许多零星意见一经整理连贯起来就是极为宝贵的一串。

远在一九OO年留学日本以前，直到三十年代那些黒暗岁月，鲁迅先生断断续续地写下了一些古体诗歌。这些作品有手足情谊的怀念，有风景的描写有赠别的吟诵，也有对朋友的悼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表现作者与时俱进的反抗精神上的作品——这些作品深沉地描绘出了当时社会的丑恶，环境的残酷和作为战士的不屈不挠坚决斗争。这些诗里沁透着这位文艺巨人的深挚激情，许多的诗句像刀锋的冷光，像涌自深心的喷泉。它们不但是鲁迅先生个人悲愤的抒发，也是对敌斗争，是人民借着诗人的口发出来的呼声——这些诗歌成为鲁迅伟大的人格鲜明的写照，也就是一朵朵战斗的火花，它们至今还鼓舞着我们向上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自题小像》

只要想想清朝末日危机的历史情况就会体会到鲁迅以改造祖国为己任伟大的气魄和献身精神上的魅力。把这篇诗的有名的末句和他《题彷徨》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结合起来看，好似在一幅深黑底子的大幅油画上，望到一个手持武器的崇高的战士的形象。他的勇敢是令人感动奋发图强的。但在鲁迅先生前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还没有能够和广大群众联系在一起，甚至是还没有看到人民是革命力量的巨大源泉，这清楚地反映在他的前期的诗作里。在鲁迅先生的许多古体诗里，浸透着他对封建黑暗社会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不可调和的烈火似的愤怒之情。他的诗句闪电似地划破了黑暗浓重的天空。他的诗句就是投在窒息死人的活地狱里的响雷。他那毫不容情的诗句给龌龊旧社会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以致命的打击，有讽刺也有冷嘲。

在祖国的大地上，“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悼范爱农》）这些反动派“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赠邬其山》，《集外集拾遗》）鲁迅先生的古体诗并不严格遵守成规，把它作得堂堂正正。他并不是为作诗而作诗，而是把诗作为武器使用的。从他的各种体制的诗可以看出来，都是在抑制不住悲愤的情况下喷射而出。他写诗就像写杂文不受体制和形式的局限，敏感的及时地表达出来他深深的感受。他的某些作品是庄严雄伟的类如《自题小像》，《惯于长夜过春时》和《悼杨铨》等内容。这些作品战斗气息强烈，情感深挚而艺术表现的力量极强，拿它们和优秀的古典诗人们的作品比较也是很出色的。为了针对当时情况狙击敌人收急切的时效，他用亦庄亦谐泼辣有力的“打油体”和“民歌体”进一步战斗。

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

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

——《集外集拾遗》

白莽、柔石等五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惨杀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三三年鲁迅写下了有名的追悼诗，这篇诗里充满了对战友的无限深情和对反动政权的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写出了当时那地狱一般的环境：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为了忘却的纪念，南腔北调集》这篇诗歌不论从内容和表现方法都是杰出的，它反映出一幅黑暗地狱图，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战士的真实心情。它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至今还活在我们的心上。郭沫若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从日本潜回祖国参加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步鲁迅先生这首诗的韵发表一首诗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从清代末季到一九三六年这段历史期间，鲁迅的斗争和思想一步一步和人民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下成为革命的文化战线上的大旗。这种情况在他的诗里也得到了反映。当时社会是黒暗的，反动派是猖狂的，鲁迅始而孤军奋斗，终于和人民群众结成一体，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他《自嘲》诗里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最足以代表他的人格。除了古体诗和拟民歌的他也创作了新体诗。《野草》就是新诗的结集（此外还有零星的篇章）其中除掉为讽刺“啊呀呵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而写的《我的失恋》全部是散文诗。这些作品，都是针对现实情况，有感而发的。某些诗的写作动机和它的意义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有的是“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而作的，如《复仇》；有的是“惊异于青年之消沉”而作的如《希望》：有的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的，如这样的战士；有的是由于“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而作的如《淡淡的血痕中》

总括起来这些作品表现的他奋力反抗社会，但也感觉到个人的力量不足；他希望未来摸索前进，但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自己的心中却并无数，因而有时绝望不免伴着失望同来；作者以同情者的心情引用了他所特别喜欢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句“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同”这足以看出鲁迅当时的心情。这些作品像一个人笑里含着眼泪，他心灵的天空里时而闪着阴暗的云影——一九三0年以后作者站在思想的更高处论到《野草》的时候，说它里面的诗篇“大半是废驰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野草》英译本序）这些“惨白色小花”是有香气是悦目的。它是在黑暗土壤里开出来的花，它反映了一九二四到一九二六年那个历史上的形形色色，它是鲁迅先生思想感情最真实的深刻表露。《野草》里面的诗篇感情是浓烈的，然而它又是含蓄的。作者用了最精炼的表现手法，形象地表现出了他的思想感情。形式方面的多样化有时是以个人为主体展开了描写，用景物衬托出作者的情感，加浓了诗的气氛增重了动人的力量有时采取了说故事的方式，一步步引人入胜；有时采用了戏剧的形式用对话把人物的内心思想表达出来

除了个人创作之外，鲁迅先生也曾从事过诗歌翻译工作，可是为数不多，有的还是用文言译的（如《红星佚史》译歌十六篇）最足以表現他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作用和影响力的是他在诗歌方面所作的理论介绍工作。他介绍过的诗人包括古今中外，这些诗人的国籍虽然不同时代也相去很远，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抗世嫉俗，充满叛逆精神具有进步的革命的爱国主义思想。鲁迅一九〇七年留学日本时所写的《摩罗诗力说》是一篇热情充沛、刚劲有力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面他强调诗歌鼓舞人心的作用，把它比作民族的声音。就像《史记》里所说的入国闻其声，便可以知道它治乱一样，从诗歌音响的强弱上可以听出一个国家的盛衰。鲁迅先生用了冲锋号似的呼叫声音向死气沉沉的祖国人民介绍了他心向往之的不同国籍不同时代的七位“摩罗”诗人。他用了带着浓烈情感的笔锋，概括而突出地描写了这些杰出的诗人们的生平、思想和作品，使一个桀骜不驯的革命民主战士和社会的叛逆者的形象巍然屹立在我们面前

鲁迅先生这么热情地介绍了这些“摩罗”诗人，是因为这些“天摩”是真理说教者的缘故。他们“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力足以振人人！他们这些诗人，不但“立意在反抗”而且“指归在动作”！这情况说明了他们所以被鲁迅先生喜爱的原因。鲁迅当年他在日本留学，深感于祖国不振，社会的腐败，正想以文艺为武器，把一般国民从消沉颓丧中唤醒起来为国家争取民主和自由。这时候，这些诗人的深切地打动了他引起了他思想感情上的共鸣，这些不同年代和国籍的诗人竟成为他的有力的号手，热切的同调者。鲁迅先生在这篇论文里，论述介绍了这些诗人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启动国人使他们闻声奋起。所以在结尾处他以激昂的心精和激动声音发问：“上述诸人……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求之华士，孰比之哉？”接着他又感概地说：“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劳劳独躯壳之事是图，而精神日就于荒落；新潮来袭遂以不支。”

这种强调“精神”作用的思想，是鲁迅先生早期思想的一个特点。他在同年作的《文化偏至论》里也有“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说法。这种启发“国民性”的启蒙工作和“个性解放”说，在那个时代是有进步意义的，但这也是走入集体主义以前的作为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战士鲁迅思想上的一个限制。但不能因此就否定了在那个死气沉沉，阴暗僵冷的时代和社会里所作的启蒙工作和争取个性解放的重大意义——他介绍这些“摩罗”诗人的用意是令人钦敬的，这篇文章不但对于“五四运动”时代新诗革命的鼓舞和借鉴作用，对于人民的启发和鼓励也如暴风狂雨。在写了《摩罗诗力说》将近二十年以后，鲁迅向国人介绍了苏联诗人勃洛克，把他说成是“身历革命的”诗人，他知道革命的破坏性，“但并非无创造，所以他决没有绝望之心，这正是革命时代的活着人的心”（《马上日记之二》，《华盖集续编》）对于勃洛克的名作《十二个》鲁迅作了扼要的评论，说它“不是空洞的”，承认了它是“俄国十月革命时代的最重要的作品”，但经过分析以后觉得“这大作品《十二个》也还不是革命的诗”，从《十二个》里可以看出来诗人的心：“他向前，所以向革命突进了，然而反顾，于是受伤。”

在中国的古典诗人里，鲁迅最喜欢嵇康。他花了许多精力编成了《嵇康集》“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愤世嫉俗，反抗礼教的精神是文学史上有名的。鲁迅深深的爱他那一身傲骨，爱他“始终都极坏的”大脾气。从鲁迅所介绍所向往的诗人的反抗精神上面反映出他个人的思想面貌——新诗中鲁迅先生很看重白莽（殷夫）的诗，当他为革命牺牲了以后，鲁迅给他的遗诗《孩儿塔》作序，说白莽的诗“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躯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白莽作（孩儿塔）序》，《且介亭杂文末编》）这篇序作于一九三六年的三月，距离逝世只有三个月。从这篇序文里可以看出来鲁迅对作为革命的烈士白莽的人和他写的诗歌的评价，从而也可以看出来作为无产阶级伟大的战士鲁迅对于革命未来的确信。对于诗歌的社会功能和它对人民的鼓舞启犮作用，鲁迅是很看重的。因此，他很重视诗歌的理论及批评工作。反对那种“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有毒与否全不负责的谬论”（见《看书琐记（三）》，《花边文学》）鲁迅对一些反动有毒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始终不遗余力地予以批判和打击。同时正确的拿出自己的理论和见解引导群众走上正确的道路。

在诗歌创作方面的鲁迅非常重视民歌民谣，把这些人民口头创作摆在首要地位。他在《门外文谈》里（《且介亭杂文》）把这些人民中“无名诗人”叫做“杭育杭育派”。《诗经》的《国风》就是他们的创作，影响到东晋、齐、粱的子夜歌唐代的竹枝词、柳枝词等，它们常常成为衰颓的旧文学起死回生的因素。人民口头创作的这些诗歌，“刚健、清新”虎虎有生气。鲁迅在许多文章里强调民歌并把它们引证出来

那怕你铜墙铁壁，

那怕你皇亲国戚……

《目莲救母》里边出自无常鬼中这两句剧辞，鲁迅就不止一次地引用激昂热情地说它“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门外文谈》）他举出绍兴人民给“群玉班”编的一支歌：

台上群玉班，

台下都走散。

连忙关庙门，

两边墙壁都爬塌，

连忙扯得牢，

只剩下一担馄饨担。

——《偶成》《准风月谈》

读了这支歌，的确令人感动觉得“农民的本领不亚于大文豪”（同上）。鲁迅对于中国古典诗词那里一些颓唐感伤气味浓重的作品很是反感，常把人民口头创作的那种朴素健康东西拿来和它比较，这样更清楚的显示出民歌民谣的优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