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黄埔 英魂浩荡

胡山

在距离广州市区东南面10多公里、伫立于珠水中央的黄埔长洲岛，历来被视为军事要塞。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在此创办了一所陆军军官学校，而它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诞生于风起云涌的国民革命时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建立以来，以孙中山先生“创造革命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以“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组成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实行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国民革命为目的。一方面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一方面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军校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广大黄埔师生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为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它不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政治觉悟的军政人才，而且铸造了革命军队的军魂，产生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影响。

黄埔军校自1924年6月在广州创办到1949年底迁往台湾，在大陆共办了二十三期，其毕业生包括各分校、训练班在内，计有二十三万余人。黄埔军校名将辈出，战功卓著，扬威中外，影响深远，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显赫地位。

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 孙中山 黄埔军校开学典礼

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

—— 毛泽东《抗大三周年纪念》

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黄埔师生挺身而出。东征北伐中，他们赴汤蹈火、冲锋在前，成为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主力和先锋。抗日战争中，他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钢铁长城，迎来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反对外来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彻底胜利，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1965年8月15日，日军战败20周年，日军退役中将吉田撰文称：

中日之战日军之败，是由于统帅部对中国二十万受过黄埔军校教育之军官的英勇爱国力量，未有足够的评估。

黄埔英雄健儿驰骋沙场，战功赫赫，嬴得了中国人民无限崇敬，特别是在两次国共合作中，黄埔精神之花绽放的格外绚烂。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参谋长、曾担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的叶剑英一针见血地指出：

黄埔同学在革命史上的地位，是光荣而重要的。

在抗战中，只要三十万黄埔同学真正全部发扬黄埔精神，谁敢中途妥协？谁敢进行内战？

陆军军官学校校歌

怒潮澎湃 党旗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 纪律莫放松

预备作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 引导被压迫民众

携着手 向前行

路不远 莫要惊

亲爱精诚 继续永守

发扬吾校精神 发扬吾校精神

黄埔先驱陈毅元帅之子、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陈昊苏

《纪念黄埔军校90周年》

奋斗牺牲铁血红

初征北伐出英雄

繁花两树夸黄埔

一统江山大道同

《到访黄埔军校旧址》

将帅摇蓝创世奇

楼前走马寄追思

一心一德矢勤勇

革命风雷似卷席

《黄埔岛东征烈士墓》

先驱壮烈長眠处

后继雄英又起步

一统中华宿愿存

新人伟业千秋树

陈昊苏《晚岁诗存》（2014年6月）

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提笔缅怀

纪念黄埔百年 弘扬黄埔精神

黄埔军校 开学典礼

为了建立革命武装， 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长洲岛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孙中山任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选派大批党团员到军校学习，周恩来、熊雄、恽代英等担任教官。

6月16日，共产党和国民党人500余人在黄埔军校举行隆重开学典礼。

清晨6时，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乘江固舰从大本营出发，7时40分抵达军校码头，全体师生列队候迎。

上岸后，孙中山先生首先对军校进行巡视。在校本部，浏览了职员任职图表，翻阅了教学计划，了解了学生入学情况。随后由教授部王柏龄主任带领各教官觐见，又由教练部主任李济琛带领各队长及特别官佐觐见。8时50分，巡视了课室和宿舍。9时20分，回校长室休息片刻，即赴礼堂参加开学典礼。

孙中山正式宣告黄埔军校成立。他带着一份7000多字的稿件，给操场上的青年学生以及军校教官做了一个多小时慷慨激昂的演讲

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孙中山

（1924年6月16日）

来宾、教员、学生诸君：

今天是本学校开学的日期。我们为什么有了这个学校呢？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学校呢？诸君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

像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至于世界上的革命，在我们以后发生的情形，是怎样呢？

六年之前，有一个邻国，和中国毗连有一万多里，跨欧、亚两洲来立国，比中国还要大，在欧战之前。是世界上头一个强国。当欧战期内，便发生革命。

他们的革命，后过我们六年。这个邻国是谁呢？就是俄国。俄国革命，虽然是在中国的革命六年之后，但是说到结果，他们的是彻底成功。

我们拿两国历史来比较。就对内一方面来说。中国从前革命，是对外来的满洲人。满清皇帝的权威，到我们革命的时候，已经很薄弱，政治也很腐败。当那个时候，满洲的国家势力，是世界上最衰微的国家，比较俄国对他们皇帝革命的时候是怎么样呢？

俄皇是本国人，又是俄国的教主，在国内的威权是第一，当没有革命的时候，俄罗斯的国势，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像这样比较，可以说中国是对权势很薄弱的皇帝来革命，俄国是对权势很强盛的皇帝来革命，所以就对内这一方面讲，中国革命是很容易的，俄国革命是很艰难的。

就对外一方面说，俄国革命之后，所遇到的障碍是很大的，中国革命之后，毫没有人干涉。在革命之前，外国人虽有瓜分中国言论，我们也怕到革命的时候，受列强的干涉，但是发生了革命之后，列强毫没有理会，俄国发生了革命之后，遇到外国人的障碍，不只是言论，并且实受兵力的干涉，各国军队侵进俄国境内的，有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意大利。以及其它各小国的军队，外国人集合全世界的力量来干涉俄国。

像这样看来，我们革命，只在内对付一个很衰弱的政府。俄国革命，在内要对付一个威权很大的政府，在外还要对付全世界的列强。所以更就对外一方面讲。中国革命也是很容易的，俄国革命也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俄国遭了那样大的艰难，遇了那样多的敌人，还能够在六年之内，把所有的障碍都一概打消，革命是彻底的成功？

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珍贵视频

我们革命的时期比较俄国要长一半，所遇的障碍又不及俄国的大，弄到至今，革命还是不能成功呢，由中国和俄国革命的结果不同，推求当中原因，便是我们的一个大教训，因为知道了这个教训，所以有今天这个开学的日期，这个教训是什么呢？

就是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一般革命党员做先锋，去同俄皇奋斗。

但是革命一经成功，便马上组织革命军，后来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继续去奋斗，所以就是遇到了许多大障碍，还是能够在短期间之内，大告成功。

中国当革命之时，在广东奋斗的党员，最著名的有七十二烈士，在各省舍身奋斗的党员也是不少。

因为有了那些先烈的奋斗，所以武昌一经起义，便有各省响应，推倒满清成立民国，我们的革命。便有一部分的成功，但是后来没有革命军，继续革命党的志愿，所以虽然有一部分的成功，到了今天，一般官僚军阀，不敢明目张胆，更改中华民国的正朔，至于说到民国的基础，一点都没有。

这个原因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

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从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同学，就是将来革命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立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还是永远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什么东西叫做革命军呢？诸君到这个学校来求学，要怎样立志才可以做革命军呢？要有什么资格才叫做革命军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可以做革命军，便要拿先烈做模范，要拿先烈做模范，就是要学革命党，要学革命党的奋斗，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

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

现在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他们这些军队，既是来同我们革命党共事，为什么我还不叫他做革命军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军的名号，加之于这些军队之上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内部的分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

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从前叫做革命军，同在一个革命政府之下的军队，因为利害不同，竟会倒戈相向，做敌人所做不到的行为，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义的军队，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害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

中山手书军校门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

什么是叫革命的基础？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一样的行为。有了那一样的行为，才叫做革命的基础，至于现在广东这些兵士，对先烈那些行为，还是莫明其妙。而且中国此刻是民穷财尽，一般都是谋生死无路。那些人在没有得志之先，因为生计困难，受了家室之累，都是要说来革命。到了后来稍为得志，便将所服从的什么革命主义，都置之九霄云外，一概不理了！

我今天到此地来和诸君讲话。是要把以往的成败，当作一场大梦，一概不要回顾他，要从今天起，重新创造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上的革命军，诸君不远千里或数千里的道路，来此校求学。既是已经明白了我们的宗旨，要造成功一种革命军。一定是富有这种志愿，来做革命的事业，要做革命事业，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就是要从自己方寸之地做起。要把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要一概革除。

所以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要先从自己的心中革起。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将来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这样设备完全的军官学校之内，研究军事学，将来还是不能成革命军，做革命军的事业。所以诸君要革命，便是先立革命的志气，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当革命军的将领。

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如果不然，就是诸君将来成立军队，打许多胜仗，得许多土地，各人都能够扩充到几万人，还是不能够叫做革命军的。

中国现在不好的军人，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革命党内的军人，这派军人口头赞成革命，行动都是反对革命，所谓口是心非；一派是革命党外的军人。这派军人，完全反对革命，只知道升官发财，时时刻刻都想推翻共和，恢复专制。诸君将来维持共和，消灭这种军人，现在便要立志，要存心将来成功之后，不做自私自利的师长旅长和一般无道的军阀，诸君有了这种志气，才可以入革命的第二层门径。

什么是革命的第二层门径呢？就是要学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从前的奋斗是什么情形呢？大多数都是凭着赤手空拳，有了手枪炸弹的，便以为是很好的武器。每次起义，总用很少的这种武器，去和清兵奋斗。

当时全国的驻兵有多少呢？从前有旗下绿营，水师和巡防营，后来又有新兵，总共不下一百多万，譬如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城的，便有李准所带的水师，张鸣岐所带的陆师和燕塘的许多新兵。及满洲的驻防军，总计不下五六万人，当时革命党的人数不过是几百人，经过那次革命之后，死了的有七十二人，没有死的当然是很多。

当时做冲锋的人才有武器，有武器的不过三百人，所打的敌人，不止三万人。革命党只有三百人，便敢打三万多敌人，这就是革命党的见识，革命的见识，都是敢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的。此刻在这地听话的，都是军事教员同军官学生。试问诸位教员，研究军事学在战术中有没有这个道理呢？有没有一个人打一百个人成例呢？依我看起来，无论古今中外，都没有这种战术。

普通的战术，用一个人去打一个人，便以为了不得。古时的兵法都说是倍则攻之，十则围之，近时的兵法，用一个人打一个人，非守即退。象这样的兵法，古今才叫做正当的战术。至于广州十三年前的革命，不但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并且坐守广州的敌人，都有长枪大炮，进攻广州的革命党，只有手枪炸弹。战到结果，革命党死了七十二人，后人以为是失败；但是革命党攻进制台衙门，赶走两广总督，我们以战论战，当日广州城内之战，可以说是成功。

至于后来失败的原因完全是由于预约的援军不至。就是推到那次冲锋队的三百人，武器还是不精良；如果人人都有精良的武器，那次革命，或者可以成功，并不是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事后将敌我的情形，过细比较，那次革命之不成功，并不是三万敌人能打败三百个革命党，实在是由于革命党内部的计划不周全；如果在起义之先，计划很周全，那次革命，也不是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

辛亥年革命，在广州起义之后，又有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结果是成功。推到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当时在武昌、汉口的革命党，总共还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党不过是几十人；所有的枪，都没有子弹，临时到处搜索，只得到两盒子弹，一共不过五十颗。革命党分到了五十颗子弹，便在城内的工程营中发难；城外的炮兵营，立时回应，便拉两门炮进城，遥攻总督衙门，赶走瑞澄，占领武昌。

至于当时驻在武昌的清兵，有第八镇的新兵，有长江的海军，又有巡防营的旧陆师，总共不下两万多人。革命党只用几十个人去打两万多人，可以说是用一个人打五百个人。

广州起义，用一个人打一百个人，结果是失败；武昌起义，用一个人打五百个人，结果是成功都是以极少数的人打极多的人，在广州是失败，在武昌便成功，所以革命的奋斗，不能一概而论。这种奋斗，是古今中外各国兵法中所没有的，只有革命历史中，才有这种创例。我们继续来革命，按部就班，便不能说用少数不能胜多数。

诸位教员有从外国学来的，有从保定学来的，从前各国在陆军学校所教授的学问，都是寻常的军事学；此刻学成的先生，再教授学生，一定也是从前所学的普通军事学。所以诸位学生在这个学校内所学的学问，大概都是极寻常和极有规矩的普通军事学。诸君专拿这种学问，可不可做革命军人呢？

做革命军的学问，不是专从学问中求出来的，是从立志中发扬出来的。

诸君在求学的时代，当然要听先生的指教，服从长官的命令，先生教了多少，便要明白多少。如果有绝顶聪明的人，或者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就是没有绝顶聪明，只要把先生所教的学问，彻底了解，将来也有大用处。

用诸君现在的情形和从前的革命党比较：从前的革命党，都没有受过很多的军事教育，诸君现在这个学校之内，至少还有六个月的训练；从前的革命党，只有手枪，诸君现在都有很好的长枪；从前革命党发难，集合在一处地方的，最多不过是两三百人，现在这个学校已经有了五百人。

以诸君这样好的根本，如果是真有革命志气，只用这五百人和五百枝枪，便可做一件很大的革命事业。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象满清末年所练的新军陆军，都有很精良的长枪大炮，海军有很坚固的战舰和鱼雷艇，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到了武昌起义之后，便都归革命党所用。

总而言之，革命是非常的事业，非常的事业，不可以常理论。从前留学日本和欧美各国的陆海军学生，我们总是设法运动，要他们加入革命党，但是有许多学生总是不肯加入，始终反对革命。他们那些反对革命战争有知识军人，是什么心理呢？过细考查，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成见，自以为是军事专家；在我们革命党主张用一个人打一百人，用一百人打一万人，在他们受过军事教育的人看起来，以为这是古今中外战术中没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

这个道理，我们不必深辩，只要看后来中国革命，推翻满清，是谁造成的呢？成功的时候，固然是有许多军事家的赞助，但是穷脉溯源，说起原动力，还是由于极少数的革命党所发起的。推到当时一般有知识的军人，以为用极少数打败极多数，是战术中决不能成功的定案，因为不赞成这个道理，便不赞成革命；因为那些军人都不赞成革命，所以从前的革命党，真有军事知识的人，还是很少。

辛亥年革命之所以大告成功，是由于全国已经发生了革命之后，段祺瑞便结合一般军人，联名通电，赞成共和，才能够达到推翻满清的目的；革命党因为降格相从，容纳他们的意见，收罗这一般军人，以后才收军事上的顺利。所以辛亥年革命之成功，实在没有真正军事学识的军人。

大家总要记得：革命是非常事业，不是寻常事业，非常事业，决不可以导常的道理一概而论。

诸君现在求学的时代，能够学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如果没有革命精神，就是一生学到老，死记得满腹的学问，总是没有用处。

我们现在到这地开办这个军官学校，北方的官僚军阀，老早便办得有保定军官学校和北京陆军大学。用我们这个学校和他们的学校比较，他们学校之成立的时间很久，人数很多，器械又完全；我们这个学校所处的种种地位，都是比他们的差得远。如果专就物质一方面来比较，又照常理论，我们怎么能够改造中国呢？不过北方的将领和兵士，集合在一处，成立军队，不是为升官发财，就是为吃饭穿衣，毫没有救国救民的思想和革命的志气；在从前满清的时候，是这一种将士，现在遗留到曹锟、吴佩孚的，也是这一种将士。

我们没有军事学识的革命党，从前既是能够消灭满清，将来富有军事学识的革命军，更是能够消灭曹锟、吴佩孚。

不过以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要能够消灭曹锟、吴佩孚，根本上还要有革命的精神；若是没有革命的精神，他们的人多械足，我们不但是不能够消灭他们，恐怕反要被他们消灭。

俄国在六年之前，一经发动革命，便同时组织革命军，以后着着进行，所以能够消灭旧党和外来的敌人，大告成功；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

中国革命，有了十三年，到今天还要办这种学校组织革命军，可见大凡建设一个新国家，革命军是万不可少的。诸君到这个学校来求学，又听过了我今天这一番的讲话，自然立志要做革命军。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所以做革命军的根本，还是在高深学问。

要造就高深学问，是用什么方法呢？造就高深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讲堂之内，要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更须注重自修的工夫，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后，一旦融会贯通，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的精神，继续先烈的志愿，舍身流血，造成中华民国的基础，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告成功，像俄国一样，我们中国才可以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中国的民族才可以永远的自下而上于世界。

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国便要亡，四万万人便要灭种；国亡种灭，都是诸君自身的利害，这是不能不挽救的。要挽救这种危亡，只有革命军，所以我们一定要开这个学校要造成革命军。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人，诸君都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都担负得救国救民的责任。既是有了救国救民的责任，便要从今天起，先在学问上加倍去奋斗；将来毕业之后，组织革命军，对于共和的障碍，更是要同他们拼命，要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

这种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的本领，是靠什么为主呢？当革命军的资格，是要用什么人做标准呢？简单的说，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象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象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革命党的资格，就是要不怕死。要用什么方法才可以不怕死呢？这个方法，说来说去，还是要学先烈。

我今天在这地同诸君讲话，便是一个后死的革命党。从前每次革命的时候，我常常参加，总没有一次贪生畏死，但是每次流血，都没有流到我的身上，所以今天还能够同诸君讲话，把不怕死的道理，口传到诸君。

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要能够有这种大勇气，在心理中就是视死如归；以人生随时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后，便能够成仁取义。

明白了这种道理，便能够说死是我们所欢迎的；遇到了敌人的枪炮子弹，能够速死更是我们所欢迎的。有了这种大勇气和大决心，我们便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因为敌人的观念，要生才以为是享幸福；我们的观念，要死才以为是享幸福，一死便得其所。

生死的观念，在敌我两方面的精神，过于悬殊，自然不能对敌，自然是我们有胜无败。这样以死为幸福，要求速死的道理，并不是凭空的理想，完全是事实。象从前日本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叫做陈天华，他发扬了革命的精神，还没有到革命的时机，求死不得，便在日本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

英国又有一位留学生，叫做杨笃生，也是因为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没有革命的时机，不能做革命的事业，看到中国太腐败，要以速死为享幸福，便在英国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象陈天华、杨笃生，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就是革命党，就是热心血性的真革命党！他们都是由于求死所而不得，所以迫到投海，实在是可惜。

但是由陈天华、杨笃生两个人投海的道理，便可以证明一般人只要感受了革命的精神，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可以视死如归，以为革命而死是很高尚、很难得和很快乐的事；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自己主义上的敌人，受敌人枪炮的子弹而死，当然更以为死得其所了。

从前的真革命党，因为都有这种乐死的性质，所以敢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所以敢于屡次发难来革命，所以革命能够成功！这种先例，是古今中外兵书中所没有的，只有革命史中才有这种成例。这种成例，是非常的例子。

我们要学这种非常的成例，便要有非常的志气，有了非常的志气，便能够看破生死关头，以死为幸福。如果人人都能够以死为幸福，便能够一百人打一万人，用一万人打一百万人。假若我们现在有一万人的革命军，马上便可以平定中国，因为此刻反对革命的全国军队，总共不过一百万人。

因为此刻我们没有一万人的革命军，所以那般贪暴无道的军阀，便敢于横行全国，无恶不作，事事要害国，天天要推翻共和。我因为要维持共和，消灭这般贪暴无道的军阀，所以要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后尘，更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

有了这种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便不至灭亡。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种责任。诸君都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

孙中山手书黄埔军校训词

三民主义 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 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 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 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 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 贯彻始终

此训词其后成为国民党党歌及官校校歌，并由陈祖康谱曲，该校歌从黄埔五期开始传唱至今。

毛泽东与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的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参与密不可分。毛泽东曾说：

在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以前，这（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军校。

正是由于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基础，黄埔军校才得以在短时间内创办起来。

1924年初，毛泽东曾作为黄埔军校的主考官，为黄埔军校招进百余位英才。

1924年1月，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党中央为了发展国民党组织，决定在上海、北京等地设立国民党执行部，派遣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叶楚伧，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茅祖权、瞿秋白、毛泽东等到上海，建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5省市党务工作。

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正式挂牌办公，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全面负责黄埔军校上海地区考生复试工作。3月13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招生事项。次日，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接待由中共北方组织派遣赴沪参加黄埔军校第1期招生考试的中共党员张隐韬、杨其纲等。对于此招生地址，毛泽东印象深刻，他曾在1954年10月18日的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回忆说:

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44号。

1924年3月间，毛泽东负责黄埔军校上海地区考生复试工作期间，接待了郭一予、陈作为等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各省的考生。考生在3月底进行数、理、化各科复试，录取者发给旅费和证明书，再赴广州参加全国总复试。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郭一予撰写的《毛泽东负责上海地区考生复试》写道：

我们到了上海后，由陈作为、赵自选两同志和我等将湖南党考取的军校1期学生公函和名单一起交给了毛委员，并请他照顾。毛委员当即告诉我们，这次复试考生人数很多，很认真，凭考试成绩取录，你们赶快准备功课复试。

黄埔军校修业证书(1924年8月)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因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故非常重视培训革命军事干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招生工作中起了突出作用，为办好黄埔军校作出重大贡献。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协助军校做好招生工作，为搞好军校各期的招生，中共中央于1925年11月1日发出第六十二号通告，1926年10月又发出第二十二号通告，强调“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指示各地党团组织应认真选拔“青年中之有革命倾向者”投考军校。

由于当时各省均在军阀控制下，各地军阀并不支持甚至反对这样一个新生的军事学校，故招考的第1期学生多采用秘密招生方式，委托各省中央委员以及刚刚成立的执行部在各地秘密分散招生。

对于秘密招生和招生名额分配情况，《黄埔军校史稿》如下记载：

（1924年）2月10日分配各省区招考学生名额，拟定招学生324名……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每省12名，共168名……惟当时各省多在军阀铁蹄之下，不易公开招生，故预先委托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回籍后代为招生。

《毛泽东自传》回忆军校的建校：

（1924年）春，我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代大会。3月里回上海，一面担任共产党党部的工作，一面又担任国民党党部的工作。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执行委员，除我之外，还有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同工作，调整国共两党的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校成立了。加伦将军来任顾问，别的苏维埃顾问也从苏联来了。国共的联盟开始领导普遍全国的革命运动。

报考黄埔军校的基本程序是，全国19个省区分别先进行招生初试，初试合格后再介绍到上海、重庆等地复试，复试合格后再送到广州参加总考试，毛泽东当时即在上海负责接待各地考生复试和转送工作。为了保证入校学生政治质量，报考者不仅要经过初试、复试、总考试三关，在录取时还要有两名担保人。

毛泽东在上海为黄埔军校第1期招生的人数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据《中国黄埔军校》一书，黄埔军校第1期从1000余名考生中共招收了470名学生，录取正取生350人（也有360人和372人之说）、备取生120人（也有117人和100余人之说），而毛泽东主持复试在上海招收的黄埔一期学生大概有100多名，占当期学生总数的20%，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黄埔军校建设与发展的关注和重视。

毛泽东不仅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生，还至少推荐过5人报考黄埔军校。1924年，经毛泽东、夏曦、袁达时推荐，中共湘区委员会推荐蒋先云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经过毛泽东负责的秘密考试，蒋先云顺利通过上海初试。除蒋先云外，由湖南中共党组织选派或通过其他途径先后进入黄埔军校的湖南籍学员还有左权、王尔琢、陈赓等大批党、团员。《陆军军官学校第一至第四队详细调查表》学员亲笔填写的“入校介绍人”栏中，有5名湖南学生填写的入校介绍人为“毛泽东”：蒋先云、伍文生、李汉藩、张际春、赵楠，都是中共学员。

作为第一所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在黄埔军校创建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中共党员担任了校领导职务和政治教官，孙中山、何香凝、毛泽东、鲁迅、邓中夏、苏兆征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都在军校开过政治课。当时的蒋介石也频频邀请国民党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及到穗的各省省党部书记到黄埔参观、演讲。因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身为共产党人的毛泽东此时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也受邀到黄埔军校演讲。《毛泽东年谱》中有记载:

1926年2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讲授农民问题。

9月3日，(毛泽东)到黄埔军校讲演。

1924年6月16日开学典礼后，孙中山同蒋介石（中）、何应钦（左）、王伯龄（右）在军校办公楼合影

1925年1月25日，黄埔军校成立“青年军人社”，廖仲恺任社长，2月1日该社刊物《青年军人》第一期出版。黄埔军校最初有许多从苏联来的教员，但在北伐战争期间蒋中正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破裂，所以这些苏联教员离开了。

1926年，根据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原陆军军官学校扩大改组，于同年3月正式命名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尔后黄埔军校学员成为国民政府北伐统一中国的主要军力。

你的梦 停留在木棉深处

你的笑 绽放在长洲岛上

我们不曾见面

却在今日重逢

因为男儿的承诺

因为遥远的追寻

荒原浴血

冰河饮马

燃烧了青春

我们从不曾见面

却又在今日重逢

不灭的信念在风中燃烧

亘古久远的都是中国梦

商团作妖 意在谋反

平定商团叛乱是黄埔军校建校以来的第一战。1924年秋，英国汇丰银行广东分行买办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组织反动武装商团军，自任总长，策划商团军叛乱，妄图推翻革命政权。

1924年，孙中山准备再次北伐。商团与革命政府的矛盾日益尖锐。商团设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武装商团军，陈廉伯自任总司令。陈是一个英国籍的汇丰银行支行的买办，向来仇视革命。陈加快通过汇丰银行走私预订军火的进程。

1924年8月10日，商团向香港南利洋行定购的枪械(计9841支枪、337万多发子弹的走私军火)的货轮由悬挂挪威旗的丹麦商船“哈佛号”运抵广州。刚入口岸，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迅速跃上甲板，勒令将军火转移到早已准备好的汽艇上，全部运到了黄埔军校。

陈廉伯于8月12日宣布罢市，要挟孙中山发还军火。他还与广东军阀陈炯明勾结，准备进攻广州。为了给陈廉伯打气，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翟比南通告革命政府：“如遇中国当局向城市开火时，英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对此，孙中山发表《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并致电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提出严重抗议。陈廉伯再度下令全市总罢市，直到酿就“双十惨案”。

蓄意谋反的广州商团，以广州革命政府扣留枪械为借口，出动了两千多名团丁，包围了孙中山的大总统府，蛮横地要强取枪弹。陈廉伯一面与军阀暗通音信，准备武装暴动，一面煽动和胁迫商民罢市，以扩大事态。同时，造谣说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已经“赤化”了，要“实行共产共妻主义。”

8月13日，廖仲恺以黄埔军校总代表的名义，电请蒋介石派两队学生前往广州市内维护治安，向民众宣讲扣械真相，驳斥敌人谣言。当时黄埔军校枪械奇缺，学生强烈要求把所扣留的枪械发放学员，蒋介石对大家训话说：

如果党里说这个军械我们可以取用，我们就取用，如果党里说我们要始终保管，那就要保管，要完全做一个革命军的模范给大家看，这是我对于扣械案的主张。

8月25日，商团胁迫广州及附近的100多个城镇罢市。28日，英国派出9艘军舰集中广州白鹅潭水域，公开进行恫吓。

9月初，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这是讨伐北洋军阀的有利时机。9月12日，孙中山亲自率领先头部队出发到韶关，准备出师北伐。蒋介石派出黄埔军校的第一队学生军，作为孙中山的卫队跟随到韶关。

韶关督师 矢志北伐

1924年9月12日，孙中山率部赴韶关督师北伐，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135名学员，在队长文素松带领下，随军并侍卫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北上韶关。

1924年10月7日，因随军北上的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学员辍学日久，患病也多，经孙中山批准由韶关返回广州黄埔军校本部续学。

徐向前元帅回忆：

九月上旬，我们第一队作为孙中山的卫队，随他到了韶关，任务是放哨、警卫。在韶关，我们住在一个山坡上。……双十节那天，孙中山在韶关飞机场举行了阅兵式，受阅部队还有我们黄埔军校的学生，检阅完毕，孙中山简短演讲，主要是讲北伐意义，号召参加总队勇敢作战，彻底打败北洋军阀曹锟和吴佩孚。就在这天，广州城内发生了商团叛乱，一时广州形势十分紧张，黄埔军校的师生又奉命回师广州，参加平叛。在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中，黄埔生首次上战场，大家很勇敢，受到了锻练，树立了军威。

宋希濂将军回忆：

1924年9月12日孙中山亲自出发赴韶关督师，蒋介石派军校中校战术教官文素松率领第一队护卫孙总理前往韶关，孙总理的专车停在韶关车站，……我们第一队住在离(韶关)车站约两华里的一所用木头和竹子盖成的宽敞的房屋里，我队每次派四人到专车附近担任警卫，其余大部分时间仍从事军事训练。在十月间的一天，孙总理让文教官和陈队长(陈复)在附近选择一个高地，把队上学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防守，一部分攻击，文教官等将地形选好，作好了攻防计划，并叫我们实地演习了一次，然后去报告了孙总理。第二天上午，中山先生大约九时左右乘着轿子来到了山顶，这座山高约八百多米。

我们第三区队担任防守，一大早就来到山顶周围挖散兵壕，布置防御，第一、二两区队担任攻击，于九时许从山麓发起攻击。十时半演习完毕，孙总理集合我们讲话，首先赞扬了我们演习中勇敢沉着的精神，然后说到做一个革命军人，第一要抱有救国救民的大志，毕生为这个目的而奋斗，要学习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革命军要以一当十、以一当百……讲话约半个小时。……中山先生鉴于形势的变化，乃决定停止北伐，并准备启程北上(北京)，我们于十月底随侍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旋即返校。

第一期第一队较著名的学员有：杨其纲、董钊、王治歧、张镇国、徐石麟、刘铸军、印贞中、李安定、谭辅烈、李伯颜、贺衷寒、魏炳文、胡信、傅维钰、王公亮、周秉璀、王泰吉、梁汉明、李园、陆汝畴、陈选普、刘畴西、徐会之、王逸常、张坤生、徐向前、周天健、蒋先云、石祖德、项传远、范振亚、邓春华、萧洪、钟彬、张其雄、林斧荆、田毅安、龙慕韩、伍文生、邓文仪、谭鹿鸣、王尔琢、潘学吟、曾扩情、刘蕉元、周品三、陈琪、周惠元、周振强、杨步飞、李绳武、刘希程、宋希廉、戴文、陈平裘、张君嵩、余程万、蒋孝先、罗 奇、冯剑飞、颜逍鹏、丘宗武、陈德法、李洁等。

黄埔平叛 初显神威

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商团军向参加双十节游行、反对商团的民众开枪，发动了武装叛乱。

14日，孙中山下令蒋介石指挥平定商团叛乱，各部悉数归蒋指挥。孙发电文给蒋“立即起义杀敌绝无反顾”。当夜，黄埔建校以来的第一仗正式打响。

蒋介石率领黄埔学生及各军将商团分割包围，并施以火攻。日出时，革命政府军队攻占西关商团总部，商团军溃败。黄埔弟子军初显威力。16日，商团正式乞和，政府下令通缉陈廉伯等人。缴获的武器，被用于武装黄埔教导团。

黄埔军校政治部办公室

孙出山五次视察黄埔军校

第一次，1924年6月16日参加军校正式成立典礼。

第二次，同年8月4日到军校参加前苏联军事顾问巴甫洛夫及第一期生吴秉礼、毛宜追悼大会。

第三次，同年8月31日到军校视察；

第四次，同年11月3日，北上前夕，参加军校1500学员检阅仪式。

第五次，同年11月13日，离穗北上途经黄埔时，受校长蒋介石邀请到军校视察并饯行。

按照黄埔军校校史记载，第二期于1924年8月14日开始招考生员，同年9月1日第二期正式入校学习。孙中山先生前三次来黄埔军校视察，检阅与训导的学员应为第一期生，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对于第一期生是寄于厚望与深切期待的。

孙中山宴请苏联顾问

孙中山先生创建黄埔军校，强调建立“党军”，建立革命党自己的军队，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之际，孙中山先生即令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基础的新建军队建立“党军”。实际上，1924年11月20日组建黄埔军校教导团，即军校教导第一团，该团的基层军官绝大多数为第一期生充任。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4月13日召开第七十七次会议决议，决定将黄埔军校校军改为“党军”。

孙中山先生没能看到“党军”的建立，但是看到了以第一期生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黄埔军校校军的组建。

周恩来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孙中山效仿苏联红军，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由总理、校长及国民党代表组成的校本部是最高领导机构，下设政治、教授、教练等六部。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是黄埔军校成为新型革命军校的重要标志。毛泽东曾说：

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黄埔军校的筹建及政治工作。应军校总理孙中山和党代表廖仲恺邀请，先后派出许多共产党员参加这些工作。创建初始，担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共产党员张申府，极力推荐正在德国留学的周恩来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得到孙中山和廖仲恺的首肯。

邓颖超同志回忆，当年黄埔军校给周恩来提供了很丰厚的路费，但他急于想回国来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没有等到寄路费来，就借了钱，买了最低等的船舱，路程要一个月，又闷又热，是“烤黄鱼”回来的。

1924年9月，周恩来从留学4年的欧洲归国到达广州，初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随即被派往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主讲《政治经济学》。11月，周恩来出任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前两任为戴季陶和邵元冲，他们都是国民党员。

周恩来上任伊始，正值军校两个教导团成立，政治部工作十分忙碌。他一到职，就尖锐地批评：

过去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

今后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真正在军校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

周恩来首先雷厉风行扩大和健全组织机构，政治部增设指导、编纂、秘书三个股。为充实政治部力量，他从学生队中选调蒋先云、李之龙、王逸常、杨其纲、洪剑雄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政治部见习干事。在周恩来主持下，重新制订了政治教育计划，把政治教育提升到与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政治教育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生动活泼，除讲授政治课外，经常开设政治训练班和宣传研究班，举办政治演讲会、报告会和讨论会，进行政治问答，以及组织各种宣传活动。政治部除向学生宣传《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还出版发行多种书报期刊，编写大量通俗的辅导教材。这些政治教育活动，使过去死气沉沉的政治工作，真正活跃了起来，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教育制度。通过政治教育，着力宣传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实质上变成了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的教育，大大激发了全校师生的革命热忱。校长蒋介石对周恩来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与支持，许多工作都交由周恩来主持。卓有成效的政治部工作，使军校的面目一新。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活动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

关心军校的党组织建设

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十分关心军校的党组织建设。1924年秋，军校成立了党的秘密组织—中共黄埔支部，隶属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领导，由周恩来直接负责。他亲自介绍黄埔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各级党代表的设立，各种人员的选拨与培训，多是由周恩来协助廖仲恺来敲定。

周恩来在广东区委军委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共产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每星期日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党小组长以上和积极分子的报告会或演讲会，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毛泽东、邓中夏、彭湃经常来作形势教育报告。周恩来每次都作有关军事运动和国内革命形势及其他政治报告，鼓励大家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为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

周恩来经常给学员讲课，深入浅出，逻辑性强，又能旁征博引，生动形象，很受学员们的欢迎。他还和学员们打成一片，除了给学员讲课外，亲自参加听课和讨论，及时回答学员们的提问。他经常巡夜查铺，对学员关怀备至，体贴人微。年仅26岁的周恩来身着军装，英俊潇洒，朝气蓬勃，尤其是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事必躬亲的作风，谦和诚实的态度，以及严于律己，言传身教的品格，赢得了学员们的敬爱，称他是最好的老师。

为了团结革命军人，扩大革命势力，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关怀下，1925年2月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这是以黄埔军校为中心，联合各军事学校和部队进步青年军人的进步团体，会员迅速发展到2000人，蒋先云、王一飞、李之龙、周逸群、徐向前、陈赓、许继慎、左权等，都是该组织的主要成员。这个组织在团结各军，宣传民众，打击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等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

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开创了黄埔军校政治教育和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这位年仅26岁的年轻人凭借平易近人的风度、热情风趣的谈吐，赢得大家好评。当时担任政治部指导股主任的王逸常回忆：

周恩来同志除了用少量时间浏览我们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记，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务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经他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

同年秋，聂荣臻也来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兼政治部秘书。1925年12月，共产党人熊雄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

广州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以孙中山广州大本营大元帅府名义组建的铁甲车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掌握的武装力量。

1924年7月，孙中山的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巴甫洛夫提出改组“盟军”和保卫广东的建议。所谓“盟军”，即支持孙中山的军阀部队。但是在军阀混战的时代下，没有哪个军阀愿意把自己的部队交给孙中山去改组。如果孙中山此时强行改组军阀部队，那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的类似事件就有可能再次发生。因此，改组军阀在当时是行不通的。

周恩来向孙中山提议，组建一支由自己领导的武装部队更为可行，也更为可靠。孙中山也认识到军阀部队不是革命的军队，必须组建一支归属自己领导的革命军队。1924年9月，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大本营铁甲车队初步组建起来，附属大本营航空局。孙中山任命原国民党大本营卫士队队长卢振柳为大本营铁甲车队队长，中共广东区委调共产党员廖乾五为政治部主任，包惠僧任政治教官。

10月14日，广州商团发生叛乱，铁甲车队奉命参加平叛。但大本营铁甲车队队长卢振柳是国民党右翼人士，部队成立后，他的态度极其消沉，疲于应付孙中山的命令，致使军队扩充十分缓慢，士兵不足百人。卢振柳也不懂军事，又没有军事教官训练，因此军队士兵军事素质较差，在平叛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大本营铁甲车队的表现，让孙中山极其不满意。于是，周恩来向孙中山再次提议，改组扩充大本营铁甲车队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1924年11月12日，孙中山下令，撤掉卢振柳的铁甲车队队长职务，由周恩来从黄埔军校调任优秀党员干部，改组扩充铁甲车队。为彻底改变原铁甲车队在政治、军事训练方面的弊病，建立一支真正属于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专门从黄埔军校调特别官佐徐成章和第一期毕业生周士第、赵自选，从中共广东区委机关调曹汝谦以及原铁甲车队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等5人具体负责军队的组织工作。

兵员方面除原铁甲车队留下的一部分以外，中共广东区委又调来一批政治素质较好的工人、农民及革命青年，为培养训练革命青年，还从广东、海南选调了一批青年到铁甲车队实习培训。由于准备充足，实施有序，铁甲车队改组扩编工作当月即基本完毕。11月底，新组建的铁甲车队在广州正式成立，队部设在广州大沙头一幢四层高的洋楼，驻防地在燕塘。

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组建之际，孙中山实际上已经离开广州到了北京。所以，改组扩编后的铁甲车队所有人员的配备、军官的任免这些重大事项都是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的。铁甲车队的日常工作都直接向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人周恩来、陈延年请示。所以，铁甲车队名义上属于大元帅府，实际上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这一次改组扩编不仅是部队番号和领导关系的变化，而是铁甲车队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属于国民党的部队变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有了一支直接领导的正规部队，而且是第一支正规部队。

铁甲车队采用“三三制”编制，有150人左右，由徐成章任队长，周士第任副队长（徐成章调任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总教练后由周士第继任队长），廖乾五任党代表，曹汝谦任政治教官，赵自选任军事教官。据周士第回忆：

铁甲车队的军事训练主要内容是射击、投弹、刺杀，以及一些班、排、连战术，与当时普遍的步兵训练差别不大。政治教育方面，每天上两个小时的政治课，晚上还组织各班进行讨论，主要讲三民主义、工农运动、国内外形势等等..……

政治教育主要由政治教官曹汝谦来讲授，主要讲三民主义、社会发展史、工农运动和国内外发展形势等等，同时，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五、副队长周士第也常常结合战争形势给战士们讲课。全队的政治素质提高很快，不久就发展了一批党员。像车队的一排长莫奇标、二排长李海涛、三排长高超以及一些班长、队员都先后发展为中共党员，党对铁甲车队的掌握，进一步得到增强。

徐成章、廖乾五

铁甲车队 扬威天下

铁甲车队在坚强的党组织领导和严格的政治、军事训练下，很快发展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革命武装。车队刚成立一个月，就开始执行作战任务，奉命支援广宁农民运动，打击力量较强的地主武装。中共广东区委原计划决定派遣廖乾五、徐成章、周士第三人率领两个排去广宁，曹汝谦和赵自选留下继续抓训练工作。但是，命令一下达，五人都争着要去执行作战任务。最后党组织经过讨论，同意作为军事教官的赵自选参战，作为政治教官的曹汝谦留在部队狠抓第三排的政治、军事训练。曹汝谦服从组织的决定，留下来继续训练部队。

由于广宁的反动力量比较顽固，战斗时间持续较长，周恩来便命令曹汝谦率领第三排到广宁增援。刚投入战斗没几天，因陈炯明要进犯广州，周恩来决定组建东征军讨伐陈炯明，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命令曹汝谦连夜率领第三排返回广州，参加东征。在东征军出师前，曹汝谦遵照周恩来和陈延年的指示，率领第三排担任右路军先锋部队，乘坐铁甲列车沿广九铁路冲击前进。执行警戒和威力侦察、修补铁路和发动群众作战的任务，掩护东征军集中前进，保证火车的正常行驶，为主力部队东征开路。

1925年2月1日，东征军正式出师进攻陈炯明。曹汝谦率领铁甲车队第三排作为东征的先锋部队，沿广九铁路前进，配合黄埔军校教导团攻击石龙、樟木头、平湖、深圳等敌人防线，所向皆克，并迅速将敌人破坏的铁路、桥梁、车站修复，至15日，铁甲车队第3排和搭乘装甲列车的黄埔军校1个学生队基本肃清广九铁路沿线敌军。完全控制了广九铁路，保证东征军后方运输的安全，使东征军迅速向东进攻，打败了陈炯明。

周士第、曹汝谦

铁甲车队在第二次东征中，显示了极强的战斗力。尽管参战的只有1个排，也就是铁甲车队的第3排，但是这个排能充分发挥装甲装备的优势，在很短的时间内，肃清广九铁路的沿线之敌，有效地保卫作战沿线的交通安全。

铁甲车队虽然改组时间不长，但是纪律严明，官兵平等，加上武器精良，有着很强的战斗力。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队伍的共产党员比较多，周恩来在车队设立党小组；二是曹汝谦本人具备卓越的政治、军事素养，在曹汝谦的训练之下，部队具备很强的政治、军事能力，综合战斗能力显著提高。

1925年五、六月间，占据在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乘着革命军东征，广州城内革命力量薄弱的机会，发动叛乱。铁甲车队奉区委命令，迅速投入战斗。开始，铁甲车队在广州东堤天字码头至大沙头一带布防，掩护在市区内的大元帅府、广东省政府、苏联顾问团等机关撤过珠江。机关全部撤出后，铁甲车队移驻大元帅府，保护大元帅府的安全。东征军回师在广州市区、沙河包围滇军主力，铁甲车队配合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渡河攻占石牌车站，然后沿铁路线向砂河进攻。攻占砂河后，继续进攻观音山。曹汝谦率领全体官兵忍着饥饿，猛冲猛打，一鼓作气，攻下了观音山，缴获了大批敌人溃逃时丢弃的武器、物资。在这次战斗中，曹汝谦身先士卒，指挥有方，不仅受到广东区委的赞扬，毛泽东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铁甲车队改编叶挺独立团

随着国共两党领导的广东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革命武装力量迅速扩大。1925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将铁甲车队扩编为一个独立团。

周恩来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从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选拔一批高素质的学员（大部分为党团员）担任排以上干部或班长，全团约2000人，叶挺任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周恩来在独立团建立党支部，各连成立党小组，班、排均有党、团员，由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直接领导。根据广东革命政府授予的番号，该团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通常被人们称为叶挺独立团。独立团将士在作战中不怕牺牲，所向披靡，令敌人闻风丧胆，赢得了“铁军”的美誉。

至此，铁甲车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支具有新型军队特征的武装力量，虽然从组建到改组仅有一年的时间，但在我党尝试武装力量建设、培养革命战斗骨干、探索工农革命实践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武装力量。

依依不舍 今可死亦

对黄埔这所新型革命军事学校，孙中山寄予厚望且倾注极大精力，在思想建设、物质支持、方针政策等各方面都给予充分指导和关心。

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大总统曹锟。直系吴佩孚兵败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北方呈现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三派联合局面，但又相互隐藏着猜忌和利益争夺。直系旧军阀政权被打垮，新军阀的政权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冯玉祥为维持政局，特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张作霖、段祺瑞为巩固政权、收买人心，也趁机先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

孙中山认为北京政变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不能错失良机，必须亲自去北京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决定扶病北上，通过《时局宣言》来阐明此次北上的目的，沿途路上广为宣传。宣言指出：

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本党于此，敢以热诚告于国民曰: 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凡我国民，盍兴乎来！

《时局宣言》是孙中山生平最后一篇政治宣言，表明了孙中山的立场与北上的坚定决心，其主张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持和全国民众的拥护。

《北上宣言》提出应先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统一与建设。中国共产党支持孙中山北上，并于1924年11月发表宣言，指出在全国正式政府未成立前，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应该是号令全国的总机关。这个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于是国民会议运动汇合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

此时，远在湖南嘉禾县读书的17岁少年萧克(开国第一上将)随即写下一首《孙中山北上》，表达他对社会的深深关切：

军阀作恶 远甚幽厉

争城夺地 民生凋敝

北国深秋 风云变异

段冯相促 奉张言义

愿商国事 共谋大计

中山北上 大局所寄

临行前，孙中山最后一次来到长洲岛，在军乐队的乐曲声中，他发表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讲话：

本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现本党主义，今我可死矣。

随后，他离开了黄埔军校。极为不舍的黄埔师生们纷纷列队欢送，蒋介石登上即将出发的永丰舰，与孙中山话别。

11月13日，孙中山带病偕夫人宋庆龄等人由广东乘轮船启程北上，途经香港、上海，转道日本，在日本停留数日，于12月14日，由日本抵达天津，孙中山先生到天津的消息一经传开，受到两万群众的热情接待和欢迎。12月31日，孙中山一行人由天津抵达北京，受到北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在车站发表书面谈话《入京宣言》，重申此次来京不是为争地位和权力，而是特来商讨救国。

1925年1月，孙中山抵达北京后肝病发作，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一直为中国民主和平事业呼号奔走的孙中山先生，在弥留之际留下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言，这句话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黄埔军校师生。

首次东征 生死恶战

1924年冬孙中山离粤北上，陈炯明认为大元帅府群龙无首、有机可乘，即于12月7日，在汕头重任”粤军”总司令，以援助商团为名，发兵进攻广州。

针对上述形势，苏联军事顾问加伦提出了东征的建议，认为只有出兵东江，打倒陈炯明，才能改变广东局势，完成以胜利支持孙中山北上的政治使命。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推动与帮助下，广州革命政府将所辖各军组成东征联军。

第一次东征于1925年2月1日开始。2月1日，东征军分左、中、右三路出发。打着拥护国民革命旗号但实际上却是地方军阀势力的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分别负责左路和中路；刚刚组建的黄埔军校校军二个教导团和许崇智部粤军，参加右冀作战。

是时，军校设立了前方和后方两个政治部，前方为周恩来，后方由共产党员包惠僧代理。

东征军很快地攻克龙岗、淡水、平山、海丰、陆丰等地。3月3日右路军在里湖击败洪兆麟，7日顺利占领潮安和汕头。正当右路军乘胜前进之时，担任左、中两路的杨希闵滇军和刘震寰桂军却心怀鬼胎，进至惠州后按兵不动，使盘踞在五华、兴宁一带的陈炯明手下林虎部得以养精蓄锐。他们集中主力2万人，开进河婆，抄袭东征军右冀之后路，企图于揭阳、潮州之间一举消灭东征军。

以第一期生为基层指挥员的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是棉湖战役的主力军。1925年3月13日，在广东省揭阳(揭西)县与普宁县交界的棉湖地区，黄埔军校校军与陈炯明的部队进行交战。他们在此役伤亡达1/2强，如该团第三营党代表章琰(中共党员)、副营长杨厚卿(第一期生)英勇牺牲，3名连长2死1伤，排长9人中7死1伤，此次战役牺牲时担任排、连长的黄埔军校第一期生还有：林冠亚、王家修、樊崧华、陈述、胡仕勋、袁荣、于洛东、余海滨、刘赤忱等，该团385名士兵仅余111人。

棉湖战役，对于中国国民党及其黄埔军校校军具有重大历史作用和意义。蒋介石在战斗危急关头曾对何应钦说：

必须想办法挽回局势，我们不能后退一步，假如今天在此地失败了，我们就一切都完了，再无希望返回广州了，革命事业也得遭到严重的挫折！

棉湖战役指挥官何应钦称：

此次战斗，为时虽不过一日，但战斗之惨烈，实近代各国战争所少见，其关系革命成败亦最巨。

周恩来率领政治部人员参加第一次东征，政治部总是走在队伍前面，而周恩来又总是走在政治部的先头。政治部在鼓舞官兵士气，瓦解敌军的战斗力等方面，很快树立起政治工作的信誉，使东征军的实力大增。周恩来领导政工人员，常在宿营地组织军民联欢，他亲自出席了东莞、海丰等县欢迎东征军的群众大会，并发表讲话。他在东莞市民大会上讲话指出：

黄埔军校的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故本校极希望东莞人民通力合作，以促革命成功。”

东征军开展对群众宣传工作，对于保证东征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周恩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

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

棉湖大捷 告慰总理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1889-1938)，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传奇式的英雄，红军的优秀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列宁近卫军著名军事政治活动家，中国大革命时期，曾化名加伦（源于其妻子的本姓“加林娜”)，两次奉命来华，领导和主持驻华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工作，协助孙中山及革命政府主持军务和军校、制订北伐战争作战计划，是北伐战争的组织者、指挥者之一。加伦将军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和棉湖战斗。

棉湖血战，经过广大官兵的浴血奋战，军校教导团终于以第一团、第二团两个团3000多人的兵力，打败了敌军六个师20000多人的精锐部队，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基本奠定了第一次东征胜利的基础。

苏军首席顾问加伦将军感叹指出：

这次战役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很少的，苏联十月革命时，处境非常困难，但作战是非常英勇，也很少有可以和这次棉湖战役相媲美的！

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称赞说：

我们军队，现在现出光彩来了！

棉湖大捷是具有革命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战役，堪称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之典范。

孙中山先生于棉湖大捷前一天在北京病逝，黄埔军校第一期生在此次战役中，发挥了校军骨干与主力军作用，以棉湖大捷的胜利深情告慰孙中山先生在天英灵。

第二次东征，在攻打惠州战斗中牺牲的东征军官兵

1925年9月，原已被打败的广东军阀陈炯明残部，乘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平叛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之机，再次叛乱，重占潮州、汕头；盘踞广东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也与其配合，企图向广州进攻。广州国民政府为彻底消灭广东省的军阀势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遂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

9月，实行校、军分离，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但仍以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的身份，继续领导军校的政治工作。

第二次东征期间，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在他的统率下，组织了庞大政治宣传总队，进行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及一切宣传工作。周恩来为政治宣传总队制定《战事政治宣传大纲》，明确规定东征军宣传工作的基本任务，对本军，对民众和对敌军的政治宣传工作，都做了详细部署和安排。经过政治宣传，参战的广大官兵，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周恩来除指挥和鼓动部队作战外，还指挥各地农民协会武装配合，使东征军捷报频传，连克东江地区各县。

攻打惠州城，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周恩来以党的名义，密令共产党员组织敢死队，终将惠州攻下。参战的苏联军事顾问夸奖说：

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

在两次东征中，周恩来都是亲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与广大官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言传身教，成为黄埔军校广大师生学习的楷模。

周恩来在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高度赞扬以共产党员为代表的黄埔军校师生们的光辉业绩，并表示：

军校的精神，“从诸位的思想行动上，传到全国革命青年的身上，我相信将来中国的革命，一定有成功的可能。”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首届代表大会

青年军人联合会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广东革命根据地尚不巩固。一方面，驻粤的滇、桂、湘、赣、川等各军，竞相争夺地盘，扩充势力，对孙中山大元帅的命令阳奉阴违。另一方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集团头目陈廉伯勾结陈炯明，从英国运进十万枪支准备阴谋暴动，妄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

为联合革命军人，稳定时局，周恩来遂指派一期学生蒋先云和二期学生周逸群、王一飞等(均为共产党员)，分别到驻粤各军校、机关、部队积极联系，很快成立了青年军人代表会议(会址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当时，这一组织甚为简单，每星期开一次会，由每个单位派两名代表参加，并轮流担任主席。此后，感到这种组织有如下缺点：

(一)系一个代表的集团，而不是有实际组织的团体；

(二)只限于团体的进行，多不方便，上星期的工作与下星期的工作，没有连续；

(三)因上二种关系，只有开会，没有工作；

(四)组织的分子以军事学校或军事机关为单位，不以军人为单位，使个人无从加入。

鉴于上述情况，周恩来与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等商定，提议将青年军人代表会议改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得到了黄埔军校广大师生的赞同，也得到了青年军人代表会议全体代表的一致通过。1925年2月1日，以黄埔军校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为核心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广州大学正式宣布成立。

联合会成立初期由包括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粤军讲武学校，桂军军官学校的全部学生在内的2000余名会员组成。

“青军会”成立之时，“中国现役军人号称二百万”，大多是军阀压迫人民的工具。为了启发其觉悟，团结他们的大多数在革命旗帜下，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周恩来领导“青军会”“竭力以在军队中从事文化政治工作为己任”。在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和周恩来领导制定的“青军会”宣言、总章中，明确地把“联合军队中的革命分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建立军队与民众间的亲密关系，建立各军队中相互的亲密关系”等，作为该会的宗旨。积极开拓革命军人运动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军人》、《青年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三月刊》、《兵友必读》等刊物及小册子。这些刊物和小册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思想和革命道路，宣传统一战线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深受广大军人的欢迎。

贺龙元帅曾回忆说:

我在旧军队当旅长驻扎贵州铜仁时，看到周逸群从黄埔军校寄给他亲友的《中国军人》《兵友必读》等，受益很深，这对我是第二次思想上的推动。

“青军会”还积极向外扩大组织，发展会员。曾秘密派人前往上海、青岛、烟台、北京、天津、保定、洛阳等地以及长江一带的军队中进行联络，建立通信处；除了已经建立的华北组织部外，还计划在东北、西北、中原、长江、西南等处，设立组织部。经过年余时间，该会会员即发展到2万余人，遍布于海陆空各军之中。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为中国革命军人运动的中心。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第一次东征作战中，黄埔军校的全体会员积极参战，并组织政治宣传队，广泛向军队和民众宣传。由于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全会员为骨干的东征军纪律严明，杀敌勇猛，被东江人民誉为“为民众而奋斗牺牲的先锋”。

在平定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斗争中，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发行《兵友必读》小册子，在滇、桂军中广泛散发，教育士兵群众不要为杨、刘所利用。滇、桂军中的该会会员带头脱离叛军，许多官兵积极响应。由于该会的政治宣传和革命军的英勇作战，叛军被迅速消灭。此外，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还与广东各界群众一起，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和反奉倒段运动。

中国青年联合会印发的传单

与孙文主义学会作斗争

“青军会”成立不久，为了排斥和打击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指使王柏龄、贺衷寒、缪斌等，组成了以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为宗旨的“孙文主义学会”，同“青军会”相对抗。他们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反对孙中山的政策，鼓吹所谓“戴季陶主义”。王柏龄是安插在黄埔军校的亲信，担任教授部主任，被称为在黄埔军校的“第一只手”。在王柏龄等的指使和怂恿下，“孙文主义学会”肆意制造谣言，恶毒攻击“青军会”，到处寻衅挑起争端。

有一次，王柏龄纵容“孙文主义学会”头目林振雄，殴打了“青军会”的一个领导成员，引起革命师生的极大愤慨，坚决将林振雄撤职查办。王龄借机向共产党人发动猖狂攻击。他派人监视共产党人和进步师生的行踪，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甚至在深夜偷盗共产党员的文件。

蒋先云遵照中共特别支委会会议的指示，发动军校革命同学和“青军会”会员，公开揭露王柏龄及其一伙的罪行，使王柏龄等“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威风扫地。11月，林森、邹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蒋先云即以“青军会”的名义发电声讨，指出西山会议是反革命的充分表现。

1925年9月，蒋先云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题为《怎样做革命派》的文章，准确地预见到:

由于“各阶级合作的中的分子，当然各有其特殊的阶级性”，因此要警惕“帝国主义除利用军阀勾结买办阶级外，还要利用中一般游移分子，逐渐养成内部的反革命势力，与帝国主义及军阀作成里应外合的阵势”，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必要全国各阶级一一尤其是农工阶级一一有坚固的联合”。

要做革命派的，要做孙文主义的信徒，便上前去工作去；要做反革命的要做孙文主义叛徒的，便退后去捣乱。

那些“聪明的人员，千万不至于打着孙文主义的大好招牌和老党员正统派的非常资格，无意的去做帝国主义所要做的工作……”

有一次在火车上，蒋先云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另一个头目贺衷寒等展开了一场关于三民主义的大辩论，彻底撕开了“孙文主义学会”的所谓“孙中山的信徒”的假面具，揭露了王柏龄一伙的阴谋。对于贺衷寒极力吹嘘戴季陶的所谓《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的理论，蒋先云一针见血地指出:

戴季陶的“中心思想”，只不过是反对共产党，反对日益增长的工农革命势力罢了。你们高喊民族斗争是假，破坏阶级斗争是真。

贺衷寒等哑口无言，连车厢里的其他乘客都纷纷服膺蒋先云。

为了控制“青军会”的活动，1926年2月2日，蒋介石召集该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负责人联席会议，提出四条规定：

(一)两会干部准互相加入；

(二)两会在党校及党军须承本军校校长及党代表之指导；

(三)团长以上高级长官，除党代表外，不得加入两会；

(四)两会会员彼此有不谅解时，得请校长及党代表解决之。

对于蒋介石这一阴谋诡计，“青军会”洞察其奸，概不采纳。

1926年初，国民革命军统一了广东省。在国民革命的影响和广东国民政府的争取下，以李宗仁、黄绍竑等为首的广西当局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并希望从广东方面得到财政支援。2月间，两广几经磋商，达成统一协议。拥兵近四万的广西军队编入国民革命军，连同广东方面原有的9万军队，使国民革命军的总兵力达到十三万余人。两广的统一和当地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改变了中国南部的形势，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创造了后方基地。

国内的三大军阀集团和其他中小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长期实行封建割据，相互间又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战争，使得国内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全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都热烈盼望结束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早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国内和平，因而欢迎国民政府的北伐。各军阀集团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也削弱了他们自己的统治，为国民革命军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打败各军阀集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尽管总的形势对北伐有利，但是，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却日渐尖锐。

中山雄舰 威名显赫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1910年清政府向日本三菱长崎造船所订购的，1913年完工返国，被编入北洋政府海军 。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李1鸿章主导建设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其后，清朝政府再筹巨款重建海军。

1910年7月，满清海军大臣载洵、海军统制萨镇冰以特派专使的身份前往日、美考察海军。回国后，经清廷批准，分别向英、德、美、意订造军舰18艘。其中向日本订造的有两艘，名曰“永丰舰”、“永翔舰”。

“中山”舰虽然吨位不大，但却以它特有的历史而成为名舰：1915－1916年，“永丰”舰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参加了护国讨袁运动，首创义举，随后它又经历过“护法运动”、“东征平叛”、“孙中山蒙难”等重大历史事件。

中山舰事件

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加强，引起了蒋介石的嫉恨。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指使其手下，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给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一个命令：

转蒋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

李之龙接到命令后，决定派中山舰和宝璧舰前往。不久，宝璧舰长接到军校驻省办事处调遣该舰的公函，并持函请李之龙下达命令。李当即写了两道命令，一交宝璧舰长，一请代交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中山舰遵照命令到达黄埔后，蒋介石竟否认有此命令，反诬李之龙擅自将军舰开进黄埔，“显系有阴谋暴动”，并大造反动谣言，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

1926年3月20日3时，蒋介石以共产党有“阴谋暴动”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派亲信陈肇英、欧阳格率兵占领中山舰及海军舰队，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派刘峙指挥军队包围省港大罢工委员会，以缴工人纠察队枪支；派吴铁城率部监视汪精卫，包围苏联顾问团驻地，断绝交通；拘捕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全体共产党员；密令监视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

事件发生后，中共方面团结国民党左派，给蒋介石以坚决地回击。刚从东江前线回来的周公于事件发生的当天上午，当面质问蒋介石。

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也主张给蒋以回击。但是在广州的苏联红军布勃诺夫使团不赞成反击，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抗衡。陈独秀受其妥协态度的影响，看不清事件的本质和蒋介石的阴谋。

许多国民党人士也对蒋表示不满，蒋一时间受到来自各方的责难，处境非常不妙。但蒋介石确实有高超的政治手腕，为掩人耳目和平息众怒，大耍两面手法。他一方面释放被拘捕的共产党员，表示中山舰事件只是一所“误会”；他甚至还向各方表示“悔过”，于3月25日向军事委员会提出呈文，说：

惟此事起于仓卒，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

蒋介石还向国民政府提出“自请从严处分”的呈文。蒋又把引人注目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作为替罪羊，将王柏龄、陈肇庆、吴铁城免职，送虎门监禁，对欧阳格、陈策等均给予处分。另一方面，他却以加强革命军人间的团结为借口，解散了黄埔军校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强迫共产党退出第一军。两党先前良好的合作氛围已被完全破坏了。

共产党员被迫撤出第一军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建议把这批力量派到其他军去，中共中央没有接受他们的正确主张。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尝试，通过这次阴谋事件，他不仅达到了打击、排挤共产党，还因此达到了控制第一军的预期目的。事件事实上也严重打击、孤立和分化了国民党左派，这为他后来全面篡夺领导权作了准备。中山舰事件，大大破坏了国共两党的精诚合作局面，是我国近代历史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件。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左）、翻译张太雷。1925年5月中共中央调张太雷担任鲍罗廷的翻译兼助手，直到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张太雷一直伴随鲍罗廷左右

整理党务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即策划从中国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全面控制中国国民党的党权。1926年5月15日至22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借口改善两党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于是，他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

会前，蒋介石曾同鲍罗廷数次商谈，要他接受这个要求。鲍罗廷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要中共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对蒋介石采取退让的态度，在未同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

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成员，对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的意见并不一致。指导中共党团的张国焘根据鲍罗廷的意见，要大家接受，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只得辞职。蒋介石当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样，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一手控制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

蒋介石背离孙中山“联共”政策

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蒋介石赶走了当时国民党的左派领袖汪精卫，打击并限制了中国共产党，扩大了个人权力。6月1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掌握了党权。5日，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掌握了至关紧要的军权。其后，蒋介石又陆续取得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升到了此前从未达到过的权力高峰。

根据《整理党务案》，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退出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但蒋介石不以此为满足，又超出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决议的范围，进一步提出新的反共要求。5月27日，他在由退出军队的共产党人组成的高级训练班讲话中，宣称革命成功，“必须要有一个党、一个主义来专政”，要求共产党员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挥者”。同时，他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退出共产党，以便“集中革命势力”。

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称: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必须受第三国际指导，但他同时声称，只有中国国民党才是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统一革命势力的“唯一的党”。他并称: 为了“辅助国民党强大起来，小党就不能不暂时牺牲”；因此，他再次要求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暂时退出共产党，纯粹做一个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免得中国国民党同志的猜忌、猜疑”。8日，他向鲍罗廷明确提出: “共产分子在本党应不能跨党。” 蒋介石的这些要求，完全违背了孙中山联合共产党的政策。

面对蒋介石的进攻，鲍罗廷继续采取以妥协求团结的方针，力劝共产党人接受《整理党务案》。他认为:

绝对团结，于革命方有希望。现在四面八方均是敌人，各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敌人既推倒之后，方再讨论革命的原理。否则先事分裂，必影响于革命前途。

当时，中共内部虽仍有不同意见，但总体上已经同意鲍罗廷的方针。5月23日,中共广东区委为《整理党务案》发表宣言，认为:

为巩固革命基础和为革命前途起见,需要一部分革命利益牺牲。

如果国民党的领导机关认为此种办法能减去国民党内疑虑与纠纷，而又于国民革命有所裨益，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是不宜有所异议的。

6月4日，中共中央致函国民党中央，强调联合战线的重要，说明现时中国革命势力，实在危险至于极点，两党共同的职能，在于努力巩固革命战线，肃清内部，反抗以至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函件表示:《整理党务案》与中共的合作政策并无根本冲突。

在宣布接受《整理党务案》的同时,中共也通过陈独秀致函蒋介石,批驳他的关于中山舰经过事实的讲话,说明共产党并无“倒蒋阴谋”,“我们的革命工作,好像撑破船于大海巨浪之中,乞求友助还来不及,岂有自毁桅舱之理!我们对冯玉祥尚且要爱护,何况蒋介石!”信件反驳蒋介石所称国民党内不能有两个领袖、两个主义的说法,说明国民党是多阶级合作的党,除“共信”之外,应该容忍有多阶级的“别信”[7]。陈独秀此函算是表达了中共方面的一点微弱的抗议。

陈独秀长期对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形式想不通。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联合向会议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与国民党左派建立联合阵线。会议否定了陈、彭二人的建议。会议认为，当时国民党有四种力量: 共产派，以冯自由为代表的右派，以汪精卫、甘乃光为代表的左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派(新右派)。会议指出了当时国民党右派积极进攻的局势，但认为其原因是此前指导国民党的方式有包办代替等错误，因此提出今后应积极发展国民党左派，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联合，共同应付中派，公开的反对右派。

会议提出: 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必要时还要扶助中派。会议同时提出，今后“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但是，当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会议并没有提出在这一形式中取得领导权的具体途径和办法。在整个国民革命期间，中共始终未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同样，会议也未能明确提出对蒋介石的方针。会议认为，当时的紧要任务在于开展反右斗争，通过斗争，使中派与右派隔离。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请周恩来转问上海中央:

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

上海中央的回答居然是:

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

蒋介石要求跨党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的主张受到抵制,因此,他不得不貌似公正地作了某种程度的让步。7月26日,发表《留别本校全体官长学生书》,提出以后共产党员不得批评三民主义,而国民党员亦不得有排斥共产党之态度。他声称与共产党合作的原则不变。无论退出CP,而为纯粹国民党员,或退出国民党,而为纯粹CP,都“一视同仁,无分畛域”[11]。同年8月,他派邵力子代表国民党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要求国际接纳国民党,同时命邵转达:承认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但共产国际应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不需要的”。邵并带着给共产国际的一封信,要求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互派代表。

以蒋介石为一方,以中共党人为另一方,都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领导权问题,但是,蒋介石已经权力在握,而共产党人则还在纸上谈兵。这样,北伐战争的形势就变得分外艰难、复杂起来。

工农兵联合起来！

向前进，万众一心！

工农兵联合起来！

向前进，消灭敌人！

我们勇敢，我们奋斗，

我们团结，我们前进，

杀向那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大本营，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大革命高潮 擎义旗北伐

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军阀内部派系林立，军阀割据一方。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24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贿选”的大总统曹锟，邀请孙中山北上。等孙中山北上抵达时，冯玉祥已经与张作霖商定，接受段祺瑞进京任“临时执政”摄行大总统，并废除了曹锟宪法，终止《临时约法》和取消国会。孙中山主张召开民选的国民会议，段祺瑞主张召开军政商学实力派组成的善后会议。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召开。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25年7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同年10月爆发反奉战争，1926年4月反奉战争失败。张作霖奉军占领北京，并与吴佩孚修好联合。段祺瑞下台。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明确指出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广东革命势力向北发展。

1926年7月4日，为完成总理孙中山的遗愿，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了进行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的理由：

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孰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迄于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贼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即使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剩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

国民党国民政府发动北伐的时候，段祺瑞已经下台。当时，北洋政府控制在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手中。直系军阀吴佩孚沦为附庸，占据两湖、河南三省和河北、陕西，控制京汉铁路。直系军阀后起之秀孙传芳占据长江中下游。

唐生智（1889-1971），字孟潇，湖南东安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唐叶开战 北伐军先遣入湘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认为面对北洋军阀向国民军的进攻，根本的解决在于北伐的胜利。还认为，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

3月9日，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等公法团体联合召开湖南各界代表会议，通过拥护广州国民政府等24项主张。会后，以李维汉为书记的中共湘区委派易礼容、夏曦等到唐生智驻地衡阳，动员劝说湘南督办唐生智转向参加国民革命，出兵讨伐赵恒惕。3月13日，为了进一步推动唐生智转向国民革命的坚定信心，决计参加倒赵民众联合阵线，衡阳市总工会筹备处等公法团体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成立湘南临时人民委员会，并通过请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线、敦促唐生智督军出兵讨赵（恒锡）伐吴（佩孚）等21项决议。次日，湘南临时人民委员会致电唐生智尽快出兵伐赵。18日，唐生智出席衡阳驱逐赵恒惕万人誓师大会。会后，唐生智电令熊震率部由宜章、郴县转移至衡山。随即，唐军挥师进攻长沙，在沿途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下，战斗节节胜利。

3月下旬，中共中央派董必武秘密前来长沙，与国民党党部商讨争取唐生智及鄂军夏斗寅部参加北伐。3月24日，湖南区委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名义举行15万人参加的“反英日讨吴大游行”。24日，唐生智部攻克长沙。

湘局变化触动吴佩孚的利益，他立即调兵遣将威胁湖南，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4月20日，唐（生智）叶（开鑫）战争正式爆发。中共湖南区委大力发动群众援唐驱叶。24日，在长沙召开的4万多人参加的讨吴市民大会上，夏曦、徐特立发言，号召各界人民积极参加讨吴伐叶战争。战争开始时，形势对唐生智不利。30日，唐部放弃长沙，撤退至衡山、攸县、安仁一线。唐部南撤时，中共湖南区委派出夏曦、何叔衡、郭亮、王基永、熊亨瀚、曾三、曹羽仪、凌炳等8人组成代表团，随唐生智到衡阳，继续做唐的工作，帮助唐军进行政治训练和宣传鼓动，夏曦还出任唐的政治顾问。

北伐军正式出师前，中共湖南区委就发动工农群众投入援唐（生智）反叶（开鑫）的斗争，坚定了唐生智反叶（开鑫）反吴（佩孚）的决心，鼓舞了唐军的士气。4月底，退守衡阳的唐军三面受敌，形势岌岌可危。如果唐军战败，不仅给北伐出师增加很大困难，而且会危及广东根据地，但此时北伐准备工作尚未就绪。唐向广州国民政府表示愿意加入国民革命军，为北伐前驱，请求立即增援，还急电广西李宗仁求援。李接电报后，立即派钟祖培率部兼程向衡阳进发。广东国民政府迅速作出援助唐生智的决定，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并派第七军第八旅钟祖培部和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协同唐生智击退当面之敌。北伐军先遣队进入湖南衡阳，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由于叶唐战争不仅是湖南的内争，而是旧北洋军阀势力和广东革命政府支持下的进步力量之间的战争，国共两党在湖南省的组织大力支持倾向革命的唐生智。唐生智就任代理省长后，有限制地允许各进步团体活动。中共湖南区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仅4月份一个月即在27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同时工人运动也得到很大发展，从而为支援唐生智作战和后来支援北伐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唐生智在民众团体的支援下也提高了应战的决心。

4月23日，唐生智发出对叶开鑫的讨伐令，同时布告省民，声称“誓以身家性命，保此河山，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他随将所部三个旅投入汨罗江一线，迎击叶开鑫的进攻。

叶唐之战开始时，唐生智部原有的三个旅，加上4月中旬投附唐生智的鄂军混成旅夏斗寅部，总兵力虽号称五万，实际上不足三万人，少于叶开鑫的湘军和吴佩孚的援湘军的总数。驻在湘西的湘军第一、第二师见叶开鑫势力强大，组织“护湘军”，通电讨唐。

4月25日，唐生智部在湘阴、平江、浏阳一线击退叶开鑫部，但湘军第二师和叶开鑫部北撤时留在湘西的第六旅邹鹏振部已经出动，邹鹏振旅并于4月28日攻占宝庆，威胁唐生智的后方衡阳。同时，赣军唐福山部也向湘东醴陵一线进攻。面对三面受敌的不利形势，唐生智于4月30日下令放弃长沙，全军南撤醴陵、湘潭一线。他一面急电广西当局求援，一面派刘文岛为代表赴粤，表示愿加入国民革命军，作为北伐前驱，请求广东国民政府出兵。

1926年5月2日，叶开鑫率“讨贼联军”进占长沙，随即向湘潭、株洲追击。唐生智率军后撤，主力退到湘南。

广东国民政府原则上同意援唐。但对于出兵问题，各军领导人意见并不一致。与唐生智有旧怨的谭延闿、程潜主张暂不出兵，坐观唐生智失败。蒋介石、李济深则主张出兵援唐。李济深并表示愿派第四军独立团先行出发，随后再派出第十、第十二师。

5月11日夜，军事委员会开会，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程潜、白崇禧等出席，新自广西来粤的李宗仁和湖南请援的代表刘文岛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出兵入湘。其后，又陆续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兼理湖南民政事宜及第八军军长等职。

北伐战争的序幕逐渐揭开。

叶唐之战开始后，李宗仁即命第八旅钟祖培部向湘桂边界的黄沙河进发，同时，命令全省动员，各地部队向桂林集中。5月12日，第八旅第十五团尹承纲部赶到衡阳，正值衡山前线吃紧，唐生智马上将该团调往衡山参战，巩固了涟水前线的阵地。吴佩孚得知广东政府出兵援唐后，增派鄂军三个旅入湘作战，并调拨大批枪械弹药支援叶开鑫部。

5月20日，唐生智部反攻湘乡、湘潭，叶开鑫调集援军由宁乡向湘乡包抄。23日，唐生智部被迫向衡山、宝庆撤退。叶开鑫部和吴佩孚的援湘军随即再度向衡山一线进攻，遭唐生智部和广西援兵抵抗，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叶开鑫指挥下的原粤军谢文炳部和赣军唐福山部共六个团向唐生智部的右翼攸县、长岭一线包抄进攻。由于当地守军只有六个连，难以抵御，唐生智的湘南交通线面临被切断的严重威胁。29日，叶开鑫部又攻占衡山，向唐生智部的主要基地衡阳推进。

叶挺（1896-1946)，原名叶为询，字希夷，广东归善县客家人。北伐名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

5月20日，正当唐生智亟需援助之际，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担任广东政府援唐北伐的先遣部队，奉命出动。

第四军独立团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1925年11月组建于广东肇庆。起初番号为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全团共有2100人。团长叶挺、团政治指导员吴季严、团参谋长周士第和大部分军官都是共产党员。它虽属第四军建制，在作战上归第四军指挥，但是团内的干部都由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调配，并建有中共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该团由于从建团起就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教育，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形成了良好的官兵关系并善于做群众工作，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独立团出发途经广州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鼓励独立团“饮马长江”，“武汉见面”。5月27日，独立团越过南岭，进入湖南。

5月31日，叶挺率独立团进抵湘南永兴。同日，因原粤军谢文炳部已迂回到攸县，唐生智电催独立团赴援。6月1日，独立团改以强行军前进，次日赶到安仁。3日，叶挺率团主力进入渌田、龙家湾前线。该处守军兵力薄弱，在北军六个团的进攻下已丢弃阵地后逃，因此，独立团刚进入阵地，第二、第三营即遭北军包围。叶挺战前动员: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又是北伐先锋。我们不但代表革命军，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北伐中的第一仗，我们一定要胜利！

独立团激战至天黑，给北军以大量杀伤。北军进攻连连受挫后，发现守军是广东政府的援军，且战斗意志十分顽强，深感震惊，慌忙于午夜撤退。4日拂晓，独立团向逃敌发起猛烈追击，北军仅作了轻微抵抗即逃向茶陵、攸县。5日,独立团在当地农民武装引导支援下占领攸县。

此役为北伐军出师的第一战，第四军独立团凭借旺盛的士气和良好的军事素质，仅以63人伤亡的代价，即取得了胜利。

在衡阳正面战线上，援湘的第七军第八旅钟祖培部会同唐军何键部也于6月1日反击叶开鑫部，在金兰寺一带激战获胜。6月3日，唐军刘兴、周斓部继起反攻。叶部退守涟水以北。

先遣队初战告捷，不仅稳定了唐军湘南战线，也提高了广东方面各军首领出师作战的勇气和信心。

北伐出师及其论辩

北伐是孙中山的遗愿。东征结束后，蒋介石即有意于举起北伐旗号，1925年12月28日日记云:

预定明年8月克复武汉。

1926年1月4日，他在国民政府春酌中发表演说称:

敌人“崩溃一天快似一天，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可以将军阀一概打倒，直到北京”。

两天后，他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声称:

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

4月3日，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以三个月为准备，6月底出兵北伐。

苏联在华顾问反对过早行动。还在1926年初，苏联军事顾问团就向苏联驻华使馆报告说:

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分，经常摇摆不定。

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们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

3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广东政府应该竭其全力进行土地改革、财政改革、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政治生活，加强自卫能力。决议明确声称:

在现时期，应当着重抛弃任何军事讨伐的念头，一般说来，应当抛弃任何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行动。

鲍罗廷积极贯彻苏共中央的这一决议，他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力陈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以保证北伐的结局有利于革命。5月1日，他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达四小时的谈话，对北伐多所争执。但是，蒋介石坚持己见，争论仍然以鲍罗廷的妥协告终。

蒋介石的主张得到部分中国将领的拥护。当年3月18日，军事委员会即议决进行北伐准备。同月30日，冯玉祥的代表马伯援到达广东，表示国民军愿与国民党合作，希望集中革命力量，向长江发展。此事加强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将领的决心。4月10日，国民政府复函冯玉祥，表示:

正积极筹备北伐，期能于相当时期，与贵军会师中原。

其间，江西方本仁的代表蒋作宾也到达广州，声称国民政府倘能于近期北伐，江西可不劳而获。16日，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议决，由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三人筹拟北伐准备计划，由宋子文筹办军垧。同月20日，陈铭枢、白崇禧回粤，向军事委员会报告赴湘联络唐生智成功:

将来实行协同出师北伐,当收事半功倍之效。

这些使原来对北伐持谨慎态度的将领也乐观起来。29日，李济深、陈铭枢催请出兵。5月10日，李宗仁自广西来，参加讨论北伐计划，李宗仁也积极主张迅速出师。29日，李宗仁又面见蒋介石，批评“北伐出师迂缓”，而蒋介石则认为李宗仁“不识政治复杂情形”。当日，军事委员会开会，李宗仁、刘文岛再次强烈要求出师北伐，会议决定先拨给广西军费20万元，命第七军克期出发援湘。

处心积虑 军事独裁

尽管北伐大计已决，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尚未确定。中山舰事件之后，苏联军事顾问团即决定满足蒋介石追求个人“尊荣”的欲望，协助他取得“比较现实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其具体位置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二届二中全会后，由蒋介石掌握包括军权在内的各种权力的局面已经形成。6月3日，蒋介石与张静江、谭延闿商量总司令人选问题，张、谭二人推蒋，蒋则推谭，谭自然不肯应允。蒋介石再与鲍罗廷商量，鲍力劝蒋介石“勉担艰巨”，并称:

如蒋不出任，我将辞去总顾问一职。

6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奉命后，即着手组建总司令部: 参谋长李济深，副参谋长白崇禧，秘书长邵力子，兵站总监俞飞鹏，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其他人员为: 参谋处长张定璠，副官处长张治中，秘书处长马文车，参事局长钮永建，政务局长陈公博，审计处长徐桴，军法处长戴任，训练处长严重。

1926年6月23日，蒋介石对总司令部政治部工作人员讲话，提出:

战事期间，“无论前方后方，通用集中的原则来办理，”一切团体组织、言论，都必须受总政治部的指导和监督，“不准他们自由”。

“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

2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第37次会议，同意蒋介石的要求，决定赋予总司令部以特权，可以监督、检查、支配宣传、印刷、运输机关，指导农会、工会、商会、学生会等各团体。7月2日，公布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大纲规定:

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空各军，均归总司令统辖；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事状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其意旨，办理各事。这样，蒋介石就建立起以他个人为中心的军事独裁体制。

从1926年初起，蒋介石就在考虑北伐战略问题。他在1月11日日记云:

先统一西南，联络东南，然后直出武汉为上乎？或统一湖南，然后联络西南、东南而后再进规中原为上乎？抑或先平东南，联络西南而后长驱中原乎？殊难决定也。

最初，他倾向于同时攻占湖南和江西，但加伦将军则主张各个击破，先取两湖。6月9日，蒋介石与张静江、加伦商谈北伐战略。21日，军事委员会接受加伦提出的北伐计划。7月1日，蒋介石下达北伐部队动员令，声称:

继承先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

命令宣布其进军计划为:

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

随令颁发《集中湖南计划》，规定:

以第七军李宗仁部、第八军唐生智部、第四军陈可钰部集中于永丰、衡山、攸县一线，相机进攻长沙；以第二军谭延闿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集中于酃县、茶陵、安化，防备江西，以第一军何应钦部集中衡阳，为各方策应。

7月4日至6日，根据张静江提议，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有:

一、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因足疾请辞,改选蒋介石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在北伐期间，仍由张代理。

二、承认蒋介石任党的军事部长，具有指挥各军的全权。

三、补选何香凝、彭泽民、于树德、顾孟馀、李济深、王法勤、丁惟汾7人为常务委员。

此外，会议讨论并大体通过了《出师宣言》及对全体党员训令等文件。

北伐军在给广州东效们誓师(站立者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

1925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成立，组建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举行总司令就职及誓师典礼，以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为目的的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孙中山遗像、党旗、国旗，谭延闿代表国民政府授印。各界参加者五万余人。据报道:

“欢声雷动”，“民众拥护政府，渴望北伐成功之热情，蒸若霞蔚”，“军容甚盛，为民国以来绝无仅有之盛典”。

蒋介石在就职宣言中称一一

以三事为国人告:

第一，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

第二，求与全国军人一致对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义早日实现。

第三，必使我全军与国民深相结合，以为人民之军队。

在《告全体将士书》中，蒋介石并称:

如中正有一毫自私自利类于军阀之行径，则凡我将士咸得举发其事实，中正甘受党与政府极严厉之制裁。

这一时期，蒋介石诸事如愿以偿，春风得意。25日晚参加中央党部欢送宴会后，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演讲略带骄矜之色，戒之！

7月27日，蒋介石率领总部第二组人员离开广州，赶赴韶关。

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

中国人民之困苦至今日而极矣：以言农人，则血汗所获，尽供兵匪之掠夺，预征特捐，有加无已，终年辛苦，不得一 饱，鬻田卖牛，寝成失业，此犹侥幸者也。至如直鲁豫京兆等省区之农人，则兵匪所过，村里为墟，老弱死於沟壑，壮年多被俘掳，男为牛马，女被奸淫，其或能逃出虎口，幸保馀生，亦不过惶惶如丧家之狗，不操下贱之业，即作他乡之鬼而已。以言工人，则终日劳作所获，仅能苟延性命，既无馀资，又鲜保障，平时日日有失工之虑，灾患一至，不免沦为流氓之列；此时欲商无资，欲耕无地，不降为苦力，以逐渐消耗其性命，则直成饿殍而已矣。以言商民，则外被洋商售卖洋货、贩运土货之压迫，内受大小军阀土匪、苛捐重税及明抢暗索之剥削，鲜能获什一之利，而频蒙亏本之灾；驯至小资生意不堪损失，倾家荡产，比比皆是。以言知识界，则教者恒以薪金久欠，徒忧哺啜，而不能传其智能；学者每以匪患兵灾，断绝资斧，而无以进其学业；加以百业凋敝，虽属聪明才智之士，难免徬徨失业之忧；至於直鲁豫各省，年年烽火，学校关闭，小学教员沦为苦力，青年学生多成饿殍，更无论矣。其他各省军阀部下之军人，则多数本系农人工人，为求生计而投军者；然而投军之後，不但生计仍无可托，且为野心军阀驱而置诸死地，大好热血，不用以靖国难、救人民，乃徒以受军阀豢养之故，反用以屠杀人民，为军阀争功名、求富贵，世间惨事，孰有过於此耶？至於经营工业企业家，在从前固为社会上之富裕者，然至今日，则销场不佳，利益全无，工厂停闭，成本呆滞，即或勉强开工营业，而困於苛税勒捐，无法支持，即不投降於军阀，即乞灵於洋商，不但事业已非我有，资本则丧失大半矣。

广州人民欢送国民革命军北伐

总而言之，居今日之中国，除少数军阀、官僚、买办、财阀之外，全国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於水火，困苦甚於倒悬，凡此皆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实国军阀之窃权之所致也。帝国主义经济上之侵略，其剥削之巨，岁辄万万，数十年来未尝或息也。迄中国之人民膏血已尽，仅存皮骨，彼为债主，我为债户；彼不劳而坐获，我终日充牛马；彼为经济的主人，而操命令指挥之全权；我为经济的奴隶，而居被驱使之地位。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剥削中国之不足，更在政治上利用万恶之卖国军阀，造成笔难尽述之罪恶。帝国主义者既使军阀窃取政权，又使军阀盗卖国家；既使军阀永演阋墙之争，令吾民受尽兵刀之苦，更嗾使军阀压迫革命运动，欲吾民永无自决之日；既使军阀式的政治发生土匪，更使土匪变成军阀，军阀生生不已，人民困苦无穷。以军阀为刀俎，以吾民为鱼肉，如此则无怪乎中国农民不能安於乡，工人不能安於市，商民不能安於行旅，知识界不能安於校舍，军阀下之军人恒辗转惨死於连年之内战，甚至经营工业之企业家亦惴惴不能一日安其生也。

帝国主义侵略之程度日益加深，军阀之暴虐日益加重，则中国全国人民之困苦，自然日益加重。近者北方军阀混战经年，北京政府已不存在，我中国中部及北部人民，不但无好政府，而且亦无恶政府；不但无从减少既有之痛苦，亦且无法减轻新痛苦增加之速度。继此以往，指顾之间，不难使数千里土地变为荒墟，数万万人民化为虫沙，岂但政治的及经济的奴隶而已。本党於此时机，熟察前因後果，深知中国人民困苦之根本原因，在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卖国军阀；深知目前中国之唯一需要，在建设统一政府。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以杜绝军阀之祸国殃民。统一政府不成立，则外祸益烈，内乱益甚，中国人民之困苦，亦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中国人民将无噍类矣。

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孰知段贼於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迄於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贼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於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既使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省。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於出师之一途矣。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之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故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之势力不被推翻，则不但统一政府之建设无希望，而中华民国唯一希望所系之革命根据地，且有被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联合进攻之虞。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本党为求遵守总理所昭示之方略，尽本党应尽之天职，宗旨一定，生死以之。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於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於本党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统一政府建设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人民自由解放万岁！

中国国民革命军万岁！

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

北洋军阀 兵力布署

当时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军约30万人，控制湘（湖南）、鄂（湖北）、豫（河南）等省和直隶（河北）保定一带；

从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军约20万人，盘踞赣、闽、浙、皖、苏五省；

奉系张作霖军约35万人，占据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和山东等地。吴、张勾结，控制北洋政府，在北方，向南口、多伦等地倾向革命的国民军进攻；

在南方，吴佩孚增兵入湘，企图联合西南军阀，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传芳在赣、闽伺机行动。 湖南湖北是主要战场。

部分在北伐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在南昌合影

北伐大军 战斗序列

国民革命军8个军10万余人北伐战争（战争过程中发展到40多个军近百万人），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任参谋次长代理参谋长，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副主任。

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分任第1军至第8军军长。

缪斌、李富春(共产党员）、朱克靖（共产党员）、廖乾吾(共产党员）、李朗如、林伯渠（共产党员）、黄绍竑、刘文岛分任第1军至第8军党代表或副党代表。

除第8军驻湖南衡山、安仁地区，第7军驻广西外，其余6个军均驻广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以V.K.布柳赫尔（化名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建议下，根据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和军阀之间的矛盾，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消灭吴佩孚军，然后歼灭孙传芳军，最后消灭张作霖军。部署以主力进军湘、鄂，另以第1军大部在广东汕头、梅县地区对闽警戒，第1、第4军各一部和第5军大部留守广州。

攻克武昌，武汉军民联欢大会

汀泗桥战役北伐军缴获敌人的武器

毛泽东谈黄埔军校

毛泽东曾专门指出黄埔军校对于“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

我们党虽然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

历史证明，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思想教育，对建设一支革命军队起着决定性作用。黄埔军校的一大特色是有了政治工作制度并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得军校领导的教导团发展壮大，并组建成一支革命党军。后来，政治工作扩大到国民革命军。1927年后，这支军队的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红军，继承和发展了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后来，红军发展为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真正的革命军。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说到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黄埔军校的教育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人民军队的创建历程，毛泽东非常重视黄埔军校的经验，他说：

北伐时期有个黄埔，我们要办一个“红埔”，搞个培养干部的基地。

在此思想影响下，早在1927年12月，毛泽东亲手创办了红军第一个教导队。1931年秋，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和红军队伍的壮大，中共中央于瑞金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1936年创办“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初时称“红大”）。“抗大”是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创办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军事学校，就是仿效了黄埔军校的建校原则和革命精神。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说：

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成为主导力量。

抗大的领导人和教员中，有大批黄埔军人作为骨干，他们以“爱国、革命”精神为基础，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抗日救国的军政人才，以黄埔军校为榜样并加以改进创新，与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一脉相承并发扬光大，形成了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人的抗大精神，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故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中高度评价道：

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1954年10月18日，在国防委员会第一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第二代是黄埔军……第三代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其前身是红军。

关于黄埔军，毛泽东指出：

它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革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军队的命。

毛泽东以此对黄埔军校革命精神的传承和沿袭进行了总结。

通过上海招收的黄埔一期学生有100多名，占当期学生总数的20%。在第一期录取生中，约有共产党员近60人，占学生总数的1/8。除蒋先云、徐向前外，还有在上海已经被录取而最终没有赴广州报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方志敏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胡宗南、桂永清、黄维等，他们的录取应该都和毛泽东当时在上海主持的军校复试有关。国民党将领黄维曾回忆说：

当时我与方志敏大哥、同乡桂永清等来到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考，接待我们的便是年轻的毛泽东主席，这么说来我算是很早就认识主席了。

对于毛泽东参与并负责上海地区的黄埔军校招生，曾有人评价说，

当年的毛泽东，就是黄埔军校的“招生办主任”。

黄埔军校的光辉史迹、黄埔师生的英勇事迹值得我们铭记，毛泽东支持黄埔军校招生、在校演讲、培养英才、宣讲“爱国、革命”精神，并吸取黄埔军校经验，创建人民军队、培养军事政治人才的丰功伟绩，同样值得世人景仰和深切缅怀。

1949年9月，毛泽东陪程潜、陈明仁（左1、2，黄埔军校校务委员和黄埔1期同学）游览北京天坛公园。

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总理和部分特赦人员、杜聿明、王耀武等黄埔师生在北京颐和园介寿堂合影。

1963年12月6日晚，周恩来最后一次晋谒广州黄埔军校旧址。

黄埔精神 光辉不朽

黄埔军校自1924年成立后，在广州共办了4期，学生总计近5000人。黄埔军校不仅为北伐军培养了大批骨干，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还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黄埔军校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高级军事人才，解放军十大元帅中黄埔出身的就有5位（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林彪），十位大将中黄埔出身的有3位（陈赓、许光达、罗瑞卿），除此之外，军中还有许多出身黄埔的高级将领，他们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做出了卓越贡献。

黄埔军校前6期出身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在人民解放军的成长过程中，始终起着中坚的作用。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很多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领导和高级将领。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军官学校，广大师生在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中英勇奋战，流血牺牲，创造了中国现代革命军人的新精神，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提供了宝贵借鉴。这种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优秀品格，在新的历史时代，我们将其诠释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国共两党的宝贵财富，也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黄埔岁月，伴随着中国历史进程，跨越世纪沧桑巨变，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是两岸共同的宝贵财富和情感纽带。黄埔精神也已经融入到中华儿女的血脉。展望未来，“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必将成为凝聚两岸人心的精神力量，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小平同志关怀下，经中共中央批准，1984年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

黄埔军校同学秉持“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会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大力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各项对台政策，充分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组织、黄埔同学和亲属，大力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交往，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做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发展，明确了军校同学会使命定位和发展方向，为军校同学会改革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提供了有力保障，开辟了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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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苏联飞鹰寻访团副团长，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