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里的乡愁

冯春明

近几年来，朋友圈里有关村庄的文字和照片逐渐多了起来，谈及这个话题时，有位兄长颇有感慨地说：“这就是乡愁啊。”

《乡愁》二字曾在余光中诗歌中出现，我每次读到这首诗时，总有一缕莫名的伤感涌上心头。也许是人的大脑里相关别离的密码太多，乡愁在人们的记忆中是最容易被碰触到的那根弦。

记得小时候，我跟大人们一起在村庄的沟崖上乘凉时，经常看到夜空中划过的流星，那些自天而降发出短暂光亮的滑落与消逝，毫不留情的在我童稚的心灵里划下一道决绝而神秘的弧线。每当流星出现，人们就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有说是大人物去世了，有说是老天爷流泪了……说着说着，人们就会扯到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说起村庄的年龄，姓氏家世，迁进迁出，生生死死。

近些年来，我喜欢带上相机，去曾经居住过或未曾居住过的村庄，把镜头对准那些几近坍塌的老房子，那些老房子在我的镜头里，散发出一束束来自遥远过去的微光，那光能让人感受到村庄的演变和时代的变迁，以及萦绕其间的那缕淡淡的乡愁。

村庄的深处，偶尔能够见到青石铺成的路面，那些光滑的路面，忽闪着黝黑的光，那光似在叙述着村庄的过去，述说着一辈一辈的人们在小巷里的来来往往，生生灭灭。那都是些很有年岁的巷子，巷子很窄，三四人并肩一站，就能把巷子堵住。巷子里有我熟悉的门楼和贴着春联的门框，那些门框大多已经残腐，上面的油漆早已风化、脱落，大门上生锈的门锁和几只站在墙头上觅食的麻雀，仍在固守着家园，挂在大门口两侧的香炉，像似两盏心灵之灯，诠释着烟火俗世的悲欣。

村庄，那些残垣断壁，还有墙跟、过道、门楼下，那些经年的碌碡、木车、耙、犁，粪篓、马灯、麻绳、扁担、纺车，以及拄着拐杖行走在深巷里的老人和那些残垣断壁、残砖断瓦，那些紧贴在墙壁和街角的青苔，它们在镜头的聚焦下，让人看到了许许多多被遗忘的事物。

在村庄里长大的我，跟朋友们谈起小时候的遗憾时，我就会说起小时候没有能够扛小杌这件事来。所谓扛小杌是农村姑娘出嫁时，由小孩子们干的那个活儿。一直以来，我的这种看起来太没有出息气儿的遗憾，却是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一个，而且每当与朋友们谈及这个话题时，扛小杌——这个遥远的看似虚幻了的过往，它与“家”“家族”和“村庄”一起在我的眼前越发清晰了起来……

被考古学家称为“聚落”的原始部落聚居地，该是村庄最早的雏形了，“家”自然就是以血缘关系形成的聚落亦即村庄最小的单元，而一直深藏在我心中的“没有能够扛过小杌的遗憾”，恰恰与村庄的血缘性、族群性有关。

小杌就是那种面呈正方形的小凳子，它能坐，也能供小朋友写字用。我小的那个时候，正摊上“破四旧，立四新”，农村姑娘出嫁时，嫁妆很少，只要有几件简易的桌、椅、橱、柜就可以了，但有一样东西不能少，那就是小杌。因而，送亲的人群中，总少不了几个扛小杌的孩子。

我一直盼着能有机会扛一次小杌，扛小杌不仅可以在喜宴上吃些鱼肉和大白馒头之类的东西，跟在送亲人群中浩浩荡荡的前进时，还能满足一下自己的归属感，不过，我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后来，我才明白，由于我们住在姥姥家的村庄，属于外姓、外亲，没有资格扛小杌，送亲人群中那些兴高采烈，扛着小杌跟进在送亲队伍中的表哥表弟们，他们都是本门的自家人，我的那些盼头注定是实现不了的。越是这样，乡村里那个扛小杌的场景，在我的印象中越发深刻，直至成为我童年记忆里一个挥之不去的梦。

我曾去七八十里外的祖居地寻找祖上住过的地方，试图从那里找到一点依靠，找到哪怕是一丁点能够让人觉得踏实的归属感。

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经过多方打听，在祖居地村子中央，我找到了祖上留下的那个连轮廓都看不清了的屋框。明、清时候，祖上曾经生活在那里，据说也曾有过人丁兴旺的时候，至清末民初时，家族败落，爷爷去世，奶奶领着父亲流落他乡。望着空荡荡的屋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眼前的屋框，除了一小段露出地面的基石，几棵不大的杨树，一抹稀稀落落的杂草和几只正在觅食的鸡鸭，什么都没有。生命易变，但这个变也太大，太快，太突然，太过残酷了，我的眼前空空的，周围的一切空空的，连同远处传来的犬吠鸡鸣都被投在虚空了。

从这一天起，我的寻找一直被一种莫名的虚空感笼罩，还好，望着眼前空荡荡的屋框，我真切的感觉到——活着的我——作为源于祖辈的那股血脉，它的这种真切、可见、可触、可感的存在。千百年来，之于先人的这股血脉，一次次地摆脱了人之生命中的厄运，并且能够以一种鲜活生命的形式继续存在着，这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在极其残酷的人生现实面前，正是这种一直持续的有关生命的传承，让一辈辈的人没有白白地把心血和汗水洒在奔波的路上。

此刻，我又想起我们全家初到姥姥家村庄居住时的情景。当时，我们住在姥姥家后面一座破旧的老屋里，那座老屋墙上有几处裂缝，冬天下雪时，屋里盘旋着雪花，晚上，时常遭到野狗的侵扰。这个记忆的片段，我在《东岭》那篇文章里有过叙述，这座老屋的一切，乍看起来十分陌生，它与那种极具温暖感、沉浸于熟悉环境中的家大不一样，不过于我而言，它却让我倍感亲切，它让我找到了人的生命过程中，在十分特殊的环境中留下来的，那种不乏温情的，最初、最真挚、最深刻的情感记忆，这一切扎扎实实地占据了我的感官，它像一幅画面中被观者忽略了的那一笔，恰恰是那一笔，在我生命的画面上凸显出一种略带苦涩，又极具生存意味的光点，所谓扛小杌的那点遗憾，也是如此。

我在想，我的“家”或者就在路上，我的“家”也因而带给我一个通透且变化较为丰富的空间，留给我一种深入骨髓的记忆，带给我一种相关人之生命的深刻和透彻。许多时候，家在我的印象中成为与我一样的生命体，或者正是因为这样，那个被称为“家”的站点，它在我的心里留下了许多更为持久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有苦痛，有眼泪，有失落，有迷茫，但却有着更能深入我的生命深处的体验。我大脑的屏幕上，似乎已经开启了一种等待模式，等待一种源于生命最深处的那个瞬间的到来，等待一种让我倍感熟悉、温暖的画面出现。这种等待是漫长的、持久的，甚或是永远的，这种等待与我的生命密切相关，那是我不知道里面到底装着些什么，却又一直让我等待着的某些东西。

现在，从农村走出来的人们，对童年时候的那些印象和想法已经变淡了。在人们纷纷往城里集中，村庄渐行渐远，大家各自忙活着的时候，相处一个楼道的人大都互不相识，人们忽东忽西，搬来搬去，也就少有了这样那样有关族群失散、祖居消逝的伤感。

由于我是那种少有的一直没有找到家的人，因而一直关注着家，关注着与家有关的那些村庄。在姥姥家那个村庄，家的墙都是土打的，屋顶用麦秸苫成，它能挡风遮雨。但“家”又是移动着的，不过那个不断变换着地方的家，很难替代一个人精神源头上的那个家。前些日子，我去姥姥家那个村庄——下房家沟村给大舅上祭日坟，顺便去我小时候住过的房子看了一下，发现我家老屋连同周围那些土打墙的房屋已经坍塌了，胡同里也少有行人。表弟告诉我说：“村里半数以上的人住在城里，加上外出打工和在外读书的学生，村里除了老人，很少见人了。”

我小的那个时候，村巷里、街头上，说书、唱戏、耍猴，卖烧饼、卖羊肉、卖狗肉的人，磨剪子、磨菜刀的人，还有修补瓷碗、茶壶的小炉匠，挑着货郎挑子，嘴里喊着“拿头发来换针、换糖、换臭蛋”的货郎随处可见，很是热闹。除夕的夜晚，更是热闹非凡，孩子们打着灯笼，走街串户，大街小巷，那一个个若隐若现的红灯笼，宛如一条如梦似幻的长龙。

“请家堂”是除夕之夜敬奉列祖列宗时的庄重仪式，除夕下午，长辈们烧纸、上香，请回列祖列宗、已故亲人的魂魄，在正堂立上祖宗牌位，挂上家堂轴子，摆上贡品，然后，在大门口放上“拦门棍”，这样，列祖列宗们可以安下心来在家过年了。午夜时分，大人小孩“守家堂”“熬五更”直到天亮。送家堂时，场面十分隆重，村前宽阔的场地上，整个家族老老少少全数到场，夜幕下人头攒动，鞭炮齐鸣。

村庄，房子是一家人最重要的繁衍生息之地，建房前要有充分准备，石头、麦秸、木料、土、石灰、砖瓦等缺一不可。但凡讲究的，开工时，要选黄道吉日，摆供、上香，请“李广将军”“马甲将军”压阵，口念“天无忌、地无忌，太公在此，百无忌”，然后才破土动工。上梁时，在梁上挂上红布，写上“上梁大吉”，场景宁静而庄重。

如今，这些房子有的已经倒塌，有的像我祖上的房屋那样不见了踪影，村庄里的许多老人已经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童年记忆里的那些事，也已变得十分遥远，小时候扛小杌的那点遗憾，似乎已经不值一提，但在奔流不息的回忆中，它又像家乡弯弯曲曲的河流那样，一再重现，这个时候，我惊讶的发现，在村庄缓缓流淌的小河中还原出来的那个我，才更像我。

前些日子，我通读了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我已经好久没有完整地读完一部长篇小说了，这次总算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白鹿原》的确是一面折射我们这个民族灵魂的镜子，书中白、鹿两个家族的起始、延续及结局，白嘉轩女儿白灵的出走和死亡，长子白孝文的堕落和东山再起，鹿子霖长子鹿兆鹏的人生选择，次子鹿兆海的战死，黑娃和田小娥的人生遭遇，以及朱先生“不再读书”等等……让人窥见了持续数千年之久，以血缘关系相处，以家长制为核心的村落中，那条渐趋解体的裂痕，以及传统文化轨迹中，那些跌宕起伏、变幻莫测，又清晰可见、不堪回首的痛楚和无奈。

自进入农业经济时代起，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了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模式，数千年来，这种由家庭、族群结构形成的聚落或村庄，它像历史的幽灵一样，一直徘徊在中华大地。这种形态，据考古发现它极有可能向前延伸至一万年左右，而以家族聚居为主要形式的聚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出发点。村庄正如史学家王家范先生所言，在近世以前，村落始终是中国农民们最后一道生活世界的港湾，即使因战争、灾荒、瘟疫，人们被迫流徙，但是，他们仍像蚯蚓再生那样，在异地他乡重新建起另一座村落，顽强地保持着原有的乡土风情。

中国农耕文明，从晚清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当时的李鸿章指出：“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的这个观点在同治年间提出，蒋廷黻先生给予极高评价，他认为，李鸿章是十九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个人。

而今看来，随着城市化的扩张，中国农村这个延续近万年，“以血缘为纽带的村落聚合传统模式，正在衰败或消失。”这不仅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是中国历史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是自觉的，顺势的，没有回头路可走的。

站在古老村庄的废墟之上，历史开始被全新的时代所讲述，它经历着历史上从未经历过，却正在经历着的事情。它不仅仅包含城市化、信息技术时代，后工业时代这些名词，它更是一种与过往历史完全不同的，从未有过的脱胎换骨式的巨变，这一变局触碰到数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农业文明最为敏感的部位。

我的路上，在村庄的废墟中，一直有一个隐约可见的光点，时不时地在眼前闪烁，那光点是村庄跳动不息的心脏，是恒久、永续，历经千年、万年风雨，生发在中华大地上的农业文明之光，那光像一束束通向心灵窗口的灵魂之光，亲切、生动、深沉而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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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春明，1959年生，山东省沂南县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有散文、诗歌、文学评论见于《山东文学》《山东作家》《前卫文学》《时代文学》《当代文苑》《青岛文学》《延河》《九州诗文》《莲池周刊》《中学生百科》《诗刊》《星星》及国家、省、市报刊等。著有散文集《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