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希香年谱之二:1963—-1974年6月

孙希香

<p class="ql-block">中小学时期:1963年秋季——-1974年6月</p><p class="ql-block">1963年,7岁</p><p class="ql-block">是年秋天我刚迈进七岁的门槛,父母就把我送进学校。我的第一个教室,是在村南的一幢极为破旧的民房里,民房的前面有一片菜园,菜园的前面是一条自东向西的小河;第一任教师,是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女教师。这位女教师没教多久便休了病假,孙美成了我的第二任教师。孙美老师,街坊论辈我该称其为大姐,一个刚刚毕业的中学生,一位极其温厚的女性。</p><p class="ql-block">1964年,8岁</p><p class="ql-block">是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组织万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来海阳开展“四清”运动。全县中、小教师参加“四清”运动。孙美老师出去“学习”之后,“四清”工作队的小周同志当我们的代课老师。小周老师胖胖的身材,厚厚的嘴唇,长长的辫子胸前背后甩来甩去。说实话,要不是出于父亲挨整的原因,我肯定会喜欢这位代课老师。不幸的是,现在小周老师,是整我父亲的“罪魁祸首”,我要想方设法为父亲“报仇雪恨”。上课时候,小周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不看黑板,小周老师教我们唱歌我不张嘴,小周老师要我根据课文内容回答“什么是母女俩”,我恶作剧地答到“一个公一个母”。小周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险恶用心”,罚我到教室外边站着。我满不在乎地走出教室,站在院子里用脚狠踹了三下教室的门,然后转身扬长而去。上午我在街上东逛西逛消磨着时间,下午即被母亲扭送到了学校。母亲一个劲地赔礼道歉,小周老师咧嘴笑笑,啥也没说就把我放进了教室。</p><p class="ql-block">是年12月10日,三弟希清出生,乳名连家。三弟高中毕业之后参军入伍,退役之后被县招聘乡镇合同制干部,先后在朱吴公社、凤城街道办事处从事统计工作,2024年11月光荣退休。</p><p class="ql-block">1965年,9岁</p><p class="ql-block">是年4月,中共山东省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分批撤离海阳,外出参加“四清”工作的孙美老师返回教室,我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依稀记孙美老师要我背诵《妈妈给小菊缝棉衣》。那天,我心情好极了,滚瓜烂熟地背了起来:“小菊给妈妈缝棉衣,千针万针缝得密,妈妈缝衣多辛苦,我穿棉衣要爱惜”。背完之后,我自我感觉良好,同学们也没听出其中的差错,只有孙美老师笑了:“第一句背错了,应是‘妈妈给小菊缝棉衣’”。我顿时脸上发烧,决心今后认真做事。</p><p class="ql-block">1966年,10岁</p><p class="ql-block">是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活中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4月 16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三个版面批判文章。5月8日《解放军报》又发表文章批评《北京日报》是“假批判、真掩护”。5月10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 》。我在老师的指导下,撰写了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文章,投稿之后获得雷锋头像纪念书签一张,这个书签一直保存到1974年,高中毕业后送给了自己喜欢的同学。</p><p class="ql-block">是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八届一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自8月下旬起学生开始走上社会破“四旧”,我哭着闹着跟父母要了家里的字画,抱着交给学校投进了火堆。我和二弟还把我们唯一的一本小人书,连续看了几遍之后忍痛扔进了烧饭的灶火。11月县内中小学开始“停课闹革命”,学校陷入史无前例的混乱状态。</p><p class="ql-block">1967年,11岁</p><p class="ql-block">是年3月部分群众造反组织夺了中共海阳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的权,5月另一<span style="font-size:18px;">部分群众造反组织又重新夺权。自此海阳形成了两派,前者为“二·三”派,后者称“二·五”派。</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记忆中我们学校也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学生造反组织,我因为年龄原因,先加入了由一个学生成立的“八·一”红小兵,后才加入了由我明金三叔等人成立的“前进红卫兵”。我们扛着自制的红缨枪,白天煞有介事地列队出操,晚上则自导自演地站岗放哨。</span></p><p class="ql-block">1968年,12岁</p><p class="ql-block">是年8月,本县小学统一试行“五年一贯制,中学全部改为“二·二”分段,大村庄的小学附设初中部,称为“七年一贯制。</p><p class="ql-block">是年12月,本县根据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小学一律大放到大队办,教师全部回本村任教。公办教师在农村安家落户,由生产队供应口粮,不挣工资挣工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记忆中在外村教学的公办教师孙铭礼、孙显庆,回村之后先后当过我的任课老师。</p><p class="ql-block">1969年,13岁</p><p class="ql-block">是年春季,本县中小学<span style="font-size:18px;">由秋季始业改为春节始业。</span>11月,根据上级指示,县内实行国家与大队联办初级中学。12月,县内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各科皆无教材,课程设置学校自定。同时提倡“开门刅学”,开展学工学农活动。</p><p class="ql-block"> 我读小学时的第四位女老师,也是小学时期的最后一位老师名叫孙春。高高的个子,白白的皮肤,脸上一双大大的眼睛,脑后两根齐刷刷的短辫。孙春老师上语文课时除了让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外,还为我们朗读《老水牛爷爷》、《马石山上》、《党员登记表》和《黎明的河边》。在孙春老师的教育引导下,我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p><p class="ql-block">1970年,14岁</p><p class="ql-block">是年春季夏泽联中开始招生,子推后、宅科、书院、大杨格、小杨格等邻村的学生进入就读。本级学生分为两个班,记忆中我班同学有宅科的辛明峰、辛世华、辛明柱等,书院的有辛吉岁、辛吉宁、辛家林、辛明娥等,大杨格的有纪秀翠、纪梅花、纪全会、纪悦家等。为学生生活记忆颇深的是打蓝球,来自大杨格的纪所英、纪全会、纪悦芳等同学经常参加师生蓝球比赛,纪所英的三步上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p><p class="ql-block">1971年,15岁</p><p class="ql-block">在两年的联中学习生活中,为<span style="font-size:18px;">我们上课的有语文老师辛彦云、数学老师姜凤训、理化老师臧XX等。</span>记忆中辛彦云又蹦又跳地讲武松打虎,姜凤训老师慢声细语地讲数学知识,一个声音宏亮的初姓老师声泪俱下地讲白毛女,一个写字漂亮的纪明老师课余时间在黑板上用粉笔写“农业学大寨”。</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是年全县中、小学建立贫管会组织,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当时高中招生,实行的方法是:学生考试,同学评选,本村推荐、学校同意。在这些环节中,本村推荐最为关键,村里不同意,高中上不了。我班辛吉岁、辛吉宁两同学,前者班级干部,后者数学极好,不知什么原因,村里没有通过。</span></p><p class="ql-block">1972年,16岁</p><p class="ql-block">是年春天,经过“学生考试、同学评选、本村推荐、学校同意”方式,我村共有三男四女七名同学进入高中继续学习。在三名男同学中,除了我之外,还有孙祝令、孙居平。孙祝令毕业之后先在本村担任会计,后到烟台国企工作;孙居平则先在本村务农,后在本村小学任教。在四名女同学中,孙桂凤、孙月香在海阳,孙淑娥、孙伟伟在外地,其中孙淑娥居南京市。</p><p class="ql-block">按照学校的要求,大泊子、崖后联中的学生因为上学路远必须住校,望宿联中的学生因上学路近全部走读,夏泽、牛根树联中的的根据远近情况多数走读、少数住宿。住宿的学生称住宿生,走读的学生叫走读生。我和本村的其他六名同学都是走读生,每天家里的广播喇叭一响,我和孙祝令、孙居平即要背起书包、带着午饭一起上学。</p><p class="ql-block">春天某日,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同村同队高中已经毕业的孙景源,我们围绕入学之后如何学习的问题展开了交流,他认真建议我一定要学好语文写好作文,毕业回村之后写作最有用武之地。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决心学好语文写好作文。</p><p class="ql-block">秋天某日,语文老师谭高德要求我们按照课文《难忘的航程》的写作方法,写一篇类似的记事散文。我经过几天几夜的认真思考,采取倒叙的方式,记叙了一个苦大仇深的社员、在我晚上登门帮助识字的时候,向我讲叙了旧社会不能读书的痛苦经历,表现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主题思想。这篇题为《难忘的夜晚》的作文,得到了语文老师的高度评价,由此我当上了语文课代表,从此我正式走上了写作道路。</p><p class="ql-block">1973年,17岁</p><p class="ql-block">我们七二级学生,分为三个班,我在三班。记忆中数学老师宫本钧,语言老师谭高德,物理老师邹化柏,化学老师杨,另外还有一个政治老师,一个体育老师,一个农业老师。宫本钧老师、邹化柏老师当过我们的班主任,其中宫本钧老师当的时间最长。宫老师说他在大学学的是哲学,教数学只能急用先学现学现卖。</p><p class="ql-block">4月8日早晨,我们七二、七三两级学生,从学校步行出发赶到徐家店,从徐家店乘上火车来到桃村,从桃村下车步行赶到胶东革命烈士陵园——英灵山。我们先在英灵山纪念堂向革命烈士敬献了花圈,然后登山沿路参观了烈士陵墓,最后在山顶的任常伦铜像下合影留念。这次英灵山之旅,在我的人生中创下了许多“第一”:第一次走出海阳,第一次坐上火车,第一次登上了这么高的山,第一次跟那么多人合影。我看着山下的村庄、田地、公路、河流,迎着山风听着松涛情不自禁地呼唤:世界真大啊!</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是年,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青、生产队长张铁生,在辽宁省高等学校入学文化考查中,物理0分,化学6分,语文38分,数学60分。张铁生自知入学无望,便在物理、化学试卷背后给“尊敬的领”写了一封信。在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直接操纵下,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了张铁生的这封信,称张铁生的物理、化学考试似乎交了白卷,但对整个大学招生却交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在江青的授意下,是年8月《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日报》的文章,“白卷先生”被封为“反潮流”英雄,全面否定文化考查,大力宣扬“读书无用”论。</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是时学校老师不教、学生不学,秩序混乱、工作停滞。我利用这个特殊时期,集中学习诗词知识,偶尔写些所谓的诗词。期间不知从那弄来一本诗人沙鸥的《初雪》,熟读之后学着写了一些新诗,其中《梦》和《再见了——我知识的故乡》影响较大。</span></p><p class="ql-block">1974 年,18岁</p><p class="ql-block">是年根据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中小学改为秋季始业的通知》,本县中小学自本年起由春季始业改为秋季始业,在校各年级均顺延半年。</p><p class="ql-block">是年2月,全国中、小学开展学习“一个小学生的日记”活动。19 73年<span style="font-size:18px;">12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作者黄帅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她向《北京日报》递送了她的信和日记摘抄,主要反映她和班主任老师之间的矛盾,提出反对师道尊严。在迟群、谢静宜的操纵下,这封信先刊登于《北京日报》的内部刊物,后在《北京日报》上正式发表,最后在《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在全国、特别是中小学校掀起了反对师道尊严的浪潮。</span>我校学生在教室里写大字报,批判“师道尊严”,致使教师不敢授课,教学秩序大乱。一位袁姓老师写大字报揭发一位职工的家庭出身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p><p class="ql-block">是年6月15日,我高中毕业了。毕业前一周,我们按照当时流行的方式进行了毕业考试,我写了题为《到农村广阔天地去》的毕业作文,语文老师谭高徳不顾学校教导主任的反对坚持给了满分。毕业前夕,我照了毕业照,同学之间相互写了毕业留言,还与要好的同学彼此赠送了纪念品。记忆中一个同学送了我一张老师的照片,我送了一本《风展红旗》。还有一位同学送了我一本字典,我送了一本 《飞雪迎春》。临近分手的那个晚上,我们坐在教室里,一边彼此相望,一边互道珍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