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的文学体裁中，诗歌、小说、戏剧是三大主要分类。至于散文、随笔、杂文，就在其次了。这里面，诗歌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线。 而诗歌这种文学在中华文化的成熟，是经历了一个从“民间业余作者”到文人创作的变化过程的。朱自清先生认为，上古先民在劳动的过程中，通过发出反复的音节来配合劳动，以驱赶疲惫和获得更加多的力量，并且保证在需要配合的时候有更好的配合。 大家可以通过《川江号子》这首歌来体会这种创作。剔除掉里面文学艺术加工和叙事部分，《川江号子》里面那些反复的号子声，就是最早的歌谣形式。这种原始的歌谣现在在很多农村地区，都有不少保留。比如一群人一起抬重物。 不过，朱自清先生主要是从劳动人民这个角度来进行的阐释。我认为，诗歌的诞生还有一个源头，那就是在祭祀过程中的娱神或者祭祀仪式。 上古先民们的生活中，娱神是一个重要的生活场景。<br>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要把娱神、祭祀的仪式看作是从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某种艺术形式发展出来的，也没有问题。因为祭祀仪式也不是从天而降的。把好东西献给神，当然也包括好的动作和声音。 但是，很显然，娱神的物品、动作、声音都一定是经过精心挑选，而且要进行提炼、加工，比之原初的形态要更加精致。这个加工的过程就是文化创作的过程。 原始的歌谣就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最后经过周游列国的孔子的整理，成为了《诗经》。而《诗经》的“风”就是民间的歌谣，“雅”是贵族们在聚会时的歌谣，“颂”则是诸侯们在正式的仪式上用到的带有祈福、祭祀功能的歌谣。 当然，由于经过了孔子的整理，所以“风”也不是其原本的样子，多少有孔子这个文化人创作整理的成分在里面。 文学的正式确立，是与“文人”这种能够独立创作的个体的大量出现密切相关的。《诗经》里的作品，基本上都还属于“集体创作”。“风”只有整理者，而没有创作者，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民间文学类似。而“雅”的作品，可能是借鉴了“风”，然后由专门为贵族们演出的乐师进行整理提升。 “颂”这个部分的作品，对于文学的成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雅”不一样，“颂”的作品，一般是由拥有与神对话资格的祭祀、神职人员和国家主管祭祀的官员们来最后完成的。这些人的知识储备、文字加工或者“艺术化”的能力，要高得多。我们在阅读《诗经》的时候，“风”部分要容易读懂得多，到了“颂”的时候，就要艰涩很多，实际上就是因为加工、创作这些作品的人掌握的文字和相关知识要更加丰富的原因。太复杂的意思，一般劳动者既很少知道、懂得，也很少应用。 祭祀或者神职人员、官员们从集体创作逐渐转化成个人创作的时候，“文学”这个独特的文化单元便成熟了。这个重要的转化过程是由屈原来完成的。 《诗经》之后，屈原及其个人作品的出现成为中国文学开始成熟的标志。我们都说《诗经》、《楚辞》是中华文学的源头。 孔子最后编订《诗经》应该是在其周游列国回到鲁国之后（公元前484年后）。周游列国的过程同时，也是孔子搜集《诗经》素材尤其是其周游各国民间歌谣的过程。 据说自商周传到春秋的各类“诗”有3000多首，孔子最后删定为311首，其中有六首只有名字而没有内容传下来。孔子的弟子中，子夏对《诗经》研究最多。汉初，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三家讲《诗》，但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经过汉初毛亨、毛苌进行了修订、编注，成为传诸后世直至今天的通行本。 从孔子编《诗经》到屈原写《离骚》，中间大约有近200年的时间，就是差不多接近两个世纪。这200年期间，即使孔子已经编订了《诗经》，即使已经有专门讲《诗经》的传承，但是，并没有流传下来更多的作品。 如果说这一个半世纪没有新的歌谣，我不太同意。毕竟那是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断。“愤怒出诗人”，这种背景，正是大量民间歌谣产生的土壤。<br> 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诗经》的新的文学作品集，估计是因为新出现的作品并没有脱离《诗经》的范宥，无法超越《诗经》，所以讲《诗》的人并没有专门进行整理和讲解传承。 到战国末期，屈原这种个人创作，而且出手就是像《离骚》这样长达2490字的鸿篇巨制，绝对在是石破天惊的。 可以说，屈原开辟了诗歌的文人创作新时代。所以，《楚辞》成为了中国文学的另外一个源头。<br> 我们从汉赋的表达形式上，还能够看到《楚辞》尤其是《离骚》的影子。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