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蒙边界的由来及现状

边关军魂

中国与蒙古国的边界 中国与蒙古国有着漫长的边界线。中蒙边界横跨我国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是祖国北部边疆的核心地段和北大门，也是首都北京的安全稳定屏障和护城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中蒙边界是根据中蒙两国1962年12月26日签定的中蒙边界条约确定的。边界线西起奎屯山的4050高地，东至塔尔根诺尔东北的645.5高地，总长4672.7153公里。 1963年，两国沿边界线共设立界标 639个号, 678座水泥界桩。其中，同号双立33个号，66座界桩；同号三立3个号，9座界桩。 沿中蒙边界我国境内分别是新疆、甘肃和内蒙古三个省(区)。中蒙边界内蒙古段西起184号界标 , 东至639号界标，全长3191.1083公里。共设立456个号，476座界桩。其中，同号双立有18个号，同号三立1个号。 单立水泥界桩（蒙方界面） 立于宝格达山顶的水泥界桩（536号） 在界河处设立的同号双立界桩（579-1号） 垒石敖包界桩（579号） 带水泥底座的界桩（583号） 中间为中蒙边界东端639号水泥界标；右侧为中苏边界58号界堆（拍摄此照片时前苏联尚未解体） 中蒙两国边防人员在界标处会晤 上世纪七十年代笔者在界标处 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在边界勘察 　　 历史上，外蒙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清朝时期，外蒙古是由喀尔喀和额鲁特两部分组成 , 其地理位置包括蒙古的全境和新疆的北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俄势力逐渐向蒙满扩张。外蒙古喀尔喀上层王公在沙俄的支持下，利用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乘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于1911年12月1日宣布“独立”。逼走了清政府的官员，收回了达里岗崖清朝皇家军马场 ( 面积约3.1万平方公里 )。 1913年11月，在北洋政府和沙俄签订的《中俄声明文件》和《中俄声明另件》中，中国承认外蒙古有自治权，沙俄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外蒙古保有宗主权。并规定外蒙古自治的区域 “应以清朝驻扎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 1915年11月，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签定的《中俄蒙协约》，重复了《中俄声明另件》的原则和规定，确定了外蒙古自治的范围，并将自治范围解释为 “与中国的界线，以喀尔喀四盟及科布多所属，东与呼伦贝尔，南与内蒙，西南与新疆省，西与阿尔泰接界之各旗为界。中国与自治外蒙之正式划定界，应由中俄两国及自治外蒙之代表会同办理，并在本约签字后二年内开始会勘” 。但是，由于1917年俄国革命和中国在外蒙古的势力逐渐加强 , 1919年外蒙古宣布取消自治。中俄蒙三方也未按上述协约规定会勘边界。 1921年6月，苏联以剿帝俄白匪为由，未经中国当局同意，擅自派军队大举入蒙。在剿平白匪后留驻不撤，支持外蒙古再度宣布 “独立”, 成立临时人民政府。1924年11月8日，蒙古召开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会议，正式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外蒙古加强了中蒙边界东段的防务。1939年5月，发生于中蒙边境地区的诺门罕战争，由于日军战败，被迫停战。 1940年6月，苏日双方在莫斯科谈判达成协议。同年8月，双方组成了“满蒙国境现地测绘委员会”，在贝尔湖北岸的惠特.耶力古至博(宝)格达山北面的阿木尔特乌拉 256.79 公里长的边界线上进行了勘测，并竖立了17座花岗岩界碑。1941年10月15日双方签定了边界议定书。 1939年诺门罕战争地域图 诺门罕战争参战日军 诺门罕战争参战苏蒙联军 苏蒙与日滿在中蒙边界勘测立碑地段图 苏蒙、日滿勘界人员在边界现场 双方勘界人员于现地勘竖界碑 在边界线竖立伪“滿蒙界碑” 当年竖立的花岗岩界碑 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在中蒙边界废弃的伪滿蒙界碑处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召开了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主要由斯大林和罗斯福讨论决定，国民党政府未被邀请参加。美国方面认为 : 即便在德国失败之后，单凭美英的力量是不能战胜日本的。因而迫切希望苏联出兵，摧毁作为日本陆军主力的关东军，俾使美英早享远东的胜利果实。斯大林在会上向美英提出 : 希望从日本手中收回库页岛的南半岛以及千岛群岛，接替日本在中国辽东半岛的权利，恢复苏联在中国东北的传统权益，并使外蒙古正式脱离中国而独立。罗斯福为了换取苏联出兵，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并进而负起劝诱国民党政府同意的任务。 1945年2月11日，谈判成功并签定了雅尔塔协定。协定中规定，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第一条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8月9日，苏联出兵对日作战。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照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此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 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同年10月18日，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去外蒙古监督公民投票。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乡民投票，赞成独立。 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发表公报正式宣布:“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但是，当时既未以文字或附图的形式明确边界走向，也未进行实地勘定。双方对换文规定的“现在之边界”解释也不同。蒙古政府认为，苏联和蒙古当时的地图所标的边界线，就是1945年的中蒙边界线。国民党政府则认为，1945年中蒙边界是指中国当时行政区划所规定的“蒙古地方”的边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蒙古在边境地区基本上对我方持友好姿态。 1950年至1952年，蒙古边防军曾配合我军在内蒙、新疆追剿德王、乌斯曼、谢尔的曼等残余匪徒，并先后撤退了原驻守在内蒙古边境的蒙军。 1953年7月8日，蒙古外交部在送交我方的备忘录中称，蒙古政府已撤销其与我国接壤地区的边防部队，建议边境上发生的一切问题，都由双方委派的边防站解决。我国于同年12月2日回复蒙方备忘录，表示欢迎蒙方的建议。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我国本着国际主义原则，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了蒙古以必要的支持和援助。在这种良好的关系下，边境地区的相互合作也有所加强。 1957年11月22日，蒙古政府正式向我国政府提出解决中蒙两国的边界问题。蒙方照会说，中蒙边界“无疑的早已划定”。但是，近几年来，在两国边界个别地段曾多次发生误会。为了避免误会，双方委派代表以便确定两国的全部边界线是适宜的。 1958年3月28日，我国照会蒙方，同意谈判国界问题并指出：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和当时的中国政府换文中，对中蒙边界虽曾作过原则的规定，但未作具体规定和勘察，以致中蒙两国之间迄今尚缺乏明确划定的边界线。 1958年7月18日，蒙古政府又照会表示，希望在任命谈判代表前，愿意“先就明确规定中蒙国境线问题交换意见”。提出确定两国国界，应以1945年苏联政府和当时的中国政府换文时期的边界线为基础，同时附着标绘有蒙方建议线的百万分之一的俄文地图。并要求将我博(宝)格达山地区和新疆清河县查岗河上游地区划给蒙方。 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蒙古领导人追随苏联进行反华，纵容和指使其边防人员不断在边境地区制造事端。至此，中蒙关系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而恶化。为了求得边界问题的尽快解决，我国政府于1962年4月13日照会蒙古政府，建议两国政府委派代表，就解决边界问题进行会谈。5月4日蒙方答复，接受我国政府建议，但要求我方先提出对边界的初步意见。 我国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基本维持现状，稍作调整，大体合理解决的方针。于1962年6月11日照会蒙古，建议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边界问题。8月间蒙方回复照会，同意我方建议并建议10月上半月开始在乌兰巴托商谈。 1962年10月12日至11月17日，我国外交部姬鹏飞副部长率代表团在乌兰巴托同蒙方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中，我方提出的划界原则是: 肯定双方建议线一致的地段。对有争议的地区按照目前双方实际管辖情况，并照顾双方边民的利益和感情，根据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和互谅互让的原则，进行适当调整，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蒙方同意了我方提出的这些原则。经过协商，就解决边界问题的步骤和两国边界线的划法达成了协议，并签订了第一次会谈纪要。 1962年12月10日至25日，中蒙双方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起草了两国边界条约。 1962年12月26日，由我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在北京签订了两国边界条约。 1963年3月25日，两国政府在蒙古乌兰巴托互换了批准书，该条约即告生效。 1964年6月，中蒙边界勘界竖标完毕。至此，才确定了中蒙两国的正式边界。 1982年2月至1984年7月，我国政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两国全部边界进行了第一次联合检查。经联合检查后的中蒙两国边界线，自西端起点阿尔泰山脉( 蒙古阿尔泰努如 )奎屯山( 塔班色格德乌拉 )的4104.0 ( 4050.0 )米高地，到东端终点 646.7 ( 645.5 ) 米标高点 [ 高程为646.7 ( 645.0 ) 米的塔尔巴根达呼敖包的中心 ]，全长为4676.895公里。设界标 639个号，竖立了682座界桩。其中同号双立 29个号，58座界桩；同号三立 7个号，21座界桩。 在本次联检中，为加强界标对边界线走向的控制和指向作用，沿边界线又增设了一部分附标。附标同为水泥制做，在附标顶部设有横标线，可在相邻两个主界标之间辅助标示边界线的实地走向。 第一次边界联检后，中蒙边界内蒙古段边界线长度为 3197.686公里，界标456个号, 竖立480座界桩。其中同号双立14个号，28座界桩；同号三立5个号，15座界桩。 　　 2002年，中蒙两国政府对中蒙边界进行了第二次联合检查。对1963年两国勘界竖立的水泥界桩全部更换为石材制做的界碑。并且将原有的主界标和附标进行统一编号，在石材界碑上雕刻国名、界标编号和年份。在陆路口岸和跨境铁路孔道，统一采用带有两国国徽的界碑。石质界碑及稳固的基座，极大地提升了两国界标的庄重感和稳定性。主附界标统一编号也增强了实地边界线的精准走向。由于石质界碑在型体、规格和现地竖立方式上都比过去的水泥界桩有明显不同，因此，对于单体界标的具体称谓也由过去的“界桩”改称为“界碑”。 中蒙边界内蒙古段石质界碑统一采用了“丰镇黑”石材，石质坚硬且庄重漂亮。 中蒙两国政府在第二次边界联合检查中所更换的石质界碑，应该是中蒙边界有史以来所集中竖立的第二代国界标志。 第二代石质界碑 中方额布都格口岸第二代界碑 中方珠恩嘎达布其口岸第二代界碑 中方阿尔山口岸第二代界碑 中方二连浩特口岸第二代界碑 晚霞映照下的界碑 我方边界铁絲网 我军官兵沿边巡逻 我军边防哨所 　　 有国必有边，有边必有防。国界与边防历来是民之安危、国之大事。民富国强，首要边防。新中国成立后，每一个在祖国万里边海防无私奉献的人，都会成为有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的人。一个人，当你的生命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到崇高和伟大，使命比生命更加重要…… 我们这些在祖国北疆奋斗了几十年的戍边老兵，愿将久远的边界历史和边防往事讲述给大家，就是盼望有更多的人们关注和关心祖国的边界安宁和边防的稳固…… 愿大家多多支持祖国的边海防事业，走进一代代边关军人的内心世界，你会有很多的感动和收获…… 上世纪九十年代笔者在界标处 2024年3月于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