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杏河中学上学的日子——一个六零后对初中生活的回忆

徐长玉

回顾我这辈子走过的道路，最紧要的一步是1979年至1981年在杏河中学读初中。没有我在杏河中学打下的牢固基础，做出的人生抉择，就没有我后来的成长和成就。值此初中入校45周年之际，特写此文，追忆令我刻骨铭心的初中生活，感恩改变了我命运的母校和母校的老师及同学们。

杏河镇的“大学校”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杏河镇只有一所中学——杏河中学。同小学比，杏河中学不仅“执凭”（当地老百姓多把“文凭”说成“执凭”）高，而且条件好，所以，这所学校自然便成了当地人心目中的“大学校”。

依稀记得，那时，杏河中学的校园由分布在公路两侧的两个区域组成。其中，公路西侧坐落在杏子河东岸的区域，是学校的主校区，建有两排东西方向的砖窑和一排南北方向、两排东西方向的平房，在两排东西方向的平房之间，是一片面积较大的广场。位于那排南北方向的平房的南部是学校的灶房，北部是学校的厕所。砖窑有的是教师的宿舍兼工作间，有的是学校领导的办公室，至于平房则是学生的教室。印象中，砖窑的洞口上方均安着半圆窗，半圆窗下边，一侧安的是方窗，一侧安的是独扇门，方窗安着玻璃，门上吊着印有“杏河中学”字样的门帘，门窗统统是油漆过的。因之，与农民居住的土窑相比，就显得格外洋气，一看就是公家单位。平房通常设有多个教室，每间教室一般摆放四排桌凳，每排10行左右，桌凳都是用木头做的，一般并不油漆，但也有油漆的，教室两边通常各安2个窗子，窗子安着玻璃，其中靠底下一排的玻璃一般是印有花纹的毛色玻璃，不透明。不管是窑洞还是平房，均不配暖气和自来水，得靠师生自己生炉子取暖和到水井打水饮用。学校的大门设在校园广场以东公路的边上，从大门进来，要下一个缓坡，才能进入校区。大门内侧以北不远处，安有一口铁钟，有专门的同志负责按时敲钟，指挥全校的作息。

公路以东爬上一个宽宽的缓坡，便是被围墙圈起来的操场，操场以东再上一个缓坡，便是一座陡峭的高山，高山山崖根凿有一排石窑和土窑，是学生的宿舍和学校的仓库。

学校的操场特别大，可同时容纳上千人开会，操场内的体育场地和器材较为齐全，如跑道、篮球场、排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台和跳远坑等，以及单双杠，跳箱、跳绳、铁环、标枪、手榴弹，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等，应有尽有。

操场不仅是学校跑早操、上体育课和开运动会的地方，也是乡政府举行大型集会和在暑假期间举行农贸会的场所。

“天亮就出发”



我们班的同学由走读生和住校生两部分组成。大体说来，住在北至牛寨村南至沙湾村的杏子河川道上的同学多为走读生，住在杏子河下游牛沟、吕川和杏子河两岸山岭上的同学多为住校生。

走读生每天早上均要从家里出发，步走到校，下午放学后再步走回家。其中住得距学校更近的同学，比如边咀行政村的同学，通常每天早中下得往返学校三次。由于那时学校每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按照早晨、上午、下午和晚自习四个时段安排教学活动的，且早晨的教学活动结束之后才吃早饭，所以走读生每天必须从家里早早起床，才能赶上学校的早操和早读时间。所以，对走读生来说，“天亮就出发”便是常态。

我家距杏河中学只有一公里的路程，所以，读初中期间，我一直是走读的。为了赶上学校的早操和早读课，我每天早晨，都是六点多钟起床，步行去学校上学。其时，我们村读初中的几乎就我一个人，所以，那时，我读初中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困难，便是早晨不敢独自步行到校。尤其是冬天，夜长昼短，每天早上六点多的时候，天才麻麻亮，甚至伸手不见五指。由于一来那时我的胆子特小，二来从我家到学校的路上，有两个大湾，其中，第一个大湾的东边便是弘门寺湾，弘门寺湾的悬崖上有许多破损的石窟，怪吓人的；第二个大湾的路边有一个破窑洞，窑里不时有流浪汉或疯子出没，甚至曾经停放过死人，所以，每当我每天不得不独自走过这两个必经之地时，便不由得头发直竖，舌头打结，两眼直视前方，生怕看到什么，两脚轻轻着地，生怕弄出声响，更不敢打手电和咳嗽，生怕引起魔鬼和坏人的注意，直至平安走过这两个邪恶之地时，我才如释重负地朝学校走去。

为此，在天色最黑的几个早晨，我甚至不得不央求母亲照我走过那两个大湾。好在后来认识了家住邻村李嘴子的李旺龙同学，我们便相约各自从自己的村子出发，准时在第一个大湾处汇合，然后相跟着到校。但由于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和我们两人均没有钟表和手表，更没有手机，所以，不能如约相会的情况也是常有的，每当这时，我就只能一个人硬撑着摸黑去学校了。

青涩少年





我们班的同学绝大多数是农村娃，我也不例外。农村娃的特点，大部分是朴素、自卑和封建。

虽说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国家已经在农村开始推行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改革，所以，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吃不好和没钱花仍是同学们普遍面临的苦恼，解决的办法不外就是节约。记得那时，在吃的方面，主要以粗粮和白菜为主，偶尔吃一顿白面和豆芽、鸡蛋、粉条就算是改善生活了。记得一天中午，我曾好奇地专门去住校生的宿舍参观。只见炕上并排放着十几床铺盖，脏兮兮的，靠生炉子取暖的、漆黑的宿舍弥漫着多种难以名状的怪味，直熏得人气出不上来。然而，早已习惯成自然了的住校生们对此却浑然不觉，不是如同嚼蜡地吃着从灶上打回来的小米干饭，就是互相交换着对方干粮袋里的炒面、熟米、饼子和豆子。看到这一幕幕情景，我不由得暗自庆幸起自己的家距离学校不远的莫大好处来了。最起码，我可以顿顿吃上“小灶饭”和新鲜饭啊。

那时，尽管学校没有统一发校服，但大家穿的衣服几乎大同小异，就拿男同学来说，春夏秋三季多半穿着由当地裁缝制作的蓝色或灰色中山装上衣和劳动布裤子，冬天则普遍穿着由家人自制的棉袄和棉裤，外套着春夏秋三季穿过的中山装，至于鞋袜，穿的几乎也都是由父母自制的布鞋和羊毛袜（冬天穿，其他季节几乎不穿袜子）。

自卑是那个时候农村娃的标配，只是程度不同罢了。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自幼所受到的贫穷和家庭的社会地位低下所致吧。这方面，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不敢在公众场合说话，一说话就脸红脖子粗，于是，只好常常寡言少语，每每独来独往。这种情况，直到上了大学，才有所改变。

封建是那个时候不论城里娃还是农村娃兼具的特征。就拿我来说，“男女授受不亲”，便是根深蒂固的观念。为此，初中三年，我几乎没有和女同学说过话，更没有谈过恋爱。不是因为不想，就是认为男同学和女同学说话是不正经的表现，所以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记得一度时期，班上给我分配的同桌是一位女同学。彼时，我总是中规中矩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会越雷池一步。而坐在我后面的一位同学却时不时故意拿我取笑，说我是个胆小鬼，不敢占女同桌的位子。受不了他的激将法，我便故意把胳膊伸到女同桌的位置上，女同桌不高兴，便用她的胳膊肘把我的胳膊硬是撞到自己的位置上，为了维护男子汉的体面，我便再次把胳膊伸将过去，如此反复，撞撞不休。有意思的是，整个过程，双方居然一言不发，俨然上演了一幕活生生的哑剧一般。

奇怪的是，性格如此孤僻的我，居然在读初中期间，当过一段班干部，甚至是班长。至今，我都想不起来我当时究竟是怎样“爬”上这个高位的。但有一点我依然记忆犹新，这便是，我压根就不是当官的料，我所能做到的，便是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至于管理别人，则完全无从谈起。记得有一天下午，上的是自习课，可是，大部分同学不看书学习，而是交头接耳，大声喧哗，直把教室吵得“一乱包”。此时，有几个平时一贯爱学习的同学，嘀嘀咕咕地抱怨我身为班长，一点责任都不负，只说得我忍无可忍，蓦地站了起来，脸红脖子粗地大声喊了句“不要说话”，惊得说话的同学顿时戛然而止，教室旋即恢复了平静，然而，不多时，爱说话的同学便再次叽叽喳喳地说起话来。“黔驴技穷”的我只得不声不响地把带头说话的几个同学的名字记在纸上，不等下课，就送到了班主任办公室。从此，我便落下个爱告状的恶名。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不久，我便主动辞职，作了“一介平民”。

没完没了的 “家庭作业”





与如今的中小学生家庭作业过多，把学生和家长压得喘不过气来不同，我们那个时候，老师只要求学生完成当天的校内作业即可，几乎不布置家庭作业。就连晚自习，也只要求住校生上，走读生完全可以不上。但说起来，我们那个时候的中小学生一点也不轻松，因为我们普遍不得不要完成另外一种“家庭作业”，且同样多如牛毛，这便是，我们每天回家后都得做没完没了的家务活。

就拿我来说，不知什么原因，我父母尤其是母亲总会有无穷无尽的家务活让我们干，而且，感觉我家的家务活每每总是比其他家庭孩子的多。比如，每天下午放学回家，首先就得给家里还有奶奶担水，直到把缸担满为止。然后便是要到田间地头，甚至庄稼地里给牲口割草，主要是猪草，后来还有羊草、牛草和驴草，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村里虽然还没有立马实行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改革，但国家已经允许家庭饲养牲口了。现在想来，我家的家务活比别人家多的重要原因，也许是改革开放后，生产队允许我父亲在给集体交包金的前提下常年到门外做木活，导致家里的劳动力少，加上母亲常年喂一头母猪，母猪比公猪能吃。再次就是要和大哥或父母给牲口铡草。接着就是赶着牲口到河里饮水。这些都是规定动作。每每这些“家庭作业”做完以后，就是日暮时分了，这时，那些家务活少的孩子该玩的也都玩好了，或者想玩也看不见玩了，每每这时，我便因不能和其他孩子玩而对父母尤其是母亲充满了暗暗的怨恨之情。我们每天要做的家务活远止如此，比如在农忙时间，特别是秋收时间，父母往往还会要求我们帮他们秋收，主要在公家给我们分的自留地里干活……

如今看来，我们兄弟姊妹四人，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城里的，个个都比较勤快，光景也都过得“响天动地”，或许与父母特别是母亲当年给我们总是如此这般地布置了那么多的“家庭作业”不无关系吧，因为这无疑养成了我们从小便“眼里有活”的秉性和喜欢劳动的习惯。而这种秉性和习惯，不管用在居家过日子上，还是用在学习和工作上，都是受益无穷的。

芝麻开花节节高





读初中伊始，我的学习成绩一点也不好，在全班40多名同学中，甚至排过第33名，是实足的后进生。初二以后，我的学习成绩开始缓缓上升，初三时，我已经是班上排名第5的好学生了。出人意表的是，1981年中考时，我竟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总成绩破天荒地达到了年级第二（当时，杏河中学初三共有两个班），从而一举考取国家重点中学——陕西延安中学。而那一年，陕西延安中学总共才从志丹县录取了8名学生，且除了我是从乡镇中学考取的，并是农家子弟外，其他同学都是从县城中学考取的，且都是干部或工人子弟。

初中毕业后，我意外考取了延中。这件事在当地，一时之间，竟成了不大不小的“新闻”。许多人包括我的不少老师和村人，普遍认为，我纯粹是“冒碰”上的，就是“瞎猫逮住个死耗子”，因为我平时连“一点名声都没有”。至于我的家人，则无不认为我是命好。据父亲后来说，早在我中考前，他在门外做木活时就请了当地一“顶神”的卜姓婆婆给我算了卦，说我“命里有了，一定能考上了”。

现在静下心来，刨根问底，读初中期间，我的学业成绩之所以能“芝麻开花节节高”，以致三年后能顺利考入本人心仪的陕西延安中学，当是“偶然里有必然”。

首先，彼时，小小的我，便立下了当“公家人”的志向。记得自从我懵懵懂懂地开始明白一点人世间的事情以后，看到恢复高考后金榜题名的村里村外的同学或者在门外工作的上下川的干部衣锦还乡后所受到的乡民格外高看一眼的礼遇时，我便不由心里为之一怔，并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像他们一样也能够金榜题名，当一名“公家人”。这个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几乎每天晚上，甚至白天，每当我睡在被窝或者独处时，便会情不自禁地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当了“公家人”衣锦还乡后所受到的乡民同样的礼遇时的场景。

其次，彼时，小小的我便萌生了“光宗耀祖”和“为父母争光”的心愿。我的爷爷奶奶是20世纪30年代末从榆林市神木县讨吃要饭流浪到志丹县杏河镇定居下来的，被“本地人”叫做“难民”而揉不在眼里，并纷纷认为“徐家（在公家门里）没人”。当我长大以后，每当听到这句话时，便会心如刀割，发誓一定要让徐家在公家门里“有人”，并在自己成为“公家人”以后，以各种方式鼓励徐家的子孙自强不息，出人头地。我的父母虽然是农民，但小小的我便能感受到他们对我有着强烈的“望子成龙”的情结。从母亲看，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她便对村人夸耀“我们缠娃（我的乳名）是有出息的，将来肯定坐凉房房也”。母亲的这句话，尽管给我引来村里村外人的莫大嘲笑，使我一度产生了无尽的烦恼，但后来，我终究明白了这是母亲对我寄予的美好的期待。从父亲看，知道我爱学习，身为木匠的父亲，便利用在公家门上做木活的机会，主动给我做了一套比学校的桌椅板凳还要高档的桌凳和一个简易的书架。至今，这个父亲40多年前做的桌子仍然摆放在母亲的屋里；至今，每当我回老家陪伴二老时看见这张桌子时，我都会油然而生地想起我当年在这张桌子和书架前自豪地奋发学习的情景。说到父亲对我寄予的望子成龙的情结，还有两件小事可以佐证。一是常年在门外做木活的父亲，道听途说，有的娃娃之所以能金榜题名，是因为家长请老师吃饭的结果，便自作主张，让我请老师来家里吃饭，当我慌说老师“不愿意”时，父亲便将村里“打平伙”时分的一碗羊肉，强递到我的手里，非让我给老师送去不可。尽管不由自主的我，在走在去往学校的路上时，便趁没有注意之机，偷偷地将羊肉倒进山水钻下的“水串管”里，但此后，我便更加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暗自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报效父母。还有一件事，在初三最后一学期，父亲在县城做木活时，特意从在县城工作的一本家的家里给我带回来一本《初中语法复习资料》，正是凭着这本当时同学们普遍没有的课外复习资料，我的语文成绩得以有了较大的提升。

再则，毫无疑问，读初中期间，我的老师们对我的成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我的初中老师们首先个个都是“公家人”，因此，他们自然便成了打小就渴望成为“公家人”的我的“身边的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此外，我的初中老师们在日常的教书育人中，不仅给我传道受业解惑，而且无不以自己的方式，对我起到了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的作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便是当时的我发自肺腑的心声和期盼。不言而喻，但凡内心中能够自发地萌生出如此心声和期盼的学生，大概率会是一个有心人，“有心人，天不负”，相信这样的学生将来一定“差不了”。记忆中，对我有启蒙和教化之恩的初中老师有：付学清老师，杨成林老师，孟广维老师，石海瑞老师，薛生民老师，牛玺荣老师，李振忠老师，王应武老师，郝群老师，李建国老师，张生亮老师，李智勇老师，高怀孝老师，高岸英老师，李旺生老师，同登老师等。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也。”我的成长当然离不开陪伴我三年的各位初中同学的互帮互助和共同进步。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瞬之间，我的一辈子就要下来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由衷希望我的母校越办越好，希望母校的学弟学妹们一代更比一代强。也由衷祝愿我的老师和同学们身体健康，安享晚年。

说明：图一系杏河镇政府所在地，摄于2018年夏季；图二系杏河中学老教师孟广维先生20世纪70年代在杏河中学教工宿舍前留影；图三系杏河中学81届同学毕业留影；图四系作者初中毕业照；图五系杏河中学81届部分同学于2018年在志丹县城参加同学小孩婚礼时合影；图六系作者于2019年为母校杏河中学捐赠图书时留影。

作者简介：徐长玉，1964年10月生，陕西省志丹县杏河镇新集庄人，曾于1979年至1981年在志丹县杏河中学读初中，后长期在延安求学、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