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之旅［节选］

欣行天下

一 .自转：

我生于公元一九五一年辛卯岁农历正月十六日夜间约亥时，生下来比较肥胖，父母给我取乳名---胖伢子。上学后就用名“毛胖生”。母亲一生生育八个子女，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哥哥未满五岁时因中麻高烧不退，无钱医治，不幸夭折。妹毛娟宝饥饿加疾病的折磨，未满三周岁也不幸夭折。

父母因时局所迫，家庭条件所限，均未进校门，目不识丁。二老毕生勤勤恳恳，忠忠厚厚，栉风沐雨，历尽艰辛，养儿育女，鞠躬尽瘁。

父亲未满十三岁就到大屋冲大地主邹篆文家做童工，每天天未亮就出去放牛，砍柴，弄猪草……十六岁去汨罗做长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二十多岁与母亲组建家庭。当时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田无升合，白手起家，俩人省吃俭用，至五零年土改时也置了一担四斗多田(约11亩)，土改被划分中农成分。父亲观念陈旧，不愿加入初级社，多次受到批斗。母亲早年患有眼疾，因家中贫困，无钱医治，七十年代初就双目失明了。

往事不堪回首!

在我懵懂的记忆里，我的童年是在饥饿和患难中度过的。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父母阿弥陀佛，忠厚之至。我读书时头无帽子脚无鞋，不论严寒酷暑，几姊妹挤在一张竹垫下面铺着稻草的床上睡觉。大雪纷飞，寒冷刺骨的冬天也打着赤脚去上学。在那百孔千疮，四面漏风的私人堂屋做的教室里，冻得浑身颤抖。

记得我读小学二年级，大约是一九六0年春季，在一个风雨交加，寒风呼啸的傍晚，放了晚学后，我和本屋毛欢喜都饿得饥肠辘辘，在嫩仔坡现辉爹屋侧一块斗三的田地里剥了一捧青蚕豆放在嘴里充饥，当时被一个积极分子胡某华看到，当晚把我们俩喊去毛谷器校满爹堂屋里召开社员群众会进行批判，还罚款五角钱。当时极左路线，浮夸风盛行，害得民不聊生，饥饿使许多老实巴交的群众都得了黄肿病。五八，五九年办大食堂，父母钵子里的几两稀粥都分给我们几姊妹吃了，他们经常饿着肚子出工做事。曾记得母亲跟我讲述，六一年冬月，一个麻风细雨的下午，瘦骨嶙峋的母亲杠着锄头，挎着竹篮，翻山越岭徒步到石龙与平江交界的周家屋队里的禾坪茴田间歉点细茴茎回来煮粥充饥，至天黑尚未归来，我们几姊妹坐在门槛上含泪翘望，心酸悲凉。那些年唯有年三十中午能吃顿饱饭，平时连野菜稀粥都无法饱腹。

小时候生病了，家穷无钱请郎中，深更半夜，父母点着香，提着昏暗的油灯，深一脚，浅一脚，泥一脚，水一脚，到塘边井边喊魂:“胖伢子，回来啊！”“胖伢子，夜哒回来啊”!那一声声深藏着伟大母爱凄凉，悲怆的呼唤，久久在山谷中回荡，永远定格在我的人生记忆中。

一九六三年秋时年十三岁的我步入凤凰完小(邹家祠堂)，读五年级十班，班主任魏恕民老师教语文，邹常太老师教数学，开学两周后我当选为班长兼全校少先队大队长。六年级的班主任是李资义老师，胡敬慎老师教数学，课堂上我喜欢发言提问，学校的黑板报每期都是我负责刊出，我写的作文每次都是班里的范文。虽然当时家里条件非常艰苦，放晚学回家后得放牛，弄猪草，砍柴。晚上昏暗的油灯下母亲有忙不完的家务，我就坚持努力学习。由于我的日常表现及成绩突出，学校将我评为全校“学习标兵”，李明山老师给我画了个很大的半身相张贴在礼堂正墙上，上书“学习标兵——毛胖生”。

文革前高小毕业升初中招生很严格，岳阳八中(原凤凰台新庙)面向全县招生。岳阳城里，新墙，柏祥，十步等地均属招生范围。六年二期时李知义要我读寄宿，我说家里一无米，二无钱，三无蚊帐被子，没得条件啊!李老师当即说你同我一起睡，吃饭我给你买餐票。于是跟李老师生活了小学生涯最后一期，恩德难忘啊！在老师的关爱和我的刻苦学习下，期末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八中，成为相邻两村同学中唯一录取的学生。

一九六五年秋就读于八中，我们这届开始学习英语 ，以前外语课都是学俄语的。六六年五月，一声霹雷惊天地，中央“5.16”文件下发，一场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读书无用、白卷英雄、反潮流、批“三里村黑店”、破四旧、立四新、斗走资派、斗当权派等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搞得学校天天停课，开批斗会，写大字报，抓老师戴高帽游行，大字报贴得连老师进门都只能爬进去，在这乌烟瘴气的白色恐怖氛围下，让我目不忍睹。当时父亲多次催我回家出集体工，于是我停学了。自此，初中尚未读满两个学期就打道回府，我的就读生涯结束了!

十六岁离校回队参加集体劳动，披风扑雨，日夜劳作，当时正式劳力一天十分底，我们只能拿七、八分底，一天辛苦劳动下来，到年终生产队决算还不到两角钱。期间我在生产队担任记工员三年，十年浩劫，民不聊生，灾难深重，暗无天日。

一九六七年，时年十七岁的我经毛谷器共三爹(毛正声)做媒，去本村西源屋玉娭家相亲。我喜中有忧，现在回想起来倍感心酸，出门连一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只好找三娭借了一条欢喜姑娘穿的蓝土布裙腰裤穿上去相亲。次年冬月初九我和畴二举行婚礼。当时没有办理结婚证的概念，普遍至今都未领证。那个年代农村生活困苦，吃了上顿没下顿，经常无米下锅，无油菜，盐水汤，连野草稀粥都无以果腹。父亲东挪西借，仅凑了60块钱作彩礼，妻家陪嫁了六把木椅和一个搪瓷盆。

一九六九年八月，父亲和我分家生活，当时给我分了三只饭碗，两只菜碗，几双筷子，甚至煮饭锅都没有。也不能怪父母，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农民普遍生活困难，极左路线横行，老百姓不许开荒种地，不得养家禽家畜，禁止一切“资本主义”。年关迫近，乡村却无新年气氛。腊月二十九，生产队组织杀了两头猪过年，我家分得三斤二两，其中一斤二两送了年礼，剩下两斤过年和正月招待匠人。大年三十，队里组织社员吃“忆苦思甜餐”，用队里养猪场的大锅煮了白菜米粥，人手一碗，美其名曰“忆苦思甜”。

经年累月繁重的体力劳动，却总是吃不饱，穿不暖。

岁月匆匆，转眼到了七0年，妻子怀孕在身，经常是白锅菜(没放油)，盐水汤，小半碗蚕豆充饥。每天都要参加集体出工，饱尝的心酸苦辣不堪回首。

时来运转。七0年七月，大队干部毛继裕和老师毛康济两同志来到我家，要我参加教师队伍，去大鹏小学代课，我兴奋得一夜未眠。几日后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去学校报到。学校设在杨国清家堂屋，一至四年级共三十二位学生，所有学生的教学工作由我全包，还要自理饮食，生活繁忙而艰辛。但我满怀激情，非常热爱这份工作。双喜临门，大女儿咏梅也在这年八月初五降生了，她的到来让我的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欢乐。

在大鹏小学任教半年后，次年调入安山小学。五月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胡春凤同志找我谈话，想让我去大队担任团支部书记，我犹豫不决。当教师每月可领五块钱的津贴，大队干部并没有。在狮形大队任党支部书记的九思姨爹闻听此事，鼓励并支持我进大队行政队伍，于是我进入了大队干部行列，心中充满了阳光灿烂。

七一年七月，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人生篇章翻开了新的一页。心中的太阳红艳艳，自从我将“毛胖生”之名改为——毛艳。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会议不断。七五年我代表安山大队出席县青年团召开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光荣佩戴大红花。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期间大小会议不断，群众之间矛盾颇多，每天工作连轴转，处理各种繁杂的事务，整日忙累却乐此不疲。

一九七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我正带队修岳坊水库，第二个孩子继良出生了。家里既无食油又无柴烧，我匆忙翻山越岭去石龙买了一担半干柴和一斤棉油回家，顾不上照顾妻儿，即匆匆赶回工地。

当大队干部时体力劳动变少了，但晚上要经常开会，平常抓阶级斗争，难免会得罪人。于是我萌生退意，向公社党委申请辞去大队工作，重返教师岗位。经公社批准任安山大队教革副组长(校长) ，当时大队有办初中，管辖范围有大鹏，胡兴，石板嘴，大队部，栗山坨，盐水罐，白罗等七所中小学。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我的二女儿菲菲出生，一九八0年冬月十四日儿子毛欣出生，八五年二月初一日小女儿兰兰出生。当时我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全家七口人生活。计划生育抓得很紧很紧，提倡“生男生女都一样，一对夫妻一个孩”，按当时政策我两次受到乡政府清退处理。是时任乡教育组长邓正桃同志顶住强大的政治压力，力排众议，力挽狂澜，保住了我的工作职务。他是我人生的恩人。

一九八一年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实行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了三亩多田地。从此不分晴天下雨，酷暑寒冬，每日都有忙不完的农活。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特别是农忙季节，常常天未亮就扛着锄头去田里干一阵农活后匆匆赶去学校上课，放学回家路上就先脱掉外套，勒起袖子，卷起裤脚，争分夺秒去田地里忙活。人到中年，家里孩子多，负担重，经济来源少。作为民办教师工作一年的收入只有三百来块的平衡工，还得缴税百多块，入不敷出，迫于生计，勒紧裤带过日子。节假日带着盘缠冷饭，风餐露宿，肩挑步担，翻山越岭去平江买木材，肩扛到莄口，十六公里，宏图等地出售，担惊受怕，彻夜未眠，累得几近虚脱，精疲力竭，赚那几个可怜的零钱补贴家用。家里要烧柴火，天未亮我就翻山去砍柴。青嶂山，双石洞，百乐山，盐水罐，荞麦坡，龙毛坑，烟竹尖，深坑洞……无不留下我艰难跋涉的足迹和辛勤的汗水。其中有两次记忆深刻:有一天午饭后我去深坑洞砍柴，走至半山腰突然肚子剧痛难忍，我咬牙坚持，不愿放弃，忍着剧痛砍了一担柴回家。还有一次寒假期间，麻风细雨，寒风凛冽，吹得脸似刀割一样，我翻过盐水罐刚到荞麦坡，突然鹅毛大雪纷飞，我冒雪砍了一担柴，住在盐水罐的全桂娭见到我如此恶劣的天气尚在砍柴，备感惊愕。

我作词一首:

矮岭高山，

任我登攀，

砍柴不易挑更难。

腰酸背痛归家后，

还得烧餐。

犹记九二年书贴春联:

子女研读之乎者也，

父母操劳柴米油盐。

作者：毛艳

整理：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