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父岳母——纪念两位抗战老兵合葬三周年

谢善骁

　　史家胡同，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燕赵志士，抗战伴侣，留下匆匆脚步。**

今天，2024年3月12日，是先走一步的岳母和三年后离世的岳父合葬三周年纪念日。是日风和日丽，部分子女在上午前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岳父母，看望老人家。

* 史家胡同号称“一条胡同，半个中国”，被誉为北京最藏龙卧虎的胡同。

** 岳父母曾居住的北京史家胡同8号院，此前是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俞启威(又名黄敬)的故居，其夫人范瑾是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外甥女，曾任北京市副市长。

　　岳母王晏旭在艰难地与病魔斗争12年后，于2018年9月21日13：22，十分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在幸存于世而已为数不多的抗战老兵中，又一位老兵乘鹤西归。岳母安然地走了，来不及等到子女们一起前去探望她的中秋团圆那一天，来不及等到与她从小养大正从新西兰赶来的孙女见面那一天，来不及等到她浴血奋战而建立的新中国69周年国庆那一天……

从来燕赵多义士，自古英雄出少年。

拍案而起非孬种，投笔从戎乃好汉。

走村访户启民智，跋山涉水打敌頑。

南下北上为革命，老兵一生无所憾。

　　1938年“七七事变”第二年，还在中学读书的王晏旭，面对日寇步步入侵，国土天天沦丧，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毅然投笔从戎，与几个小同学一起报名参加革命。从此她就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在冀中平原上打游击、反扫荡、发动群众、救治伤员……出生入死，义无反顾。眼看身边战友一个个倒下，草草掩埋完尸体后，檫干眼泪继续战斗。

遗憾的是，我一直想亲耳聆听岳母讲述当年的烽火岁月，但始终未能如愿。幸好组织上为她留下了一篇珍贵的口述文章——

　　我的家在河北省易县紫荆关。1938年初，日本鬼子大举入侵，我们不得不停课停学。紫荆关的房子都被鬼子烧毁了，全村老乡被迫逃往外乡，我也随着全家逃到了北山的亲戚家。7月5日这一天，我和李景芳同学去紫荆关，见到了从延安来的杨成武、罗元发、张献金等领导同志，我们纷纷表示决不当亡国奴，要求参加革命，并且能够做到不怕苦、不怕死。

三位领导非常满意，立即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并让我们到第八区妇救会工作。几天后，李景芳同志被调走，此后不久我就被派到短训班学习，当时学习的内容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结业后我先被分配到北岳区一专区（地方称一专区，军队称一分区）易县妇救会、涞源县妇救会，后又到专区抗联会工作。

当时地方党政机关有县委、县政府、县武装部，群众团体有工会、农会、妇救会和青救会。工农妇青的共同任务是发展会员，成立村级组织，发动群众搞生产；进行扩军工作，动员男青年参加八路军；组织男女民兵站岗放哨、沿铁路线破坏交通、埋地雷，利用各种形式打击敌人，等等。我们还在部队打仗路过的地方，发动和组织会员为战士们烧水、做饭，为伤病员喂饭、洗衣服。还组织了民兵担架队，并组织上年岁的女会员做军衣、军鞋等。在县委的领导下，我们这些群众还参加了减租减息的运动。

抗战八年，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是相当艰苦的。由于敌人的封锁，我们经常连盐都吃不上，加上天灾，吃穿都十分困难。那时鬼子经常分若干小股部队出来进行骚扰，特别是在春秋两季，敌人都要对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春季扫荡是为了破坏我们的春耕，秋季扫荡是为了抢走我们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扫荡，我们反扫荡。我们的部队和游击队同敌人面对面地拼，我们群众团体的干部就在党委领导下，组织群众抢种抢收，同时进行坚壁清野。

在反扫荡中，我们也经常受到敌人的袭击。记得1941年下半年，有一次敌机对我机关所驻地进行轰炸。在我们躲避炸药时，有一位地委青委就在我们附近被炸死。还有一次，我们在一位会员家里吃午饭，被汉奸、鬼子发现包围了。当时男会员在门口应付着敌人，女会员帮我们从后墙上逃走。墙高不好上，当我跳下墙时，我身后一位男同志被敌人打中一枪，从墙上倒了下来当场牺牲，当时年仅18岁。

1941年9月中旬，日本鬼子对我们进行秋季大扫荡，企图消灭我大部队和我领导机关（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24日，日伪军开始大规模合围狼牙山地区。那天晚上我们正在狼牙山附近的一个村里开会，接到上级通知，命令我们马上转移到东山。

当我们走到去往东山的沟口时，发现敌人正在从北往南包围狼牙山。此时从沟口已过不去了，我们只好临时分了几个小组，各自寻找隐蔽的地方。我们小组在狼牙山半山腰发现了一个山洞就躲避进去，在洞里可以清楚地听到鬼子的洋狗声，汉奸的喊话声。在听到外面没有动静后，我们开始下山。在集合地点会合时，发现我们易县的县政府秘书主任、文书两人牺牲。当我们到了东山的一个村庄时，又被一小股敌人包围，我们奋力地边打边向外冲。仅那次战斗我们就有一位县长受伤，一位县委书记被敌人抓走。此后不久，我们就知道了25日这一天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

1942年秋，敌人疯狂地向我根据地进行了3个月的大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他们在我们一分区犯下了滔天罪行，许多同胞被残杀、活埋。易县有一个村庄被敌人挖了“万人坑”，南管头村到处都是被敌人杀害的尸体。我现在回忆起来的牺牲的同志中就有两位县长、一位县委书记、一位公安局长、一位县委宣传部长和两位区妇救会主任，村干部和会员牺牲的就不计其数了。

每次我们在反扫荡基本结束后，地委和县委都分别召开精神总动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首先通报了敌人大规模扫荡实施“三光”政策的滔天罪行，之后总结了我们反扫荡的经验和教训，表扬了对敌斗争中不怕牺牲、冲锋在前的模范单位和个人。哭声中爆发出一阵阵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同志们纷纷表示要坚决彻底地消灭敌人，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大会结束后，同志们回到单位，我们妇救会又开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怀念牺牲的同志。大家都含着眼泪说：你们安息吧，我们一定为你们报仇。

抗战八年中，根据地的广大群众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们当时都很年轻，但不管我们水平高低，群众都把我们当作是毛主席派来的，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在安全上保卫、掩护。扩军期间，他们积极响应号召，真是做到了父母送子参军，妻子送郎上战场。在当时那种残酷的情况下，不少战士刚上战场就光荣牺牲了。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纪念、缅怀为革命牺牲的英烈们。我经历了那场战争，是其中的幸存者。我始终在缅怀牺牲的战友们，今天以此又追忆当年的情景，以寄托我的哀思。

——王晏旭口述《追忆历史 怀念战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原载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互动》杂志2005年第四期

　　岳母与岳父在1946年结婚后，一起工作在晋察冀地区，1949年春全家南下，她在皖南地区和上海工作。当1955年1月调到北京后，她先后在中宣部、东城区组织部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任职，但因眼疾致使视力极差，行动不便，影响了她继续放光发热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贡献。1983年离休后，岳母享受副部级待遇。

遵照岳母后事从简、勿扰他人的意愿，2018年9月27日上午，为数不多的一群家族成员，在凝重而悲痛的氛围中，怀着深深的敬意，送走了这位一生爱国、敬业、遵纪、廉洁、慈善、俭朴、淡泊、低调的95高龄老兵。没有惊动所在组织，没有通知生前好友，也没有告诉病卧在医院的岳父。

一生为家国，心中怀大爱。

　　儿女寸草心，何以报春晖？

　　在相濡以沫72年的老伴王晏旭西逝后的第三年，2021年春节前夕的2月7日凌晨5:25，岳父赵进静静地闭上了眼睛。又一位抗战老兵驾鹤而去，如今健于于世的抗日战士尚有几何？又一位七大代表一去不返，估计没有离世的与会（正式）代表最多不过两人，甚至或许他写上了最后的句号。呜呼哀哉，悲兮痛兮!

烟花三月不见春，雾翳寒风又霾天。

百岁寿星踩祥云，一头青牛过函关。

林海万里悼卫士，延安七大剩几人？

抗战老兵含笑去，岁月留香在世间。

　　岳父于1920年9月5日出生在河北省曲阳县七里庄一个农民家庭。他于9岁上学后，在小学老师、共产党员张厚之、张晓东、马燕芬等人的熏陶、教育下，1933年与张正林、张生科、井建平等同学参加了“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的秘密组织。

“七七”事变后次月，岳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阜平县区委办的青年训练班。9月学习结束后，分配到曲阳县委下河区区委，任组织干事，羿年任区委书记。1939年1月至1940年5月，他任易县县委组织部长，在此期间，出席了中共晋察冀北岳区党代会，在会上被选为七大正式代表。

1940年6月初，他随晋察冀中央局的七大代表团奔赴延安，历经艰难险阻，于月底到达延安，并先后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和中共中央社会部特训班学习。

1942年1月至1945年8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期间，他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以及大生产运动。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正式代表，岳父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代表大会。在回忆七大情景时，他说：

　　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从1928年召开六大，到1945年召开七大，时隔达17年之久。在这期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由于现实阻力，七大召开屡次延期。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风也是为了在七大召开前统一全党思想认识。1944年5月，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大会任务一是为党的七大作准备，二是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至此，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完成了开好一个团结、胜利大会的准备。

七大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人。记得那天下午3点开会，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同时在大会作了口头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了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朱德作了专题报告。

在大会报告和发言中，许多代表畅所欲言，表示坚决拥护政治报告，同时也对王明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王明当时以有病为由拒绝参加大会。有的代表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对过去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全党在七大纲领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七大开得很成功。

大会选举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5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鉴于王明所犯严重错误给党带来的重大损失，许多代表不同意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为此，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几次讲话，反复讲团结王明的好处，耐心地给同志们做思想工作，最后，王明才被选为中央委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随后中央决定，要岳父等三十多位干部（都是七大代表）到东北工作。走到刚解放的张家口时，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经请示中央批准，把他们留在张家口工作，岳父被分配到张家口市委研究室工作。由于第一次在城市工作，而且情况复杂，深感任务繁重，但也充满信心，相信只要努力学习，切实干活，就能适应新的工作环境。

1946年2月，组织上调岳父给聂荣臻做秘书。当时聂荣臻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第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由于文件很多，又很重要，所以他特别认真负责地进行处理，以免贻误大事。同年下半年，国民党挑起内战，向解放区发起大肆进攻，全国解放战争开始了。同年10月，傅作义的部队占领了张家口，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司令部等机关转移到老根据地河北阜平县。

　　1947年5月，军分区又转移到冀中安国县。当时，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向聂荣臻汇报工作时，对岳父说：冀中地区准备搞土改，你是否想参加？岳父考虑后说愿意，但必须经聂荣臻同意。不久，聂荣臻批准，他就到冀中区第九地委领导下的肃宁县委任副书记。

1947年10月至1949年2月，岳父任中河北省肃宁县县委书记，兼任冀中区民兵师政治委员，配合主力部队攻下新保安后，又率民兵师攻打张家口并取得胜利。

1949年春，岳父被调到保定市委工作。没等到报到，又改为随军南下，组成南下地委，张亮同志任书记，齐振声为组织部部长，他为宣传部长。同年4月，他调到皖南地区无为地委任宣传部长。

建国后岳父先后任职于中共皖南区委和上海中共华东局，1955年1月调任北京，在中宣部任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

1973年恢复工作后，相继在冶金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和林业部任职。1985年离休，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岳父为人正直善良，行事低调谦虚，作风认真踏实，生活简单朴素。曾为所剩无几甚至可能是最后一位延安七大代表，他却从无什么吹嘘邀功之意；因工作需要而请辞聂荣臻秘书，在常人看来或许是不可思议的傻事，而他并不感到后悔，建国后仍与聂荣臻及其家人保持着联系，也从无提出过个人要求；在解放战争中参与及指挥一支部队作战并取得胜利，他对子女们却从来避而不谈；文革受冲击乃至连累子女，在文革后他坦然面对，以巨大热情一如既往地投入新的工作，直至离休。

不论在原单位和离退休党组织的同事中，岳父都享有很高的威信。我们听说过一件事：一次岳父应邀参加曾经担任过一把手的有色金属研究院院庆，当他进入会场时，全体与会人员起立热烈鼓掌，掌声经久不息，时间长达三四分钟。在岳父病重住院期间，我们在整理他保存的物品材料时，意外地翻出了许多本荣誉证书和奖状，都是我们从未听说过的。

　　岳父去世后，2021年2月19日，林业局（部）离退休干部局正副局长等四人特来我家慰问，薛局长代表组织对岳父做了两个“重大”、一个“没有”的评价：一是赵老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林业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二是林业局（部）先后离退休的正副部长不少，但没有一个像赵老那样德高望重的百岁高龄寿星。

　　此地别亲朋，岳父不复返。

　　百年留德馨，一生无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