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叔（下）

吴凤存

老叔是解放前搞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时改成现在的姓，在给堂弟落户口时就随老叔现在的姓氏注名。堂哥、堂姐都是用的祖姓。后来堂弟也重新在派出所上户口，改用祖姓和老家人一样按字辈起名。这样堂弟就有了两个户口，老叔说：“在他长大后就给他注销了开始填报的那户口”。我当时还在想老叔还是不愿意管我，如果真是那样，用我顶替堂弟原来名字的户口，又不费劲，我又能成北京人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是啊，我去住在哪里？住在他家？长期吃饭是问题，还得给安排住房、找工作、那会有好多麻烦，谁还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那样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找他咋办？也许他压根就没有想这些。根本不牵扯自己的切身利益，他没有义务管我们。

虽然我和老叔有血缘关系，这么多年算这次和他只见过两次面。还都是匆匆忙忙，我想如果不是我从几千里之外第一次到他家，他也许就不会回家和我见面了，毕竟他工作也忙。吃完中午饭老叔在屋里睡了一觉，老婶以为老叔回单位了就和我在葡萄架下唠叨起老叔来，当然说的都是老叔负面话。

正在老婶说在兴头之际，老叔从屋内还没有到屋外呵斥声就传出来，老婶赶紧闭嘴。老叔走后堂弟埋怨老婶说道：“您整天唠唠叨叨，他还能愿意回家吗”？

在老叔家、我呆了四天，老婶带我去了故宫、人民大会堂，那么大岁数又是小脚，我真的不忍心让她带我溜达。我劝她我自己能行，她还是不放心总是怕我走丢找不回家，在我一再强调没事后她才放心让我自己出去。我自己又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还去王府井大街逛了一圈。在老叔家书柜的角落，我还看到了我给老叔写的那封信。

当时心里还别有一番说不出的滋味……

我后来在几千里之外还听说，我三哥家孩子大学毕业去北京找工作，在老婶家待了半个月也没有找到，堂姐就和侄子说：“你在这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工作，家里就你老奶奶自己，她这么大岁数了还要给你做饭，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她年龄大了，也伺候不了你”。这是表明对侄子常住的不满，这也不怪堂姐说，谁家姑娘不心疼自己的老妈呀。

　　侄子回家后，连三哥对老婶她们一家都有怨气。不帮他家儿子找工作，还把自家儿子撵回家，自此他们也就再没有联系过。 后来堂哥家侄子和三哥家侄子两人，在北京通过自身努力都成为业内精英。一个是建筑公司的经理，一个是投资公司的经理。

用老家人的话说就是，没有他们帮忙找工作，我们混的照样不比他们逊色。

但对北京的堂姐、堂哥、堂弟来说、是有他们不多，没他们不少。

在这世上很难说谁对谁错，俗话说得好“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自己最好”。

二舅和老叔也是很早就认识，那年二舅家大哥在煤矿出事，对矿上处理不公也去找过老叔。

二舅是让爸爸和他一起去的，大家都说老叔一家对老家人没有人情味。二舅说：“事情都过去了，我看就挺好的，你老叔工作忙没有时间，你老婶做为弟妹能带你爸爸各处溜达，我看就不容易。毕竟是兄弟媳妇，你爸爸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带你爸爸到有名的地方四处走、在外吃饭多不容易啊”。

我第二次去老叔家是八九年给我媳妇看病，媳妇咽喉长了一个异物。媳妇整天和我说：“我活不长了，我得癌症了”。

我说：“那就到医院看看吧”。

她说：“在咱们这看也白看、没有好大夫”。

于是我带她去了北京，协和医院在王府井大街附近，离老叔家也不远。在北京看病难、住院更难。我早晨五点左右就去排队挂专家号，当天能挂到专家号，说明时运还是理解和眷顾我们外地人的。

　　不愧为专家号，上午就就确诊让住院。我问什么时候办住院手续，专家告诉现在没有床位，等什么时候有床位再电话通知我们。我问大约得多长时间？专家告诉我：“不一定，也许一个月或是半个月不等。你们是外地人你把旅店电话告诉我们，等一有床位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我垂头丧气的回到老叔家，老婶问明情况和我说：“你等等，我给你老叔打电话看看他咋说”。

第二天老叔亲自用车把我们送到协和医院，我把一千块钱拿出来交了住院押金，留点回家路费和路上吃的饭钱。医院问是自费还是公费，我说是自己花钱。在这住院有伙食费、住院床费、手术费、护理费、烤火费等等。

我用期盼的眼光看着老叔说：“老叔，我只有这么多钱了怕是不够，媳妇在这住院不让护理我还是回家等吧，要不也不知道住多长时间才能出院。钱不够，我还得回家张罗钱去”。我知道老叔不一定管、不管也是正常，终归不是人家自己家的事。何况还帮我第二天就找人住院了，要是等有床位再住院那得猴年马月啊。别说我只有一千就是有七千、八千在这京城连住再吃也不一定够呀。

老叔安慰的看着我说：“您就放心回去吧，钱不够我会给你交的”。到关键时候还得是亲老叔，要不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一个外地人能有什么好办法呢？还真是血浓于水。如果是两世旁人老叔还能如此吗？看来老叔也不像老家人说的那样是无情寡义之人。在我走时老叔告诉我：“我有一个请求，你回老家千万不要和老家人说是我给你找人住的院，就说是正常住院”（这次媳妇住院七天总共花了九十八元）。前因是老家的亲友、同学确实有不少人都找他办过事，他都以各种理由回绝对了。看来在我这，老叔是特例即出工又出力实属不易。

　　说起住院老叔回到老婶住的地方当时问我，“是想在协和医院住还是去中日友好医院住”？老婶说：“还是在协和医院住，协和住院便宜看的还好，再说也是在协和医院看的。中日友好医院条件是好也不错，但价格比协和贵的太多了”。

我到老叔家，我把老叔帮着住院的事告诉了老婶。老婶不无好气的说：“这还办了点好事”。我不解的看着老婶，老婶接着说：“你以为你老叔是啥好东西呀……”。

我尽量打岔不让她说和老叔的事，我就往住院的事上说。怕的是，老婶越说越生气给她添堵，闹得都不愉快。

我看着墙壁上挂的赵朴初、启功等人为老叔祝寿写的书法作品就对老婶说：“这么多名人书法呀”。老婶指了指大衣柜上的皮箱说：“那里面都是”。接着她带着对老叔的怨恨继续说道：“总有一天我会把他这一皮箱东西不烧，也会给他扔了”。

我想说：“别扔，如果你要扔那我就拿走得了”。我沉默无语，这终究是别人家的东西，不能趁人家生气对老叔有偏见时要走。如果真要是拿走了，老叔也许为他的收藏被别人拿走责备老婶，堂哥、堂姐、堂弟会怎样想？

也许我拿走一两副没什么，可我就是拉不下那脸要。

我知道她是气话，她不敢给老叔扔。只是在我面前表现一下她不惧怕老叔，我看出她这么多年来，内心承受着怎样的痛苦。说，老婶对老叔不敢说。老叔对家里的老婶不闻不问，只是每月给老婶不少的生活费。那时给老婶的生活费，足可以抵得上一个高工资的工人一个月的工钱了。

说起赵朴初的书法，老婶自豪的说：“当时我住院手术就是和赵朴初老伴住在一个房间”。老婶边说边笑着说：“那老太太还给我讲他们当年搞对象的事那”。看来不光我们年轻人愿意回忆过去，就连这些老太太在一起也愿意说过去的美好追忆。我笑着追问老婶：“她说是谁追的谁呀”？老婶再次笑着说：“是赵朴初追的他老伴呗”。

我和老婶的聊天无拘无束，老太太同样也和我一样。她说：“你在这等几天再走吧，没事我带你去北大你大哥他们家看看”。

我知道老婶是为了让我长长见识，看看北京大学。也许她知道如果不带我去，我这辈子也不会特意去北京大学的。

说起大哥两口子在北大教书老婶非常自豪，别说是在北大教书当教授，就是考上北大上学就够自已和家人在外人面前炫耀和骄傲的了。

四合院房子就老婶一个人在家，平时堂哥他们都轮流来看她。

老婶毕竟是自己在家，她总觉得孤独，老婶和我说：“你大哥常说，妈你就知足吧，你好歹有我们几个轮流来看你。你说我们哪有你这样的福气呀？每家都是一个孩子，就拿我家来说，孩子在美国工作、我想见都见不到，见一次面那得好几年、就是坐飞机到美国那也得十多个小时。你这想见我们一个电话，十分二十分的就到了”。

说起大哥家姑娘在美国，老婶又来了精神，她给我拿出孙女给她买的保健茶让我喝，她说：“孙女和姑爷回国，在太白楼安排吃饭，给你姐、你弟包括我和你老叔都给买了礼物。你老叔给了回礼，你说这当叔叔的就一毛不拔，你姐还给了姑爷点回礼”。老婶对儿女第一次和姑爷见面在回礼上，还是略显不太满意。

我走的那天，老婶执意送我到南站。说实话我真的不想让她送，毕竟那么大岁数了。如果真的在途中有点啥事我怎么能承担得起呀，到时我和堂哥、堂姐、堂弟怎么解释？他们如是说：“老太太都这么大岁数了，她说送你、你就让她送啊”。

老婶说：“这早上五点多人少，你在北京坐公交车也不熟悉还得倒车，我怕你倒不明白误了车点。咱们娘俩在家不吃饭了，我带你在南站吃”。老人家的执着、让我拿她也没有办法。我说：“去时人少，回来是上班高峰期怕连坐都没有”。

老婶说“没事，我岁数大了都会给我让座的”。

临出家门，老婶还特意给我一张她放大的照片。

　　老婶把我送到南站，一个小脚女人起大早把我送到南站说实话，感动的我真的不知说什么好。在我进站时老婶深情的对我说：“记住每年过年你一定要给我打一个电话”。

每年的正月除一，在老家是晚辈给长辈拜年的日子。也就是每年的这一天，我按和老婶的约定，过年都给老婶挂一个电话拜年。几年后我再给老婶打电话，电话打不通了。我预感到这是老婶走了，后来我不经意找到北大堂哥家住宅电话（那还是第一次去老叔家时记下的）。

我打电话报名身份，堂哥不耐烦的说：“如果没事我就撂了，我还得去医院看我爸哪”。我急切的说：“老叔咋的啦”？电话那边传来“病了，车还在楼下等我哪，我走了”。

还没等再说什么他就把电话撂了。

是啊，我们虽然是堂兄弟，可我们六十几年从没有见过面有何感情可谈。你一个几千里之外的无名小卒，相对于我这北大教授来说算的了什么。

我有心想去北京看老叔，我又一想到那里去找哇。这唯一联系方式是这个态度，自己到那里是不会有人欢迎和接待的。我听老婶说过，堂哥退休曾骑自行车去过秦皇岛从老家路过。他是路过家门而不入，你说他对故土和家乡人还有啥留恋之情。其实老家离北京并不远，从我记事起只有老叔、离婚时回过老家一次、北大堂哥根本就没有回去过，堂姐回家还是跳舞的那一次、堂弟在老家上学那年呆了一年，老婶自回北京后也再没有回过老家。

老婶走了，老叔也走了。我们和北京的联系也就断了，甚至我们这辈人在北京真的碰在一起，或是因为什么吵起来还不知道是一家人哪。我总觉得北京的堂姐、堂哥、堂弟和我们就从来没有亲近过。也许是真要给这帮乡下人好脸色，老家这些人还不经常去给他们找麻烦哪？人是贵在有，自知之明。

在我回老家时，有人这样说：“你老叔不回他家住闹分居，那是因为你老叔和他在大学时的女同学在一起住。都是你爷爷从中作梗，在家给他做主娶了你老婶。要不他哪能和一个大字不识的乡下小脚女人结婚，据说你老叔和女同学还有一个姑娘和你岁数差不多哪”。

二婶在世时也和我说过“听说你老叔有病住院，是他女同学娘俩给送去医院的。当时，怕你老叔有个三长两短就给你大哥他们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后来你老叔好了，老太太也没有告诉他们就又把你老叔接回了家”。当然这都是我们老家人道听途说，没有看到真凭实据。即便是这样，我还是钦佩老叔的。我佩服老叔上大学的当年，他目光长远的信仰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虽然老婶对我很好、我不好说什么，但老叔对婚姻的反抗精神也让人……。

　　一个因为各种原因不能离婚，且又没有感情的婚姻是多么痛苦。其实这对老叔、老婶都是不公平的。

杨绛说：“婚姻最坏的结局，不是争吵，也不是分开，而是两个人没有了任何的感情，还要为了各种原因隐忍下去，做着互相嫌弃的面具夫妻。想要离开，却总有种种顾虑。 想要好好过，彼此间又早已无话可说，进退皆是困局。到后来只能在煎熬中，日月蹉跎自己的年华，这才是婚姻的真正不幸”。

终究老叔还是和有情人度过了后半生（是真是假不得而知），虽然也许会受良心道德的谴责。老婶在精神孤独时有儿女的陪伴，度过了她九十有余的天年。老婶虽然没有老叔的陪伴，我认为她和老家的那些女人相比她还是幸运的。假如她蜗居在乡下或老叔在搞地下工作时被敌人暗杀……，至少她曾有过老叔陪伴多年，后半生还有儿孙伴随。

这世上真是瓜无滚圆，人无十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