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钟考语（五）

六缘

　　家乡洪湖茅埠凤凰矶上，有座闻名遐尔的老观庙，原有一口镇殿之宝的古钟，于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铸造。这口饱含故乡多元文化历史信息的古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文物普查期间，被奉调进京。

为了找到家乡古钟在北京的具体存展位置，破解古钟铭文中的人文密码，我和许多乡亲一样经历了艰辛的寻觅见证过程。前几年我在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找到了古钟之后，就如同它乡遇故知，相见恨晚，喜上眉梢。在爱不释手之中巴不得走近它的世界，从此坚持不懈地着手依照钟文，开始考查印证这位前世今生的老朋友，积淀在铭文之中相关问题。

继而需要剖析的问题是，老官庙究竟属于哪一种信仰场所，它的创建时间在什么时间。然而，古钟铭文中既有“老官庙宇”字样，也有“法轮常转”、“佛日光辉”的竖题，似乎让人疑云重升，分不清是属于佛信场作，还是道观所在的性质。



　　经过资料查检得出结论，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供奉的信仰人物不同这个方面。

一般而言佛信场所寺院，供奉的是印西东传佛系中佛佗，即三位一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竖三身和横三世佛，还有观音、普贤、文殊、地藏等菩萨，和药王、祖师、诸天罗汉的场所。如汉传佛教中的净土，密宗，华严，禅宗等八宗的寺庙，和藏传佛教中的各类喇嘛庙，都属佛信场所。

而道观中供奉则是以三清道祖为主尊的各路神仙，属本土信仰的道教神坛道场。

但是人们又习惯将佛教系统之中，寺、庵、院、堂统称为寺庙和刹。把道教中的观、宫、殿称为庙宇。



　　因此，老官庙享受人间香火的主奉神尊，是被我在前面文章中，己经证实过的县伊肖太爷和傅主簿，这二位真实的凡人。他们既没位列仙班，也为涅槃成佛，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显然为非佛非道的范畸。我以为其属另一种类型的信仰系统，即崇拜英烈的庙宇类型。

其思路应当从庙的形成历史上来解析这个问题。

庙的产生，源头是祭祀祖先的地方，透着浓浓的本土民俗气息。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就有了祭拜神灵和祖先的惯例。他们在家中设立专门的房间作为拜祭之所，这就是“庙”的雏形。

　　根据周朝规定，皇室需在宗庙定期祭祀考烈武王等先祖，士大夫亦在家庙烧香敬奉远古先贤。可见，庙宇制度根植于中华远古文明的本土文化中。它是人们表达崇高精神追求的凝聚点，也是用儒家伦理，来统一规范崇拜领域的一种外化彰显形式。属于追思祖先，缅怀先烈而产生的另一种，祭拜心中神灵的信仰型庙宇场所。

后来在历史演化过中，收纳了其它信仰文化，使这类庙宇的功能也日益丰富。于是，人们来到庙里耳濡目染，不仅是为缅怀、见证、学习与传承先贤的人文精神和思想品德，也会在庙宇里祈祷追求事业、姻缘、子嗣等等人生愿望，按照英烈来规范自己。

这种思想方式，集中体现了普通百姓的期盼，也是碌碌红尘市井之中的人，燃起一盏前行的心灯，在神志迷茫里寻找鼓舞和慰藉的亮点，是解脱心结，继续砥砺前行的精神加油驿站。



　　总之我认为，老官庙应归纳入祖先与英烈供奉的信仰范畴。是和皇家祖庙，孔孟宗庙，氏族家庙一样，并非单纯的佛圣祭祀场所。

说贴切一点，它也和新堤地区供奉关羽的关帝庙、供奉岳飞的岳王庙、供奉黑爹爹的天贶等庙的性质相同，属于英雄崇拜系列的庙宇。

洪湖茅埠老官庙，是把保护过陈友谅起义军和百姓们，最后为民献身的二位老官，作为大众英雄人物，升华为心目中的偶像神灵，当成地方保护神而纪念，而拜祭的殿堂。

虽然，后来老官庙其间融入了一些佛信元素，但只是佛教西来汉化，植于本土融会民俗的一种文化表现。从它始源根基与传承血脉方面上来讲，属于一座彰显人文崇拜，弘扬儒家文化的本土信仰庙宇。

　　至于老官庙的创建间期的考证方面，有人说它始建于元代末期，理由虽然可以依古钟铭文，认定庙内主尊神灵，供奉的是县尹肖爷和傅主簿二人，其人物和故事背景为元末时期。但是《洪湖县地名志》在引用清光绪《沔阳州志》载中，附文说明“老官庙在茅埠凤凰矶……其庙修筑年代不详”。

本人觉得把老官庙开山年代定为元末，没有历史确凿依据，只凭故事背景的孤证，显然不能成立。即便是为褒奖二位为民捐躯的老官的故事是真实的，古钟上的铭文为供奉在傅主，肖爷二位老官于神殿前时的时间，只是铸造古钟朝代的凭证，是一种继承这种英雄崇拜的记录。

基于此点，理论上可以依此认为，这座由初始纪念这两位神灵而创建的老官庙，从诞生到成为颇俱规模，香火旺盛的庙宇，按照一般规律而言，最少要经历大几十百把年，认至更长时间的壮大发展过程。

所以，在以钟溯源老官庙的开山时间问题上，有理由认定，老官庙应在明代中晚期创建，故而应当不釆信故乡村民认为老官庙初建于元末明初的说法。

当然，目前这只是供和朋友们商榷的个人认为，确切的时间还有待更多的文物新发现，新证据来予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