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长征＂

桂友缘

五十七年前，作为那个年代，那场文革运动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我有一段短暂“长征”，时隔近一个甲子，打开尘封的记忆，仍历历在目，久久不能忘怀。

故事发生在五十多年前，徒步长征串联，在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新生事物。

上世纪1966年10月21日，大连海运学校有13位红卫兵，没有乘火车，学习红军长征精神，步行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10月22日人民日报一版通栏大标题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红卫兵到群众中去，学习工农群众；到大风大浪里去，经风雨见世面，宣传毛泽东思想。很快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响应，组建各式各样的徒步长征队，开始外出长征大串联。从1966年10月至次年3月，全国各大中城市、沿途各地城乡都建立起红卫兵接待站，负责安排红卫兵的食宿。各地参加徒步长征的红卫兵凭学生证或串联介绍信可以办理住宿和免费返程车船票。

那时候我们也只有十五六岁，正是青葱岁月里懵懵懂懂的年龄，而那时候也正是一个盲动的年代；一个狂热的年代；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千千万万个热血沸腾，血气方刚，充满幻想的年轻人，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一声号令下，组建徒步长征队，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

我们的长征队由9名初中学生组成。分別是黄忠义、莫东生、张建军、卢卫星、朱国强、刘唐元、陈革生、马骅绘、李友联。年纪最大的17岁，最小的15岁。排名前八位的都是南宁六中学生，只有我（李友联）是南宁三中学生。事后有不少人问起，你怎什么加入他们的长征队。说来也恰巧，当年全市大中学停课闹革命，我没去学校呆在家，有一天小学同学李宁告诉我：建军、东生（小学同班同学）组建长征队，准备徒步长征串联，你想去的话我帮你联系。我与父母商量后即回复他：去。李宁向他们转达了我的意愿，经他们同意后，我就参加了这支徒步串联长征队。

我们的队名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长征队＂，当时主要由队长黃忠义负责操办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在学校开徒步串联介绍信，印制队旗，到市里相关部门领取路途补助（每人15元），领取了几大包的毛主席语录卡（名片大小）。我们各人则自行准备背包、衣服鞋帽、洗漱用品及粮票等。当时的目的地是向北到达毛主席的故居韶山。

我们出发日期是在1967年元月上旬（具体哪－天记不清了。）大家聚集在广西艺术学院黄忠义家，买了一只烧鸭饱歺一顿，就准备出发了。马骅绘是最后一个到的，他个子蛮高，身板显得有些单薄，模样长得挺清秀，说起话来有些腼腆。大家相互介绍后就收拾行装，打着红旗出发了。

当时元月份天气寒冷，北风呼啸，还下了毛毛细雨，我们行进在邕宾公路上，那时的公路没有柏油路，全是石子路。开始的时候，我们走的队形还好，一人在前面举着红旗，后面的人鱼贯地跟着，可走着走着就变样了，9个人变成前后3排，边走边聊天，举旗的则把旗子卷起扛在肩上，两手插入袖筒，活脱脱象一群残兵败将。行进的过程中，经常可看到对面一队队外地红卫兵长征队向南宁前进。远看着对面几百米走来的长征队，我们又赶紧排好队打着红旗继续前行，见面时大家相互挥着毛主席语录，呼喊着口号;“战友们，你们好！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而后他们又向我们打听到南宁还有多远，路况如何，我们都一一作答。还有更奇葩的，我们碰到一个相向而行的广西大学学生，他一人举着一面红旗，旗上写“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队”我们问他就你一个人，他回答说还有两人，但他们提前一天走了，他只好在后面追赶他们。

第一天我们走了50多里路，到了武鸣县劳动大学才安顿下来，我们休息的地方在学校大礼堂舞台。长途行军我们脚上都长了水泡，吃完饭洗漱后大家分别用针消毒后挑水泡，简单包扎处理后就休息了。

第二天继续行军，当走到昆仑关附近的八塘时，上了一个很长很大的坡，当走上坡顶坐在路边休息时，大家都累得直喘气，正好对面来的一支长征队也在路边休息，大家互作问候也就攀谈起来，他们说这些坡根本就不算什么，有一次他们走进森林里迷路了，没吃没喝，整整转了一天才走出来，那才就艰险呢。

第二天我们走了70多里路到达思陇镇宿营，晚饭后我到当地机关食堂，准备烧热水烫脚，当地的炉灶既不烧煤也不绕柴火，而是烧茅草，我看灶膛里有火，就把茅草一把把的往里塞，没想到火没烧起来，却搞得乌烟瘴气，呛得鼻涕眼泪都出来了，这时一个中年的食堂炊事员看到了，他赶紧过来说：“小鬼，我来教你怎么烧。”说罢他很麻利的把灶膛里的茅草耙拉出来，灶膛里空了一大半，然后他用吹火筒对着灶膛吹了几下，火苗腾的一下就串起来，接着他盯着炉火，不紧不慢地把一小把一小把的茅草塞进灶膛，很快熊熊的火焰照亮了灶膛，他还不时用扒火钩扒去炉灰，使灶膛保持空气畅通有助燃烧。这时他又说话了：“小鬼，你就这样学着烧吧。记住了，烧火要空心，做事要实心。”我学着他烧火的方法，没多久水就烧热了。这事几十年过去了，他说的话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三天，由于逐步适应了徒步长征，我们行进的速度也快了，当时到宾阳有两条路，一条公路，另一条是相对近些的小路，我们决定抄小路前行。我们沿着农村机耕道，翻过了一座座大山，经过一座很大的水库，走过一个个村庄，当地在地里劳动的社员看到我们，都热情地向我们挥手致意、主动围上来问好，我们把携带的毛主席语录卡一一分发给他们，他们都十分高兴，他们向我们介绍前去的路况，场面气氛热烈而友好。下午我们到了新宾宿营。到了晚上，队里出状况了，马骅绘突然发烧了，当时该地也没有医院，只好带他去找当地的赤脚医生，打针吃药后，情况稍有好转。

第四天，前往迁江。因为马骅绘身体弱，我们都主动轮流帮他背背包，还掺扶他一起走，由于有病号，队伍行进的速度自然慢了下来，很晚才到达目的地迁江，吃罢饭洗洗就休息了。

第五天早晨，大家洗漱吃完饭后准备出发，马骅绘又突然发病了，行走要人掺扶，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才能尽快给他看病呢，大家商量后决定乘路边车赶往柳州再说。于是我们就在迁江轮渡的渡口拦过路车，没过多久，一辆空载的南宁罐头厂4号车来到渡口，我们赶忙上前向司机说明情况，得到他的同意后我们就一起上车，在车上我们打开背包让马骅绘躺下休息。下午3、4点钟，汽车开到柳州鱼峰山下，司机告诉我们，不远处就是工人医院，可以就近带病人去看病。下车后我们分成两拨人，一拔人带马骅绘到医院看病，一拨人去找接待站。

当时在门诊给马骅绘看病的医生检查了他的口腔，说是扁桃体发炎引起的发烧，无大碍给了一些退烧消炎药就完事了。我们也在附近的柳州荣军康复医院的接待站安顿下来，同时也把马骅绘等三人也接回来，除了留下张建军刘唐元两人照看马骅绘，其他人都先去吃饭。可是，大家吃完饭回来一看，马骅绘他们三人都不见了，大家都着急起来，连忙找接待站的工作人员问个究竟，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因为有人急病发作，他们三人已由单位的汽车送工人医院了，后续情况不清楚。大家听后忐忑不安，却又没有好的办法，只好先休息待明天天亮再做打算。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一起前往工人医院，可走到半路马鞍山下，就碰到张建军和刘唐元回来了，看到他们脸色凝重疲惫，有人忙问道：“马骅绘怎么样了？”张建军缓缓说道：“人没了。”一瞬间，大家都不说话，空气好似凝固了一样，过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听建军叙说，当晚马骅绘要上厕所，他俩陪着一起去，可是在路上他突然跌倒昏迷了，见此情景，建军二人立刻找到接待站有关负责人，单位即派车将他们送到工人医院，在医院观察期间，他们发现马骅绘的臀部出现块块血瘢，即告诉值班医生，随后医院方就边下病危通知书边进行抢救，一直到凌晨五点多钟，医生通知建军二人：抢救无效马已去世。听了这番话他们感到震惊，一时接受不了，好好的一个人才相处几天，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滿怀悲伤心情的二人只好等到天亮才离开医院回接待站。听了建军二人的叙述，大家决定还先去工人医院，看看马骅绘然后再找院方了解具体情况。

到了医院太平间，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看望了马骅绘，随即与院方领导会面，对方是一位剪着短发，穿着一身旧军装的女同志，她说马骅绘的病情发展得很快，从扁桃体发炎到最后引发败血症抢救无效才去世的。当时马在柳州的亲属有一哥哥，听后觉得蹊跷，为了弄明真相，决定请公安局法医做尸体解剖。

第二天，我们全队人员，陪着马骅绘的哥嫂，在工人医院太平间看公安局法医做尸检。结果出来了，马骅绘脑子里已出现化脓的迹象，法医判断为脑膜炎，应该有一段时间了，他的身体内部心肝肠都出现了不等的血块，全身都出现明显大小不一的血瘢，这也符合败血症引发的症状。结论是脑膜炎引发败血症导致其死亡。

随后由请来的民工为其换衣，入俭棺材后，我们一起乘坐大卡车前往柳州鹧鸪山，再送他一程。

当天的天气阴冷，还下着毛毛细雨，上山送葬的除了我们全队人员，他的哥嫂，还有专程赶来的南宁六中两位老师。在马骅绘墓前，我们举行简短的悼念仪式，默哀后，学校的老师勉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

从山上下来我们乘坐卡车返回市里，大家都不说话，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突然一阵语录歌声从我们车后传来：“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顺着歌声的方向望去，只见后面跟着几辆卡车，车上的解放军战士，边唱着语录歌边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向我们致意。原来是他们训练归途中，看到我们从鹧鸪山下来，知道我们的不幸，便用这种方式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听到他们的歌声，我们心里十分感动，也挥动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向他们致谢……

走出北京到各地串联的红卫兵长征队。

外地红卫兵长征队在天安门前合影。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前往外地进行徒步串联的“长征红卫兵”，在出发前听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七次接见革命师生的喜讯，个个欣喜若狂，进一步坚定了长征的决心。

红军不怕远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