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王秉忱与我国三位建筑泰斗交往的故事

王天骏

1957年中国建筑学会在北京召开了改名后的第一次理事会，建工部部长周荣鑫任理事长，梁思成和杨廷宝为副理事长。在当选的全国六十名建筑学会理事中，湖北地区只有鲍鼎和王秉忱两人入围。

应该说这六十名理事绝大多数都是当时我国当之无愧的建筑大师。但这六十位建筑大师中，仅有梁思成、杨廷宝和刘敦桢三位理事，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委员”制度时，被入选为“学部委员”。

建筑设计不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科学。泰斗级的建筑大师一定是那些能高屋建瓴，站在科学和文明的高度，融会贯通对西方建筑艺术的学习、理解和借鉴，并传承和创新东方文明特色的学者。

建筑师被授予科学院学部委员，是给予建筑大师最高的荣誉。说这三位建筑师是中国建筑界大师中的大师并非言过其词。

在王秉忱的建筑职业生涯中，他有幸与这三位建筑泰斗都有过密切交往，下面是他与三位建筑泰斗的几个故事。

（1）梁思成与王秉忱

1959年，王秉忱和梁思成同时由中国建筑学会推荐，受北京市政府邀请，参加北京十大建筑工程设计，王秉忱与梁思成在北京共事近一年，其间，王秉忱和梁思成共同参加审查人大会堂设计方案。

下图是王秉忱当年为梁思成在1:10的人大会堂模型前拍摄的留影照片。

梁思成高度评价王秉忱，据1962级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分配到武汉中南建筑设计院的李泽勋先生（80年代武汉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回忆，当年他毕业离开清华大学前，梁思成特地告诉他们武汉建筑界有建筑前辈王秉忱，嘱咐他们到了武汉要多向王秉忱请教。

1963年，李泽勋在作二七纪念碑的设计方案时，在碑的比例和曲线设计上都得到过王秉忱的指点，王秉忱曾专门指导李泽勋将设计底部象征铁轨的造型变形。后来这张经过艺术加工的铁轨造型设计方案成功入选，武汉二七纪念碑于1968年建成，至今仍为江城一景。下图：王秉忱指导梁思成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学生设计获奖的江岸二七纪念碑。

（2）刘敦桢与王秉忱

王秉忱在几十年的建筑生涯中，一直与建筑大师刘敦桢先生保持通信切磋建筑设计学术问题。五十年代，刘敦桢先生在撰写《中国住宅概说》期间，曾专门请王秉忱为有关章节提供设计资料和实例。

1957年出版的《中国住宅概说》在中国住宅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刘敦桢先生在《中国住宅概说》一书的序言中特别提到王秉忱的名字，感谢王秉忱的贡献。

下图：刘敦桢在《中国住宅概说》序言中专门感谢王秉忱提供的资料。

80年代，王秉忱的学生、清华大学建筑系周卜颐教授主持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筹建期间，王秉忱的夫人章映芬将王秉忱遗留的所有建筑方面的书籍和杂志都通过周卜颐捐给了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一位建筑系的学生在其中一本书中发现了刘敦桢先生写给王秉忱讨论建筑问题的信，此信后由华中科技大学张良皋教授赠予刘敦桢之子刘述杰。下图是王秉忱为刘敦桢提供的研究资料，摘自刘敦桢著《中国住宅概说》。

下图：王秉忱为刘敦桢著《中国住宅概说》绘制提供的研究调查资料。

（3）杨廷宝与王秉忱

王秉忱从1931年进中央大学建筑系到1939年底离开中央大学，在中央大学建筑系从学生到助教前后将近十年。杨廷宝从四十年代在中央大学建筑系兼职到五十年代执掌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他们两人彼此是熟悉的。

1957年中国建筑学会成立，杨廷宝任副理事长，王秉忱是理事，多年的建筑职业生涯中，彼此也相当了解。

1958年，杨廷宝和王秉忱都是北京市政府向全国建筑界求援后点名赶到北京参加十大建筑设计的建筑专家，他们在北京共事又近一年。

1960年1月，广西自治区政府专门请求全国建筑学会派建筑专家参加指导桂林市城市规划。全国建筑学会派出了包括杨廷宝和王秉忱等六位建筑专家作为代表出席桂林城市规划讨论会，帮助做桂林城市规划。

下面是1960年参加桂林城市规划讨论的六位全国建筑学会建筑专家在桂林阳朔。下面照片中，左起：

杨耀（北京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

杨廷宝（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

赵深（华东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

陈伯齐（华南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广州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王秉忱（中南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徐中（天津大学建筑系主任）

下面是文革的1972年，杨廷宝见义勇为、出手相救，促成王秉忱“落实政策”的故事。

王秉忱在1966年文革运动一开始，就被打成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资本家，停职监督劳动。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王秉忱又因为在和军代表一把手谈话时的一句反问：“我到底有什么罪？”，被升级带帽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杨廷宝在文化革命初期也同样受到冲击，是南京工学院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关过牛棚，以七十岁的高龄在工地敲石子。

林彪事件后，在1972年的一次国务院的办公会议上，一个汇报人在谈到某紧急援外国际建筑设计项目因设计力量不足，担心要影响国际形象。周恩来总理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点名要还在南京工学院劳动的杨廷宝出来担任国务院建筑巡视专家组的组长，并指示巡视组组织人员到全国各大设计院视察工作。

在那个全面否定知识分子的年代，周总理的指示令人瞠目结舌，迫于周总理的威望，一纸命令送到南京工学院，杨廷宝一夜之间就成了国务院专家组组长。

1972年的一天早上，以杨廷宝为首的国务院建筑巡视组来到了中南建筑设计院，院军宣队和革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早就在设计院的大院门口恭候，主宾双方经过简单的寒暄和介绍，谈笑风生地走向设计院主楼。

然而，一个谁也没料到的尴尬的局面出现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王秉忱此时正在办公大楼门口扫地，尽管王秉忱马上被监管人员喝令站到了角落里，杨廷宝却已经看见了王秉忱，突然间，杨廷宝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了围着他的这群院领导们，径直走到拿着扫帚的王秉忱身边，这一举动令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吃了一惊。

杨廷宝握住王秉忱的手，嘘寒问暖，仔细询问王秉忱的身体状况，全然不顾中南建筑设计院在场的“文革”运动头面人物在旁等待的难堪。在正常情况下，杨廷宝作为一个设计院的客人，把陪同的主人晾在一边，去和一位不相干的勤杂工攀谈良久，颇显无礼。

事实上，杨廷宝是以自身的行为对当时那种颠倒是非的知识分子政策表示无言的抗议，杨廷宝心里十分明白，他和王秉忱对话的每一秒钟，对于等在旁边的这些政治头面人员都是一次良心的审判，而对于已被作为社会“贱民”的王秉忱都是莫大的精神安慰。

记得那个星期父亲回家后，迫不及待地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亲人，全家人激动无比，兴奋的心情持续了几个星期，要知道，多年来，“阶级敌人”王秉忱的形象已是设计院的常态，他在设计院扫厕所，走过的小孩会朝他吐口水，扔石子……而今天，主动和他握手叙旧的人，竟然是国务院派出的一位大人物。

杨廷宝的这次看似偶然的无意之举，居然奏效了，由于杨廷宝当时是周总理点名派出的“钦差大臣”，他的行为给当时中南建筑设计院的头面人物带来了相当的压力。

就在这次事件发生后没过几个月，王秉忱的“落实政策”被提到了议事日程，院革委会对王秉忱作了一个“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摘掉了已经戴了三年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结束了七年的打扫厕所和劳动改造的处罚，好歹总算是“回到了人民的队伍”。

父亲王秉忱对于当年杨廷宝的举动一直心存感激。

1974年他在家中清理出一张1960年他在桂林为杨廷宝单独拍摄的照片，还专门在这张残缺不全的照片背后用绿色彩笔特地注明了杨廷宝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