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中的苏轼足迹（浙江篇）

郑州张世科

28岁那年，苏轼从凤翔府调到了京城。苏轼刚做了不到1年的京官，他的父亲苏洵突然去世了。这样，苏轼和弟弟苏辙是得回老家眉山守孝3年。待其回京后，发观时局已变。受排挤的苏轼只得出任杭州通判。

自古以来，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说。想来苏轼任职时的杭州也不会太差的。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几遭贬谪。自二十六岁起仕，辗转各地，直至老死，从未在一个地方居住过五年以上。但他却先后两次任职杭州，为时整整五年。也正是在这里，苏轼可以说度过了他一生中短暂而又愉快的光阴。

　　苏轼在浙江的遗迹，最引人注目的首推碑刻作品。由于“元祐党禁”的原因，苏轼的许多宋刻碑石早已不存。纵是如此，千百年来，人们还是不断的用刻碑的方式向苏轼致意。以至于至今，我们还能看到苏轼的碑刻作品。在为数众多的浙江现存苏轼碑刻遗存中，《表忠观碑》无疑又是重中之重的。现存杭州碑林(即原孔庙)的苏轼撰文并书丹的《表忠观碑》，刻制起因是这样的。北宋熙宁十年(1077)，杭州知州赵抃有感于吴越国钱氏一门有功于北宋的统一事业，决定将已荒圮的钱镠祠墓予以修复，遂在今玉皇山南钱氏家族墓邻近修建了表忠观。当时，苏轼在杭州任通判，便请他撰文并书写了《表忠观碑》。制成刻石后供奉在观内。明代嘉靖三十九年(1560)，浙江总督胡宗宪将表忠观移建至钱王故苑的灵芝寺旧址上，杭州府太守陈柯便重刻了《表忠观碑》，供奉在殿内。宋刻不祥，现存为明刻。其碑文分刻在八块巨碑上，每块高2.24米，宽1.04米，每字约占0.09米，后附有陈柯的重刻题跋及钱氏三十世孙、三十二世孙重修表忠观的题记。新中国成立后，钱王祠被毁，碑石散佚，现仅存四石，于杭州孔庙内安身。

　　如果说谁是浙江现存苏轼碑刻第二通的话，则非《宸奎阁碑》莫属。全称《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的《宸奎阁碑》，其内容是苏轼为阿育王山广利寺宸奎阁所写书的碑文。宸奎阁乃是大觉禅师怀琏为收藏御赐颂诗而命名的寺内楼阁。《宸奎阁碑》初立于宋元祐六年（1091）正月，碑额碑文均为正书，廿二行，每行字数不一（满行卅五字），计六百余字。宋刻同样不存，阿育王寺现存石碑，则是明万历十三年（1585），郡王蔡贵易据范氏天一阁藏本双钩重刻的。

　　在如今的浙江衢州莲花镇赵抃墓前，尚留有碑座及一小部分残碑，他就是苏轼为北宋名臣赵抃撰写并以恭楷书写的神道碑，全文长达3500字，碑石刻立于宋元祐四年（1089）四月。原石己不存。赵抃被称为“铁面御史”，与包拯齐名。他官至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太子少保，历经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不畏强权，选贤举能，心怀天下，政声极高。赵抃逝世三年后，其子赵㞦来告于朝，宋哲宗特命苏轼撰写神道碑文。于是，苏轼虔心尽意地写下了这篇《赵清献公碑神道碑记》长文。

　　除以上述著名碑刻外，浙江境内现存苏轼碑刻还有很多，且主要集中在杭州地区。明代及其以前摹刻的计有：现存吴山的《苏轼感花岩诗碑》，内容为《宝成院赏牡丹诗》。杭州《大麦岭题名碑》。由题记可推知，此题刻作于元祐五年三月二日，即苏轼第二次莅杭时。石存杭州石屋岭石屋洞的《石屋洞题名碑》。石存吴山宝成寺后的《宝成院赏牡丹诗刻石》，高158厘米，宽68厘米，行书，题于北宋熙宁五年(1072)。现存石刻为明代摹刻。石存玲珑山的《九折岩题刻》，刻制时间不详。为苏轼书丹无疑。

　　著名的《归去来辞碑》，石存杭州碑林，刻石年代不详。行楷18行，系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小序。《洞庭春色赋及中山松醪赋碑》，石存杭州碑林，共2石，刻石年代不详。此二石当与《苏轼书归去来辞碑》依据同一组碑帖刻制的。现存湖州的《苏轼纪游诗碑》，则是徐秉愿等人于清嘉庆九年(1804）六月十日重摹的。宋元祐六年（1091），苏轼任职杭州期间，曾携友游玩至湖州，并题诗纪游。赵孟頫、俞曲园都曾到此观赏。现存长兴碧岩山上的“清空世界”四字，据传也为苏轼所题。

　　石存浙江德清博物馆的《苏轼诗碑》，刻制年月不详。内容为苏轼于公元1091年游览慈相寺半月泉留下的诗作。石存杭州碑林的《苏轼手札碑》，则是清光绪年间刻制的。共7行，行书，后附有清人陈璚题识4行。

当然，由于资料的有限性，浙江现存的苏轼碑刻绝对不止这些，在此也衷心的希望同好予以补充。当然了，建国后，翻刻或复刻的碑刻，依旧没有统计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