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大屋

心怡若晴

黄家大屋座落在县城的南门，属胜利街西巷，有三十多户人家，它名为黄家大屋，其实只有两户人家姓黄，还有一顾姓是大户人家，这两户姓解放前就落住此地，其他的都是解放后陆续搬迁此处，它有两个单位座落此地，一个是县保育院，还有一个是县总工会，后改为商业局，现在是政协的家属楼房。黄家大屋另一端有老县城人又叫它“猪井头”，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人家打井，打到很深的位置，听到地下有人在遛猪的声音，“e啦啦”，所以又叫“猪井头”，对于这一说法，我们小时深信不疑，总说天上有一层人，地下有一层人，我们生活在中间。

我家是1964年冬天搬入黄家大屋，与保育院就隔了一扇矮墙，有一小门一出就是保育院的大门，保育院的一切活动尽收眼底和充填耳中，那时的保育院是全托，星期一送来，星期六下午接走，每天都有小孩的哭诉、打闹声、阿姨的叫喊声、及阿姨教的儿瑶：“排排坐，吃果果，小弟弟没有来，阿姨给他留一个”。其中还混杂着几个年纪大的男女声音，整个黄家大屋就我家这边充满了生机和热闹。

距保育院门口二十米有一口深井，有十二、三米深，这口井记得是1968年冬打下的，井水清澈甘甜，冬暖夏凉。井傍有一块坪子，我们一放学，书包一放就在这块坪子上跳房子，跳绳，跳皮筋，玩耍，一直要玩到家里的大人喊吃饭才作罢，那时没有多少作业，作业一做完就去玩了，晚上就捉迷藏，东家躲，西家藏，每家都躲藏过，家里的大人也不会说我们，有的大人还帮我们躲藏好，享尽了童年的快乐。

有了这口井，我们就再也不用去河里挑水了。一开始是直接打水，很费力，后来保育院在井的两边竖了两根柱子，中间放了个滑轮，只要把绳子套牢上去，就可以打水，轻松多了。那时条件有限，很少有人买打水的桶和绳子，只要看到保育院的娘娘来挑水，家家就会挑出水桶，借保育院的桶和绳子打水。整个井上热闹非凡，扁担声、水桶声、滑轮声和人们的说笑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我是十一岁就开始在这口井打水、挑水，刚开始，因年纪小，打不起水，只有等别人打水倒点我小桶里，再摇摇晃晃地挑回家，如蚂蚁搬家一点一点地往家搬水，家里水缸很大， 一开始挑水，用两个小半桶，要走十几个来回，才把水缸挑满，我一挑水，外婆就站在门口等，看到我挑水进来，就赶快把门打开，我放下扁担，同外婆一起把水倒入缸里。后来年纪渐长，就挑大一点的桶，也要挑十几担水，每次挑满了水缸，外婆会给我三个五分钱的毫子作为奖赏，然后笑逐颜开地说：“就象跟你买水一样”。

井傍住了一家方姓姆姆，心地极为善良，热心，助人，她家门口总是放着一个小桶和绳子供没有桶和绳子的人打水，每当有人打水断了绳子，把桶掉在井里她都帮忙打捞，我和母亲只要一挑水，她就会同她儿子在井里帮忙打水。她为人极好，我们总是亲切地叫她姆姆。

夏天傍晚，大人们会搬着竹床，端着凳子，摇着芭蕉扇在井边乘凉，有时会打一桶井水浸泡一个西瓜，小孩子跑着、闹着、叫着......不愿回家。我们围着大人，数着天上的星星，聆听大人讲遥远的故事，吃井水冰凉的西瓜，那舒爽感好不惬意！

在井的另一方，是县总工会，文化大革命前，里面设有乒乓球桌、小人图书，和各种报刊、杂志，我们放了学就会在里面打乒乓球和看小人书，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里做了商业局，里面有一个礼堂，经常在这里演各种样板戏，我们又常常在这里观看。

我家在黄家大屋住了四十五年，快半个世纪， 黄家大屋的人很善良、朴实，屋场风气也很好，很少有打架，骂街，虐待老人的现象，整个屋场处于一种安静，祥和的氛围中，邻里之间总是以亲戚相称如外婆辈的要叫姨奶或姑奶，母亲辈的要叫娘娘或姆姆，同辈的要叫哥哥姐姐嫂子。每家有红白喜事，邻里之间都会送礼或相帮。这里的房屋之间挨得很近从自家喊一声，就会听到回应的声音从对面传来，到了做饭时，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是一派忙碌的景象，袅袅炊烟升腾而起，燃起了人们心中最温暖的一角。

如今，回不去的黄家大屋消失了，代替她的是高楼大厦，邻里之间再也找不到以前那种和谐、融洽、亲切感。人与人之间更多地是淡漠、麻木、和自私。随着时间的变迁和年龄地增长，我越来越怀念过去那种贫瘠而又温馨的生活，越来越留恋屋场里青石板的小巷，那小巷里的每一扇门、每扇窗都仿佛在诉说着曾经发生的故事，那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浓浓地岁月痕迹。

那清澈的井水，长年守在井架上的滑轮，井壁上长满的苔藓，以及那些在井台上忙碌地人们，都成为了我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有人说怀旧意味着老了，其实不然，怀旧是对美的向往，是对青春的一种眷恋。黄家大屋虽然是个小屋场，但她给了我一个良好的成长空间，给了我一颗善良而又豁达的心，黄家大屋永远存在我心底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