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前她将全部积蓄捐给木兰围场

無名

<h3>1946年,母亲蹇先任是坐着一辆大车去围场的。</h3></br><h3>赶车的老大爷受命来接新上任的县委副书记,想不到接到的,是个文文静静的南方女子。那时的母亲面色白净,目光和蔼,娇小的身体裹在一件腰身大、口袋也大的姜黄色棉袄里,头上戴着一顶说不出哪支军队戴过的棉帽子,两只护耳翘了起来,像鸟儿展开的两扇翅膀。母亲还带着枪,是那种盒子枪,装在腰间用武装带勒紧的木匣子里。枪把上的红绸,像一团燃烧的霞光。</h3></br><h3>围场是口外的一个县,是大清康熙和乾隆帝们打猎的地方。当时的承德还不叫承德,而叫热河。热河其实一点都不热,特别是盛夏,凉风习习,层林叠翠,让人心醉神迷。住在北京的皇帝派来工匠雕梁画栋,在山窝窝里建起一座避暑山庄。天热的时候,皇帝带着大臣和嫔妃们骑马坐轿,逶迤而来,然后又不辞劳苦,往北走一二百里,找到一片有树林和草场的山地,用栅栏围起来,当骑马射猎之地,名曰木兰围场。</h3></br> <h3>进入后来以围场命名的县境,母亲放眼望去,树木凋零,草叶枯黄,山石嶙峋,早已朽烂的栅栏围着的不是野兽,而是活生生的人。原来这片土地早在14年前就被日本人占领,为巩固殖民统治,他们强行围民并屯,对群众进行奴化教育,同时逼迫老百姓拔掉庄稼种大烟,久而久之,许多人吸烟成瘾,生产力低下,偌大的一片土地满目疮痍,十室九空,原本水草丰美的家园渐渐荒芜。这里夏短冬长,寒冷的日子里白雪皑皑,从河套刮来的风像一群群野兽,在旷野上疯狂地追逐和撕咬,发出阵阵凄厉的吼声。</h3></br><h3>母亲化名黄代芳下围场地方工作,那年37岁,已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了。她17岁从事地下斗争,18岁在加入国民党的同时加入共产党,20岁在湘西参加红军并嫁给我父亲贺龙,26岁带着刚出生的我参加长征。1938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她29岁,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被派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学习。当她1941年经西伯利亚千辛万苦回到延安的时候,妻子的位置已被人取代,日夜思念的孩子也杳无音信。当时,大家都以为她受不了这种打击,会像有的人那样疯掉。可她非但没有疯,而且仍像一个普通战士那样站在她从前的队伍里。面对人们投来的目光,她淡然一笑,说,我是来革命的,又不是来嫁给某个人的。但母亲意识到此后的路必定荆棘丛生,于是坚决要求往前线走,往血泊中走。她想,那么艰难的路都走过来了,那么多同志都牺牲了,她这条命还有什么可珍惜的?</h3></br><h3>母亲来围场工作,最直接的原因,是热河省医院出现大批伤病员死亡。这家医院是从日伪手里接管而来的,许多伤员莫名其妙死亡,大家普遍怀疑其中有暗藏的敌人。正担任冀热察辽军区政治部保卫科长的母亲闻讯去调查,没抓出暗藏的敌人,却发现医院条件简陋,人手紧张,管理非常混乱,轻伤员送进去被拖成了重伤员,重伤员送进去只能眼睁睁地等死。她还去医院后面的坟场看了看,看得她心惊肉跳。当时正值寒冬,坟场被厚厚的冰雪覆盖着,坚硬如铁,一锹铲下去火星四溅。由于墓坑挖得浅,尸体的掩埋草率从事,烈士们埋下去没几天就被野狗扒了出来,尸骨扔得到处都是,惨不忍睹。</h3></br><h3>从医院回军区的路上,母亲心情沉重。她意识到省医院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形势发展得太快,地方特别缺干部,当前急需派人下去发动群众,做好支援部队的工作,否则,当激烈的战争到来之时,损失将不堪设想。</h3></br><h3>当母亲申请脱下军装,要求去地方工作时,人们都以为她的脑子出了毛病。她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又经过长征考验,还到苏联喝过洋墨水,这样的资历在党内军内有几个?部长亲自出面来挽留她,说,蹇大姐,战争很快就要打起来了,地方情况复杂,兵荒马乱的,你一个老同志、女同志,还是留在军区机关吧。但母亲去意已决,几句话就把部长说服了。母亲说,我要求下地方,就是因为战争马上就要打起来了,届时,部队的给养、大量转往后方的伤病员,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得到地方的有力支持。省医院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看到那么多伤员从战场上活着抬下来,却死在了医院,令人心痛啊!</h3></br><h3>这是1946年4月下旬发生的事情,当时抗战结束刚8个月,国共两党在重庆的谈判正陷入僵局。像母亲这种经历过两次国共合作的人,早明白国共两党势不两立,早晚要打起来。因此,稍有风吹草动,她就会像一支箭那样把自己射出去。</h3></br><h3>围场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八路军和平接收的新解放区。所谓和平接收,就是日伪军被赶走了,八路军干部带着小股部队来接管。由于没费一枪一弹,日伪培植起来的势力毫发无损,国共一旦开战,他们的枪口对准谁就很难说了。还有许多土匪藏在深山老林,常常闯下山来抢钱抢粮,闹得人心惶惶。这种种不安定因素,决定了县委的工作极其危险和复杂,这里的同志说不定哪天便会遭到杀害。</h3></br><h3>母亲到达围场县城克勒沟时,县长张静之和比她早几天调来的县委书记王克东,正带着县机关干部在乡村减租减息,动员群众发展生产,做好打仗的准备。此外,我党正对东北采取寸土必争的策略,每天都有干部从解放区经围场向东北开拔,县委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派人护送。县委书记和县长见到母亲,说,蹇大姐,你长期在延安工作,各地的干部都认识,护送干部的任务就由你来负责吧。</h3></br><h3>母亲自然不会推辞,在到达围场的当天,她便骑上县委为她准备的一匹叫“赛围场”的白马,踏上了迎送过往干部的征途。</h3></br> <h3>在当年皇帝围猎的这片土地上,我37岁依然年轻漂亮的母亲,骑白马,挎双枪,不知疲倦地把党的一批批干部送往东北,她那副飒爽英姿的模样,如同一幅画,留在了围场人民的心里。几十年后说起这段岁月,她神采奕奕,依然沉浸在对战斗生活的痴迷中。她说,那些日子披星戴月,风雨兼程,但她整个人如同脱胎换骨,活得特别充实,仿佛身上的每个关节都在绽开青枝绿叶。每当红日东升或夕阳西下,她在洒满金辉的原野上策马前行,风呼呼地吹动着她齐耳的短发和手枪把上的红绸,如同奔向太阳的一团火焰。</h3></br><h3>经母亲护送的那些干部,记得有宋任穷、黄火青、段苏枚,大多是她长征时的老战友、她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学,以及后来的学生。她晚年回忆说,每次接来和送走这些干部,都像亲人的重逢和道别,既高兴又依依不舍。想到他们去东北是同国民党争夺长春和沈阳那样的大城市,吹响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心里畅亮极了,就像一座房子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了。把他们安顿在县委简易招待所住下后,围着噼噼剥剥的炭火,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不知不觉天就亮了,然后又迎着黎明的曙光,打马上路。解放后,无论在哪个场合见面,这些同志不论职务高低,都会远远地走过来,向她表达感激之情。</h3></br><h3>不久,东北的许多城市被国民党军队抢占了,国共两党的大决战宣告开始。围场的过往干部少了,也面临着国民党中央军和傅作义部队的大兵压境。随后,军区、省委和地委陆续从热河撤到县里。</h3></br><h3>大战将至,县委紧急发动群众抢收秋粮,坚壁清野,防止被国民党军队抢去;同时着力整顿县支队和区小队,纯洁健全各种武装力量。</h3></br><h3>农历10月的一天,黄火青同志北撤再过围场,正在孟奎区开展工作的母亲接到县委书记的电话,回县里向黄火青汇报工作。就在这天晚上,孟奎区公所被一伙国民党匪徒包围,刚整顿的区小队仓促应战,顽强阻击,除少数几个人突围外,剩下的全部牺牲。第二天,母亲飞马赶回孟奎,看见头天还说说笑笑的队员们横七竖八地倒在屋子里,墙上溅满鲜血,不禁痛心疾首,泪水潸然而下。</h3></br><h3>10月18日清晨,城子区又响起了枪声。这次因县委及时作了布置,区小队没遭受多大损失。敌人攻进区公所后,只从柴草堆里搜出一个叫邢玉清的伤员。邢玉清已经站不起来了,趴在地上大骂国民党匪徒和为他们带路的地主,后被恼羞成怒的敌人活活地拖死。</h3></br><h3>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军石觉的部队占领隆化,开始向围场逼进。军区、省委和地委继续后撤,围场突然孤悬于敌人的铁蹄下。</h3></br><h3>这时,母亲接到省委发来的一封电报,命令她迅速回分局,另行分配工作。她把电报交给身边的几个区委书记传看了一遍,语气沉重地说,敌人来势凶猛,省委这个时候调我走,你们说我去还是不去?</h3></br><h3>区委书记们已经知道母亲的来历,也明白省委在这个时候把她调走的用意,沉默半天。有人说蹇大姐,我们佩服你的能力,更敬重你的人品,从心里希望你能带着我们继续战斗。但你的资历那么老,又是女同志,而且孩子至今都不知道下落,我看你还是服从调令回分区。留下来多危险啊,谁知道是死是活?</h3></br><h3>听见这席话,母亲既感动又难过。她想,我资历老,我是个女同志,我有个不知下落的孩子,我就有权利选择离开吗?在生死面前我脚底抹油,以后还怎么见这些曾生死与共的同志?因此母亲说,同志们,我很感谢你们为我着想,但我的命并不比你们的值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调走?我黄代芳可不是那种油皮一冒就凉水一缸的人。实话说吧,我来围场,就没有想过活着回去。今天我再向你们表个态:生,我要和围场人民一起生;死,我要和围场人民一起死!</h3></br><h3>10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分几路向围场推进。县委迅速组织力量转移财物和粮食,妥善安置行动不便的干部,果敢处置监狱里关押的汉奸和地主恶霸;然后以东、西、中三路,由县委书记、县长和我母亲分头领衔,带领群众向内蒙方向撤退。</h3></br><h3>母亲坐镇的中路,集中了以新拨区为主的数千老百姓,逶迤而行的队伍前面看不到头,后面看不到尾。忍痛放弃家园的群众扶老携幼,呼天抢地,把舍不得扔下的东西都扛在肩上。有的把花花绿绿的被子披在肩头,一层又一层的,行走极为艰难。撤退当然不能走大路,这样会被敌人追上,因此离开村镇就得上山,道路崎岖难行。</h3></br><h3>母亲骑着马在前后奔跑,嗓子喊哑了,身子被行走在山路上的马颠得快要散架了,心里火烧火燎的。她想,老百姓是多么无助啊,战争就像驱赶一群牲口,把他们赶来赶去,让他们流离失所,受苦受难。然而有什么办法呢?共产党革命不就是为了拯救他们吗?在这危难之时,只能尽力保护他们,与他们同甘共苦。</h3></br><h3>两天后,东西中三路撤退大军在内蒙经朋会合。回头清点队伍,县委和区委干部只撤出来70多人,失散的群众不计其数;在仓促中转移的财物和粮食,有的被敌人抢去了,有的还搁置在敌占区,有的在大撤退途中散失了。好在县委的三个领导都安然无恙,当县委书记王克东、县长张静之和母亲的手重新握在一起的时候,日后生存的严峻和斗争的艰难,已清晰地摆在他们面前。</h3></br><h3>从当年收复县府大院,到如今剩下几十个干部撤退到外地,这个转变太突兀了,必须重振旗鼓,卷土重来!根据党中央“区委不离区、县委不离县”的精神,县委这时做出决定,以分区部队为依靠,集中县机关干部和武装力量,由三位主要领导带队,伺机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h3></br><h3>在过去的11年中,母亲经长征到延安,又经延安到苏联,如此国内国外地转了一大圈,到1946年的这个时候,又回到了她在湘西所经历的岁月,成了一个出没于敌占区的女游击队长。</h3></br><h3>昼伏夜出,风吹雨打,大路不走走小路,整天躲躲藏藏,这就是母亲和她的战友们此后每天必须面对的生活。他们常常是饱一顿,饥一顿,生熟不论,只要能充饥什么都吃;夜晚居无定所,碰见茅屋睡茅屋,遇上猪圈睡猪圈,有时干脆不睡,几个人背靠背地在星空下坐到天亮;子弹任何时候都上膛,与敌人遭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h3></br><h3>寒冬到来了,大雪纷飞,口外的寒冷令人心惊。母亲后来回忆说,在围场打游击的日子,什么苦与天冷的苦比起来,都算不得苦了。他们出去执行任务,风餐露宿,气温达零下二三十度,那风不是吹过来的,而是像刀那样割过来,砍过来。即使躲在日伪时期围民并屯留下的废弃茅屋里,大家也得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夜晚伏击,必须相互提醒不能打盹,否则一觉睡过去,人就会被冻僵,再也醒不过来。走在路上,枪不能用手拿,只能像搂孩子那样搂在怀里;用手拿着枪,枪很快就与手冻在一起,想要掰开,得生生撕下一层皮来。</h3></br><h3>母亲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次在一个小村庄,她带领游击队与傅作义部队的几个兵突然相遇,双方都愣住了,可谁也不敢开枪,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对方,各自慢慢地向后退。我们问她为什么?她说天太冷,枪桩和子弹都被冻住了,这时谁开枪谁倒霉。因为开枪必定炸膛,到时子弹没飞出去,自己先被炸死了,谁会那么傻?</h3></br><h3>临近年关,县委跟着分区部队向南挺进,到达邻县隆化一个叫小庙子的地方。分区政委谢明要围场的干部返回去打游击,母亲当即站出来反对。母亲说,围场现在由国民党中央军和傅作义的部队重兵把守,把我们几十个人,几十条破破烂烂的枪留下来打游击,不是以卵击石,让我们白白去送死吗?再说,这里冰天雪地,天寒地冻,没有藏身之地,不像我们南方,村子里待不住还可以上山,我们不被敌人打死,也会被活活冻死。分区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不顾地方干部的死活?</h3></br><h3>分区政委听见这席话,以为母亲在他面前摆老资格,拒不执行他的命令,于是黑下脸说,黄代芳同志,你这是什么奇怪理论,难道只有南方才能打游击吗?分区另外一个负责人也跟着指责我母亲说,黄代芳同志,别以为你是老大姐,就可以目无领导,当初省委给你发电报要你走,你不走,现在让你留,你又不留,究竟是什么意思?</h3></br><h3>忍无可忍,母亲毫不客气地回答说:你们以为我黄代芳怕死对吗?告诉你们,我都是死过多少回的人了,不在乎再死一次。我是不愿看到围场这些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干部,和我一块去死。说得严重点,我这是对中央负责,对省委负责,对围场的未来负责。至于对我个人,你们可以说我不执行命令,说我死皮赖脸,说我什么都行。</h3></br><h3>母亲一次次据理力争,话说得中肯、尖锐,有胆有识,体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从容不迫、敢于挺身而出的气魄。分区政委和司令员一时语塞,隐隐感到她说得有道理。事情明摆着,他们是分区的主力部队,是地方干部和武装的主心骨,如果扔下这些地方同志不管,将来给革命造成损失,这责任由谁来负?</h3></br><h3>后来,围场县委书记和县长证实母亲的意见就是县委的意见,这场剑拔弩张的争论才宣告结束。分区政委和司令员不得不收回决定,同意把围场的干部都带上,可他们还是给了母亲一个处分,理由是她公然顶撞领导,给他们扣扔下地方干部不管的大帽子。</h3></br><h3>这是母亲参加革命20年来,第一次受到组织处分,可她心里坦然,无怨无悔,甚至觉得是对自己的奖赏。毕竟在最艰难的时候,把围场的同志都带了出来,把县里的火种保存了下来,这比什么都值啊!</h3></br><h3>没过几天,母亲他们跟着分区部队,安全撤到了平北老革命根据地喜峰岔村。听说我母亲来了,住在村里的冀热察辽军区刘道生司令员特地来看望她。刘司令员握着母亲的手,高兴地叫着她的真实名字说:蹇先任同志,你们坚持把县里的干部带出来,做得非常对。他们是党的宝贝啊!如果把他们留下,以他们那么微弱的力量与敌人对抗,最终肯定都会被杀害,以后我们再解放围场就连个向导都找不到了。执行中央的精神也应该机动灵活嘛,不能生搬硬套。又说,分区给你的处分应该撤销,动不动就惩罚自己的同志,乱弹琴!</h3></br><h3>在母亲的处分被撤销的那天,她又见到了分区政委谢明和司令员钟辉,两人亲热地向她道歉。母亲说,道什么歉,我确实顶撞了领导,你们处分我是对的,都是为了革命嘛。说完,三个人哈哈大笑。</h3></br><h3>话说回来,母亲他们离开围场,实属无奈之举。几十年后她不无自责地对我说,当队伍上路的时候,看见围场笼罩在一片沉沉的夜色中,她心里就像刀割那么难受,如同又丢了一个孩子一般。不过她当时想:不,这不算完,总有一天我还要回到围场来。</h3></br><h3><strong>母亲说,围场这片土地,她今生今世没齿难忘、刻骨铭心!</strong></h3></br><h3>(——贺捷生 )</h3></br> <br></br>2004年7月25日,蹇先任去世,享年96岁,临终前她将生平所有积蓄捐给木兰围场,建了一所希望小学。<h3>文章内容:@光明日报</h3></br><h3>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g-56NA2ui_bxiox-4Bu9tw" >查看原文</a>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