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经》古本

空空行者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

在中国近两千年来，广受喜爱。不仅是学佛人必诵读的佛家经典，也是很多文人学士哲人甚至政治大家所喜爱的一部经典。比如毛泽东就很喜欢《金刚经》。据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林克先生回忆，毛泽东一生中，有两本书是一直带在身边阅读的，一本《六祖坛经》，一本就是《金刚经》。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于佛学修行有大成者的居士赵朴初先生，讲过一个关于“是名赵朴初，即非赵朴初”的“公案”：有一次赵朴初陪同毛泽东一起接待外宾，在外宾还未到来的当儿，毛泽东问赵朴初：佛教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公式啊，“是名赵朴初，即非赵朴初？”赵朴初回答：“是的。”毛泽东还一边自言自语沉吟，陷入思索：“先嘛肯定，后嘛否定.....”“是名赵朴初，即非赵朴初”，能提炼出这么一个公式来问赵朴初，可见毛泽东对《金刚经》是颇有研读的。 

毛泽东提炼出的这个“是名赵朴初，即非赵朴初”的公式，应出自鸠摩罗什译本《金刚经》。《金刚经》汉语译本共有六译，我们今天大多数人读诵的版本，为弘化社依据金陵刻经处于清同治八年（1869）五月刻本整理校定的本子。近代著名学者、佛学家江味农居士，曾以唐柳公权所书《金刚经》石刻为底本，参照诸多古本，重新校勘一版本，谓“江版《金刚经》”。柳公权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四月，应灵准和尚之请，书写了一部《金刚经》用以刻石。原石于宋代佚失，不知所终。唐代高清拓印孤本1908年于敦煌石窟发现，一字未损，至为罕见。后为外强所掠盗，原件现藏于法国巴黎博物院。 江味农居士(1872一1938)，江苏江宁人。饱读儒书，曾中乡举。1918年开始听谛闲讲经，信仰佛教。后赴日本学东密，归国后随白普仁喇嘛在沪、杭、湘、鄂等地弘扬藏密。1931年始任上海省心莲社社长，常于社中讲经。一生悟理般若，行在净土，有《金刚经讲义》印行。江味农早年曾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校理馆藏敦煌石室唐人写经，他发现其中《金刚经》大抵与柳公权所书碑刻同。对照“流通本”，江乃“深慨夫沿讹袭谬，由来盖远。今幸获古人真迹，及古注疏。千余年淆误，因得证明。奈何不锓（[qǐn]，雕刻）布于世以匡之乎。”他在发现敦煌古本真迹后，心中喜悦难于言表。整理校勘出的这个本子，端本澄源，弃误从正，为众生修学《金刚经》，做了一件大好事，法益真实，功德无量。江味农校勘的本子，其与金陵刻本或者说现在流行的弘化社版，除一些字句的异同外，最大的不同在于此“一字之差”：“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金陵刻本），“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来”（江味农校勘本）。限于篇幅，其他字的异同这里不予讨论，单提此一字，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字。无论现存中国最早的唐咸亨宫廷写经本还是柳公权书写本或者咸通王玠木刻本（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均为“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来”。隋智顗《金刚般若经疏》云：“阿那含此云不还亦云不来。欲界结尽上界证无学，应云不来。略以无兼不，互文现耳。”即是说“不”与“无”是互文。若改加“无不”，则非原义。慧净《金刚经注疏》亦云：“观内既不见有我，说谁不来？故云而实无来也。”晚唐五代开始有本改为“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加了一个“不”字。至宋、明二代间，或有“实无来”或有“实无不来”，渐至均作“而实无不来”。而后清代、民初形成的“流通本”相仍之，至弘化社版依旧（见“一相无相分第九”）。 阿那含为梵语音译，意为“不来”或“不还”。声闻第三果，又称不还果，谓不再来。得证此果，即证涅槃，不再回还欲界。“不来”，即“实无来”，和“阿那含”名相符合；若加上个“不”字，成“而实无不来”，那就是还要来。这与“阿那含”的“不来”含义正好相反，名不相符。江本这一勘误意义极为重要。事实上，柳公权书刻和现今所能见到的《金刚经》最早版本唐咸亨宫廷写本以及王玠木刻本，均作“而实无来”。江味农的这一校勘应引起重视，诵读者和今后书印者，应据此作出校正，以此为是。因为这有明确的史料佐证。

早期朝廷规定只能官方写经、印经，宫廷写经及石刻写经，都是官方背景，不允许私人写印。如果说刻印于咸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距今已有1150年的世界最早印刷品王玠木刻本，因其属于私人刻经性质，不足为凭的话，作为具有很强官方背景的柳公权书石刻和咸亨宫廷写本，其权威性则不容忽视，尤其宫廷写本。

唐咸亨宫廷写本，为现存《金刚经》最早版本，是武则天为超度已逝父母所做功德。自咸亨二年（671）至仪凤二年（677），共抄写《金刚经》三千部，颁赐天下州郡大寺安置供养，以为祈福。写经地点为当时都城长安朱雀门街西休祥坊之太原寺，此寺原是武则天之母杨氏故宅，杨氏去世后，故宅捨为太原寺。抄经人是掌管诏令的官署门下省的群书手程待宾，缮写后经群书手张崇三次校对，再由僧人来详阅核定。主持详阅的僧人多为大德、寺主、上座，玄奘法师弟子神符、嘉尚、慧立、道成等皆曾为详阅者。朝廷设置有写经使和写经判官，多为朝廷大员及专职人员充任。如书圣虞世南之子虞昶就曾为总管，助手是判官向义感。如此严谨管理下所写之经，保证了经文的准确和权威，应是准确度非常高，可堪信赖。  然江味农居士所校勘本，犹有遗憾：这就是其保留有62字的“冥司偈”：“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见流行本“非说所说分第二十一”）

　　  最早于经文中加入这个“冥司偈”者，当是唐咸通王玠的刻经本，是60字。但王玠的刻经本是私人刻本，柳公权书写本和唐官方鸠摩罗什译本写经本均无。这则“冥司偈”原见于魏菩提流支译本中，可知其原非鸠摩罗什译文。然却置于“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文”中，这明显不合适。更重要的是，这62字的插入，完全破碎了经意，也让诵读者摸不着头脑。 

2002年11月1日《甘肃日报》载文：“高台县博物馆藏《金刚经》首尾俱全，用硬黄麻纸以楷书写就。卷长487.5厘米，高26.2厘米。天头空3.2厘米，地脚留2.8厘米。描乌丝栏，栏宽1.45厘米，卷轴式装裱。尤为珍贵的是该写经有题记。” 这个被称作高博001号的宫廷写经，原是流传在民间的敦煌文献，由酒泉驼运商人李培芝1942年从敦煌人士侯士祖处购得，1947年转归高台县教育界人士公维义收藏。1952年捐献给高台县人民政府，1993年移交高台县博物馆珍藏。1966年被鉴定为国宝级的国家一级文物，已于2000年入选《甘肃藏敦煌文献》大辞书。

这部完成于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六月七日的写经，现为国家级的国家一级文物，是在江味农居士身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江味农居士生前并不知道更没见过这一“国宝”。否则，我相信江校本《金刚经》一定不会有这62字的“冥司偈》的。这部国宝级的写经，图片虽然不甚清晰，但首尾俱全，字迹尚能辨认。

武则天抄《金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