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美振风古塔”商标设计者胡衡一和他的学生孙多慈

讓泉

1907年胡玉美“振风古塔”商标图案是由胡远惠的长子胡衡一(胡国铨)设计绘制的。胡玉美家族第三代掌门人胡远烈(胡承之)为什么要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侄子胡衡一呢？因为胡衡一是一位优秀的绘画设计大师，同时他也是孙多慈在省立第一女子中学的启蒙绘画老师。

孙多慈之父孙传瑗(字养癯)早年在家乡寿县组织反清革命活动，1905年前后来到省城安庆，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寿县同族孙毓筠出任安徽都督，孙传瑗进入到省政府秘书处工作。1913年孙传瑗又喜得一女，也就是孙多慈。之后的几年，安徽政局不稳，不过孙传瑗仍留在省城安庆，转入到教育界工作，先后在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省立安徽大学等处工作，所以孙传瑗既是一位革命政治家，又是省内知名的教育界学者。

在这样家庭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孙多慈，自幼即表现出过人的才华与艺术的气质。当孙多慈中学时代在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位置在今天的安庆二中本部)读书时，就已是远近闻名的“才女”了。作家苏雪林曾在《记画家孙多慈女士》一文中回忆说：“常听朋友们谈起：母校(苏雪林也是安庆女中毕业的)出了一个聪明学生孙多慈，国文根底甚深，善于写作，尤擅长绘画，所有教师都刮目相看，认为前途远大，不可限量。”

在安庆女中，最先肯定孙多慈绘画天分的，是图画教师胡衡一。那时候的胡衡一，身体略略有些胖，尤其在冬天，穿着宽大的长袍，显得十分臃肿。臃肿的图画教师，在讲台上放着一双苹果，让学生做静物写生练习。大家都低头认真地去画那只苹果，孙多慈却在画纸上画臃肿的图画教师。虽然谈不上形似，但多少也还有神似之处。胡衡一老远就知道她在下面做小动作，也不说破，故意绕到教室后面，再轻轻上前，逮了个正着。她以为至少要吃一顿批评，胡老师反而“呵呵”笑出声来，把她的“作品”高高向学生扬起。“孙多慈同学放着小苹果不画，非要画我这只大苹果，大家看看，还真有些传神呢！只要同学们画得好，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无所谓。”

孙多慈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多少有些得意，而对胡衡一老师的深爱，也由此埋进心间。“在一女中学校，教师中对我期许最殷切者，为图画教师胡衡一先生。”直到晚年，在台湾每每向朋友回忆旧事，她依然如是说。

胡衡一冬天穿的那一身宽大长袍，质地非常好，是正宗的杭州绸缎，黑底子金色图案，远远看去，既洋气，又做派。他自己也非常得意，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炫耀，这样的衣服，在安庆女中，恐怕只有他胡衡一独一件。

在安庆，他们胡家是财大气粗的名门望族，绵延至今的百年老字号“胡玉美”，就是他们家祖传的制酱产业。“胡玉美”主要产品就是蚕豆酱，它的特点，简单概括就是色泽红润，豆瓣柔软，咸辣适中，可口开胃。说来简单，但在制作过程中，却凝聚了胡氏祖先无尽的智慧与才思。蚕豆酱是起源于四川，发展在安庆。能在安庆成功，并能上打武汉，下打南京，更在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川酱基础上，依据江南一带饮食习惯，弱化了其中的麻、辣、咸，又浇淋小磨麻油，增强了其香其鲜。制酱本身，从技术发展成为工艺，在赢得顾客的同时，也赢得了市场。

胡兆祥是胡衡一的曾祖父，在安庆，排在四世。经过五世、六世的共同努力，到第七世“怡怡堂”和“古欢堂”手中，胡氏酱业已经有很大的规模。但真正形成品牌效应，是在“古欢堂”七世胡子穆的手上。胡衡一是“怡怡堂”七世，与胡子穆共一个曾祖父。他对“胡玉美”的贡献，就是为“胡玉美”设计了商标。商标图案本色本土，取安庆东门外振风塔为原形，注册为“振风古塔”。商标设计出来，先用在瓦罐蚕豆酱的红色封口招牌纸上，之后又用到瓶装酱油的彩色瓶签和虾子腐乳的彩色包装纸上。这也是安庆最早注册的产品商标。胡衡一对学生们说：“我的这枚商标设计，不在于设计本身，而在于设计思路。想想看，安庆振风塔是万里长江第一塔，俗有‘过了安庆不说塔’之誉，胡玉美蚕豆酱自然借它广为传播。当然，胡玉美蚕豆酱卖到哪，也把振风塔的名气带到哪。”

胡衡一之子胡庆汉，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导演，著名的配音演员，法国影片《红与黑》中的于连、《巴黎圣母院》中的斐比斯，都是他的配音。

1931年18岁的孙多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的四年学习，是孙多慈艺术生涯的重要阶段。1935年，孙多慈即将毕业之际，在老师徐悲鸿的沟通下，中华书局为她出版了个人画集《孙多慈描集》，收录了她大学时代的诸多画作。毕业后，她回到安庆教书，任教于省立安庆初中，成为一名中学美术教师。就在这一年的11月，孙多慈在安庆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这次画展虽只是借用学校的三间教室举办的，稍显简陋，但在当时的安徽却也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举动。

安庆文史界老前辈金杏村先生在《徐悲鸿在安庆》(《安庆文史资料》第十七辑)一文中有这样的介绍：“徐悲鸿，四十年前曾在安庆生活过一个短暂时期，是为向其女学生孙多慈求爱而来的……。”1932年印行的《国立中央大学学生姓名录》，其上所显示孙多慈的通讯地址是：“安庆昭忠祠一号。”据民国四年《怀宁县志》：“昭忠祠在县城隍庙西”，也就是说，昭忠祠在杨家塘附近，即今天安庆第二人民医院南边。昭忠祠本是祭祀湘军阵亡将士的祠堂，后来也就成为了地名、街巷名。1932年前后孙家住在安庆杨家塘，是确定无疑的。　　

孙多慈原名孙韵君，孙多慈这是徐悲鸿为她起的名字。“大慈大悲”，他曾刻下这句带有两人名字的印章，悉心珍藏。晚年的孙多慈在弥留之际，伸手在好友吴健雄手心反复描摹的，还是“慈悲”二字。这段半辈子的“慈悲恋”，以遗憾收场。

如今的杨家塘已被填，成为一处居民炼身的露天广场。九十二年前的某个春天，十九岁的孙多慈也许会这风景如画的塘边漫步，思考。1949年，孙多慈女士随家人迁居台湾，供职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1952年至1954年间赴欧美考察学习，受印象派等画风的感染，更使其绘画采各家之所长，技艺更趋成熟，达到她绘画水平的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