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风物忆旧之三百四十八：“狼窝”庄窠

侯福志

　　原载2024年3月6日《中老年时报》岁月版，署名：侯福志

在天津市，村名的得来绝大多数与姓氏有关，如张家庄、李家庄、王家庄等，但实际考察发现，这其中也有很多例外，庄窠（音kē）村即是一例。

庄窠村，今属武清区河西务镇，位于镇驻地北部9公里，拥有人口400余人。别看村庄规模不大，但这个村庄的文化底蕴却很深厚。据1931年出生的王世文老人回忆，这个村很重视教育。清代时就设有私塾，上世纪30年代，私塾改成了民国学校。日本侵略时期，国民学校则改成了乡立初小。乡立初小坐落在主街的东部，校舍是乡绅田玉珍的私家住宅，教书先生是田采廷。在王世文9岁时（1939），他就在这所学校上学，课本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经典。据1940年出版的《河北省武清县事情》一书载，当时的庄窠乡立初小拥有教职员2人，在校生20人。

明清时期，村里有一座很大的庙宇，人称关帝庙。大庙占地两亩，有山门、大殿及前后院。大殿坐落在前院，有3间房子那么大。大殿后面是一排平房。在大殿内，正中端坐着关老爷神像，其左右分别是周仓、关平的站像。山门前还有一株古槐树。 王姓、刘姓、汪姓是庄窠村人口比较多的姓氏。其中王姓是首户，出是立村时的原住民，现拥有人口七八十人。过去王姓有家谱，辈份都按照规律排序，如王世文的曾祖父叫王波，他这一代是两个字。祖父叫王之焕，是“之”辈。父亲叫王连奎，属于“连”字辈。刘姓仅次于王姓，但被分成了两支，一支留在本村，另外一支则搬到了附近的黄屯。汪姓仅有五六户，另外还有石、阙、赵、侯等散户。

关于庄窠这个特殊村名的来历，目前并无权威的解释。清康熙十四年梓行的《武清县志》就已经有了庄窠的记载。乾隆七年、光绪七年《武清县志》在“里社”一节中，继续延用这一名称，并指庄窠隶属于坊一里。1914年《京兆武清县地图》标注为“庄河”。1926年《直隶省地形图》仍标注为庄窠。但1939年的《武清县全图》，又标注为庄河。在1948年出版的《武清县全图》上，又恢复为庄窠。这个名称一直延用至今。《天津市地名志·武清县》曾给出一种说法。据该志载，清乾隆年间，由治河民夫定居成村，因村址夹河，得名装河，后讹变为庄窠。这个说法与事实存在出入。如其认为成村于乾隆年间，而事实上，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有了庄窠这个村名了。另外，所谓村址夹河的说法也不确。庄窠本是运河古村，查民国时期的地图，庄窠最早坐落在北运河的南岸，后来由于附近决口，主河道被裁弯取直，运河直接在庄窠东部经过。这样，原来的一个小弯就被废弃了（与村北大堤平行），所以庄窠就位于河道的西岸了。但无论是在北岸，还是在西岸，都不存在“村址夹河”的情况。 而据笔者分析，庄窠之“窠”应当是指“狼窝”（俗语，指河道决口后，将河堤或地面冲出来的空洞）之意，其村名的得来与运河决口有关。按照民国期间的地形图标注，庄窠实际上位于北运河的一个转弯处，旧时因决口形成了一个“狼窝”，后来外地移民定居在了狼窝旁边的高地上，成村后便被人们称作庄窠（窠为是“窝”之俗称）。至于民国地图上一度将庄窠标注为“庄河”，其“河”字很可能是“窠”字的误植，并不是地名志所言之“装河” 。

因为毗邻运河，所以庄窠人的生计很大程度与漕运相关。据王世文老人介绍，在他小时候旧时，村里人就有不少拉纤工，过往的大船，每船需要拉纤工四五个。拉纤工走在河岸的边上，一脚水一脚泥的，这个画面多少年后仍萦绕在脑际。

侯福志，1964年11月11日生于武清县石各庄公社（今石各庄镇）李各庄村。天津知名文史学者、乡土文学作家。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天津档案馆近代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大运河词典（天津卷）》编辑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天津市规划资源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处原处长。现任地质勘查处处长。

自1986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累计在《天津日报》《今晚报》《中老年时报》《中国老年报》《中国国土资源报》《中国矿业报》等报纸及《地球》《化石》《天津文史》《天津史志》等杂志上，发表文史随笔、科普作品及散文作品2000余篇（笔名有御河轩主、柳福、雍楠、柳士心、四海、武邑等）。累计出版著作有：《天津民国的那些书报刊》《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经眼录》《大地史诗——地质史上的天津》《津沽谈往录》《津沽乡情录》《沽水旧闻录》《桑梓纪闻》（卷二）、《桑梓纪闻》（增补本）、《津沽诗集六种》《老天津的旧报旧刊》《老天津的地质风物》《评剧皇后刘翠霞》《老天津的诗社和诗人》《李各庄风土记》《武清乡村老物件》《报人王小隐其人其事》《武清村庄史话》等20余部。主编或参与主编了《天津地矿工作二十年》《天津地热（温泉）志》《天津历史地图集》等著作。另参与和平、河西、河东、河北及武清等5个区的30余本文史资料编辑或撰稿工作。参与编辑《崔黄口史话》编辑撰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