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77年的高考

英雄有泪

　　每年的7月7日、8日（现在是6月）是全国高考的日子，对于每一个走过高考的人，回忆起那些难忘的时光，都会心怀感慨，那段青春的岁月里，为梦想而坚持的勇气与力量，在今后的人生路途中，仍然激励自己进步，帮助自己前行。

高考是中国知识青年的十大机遇之一，许多知识青年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当年的高考，至今还记忆犹新。

记得我初中毕业时，本来有机会参加工作，但是为了能有机会继续读书，我选择了上高中。但是，等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却除了上山下乡，就没有了第二种选择了。还没动身呢，街道的人就挨家挨户地动员毕业生下乡了（说是动员，实际上就是催促、监视，所以赖在家里也没有什么好日子过）。

1973年的冬天特别冷，滴水成冰，我们来到下放的地方：永修县柘林公社河桥青年队，开始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挑塘泥、拔秧、插秧、耘禾、双抢，秋收，春去冬来，寒来暑往，整整4年的时光。把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农村的广阔天地。下放三年后，队里的知青陆续离开，身体好的去当兵、有门路的通过招工、推荐上大学（工农兵大学生）离开了。而我们这些没有家世背景，没有门路的人只有毫无希望的等待，直到绝望。

1977年，邓小平作出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再次打开，中国知识青年的命运因此发生重大改变。由于第二次招生会议迟至9月底才结束，所拟文件还有待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之后还有层层传达部署、筹备组织等大量实际工作要做，所以决定把1977年招生工作推迟到年底进行，本拟恢复秋季入学的77级新生，也只能延至1978年春季始业。

听到恢复高考这个消息时，又重新燃起了我继续读书的希望——就是为了这个，在乡下呆了整整4年啊。匆忙之中居然找不到复习的课本。4年中，战天斗地，春耕秋收，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最主要是完全没有预见，一直没能拿起书来看看，悲哀啊。好在有一次，县里来慰问知青时，送给队里一套自学从书，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而且其他人居然都不看，我就拿来看。这套书比较浅，语文、物理、化学还能凑合着看懂，数学没人辅导，看不怎么明白。没办法了，在乡下也找不到可以问的人。（河桥大队当时有所学校，包括小学和初中，只有一个老师是大学毕业生，好像是学化学的。那时抓计划生育，有些老师去做节育手术，学校抽调我和另一个知青去代课，我这个水平居然还担任了一年级的语文兼唱歌课，五年级的数学课，初一、初二的物理课）。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报了名再说。

这是当时的准考证：

　　1977年12月，全国总共有570万人，年龄介于13岁到37岁的应考者涌进考场，录取人数为27万。当年12月，高考在全国各地陆续拉开序幕。考场爆出许多趣闻，诸如师生同场，夫妻同考，还有兄弟、姐妹、叔侄一家同时参加考试的。我所在的青年队还留在乡下的知青们也全体参加了高考。

记得高考的前一天，应该是1977年12月2日，柘林公社河桥青年队（南昌二中）和旭光青年队（南昌十九中）的知青们一起到了公社集合，知青办的负责人老黄带我们到公社招待所一人借了一床被子，大伙夹着被子，坐上一辆大卡车，来到柘林水电站的一所学校，这里是柘林公社的考场，有十几排平房是教室，最前面的一排教室空出来了，什么也没有，土地上铺上了稻草，原来是睡觉的“床”。我们两人组合，把借来的被子，一床铺，一床盖。因为要连续考两天，没有住宿的地方，又不可能来回跑（考场离公社都要坐车，离河桥就更远了，记得有一次青年队的人跑到水电站看电影，来回将近五六个钟头，半夜才回来），什么也没准备就跑来考试了。洗脸时跑到电站的职工家去借用人家的龙头，随便洗洗，人家听说是考生还给我们热水用。吃饭是老黄带着我们到食堂吃的，我们是稀里糊涂，跟着他跑来跑去。现在想来公社领导、知青办也是考虑的比较周全，因为当时条件有限，也就只能做到这样了。

1977年的12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在冬天进行的高考开始了。

12月3日，江西省的高考正式开始，上午考政治，下午考数学，第二天上午考语文，下午考综合（文科：历史、地理。理科：化学、物理）。如果要考外语还要再考一天，笔试加面试（要到县城去考）。下图是77年高考的某一个考点，考生们都穿着棉袄。考了一上午，我的脚上就冻得长满了冻疮。

（网络截图）

　　上午的政治，考得不错。文革以后，文化知识没学到多少，尽学政治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背的是滚瓜烂熟，运用的是得心应手，而考题基本上就围绕着矛盾论、实践论出的。所以自认为考的挺好，自信满满。下午考数学，一拿到试卷就傻了眼，试卷上的题目好像都不会做。因为当时在学校学到的数学大约就是初中水平——例如二元一次方程等。好容易镇定下来，用眼角扫了一眼其他人，看来也没几个人会做，实际上题目应该不难，但是没学过就很难了，监考老师来回走着，也想看看这些考生的考试情况，为了不让老师看到试卷上没做出几题，老师走过来，就把试卷翻过去，老师走过去，又把试卷翻过来。坐在我前面的那个电站的职工子弟，拿到了试卷后没多久就走掉了，自己放弃了。我心想我不会，别人也不见得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尽力就行了，记得有一个是排比数列的题，在学校没学过，但复习的时候，看过公式，就把公式写下来，应该有些分吧（现在，我们在改学生的试卷时，答案能挨到点边的都会给分的，除非是空白，想给分也不行啊），考完数学后，情绪低落，沮丧极了，真想回去不考了，路太远了，实在是用脚是走不回去，只有硬着头皮考下去了。

12月4日，上午的语文是一篇作文，题目：难忘的时刻，很多人都是写粉碎“四人帮”的时刻，我写的是毛主席逝世的事。考文科的考生都准备了几套题材的作文，套上去就行了，我啥也没准备，临时想的题材——因为毛主席逝世，对我的震撼太大，（当时以为太阳从此不会再升起了，后来发现，太阳照样从东方升起，往西方落下，从此懂得这个世界上离了谁，地球都照样转。）所以就写了这个题材，也不知道有没有偏题。下午的综合：化学、物理。发挥正常。（要知道我原来可是班上的物理课代表——虽然也是个二百五的课代表。）

考完了，自我感觉非常不好，觉得应该没戏了，就回南昌了。

过完春节后，不想回乡下，就赖在家里。各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开始发放了，我认为考的不行，绝对没有希望，所以根本没往那里想。有一次，到家住的工学院的同学家去玩，路上碰到我中学的班主任老师，他原来就是工学院的老师，下放后到中学当了我们的物理老师，现在又回到了工学院，他问我考的怎么样，我说不行，他还批评了我一通，说我们下放了就不看书了，我也无言以对，惭愧啊。

一直到同学的爸爸（工学院的老师），（也没跟我说，可能是怕没有结果，我会更难过吧）托人到江西大学打听有没有我的录取通知书，结果信息反馈回来，说通知书已经寄往柘林公社河桥大队了。大喜过望。

马上买票冒雪坐长途汽车赶往河桥，路上险象环生，路滑，前面还翻了一辆车，把伤员抬到我们的车上 ，我当时想，不要没上成大学，把命给丢了。

（网络截图）

　　好容易到了柘林公社，正想往河桥大队赶，（长途汽车只到公社，要到河桥大队还要走两个小时的路，如果能搭到顺路的拖拉机，就太幸运了——直到现在我坐车都不挑车型，只要是机动车就行，想到在乡下，能搭上台拖拉机都要有很大的面子！），刚巧碰到知青办的老黄，他马上跟我说，他那天到河桥去办事，一封江西大学的信函寄到河桥大队，有人说她不在队里，把信退回学校去（真缺德啊，我至今都不知道是哪个），老黄估计是通知书，说我知道她妈妈单位的地址，我帮她寄到她妈妈单位去，听了这话，心安了一些，在老黄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又买票坐车赶回南昌，回到家后，妈妈还没下班，又往妈妈单位奔去，路上远远看到妈妈慢慢走来，面无表情，我的心都悬了起来，也不知道信到了没有，一直走到跟前，妈妈缓缓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江西大学的信，我赶紧拆开信，是江西大学生物系的录取通知书。这时，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这时我才能直起腰杆说，这回回来就不走了，下放了几年每次回来都想，什么时候能说，这回回来就不走了。记得当时，妈妈还说以后再也吃不到糍粑、花生和小干笋了（我那时每次回家，就会给家里带些当地的土特产，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些东西大受欢迎），我说你们总不能为了吃这些东西，把我永远留在乡下吧。（是不是我的亲妈啊。）

十年积压，使1977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当时的报考人数是570万。高考结束，共录取考生27.297万人，录取比例为29：1。这个比例在80年初期逐步下降，从6：1，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3.5：1，直到现在的2：1。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惟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经历了那场伟大转折的每一个人来说，已成为浓缩了的历史阶段。恢复高考，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择优的原则，使得“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新概念。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考试的范围，它所体现的精神如今已深人人心。从更高的意义上讲:恢复高考，不仅仅是恢复了一种考试制度，它也是对“文革”拨乱反正的一个开端，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起点。

在恢复高考的30多年间，大中专学校共录取了3600余万人，高校录取率从1977年的4.7%提高到2006年的56.85%。

现在居然有人质疑高考的公平性。当然在高考和招生环节中的确存在一些舞弊现象，但是我认为高考对于广大的青年来说还是相对公平的，你想如果取消了高考，改为推荐上大学，你们用什么跟官二代、富二代拼呢？记得我们青年队在恢复高考之前，只有一个人被推荐上了大学，她的父亲是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而我的父亲还在牛棚里待着。大学的指标层层被省里、市里、县里、公社和大队的领导截留，还轮的到你我吗？

1977年考上大学的那一批学生，多年后都成为了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著名导演张艺谋、著名作家刘震云、网络英才张朝阳、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总理李克强等。

由于录取比例很低，77年的高考，河桥青年队只有我一个，江西大学生物系。实际上还有一个，黄翠兰，江西师范学院英语系，（现任南昌十中英语教师、副校长），因为她已经转到别的青年点了，所以不算我们队里的。旭光青年队录取了一名，王梦洪，江西医学院，（现任一附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教授、博导），当年她的两个弟弟也都考上大学，一家同时出了三个大学生，被传为佳话。

记得到学校报到、体检时，在医务所的门口居然碰上姐姐的同事毛艳红，江西大学化学系，她是老三届的高中生，我们俩高兴极了，不言而喻，都是来报到的。

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巢麒敏，当时就是十四、五岁，是他妈妈陪他来报到的，老师还以为是他妈妈来报到，他妈妈说不是我，是他，老师看他那么小，还调侃说，你会不会尿床啊。

　　1978年2月，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大学校门。这是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网络截图）

　　在大学拍的证件照

　　77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时代机遇的幸运儿，77级的学生是从570万考生中筛选出来的，是通过“独木桥”的幸运者，骤然之间，他们从社会的“底层”变成了令人称羡的“时代骄子”。因为深知机会来之不易，晨曦诵读，挑灯夜战，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我有一个同寝室的同学-施苏华，每天5点多钟起来看书，12点钟以后才睡觉，毕业后考上中山大学的研究生，现在是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教授、博导。刘洁生，我们班上的英语课代表，他背英文单词的方法堪称一绝，一本英华辞典背熟一页，撕掉一页，直到把字典全部撕完，现在是暨南大学副校长、博导。还有很多同学的趣事就不一一叙述了。

一直以来，我自认为是一个平凡的人，这辈子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东西，只有曾经是77级的大学生，是我此生的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