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格鲁派与蒙古贵族的互为影响

吉祥如意

明朝中央承袭元朝时期的对藏统治关系之后，继续采取因俗而治、多封众建的政策进行管理，并在卫藏等地广设军事卫所及相关机构，构建了稳固的军政和地方行政体系。明成祖朱棣先后晋封过大宝法王（噶玛噶举之德银协巴）、西天佛子大国师（格鲁派之释迦益西）等众多僧人。至万历年间，明朝中央确定了三世达赖喇嘛的宗教地位，晋封其为“朵尔只唱”。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明朝晋封四世达赖喇嘛为“普持金刚佛”，依制颁赐册印。纵观整个明朝时期的藏传佛教及卫藏局势，蒙古土默特部迅速崛起之后，明朝对卫藏地区的影响力已明显弱化，而蒙古势力对卫藏地区政教格局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格鲁派教法对蒙古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其教派实力也在蒙古势力的支持和影响下得到迅速发展，最终走出被其他教派和地方势力排挤、限制、打击的困境，成为明朝末期卫藏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藏传佛教流派。　　

一、与蒙古土默特部建立关系是格鲁派存续的迫切需要　　

格鲁派在创立及初期发展过程中，掌持着卫藏政教大权的帕竹噶举势力，一直是其重要依托。格鲁派的创立和初期发展成效，一方面体现了自身在宗教方面本具的优势，一方面也体现了帕竹噶举势力和地方贵族势力的支持作用。当时格鲁派的重要寺院建成后，帕竹噶举的统治者及其属下贵族均令自家子弟依止格鲁派入寺学修佛法，为此他们纷纷给格鲁派寺院供养大量土地和属民，迅速增强了格鲁派寺庙经济实力。各地大量的噶当派寺院改宗为格鲁派寺院之后，格鲁派的众多寺庙便形成了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僧人集团。那些学有所成的格鲁派门人回到各自家族所统领之地后，再继续传续格鲁派法统，从而使格鲁派实力得以不断扩充和强化。可见，那时帕竹噶举势力的支持对格鲁派而言有多么重要！　　

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帕竹噶举的当权者中，也有打击格鲁派的人物存在，后藏地区的仁蚌巴即是一例。据史而考，仁蚌巴家族是吐蕃圣王松赞干布内臣“噶尔·热巴增”的后裔，原称“噶尔”家族。后世中，“噶尔·释迦本”的儿子“南喀坚赞”因为亲近帕竹噶举阐化王扎巴坚赞，而有缘于明成祖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担任后藏地区仁蚌（仁布）宗的宗本（相当于县官），之后人们便改称噶尔家族为“仁蚌巴”。明孝宗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仁蚌·措杰多吉”以帕竹噶举摄政官的名义，成为帕竹“第司”（或称“第巴”），负责地方一应事务。但仁蚌·措杰多吉是一位崇奉噶玛噶举教法的地方大员，所以他在任期间曾命令泽当地区的格鲁派僧人改奉噶玛噶举教法。明孝宗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仁蚌·措杰多吉又下令禁止格鲁派僧人参加本属宗喀巴大师倡导的祈愿大法会，使格鲁派近二十年未曾领导本宗门的此项重大宗教活动。此后，仁蚌巴的“顿月多吉”势力发展到卫地，继而控制了原帕竹噶举势力掌持的大部分前藏区域。明孝宗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仁蚌·顿月多吉修建了号称“镇伏三大寺”的噶玛巴法统寺院“图丹却科寺”。　　

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仁蚌巴的属下辛霞·才旦多吉在不断发展自身实力的同时，趁仁蚌巴治下属民与之矛盾日深而且迅速激化，暗中联合其他部落头领推翻了仁蚌巴势力。事后，辛霞·才旦多吉将仁蚌巴原来的治所从仁布地区迁往日喀则境内，自立为王。史称辛霞家族势力代表为“藏巴汗”或“第司藏巴”。此后，藏巴汗家族统治卫藏地区二十余年。因为历史上藏巴汗与噶玛噶举教派有着较为亲近的关系，所以藏巴汗统治卫藏期间也是噶玛噶举势力间接控制卫藏地区的时期，以至于不少史料称藏巴汗所统领的地方政权为“噶玛政权”。藏巴汗虽与仁蚌巴为敌，可他敌视和打击格鲁派的主张与举动却与仁蚌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藏巴汗得势于卫藏时期，格鲁派一直处于藏巴汗和噶玛噶举法统的遏制与打击之下。为此，身为蒙古土默特部落首领的明朝顺义王阿勒坦汗邀请索南嘉措到草原弘法，仿佛就像一束耀眼的阳光透进了久被黑暗笼罩着的殿堂，为格鲁派的发展带来了希望。因此，索南嘉措与顺义王阿勒坦汗接触，即成为格鲁派在蒙古地区扩充实力并在蒙古汗王帮助下走出困境的捷径。所以，有的史料称阿辛喇嘛到土默特游说阿勒坦汗皈依格鲁派和迎请高僧一事，是受索南嘉措所差遣的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　　

二、中兴佛教是土默特部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明朝建立后，元顺帝携部族北逃，史称“北元”。“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在他的后代手里日渐衰落。元末农民起义后，明王朝取代了它。那时的内蒙古地区除了东部的一些地区属明朝管辖外，其他大部分地区处在蒙古贵族你争我夺、战乱频仍的状态。十五世纪下半叶，成吉思汗的后裔达延汗虽然一度统一过全蒙古，但时间不长，又形成了割据局面。”一段简短讲述概括了元朝灭亡后蒙古区域割据混乱的局面。　　

史载成吉思汗的第十五代孙达延汗在世期间，曾再次统一过蒙古，至少绝大部分蒙古地区在当时被达延汗（约公元1479～1517年在位）纳于治下。他将所据蒙古地域划分为左右两翼六个万户，并将之分封给自己的后代（自己据守察哈尔部总领全部地域）。右翼三个万户为鄂尔多斯、永谢布、土默特，左翼三个万户为察哈尔、喀尔喀、兀良罕。至博迪阿拉克汗在位称汗时，兀良罕部落屡屡纵乱于两翼之间，所以大汗与属下吉农合兵攻打兀良罕部落，自明世宗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起的二十年中将之消灭。在对兀良罕部落作战过程中，土默特部落势力在战火洗礼中得以迅速壮大。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土默特部落首领阿勒坦汗被蒙古大汗晋封为“彻辰汗”。在鄂尔多斯衮必里克墨尔根吉农去世后，阿勒坦汗成为掌持右翼三大万户的实际统治者。明世宗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土默特部开始向青海扩张，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占据青海。据称土默特部落强大之后，控弦之士有四十余万众。蒙古地区主要以畜牧业生产为主，因为明朝封锁严密，所以生产落后物资匮乏的土默特部为了维系族群的存续，常入明朝境内劫掠，阿勒坦汗所部成为明朝最大的边患。明穆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土默特部与明朝实现“通贡互市”。次年三月，明朝中央敕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　　

阿勒坦汗受封顺义王时期，实力已在蒙古诸部无与匹敌。归附明朝时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作为一代雄主他必然会着眼于更大的发展。早在他西征青海前，土默特部便一直善待各方来投者，并资其牲畜和帐幕，鼓励从事农牧业等各种生产，从而使土默特部的总体社会生产能力得到迅速发展，粮食生产亦能达到自给自足，冶铸生产和建筑及手工艺生产等各方面水平都有显著提升。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向精神文化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这样，便使草原梵声再起具备了条件。首先，土默特部虽然强雄于蒙古诸部，可察哈尔汗在黄金家族的大汗正统嫡传身份却是阿勒坦汗在常规条件下无法获取的内容，故而迫切需要标立政治方面的核心地位。其次，蒙古族普遍信奉的萨满教在当时表现出原始而野蛮的一面，其宰杀大量牲畜进行血祭和以人殉葬的习俗已无法适应土默特部经济社会总体发展对信仰文化的内在要求。另外，常年浴血奋战的部族甲士似乎也于吉祥安定的生活中，急需一种精神文化加以慰藉和调整心态。在以上三种需求的感召下，再加上阿辛喇嘛游说和彻辰·洪台吉劝说，阿勒坦汗最终决定皈依佛门，迎请格鲁派高僧索南嘉措到所部弘扬佛法。实践证明，阿勒坦汗的确通过引入藏传佛教满足了土默特社会上述几方面的发展需要。　　

三、格鲁派教法在蒙古地区的大规模传播　　

阿勒坦汗曾三次派出大批人员到拉萨迎佛。关于其在青海迎请索南嘉措之事，绝不能只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去解析那时的历史背景。若对阿勒坦汗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以及将格鲁派教法引入土默特部落所取得之各种利益进行盘点，便会发现其中的奥秘。

就在阿勒坦汗派人到拉萨见到索南嘉措之后，格鲁派僧团内部曾就入蒙弘法产生了不同意见，甚至有不少人认为让索南嘉措到土默特弘法是在冒险。所以，索南嘉措还降神问询白哈尔王，讨得了神谕。这个神谕说阿勒坦汗与索南嘉措及参与此事的在场人，都是从莲花生大士的刹土铜色吉祥山降生到人世间的菩萨，还说阿勒坦汗和索南嘉措投胎降生于世间，即是佛教将得以广弘如太阳般普照人间的预兆。当下所行之事即为大家往世在铜色吉祥山所发度众大誓愿的胜缘之果。这些语言对阿勒坦汗的确充满了诱惑。因为蒙元时期的藏传佛教传播，已使蒙古族的尚祖文化与之相融合，成吉思汗便被说成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再则，元朝时期，忽必烈令藏传佛教成为国教，而忽必烈也被八思巴塑造成佛教理念中的“转轮圣王”。因此引入藏传佛教，便会使阿勒坦汗在精神层面上与蒙古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一步步靠近。最终，阿勒坦汗在仰华寺与索南嘉措会面时，对方提出了“阿勒坦汗与索南嘉措即是往昔忽必烈与八思巴的转世身观点”。这种提法只有在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理论体系中才能成立。阿勒坦汗虽非血统上的蒙古大汗嫡系传承，但是他却通过藏传佛教的宗教式言事形式，在精神层面上得到了比血统嫡传更加有力的“忽必烈转世身”印证。而且这一说教很快被蒙藏地区的民众接受，阿勒坦汗于此取得了以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取得的政治成就。　　

阿勒坦汗在仰华寺与索南嘉措会面之后，于其操持藏密火供仪轨时带头将萨满教神祇翁衮像扔到了火里，以坚决和果断的姿态毅然禁止了部族信奉的萨满教。引入藏传佛教格鲁派法统之后，土默特部落全面禁止宰杀大量牲畜血祭和以活人殉葬的萨满教习俗，还制定和推行《十善法》，从根本上消除了不利于社会生产的信仰因素。其次，佛教的和谐思想成为缔造蒙古社会新秩序的精神基础，这对希望缘此得到休养生息的蒙古民众而言，无疑是一种开创理想生活模式的全新尝试。就土默特部当时的情况来看，佛教的确为一方民众带来了安乐和幸福，这种信仰文化在不断传承中开始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逐步适应。根据史料记载，此后漠北的喀尔喀、察哈尔蒙古地区，漠南的永谢布、鄂尔多斯蒙古地区，以及漠西蒙古诸部均受土默特部影响，引入了藏传佛教格鲁派法统传承。蒙古族聚居地区都开始兴佛建庙，逐渐形成诸多本土活佛转世系统。可见，顺义王阿勒坦汗与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成功建树蒙古地区的政治和宗教的正统地位，确使格鲁派取得在异域发展本门法统的巨大成功。明朝时期，索南嘉措不只将格鲁派教法成功传入蒙古区域，并且通过与明朝中央建立关系，使自己在卫藏地区的宗教地位得到了最具权威的标立和认定。于此，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还以入蒙弘法之缘令自己的转世灵童现身于阿勒坦汗的后代家中，使格鲁派的法统与蒙古黄金家族的血统融为有机一体，为格鲁派走出困境和成为影响最大的藏传佛教流派奠定了历史基础。　　

四、格鲁派取得地方政教大权　　

明神宗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土默特部落阿勒坦汗的孙子苏密尔台吉（钦格尔杰布彻辰曲杰）之次妻贝罕努拉，生育了一个男孩（云丹嘉措），后被蒙古贵族与格鲁派僧俗认定为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转世灵童。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格鲁派拉萨三大寺的僧众与支持宗门的诸多施主们组织代表团，前往归化城迎请云丹嘉措入藏，次年在甘丹寺于时任扎什伦布寺赤巴的洛桑却吉坚赞法驾前剃度，并受持沙弥戒，得受法号“云丹嘉措”。此后，洛桑却吉坚赞还为云丹嘉措传授了诸多甚深密法，而且二人还一道去朝礼过根敦嘉措于圣母湖畔修建的曲科甲寺。从格鲁派达赖和班禅活佛转世系统的传承历史来看，这也是二者首次成为师徒关系的法缘。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洛桑却吉坚赞应邀前往拉萨为云丹嘉措授以《时轮金刚》灌顶密法。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云丹嘉措于哲蚌寺在四世班禅大师洛桑却吉坚赞等众多高僧法驾前，如法受持比丘戒。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入藏期间，后藏地区的辛霞巴家族（藏巴汗）已经迅速崛起。藏巴汗（藏巴·彭措南杰）与黑帽系和红帽系活佛联合止贡噶举势力，共同打击和迫害格鲁派僧俗四众，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第十世噶玛巴却央多吉还被藏巴汗势力拥立为傀儡第巴。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享寿二十八年的云丹嘉措在哲蚌寺突然圆寂。此间，藏巴汗禁止达赖喇嘛转世，经四世班禅大师洛桑却吉坚赞一再要求，才准许寻找转世灵童。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哲蚌寺和色拉寺被藏巴·彭措南杰攻破，僧俗五千余人被杀害（一说为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次年，以藏巴·彭措南杰为代表的辛霞巴家族势力推翻了当时由卓畏贡布掌持着的帕竹噶举地方政权，与噶玛噶举势力控制了卫藏等地区。　　

在第四世班禅大师洛桑却吉坚赞的主张下，山南琼结地方一个名为“都杜绕丹”的小农奴主之子“贡噶明居多迦旺吉嘉布”，被认定为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转世灵童。明熹宗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时年六岁的贡噶明居多迦旺吉嘉布被迎请至哲蚌寺举行坐床典礼，成为第五世达赖喇嘛。三年后，他在四世班禅大师洛桑却吉坚赞等高僧法驾前受持沙弥戒，得受法号“阿旺洛桑嘉措”。明思宗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在四世班禅大师洛桑却吉坚赞的操持下，阿旺洛桑嘉措又如法受持比丘戒。同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与四世班禅大师于藏北热振寺山后居住，班禅大师为其传授了宗喀巴大师的所有论著。此前（约公元1634年），蒙古喀尔喀部的一支人马欲图勾结卫藏地方势力共同消灭格鲁派。[韩]金城修在考释漠北喀尔喀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前身问题时认为：“……为了消灭格鲁派，喀尔喀却图台吉与察哈尔林丹汗、藏巴汗结盟，在青海、西藏进行过反格鲁派战争……”明思宗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却图汗曾派自己的儿子阿尔萨兰领兵一万入藏消灭格鲁派。四世班禅大师和五世达赖喇嘛为此请求外援，请求蒙古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落首领固始汗（公元1582～1654年）率军入藏救难。同年，固始汗乔装入藏探明了敌我虚实。明思宗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固始汗率军从新疆地区进入青海，后在准噶尔部巴图尔洪台吉（葛尔丹之父）帮助下，于青海冈察宗（乌兰和硕）消灭了蒙古喀尔喀的却图汗势力，从此占领了整个青海地区。　　

明思宗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固始汗进攻藏巴·噶玛丹炯旺波，使之投降，并最终将其斩杀。明思宗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在固始汗帮助和操持下，格鲁派在卫藏地区建立了噶丹颇章政教运行体系，掌持了明朝治下的西藏地方行政权及教务管理大权。但初期的地方军事及高级官员任命事务，仍由固始汗控制。　　

五、卫藏政教体系与明、清统辖关系的承接过渡　　

明朝后期，格鲁派不仅在蒙古土默特部支持下将宗门法统发展到整个蒙古地区，还在和硕特部落等蒙古势力支持下，最终打败强敌取得卫藏地方政教大权。此后，格鲁派不断扩充实力和影响，成为后世中影响最大的藏传佛教流派。明思宗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十二月，五世达赖喇嘛和固始汗派使团前往盛京与清朝皇帝皇太极进行联系。皇太极在致达赖和班禅的书信中表示，五世达赖喇嘛怀有济度有情众生的宏愿，准备兴起佛法，并且遣使与自己通书，所以感到非常高兴。他在回复固始汗的书信中表示，自己已经知道固始汗惩治了卫藏地区那些悖逆道法之众，明确了自己的认可态度。同时，皇太极还赠予五世达赖喇嘛一些诸如金碗、银盆、玛瑙杯、水晶杯、玉杯、马鞍、盔甲、锦缎等贵重物品。五世达赖喇嘛等人与即将入关称制的满清王朝加强联系之举，为卫藏等广大藏族地区实现与明、清统辖关系的顺利过渡，开了好头。

注：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