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不断、理还乱的故园情思

潘作成

剪不断、理还乱的故园情思

潘作成

铁力——黑龙江省的一个县级市，是我出生、长大并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她坐落在小兴安岭南麓，地处山区与平原相接的丘陵地带，旧时俗称“铁山包”。这里1915年设治（置设治局），1933年伪满时期设县，曾先后几次与庆安县合并，旋又数度分开，并于1988年12月撤县建市。

　　上世纪50年代中叶，父亲带着一家人，从吉林省榆树县（今榆树市）来到了这里。初来乍到，一家人在铁力街里落脚谋生，一住就是三年多。当时，父亲因年龄偏大，又没有多高的文化（读过两年多私塾），很难找到固定工作，只能在林业局的制材厂干点临时工。大哥年龄又偏小（1941年出生），也没有哪家企业肯正式录用。不过，到我家被下放的那年，大哥其实已经17岁，接近于成年，只要再坚持一下，应该说肯定能找到适当的工作。一方面迫于街道的压力，加上大哥或许太想尽快找到事做，同时也是听信了街道工作人员的宣传和劝说吧，他竟然没和父母商量，自己做主在同意下放的一份什么文件上签了字。第二天一早，街道就派了搬家的马车来。

就这样，在1958年的春天，我们一家人从铁力街里，搬到了一个叫福兴（日本人曾在此驻开拓团，按其序列命该村名为七中队，东边还有八中队、九中队。七中队日占以前曾叫新进村、富安屯）的村子里。那个村，距铁力街里有十七八里路。就在那年夏天，在那个刚刚落脚的小村庄，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铁力这个地方，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说她好即确有其好的理由，说她不好也自有其不好的缘故。说好，主要是因为这里开发较晚，尚有大片的浅山区林地，将树木伐掉就可以开荒种地；与山边林地相间隔的草甸子，更是可以直接垦荒耕种，只需解决内涝即可。外加守着无边的森林，可以“靠山吃山”，烧火柴更不用发愁。这些比起父母的老家来，确实要强。还有更重要的，是这里的钱比较好挣。春夏秋三季，可以在黑土地上种植各种庄稼；冬天则可以进山干活儿，为生产木材的林业局采伐、倒套子，增加收入。从这几方面看，确实比一般的纯农业区，生活要好过许多。说这地方不好，当然也自有其缘由：同样是因开发较晚，这里的水很不好（包括铁力街里），人吃了以后，有的长大骨节，有的长大粗脖（甲状腺肿大）。小孩子长了大骨节后，整个身体发育都受到影响。长大粗脖的虽然不多，但也确实存在。地方病除了这两种，还有直接夺人性命的，那就是令人谈之色变的克山病（因1935年在我省克山县发现而得名，也叫地方性心肌病）。这种病主要欺负妇女，多数发病前毫无征兆，若无明白人及时治疗（民间治疗该病方法简便有效，而当时医院并无抢救方法），能在数小时内致人死亡。50年代来到我们村的移民家庭，只要是来自热河的，绝大多数都因克山病而失去了家庭主妇。那时就有人说：“来到铁山包，两眼泪滔滔。来时用车拉，走时拿挑挑。”这话固然不能说是错的，但最起码并不全对。因为，几乎所有来这里闯荡的人，虽然可能流着两眼的泪水，却似乎并未听说有哪一家再回去。那么，为什么人们明知道这里有诸多的不好，却偏偏又不肯回去呢？除了因为这里尚有其好处之外，还因为这里的不好之处，通常要定居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那时搬一次家确实是非常不容易。

现在提起五六十年代，人们都是说户籍限制如何如何。但据我看来，当时制约人们迁徙（这里不包括进城）的最主要原因并非户籍，而是那种当今人们所无法想象的贫穷。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搬一次家就是扒一层皮，甚至就是死一次！更不用说跨省搬迁，那几乎就等于倾家荡产。民间一直有一句俗语，叫做“破家值万贯”。倒不是说一个破家真的能值“万贯家财”，而是说，对于小门小户的普通百姓来说，家里一丁点儿小小的、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东西，哪怕只是一块砖头、一块瓦片，都可能拥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而这些东西，你搬家时是没有办法带走的，要搬家就只能丢弃或送人。某种东西因长途搬迁不得不舍弃，可过日子却不定啥时候偏又得用着这样东西，而那时候你再要去找就难了。搬一次家所带来的糟损，要苦干多年才有可能慢慢挣下并攒起来！

　　令人颇费思量的是，虽说七中队这个地方并非那么美好，可投奔这里的人，却一直络绎不绝。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几乎每一年都会有新户从外地迁入。有时候，一年会迁入好几家。一个原本只有二三十户的小村庄，很快发展到一百几十户。后来，因为要来的人太多，大小队就干脆一概不收。但也还是不断有新户迁入。那些特别想来这里的，会通过关系找到公社甚至县里，拿着上级领导的批条来，叫你不收也得收。初来的时候，他们注意的只是这里的好，至于不好之处，有的是压根就不知道；也有的是抱着侥幸心理，选择性地视而不见，直到那些不好的事情摊到自己头上，才不能不心生悔意。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买到“后悔药”。当然，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其实并无可值得后悔之处，因为得上地方病的毕竟只是少数。一般人家就算是摊上了，也很难毅然选择再搬一次家，逃离这个地方。我在这个村居住了十几年，只经历了我大哥因为儿女长大骨节而搬走，再没听说过有第二家（个别人家大骨节病还非常严重）因地方病而搬家的。而大哥家的搬迁，又是在七十年代，并非各方面条件都更差的五六十年代。就是在大哥家搬离的时候，还有许多人家在陆陆续续地迁入。这也难怪，在整个人民公社时代，我们那个福兴大队，一直是铁力县内经济收入较高的大队。原因是，这里紧挨着大森林，不但粮食生产搞得好，而且副业也同样搞得好。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的人口便越聚越多。

其实不光是我们那个村，从整个铁力县的情况看，建国后人口一直呈快速上升趋势。据《铁力县志》记载，刚建国的1949年，铁力全县境内人口只有29 821人，而到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也是铁力人口达到最高峰时，已经增加到402 428人。41年间，人口增加了372 607人，比原来增加了12倍还多。

　　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热火朝天的年代，是一个创造了许多重大奇迹、留下了许多重要遗产的年代，也是充满了矛盾与困难、让后人至今评说不尽的年代。不过对于我家来说，那个时候感受最深的却是困难。这种困难，开始于1959年，1960年达到峰值，1961年则逐渐有所缓解。

和所有的家庭一样，我家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缺少粮食。

　　据父母亲后来讲，1958年并不是灾年，而是丰收年，庄稼长得挺好。问题出在秋收这个环节上。因为全民大办钢铁（铁力街里建起了小高炉），抽走了大量的青壮年，村里缺少劳动力，再加上秋收时雨多，成熟的庄稼眼瞅着收不上来，糟蹋了不少，结果导致“丰产不丰收”。那时候，村里的土地尚不能做到旱涝保收，完全是“靠天吃饭”。春夏两季气候如何一般影响不大，可只要秋季遇上连雨天，那就一定是歉收年。这种情况，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因为土地排涝设施的完善，已基本得到了改变。而1959、1960、1961这三年，就确实是大灾年。一方面庄稼歉收，一方面上边却按照虚报的数字征收“过头粮”，把原本已经分到各家各户的粮食，又挨家挨户收回去上交，只留下其中的一部分。缺少粮食，农民们就没办法吃饱了。

在村中一百三四十户人家中，我家挨饿是比较严重的。原因主要是刚从城里搬来，新来乍到，两眼一抹黑。在那个人人都吃不饱的年月，一粒米、一棵菜都是好的，都可能会吸引好多饥饿的目光。在从来都是人情至上的乡村里，一个无亲无故的家庭，方方面面都难免要吃亏。尤其是不到四年搬了两次家，让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还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虽然饿得够呛，但在极其勤劳而又善于持家过日子的母亲的料理下，一家人到底熬了过来。在我们那个村，没有人被饿死。在整个铁力县，也没听说谁家有人饿死。到1962、1963年，我家就已经一点点地缓过来了。1964年，家里经济状况已经得到了改善，还给大哥娶了媳妇。为大哥订婚，光过彩礼就是500块——当时，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当然，大嫂娶进家门，也给家里拉下不少饥荒。这些饥荒，先是大家一起还，两年后分了家，父母带着我们姐弟三人，替大哥背了一半的债务。

　　对于我家来说，这些债务确实算是大事，但还不是最可怕的。当时已经显露苗头的，是一种前面提到的地方病，叫大骨节病。这种病都是从幼儿或少年时发病，患病的人关节逐渐粗大，走路像鸭子一样左右摇摆，迈不开大步，身体发育受到不同程度阻滞。发病者生活和劳动能力受到影响，严重者不啻于一种残疾。我的姐姐，我的二哥，或许和当年身体正在发育时吃不饱饭有关，都得了这种大骨节病。我虽然也有一些，但相对轻得多。大哥最幸运，他搬到农村时接近成年，已经长成了接近一米八的大个子，一点儿都没受这种病的影响。

姐姐上学成绩很好，在同学中很是突出，经常得到老师和同学的称赞。只是由于家里生活困难，父亲不同意，就没能去考中学——因为上中学要去外地住宿，花销比较大。如果去考，是必定能考上的。姐姐后来虽然在村里小学代过课，还当过几年民办教师，可到底未能逃出农门。后来嫁给了八中队（当时是福兴大队第二生产队）的一个青年，生了4个女孩。59岁那年，因心脏病发作逝世。成绩优异却未能上成中学，更未能逃出农门，是姐姐一生的遗憾。

二哥学习成绩同样很好。有姐姐当年的教训，估计父亲无论如何都会让他去考中学。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还没等上中学，又来了那场“文化大革命”。学了一通语录，写了一通大字报，就稀里糊涂地离开了学校。在生产队干了几年活儿，大骨节病越来越重。实行“联产承包”后，他的日子越来越艰难。我曾经想让他学掌鞋，在南岔住的大姑也劝他干这个（大姑家就有一台掌鞋用的机器），可他脾气很犟，说什么也不肯。我留他在我当时工作的小白生活，他也不愿久住。后来，他一个人去了南方，在广东、海南漂泊多年，54岁那年在东莞去世。哪方面都不比别人差的二哥，只是因为大骨节病，一辈子都没有成家。

　　我十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们都是善良、本分的农民，辛劳一生，饱尝了生活的各种艰辛，却没有享到一点儿福。我的母亲甚至没照过一张照片。父母去世后，我和二哥两人相依为命。好在那时生活成本很低，上学费用也很少。我的成绩一直很好，老师又照顾我，总是免收我的学费。就这样，我读完了小学读中学，后来从桃山中学考入铁力一中，最后高中毕业于干馏厂子弟中学（那时的高中也就是初中程度）。应该说，我在求学各个阶段遇到的老师都对我很好，是他们鼓励并帮助我完成了学业。

回到农村后，我代过课，当过出纳员和民办教师，后来读了师范校，当了一名正式教师。我的教学生涯长达十四年（包括读中等师范两年），先是教了半年小学，继而教了六年初中，后又教了六年高中（包括两年职业高中）。这个时期，先在黑龙江电大读了专科（1982年—1985年），紧接着又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读了本科（函授）（1986年—1989年）。本科毕业后，我于1991年底被调出学校，进入政协机关，当了一名公务员。公务员当了约27年，其中普通干部两年多，副科级干部三年多，正科级干部18年，副处级干部不到四年，到2018年7月正式退休。和哥哥姐姐比起来，我实在是一个幸运者。

　　在外面读中学的时候，看见村里孩子们走路一扭一扭的，心里就特别不舒服。联想到姐姐和二哥的命运，就更感到难受。令人欣慰的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由于饮水得到改良，加上粮食与外地发生串换，还有饮食结构发生改变、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等原因，在整个铁力区域，包括我原来生活的福兴村，大骨节病已经不再发病；其他两种地方病，则在此前就已经基本绝迹。

　　几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铁力县域之内。每当与同事、朋友谈论起铁力，谈论起这个从小就一直生活的村庄，我的感情总是非常复杂。说爱，是一定的、毫无疑问的，因为自己从小即生于斯亦长于斯，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但除了爱，也还掺杂着其他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因为我的哥哥、姐姐——这些我最亲近的人，他们一辈子生活在这里，却一生都与病痛相伴。这，就像是一根刺，一直深深地扎在我的心上。在人生的旅途上，这里，曾经给过我太多的依恋与抚慰，也给过我许多的辛酸与愤懑。在农村时，我努力学习和工作，为跳出农门创造着条件。同时，我也和许多农村青年一样，曾幻想通过努力改变村里的现状，但终归未能有所作为，且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几十年来，对于故乡这种难以言说的情感，一直深埋在心底，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但特别值得欣慰的是，如今的铁力——我的故乡，尤其是那个我从小生长的小山村——福兴，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些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同伴们，他们现在都过着幸福的生活。而他们的后代，也从根本上摆脱了地方病的困扰，成长得非常健康，生活得非常快乐！

我衷心地希望，这里的一切一切，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本文已于同日在黑龙江网络平台“陈年往事的记忆”上发表。文中图片部分由老同学张立新提供，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