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雉堞（垛口）石安置“牌堵轉軸”之“盲孔”

萧艾

　　明長城雉堞（垛口）由長短尖磚及垛口石垒砌，垛口石多以整块石料制作而成，总体呈長方形，正面两側呈坡形，中間形成一个脊，两侧略低，共同形成尖垛形，中間有孔，直径約1-2厘米，深約2-3厘米。关于这些孔洞的用途，曾有認為是“插旗”的，還有認為是用来稳定一種小型火器，即佛郎機的。但这些説法，未見相关文献記载。老萧根據現查詢到的文献及圖説考証，城墙雉堞（垛口）石上現所能見到的孔洞，如其深度小于15厘米，孔徑小于2厘米。这样的深度及孔徑，不可能是安插佛朗機鐡信的孔洞，而是安置在雉堞（垛口）石上一種防禦設施“牌堵”的“轉軸插孔”。由于这種“小孔”類于連接表层和内层而不贯通整板的导通孔，故老萧暫名其為“盲孔”。然否？惟讀者諸君詳查之。

　　明·戚継光《紀效新書》記載：“牌堵，擋于垛口的木牌，中有軸，可轉動，亦可取下。”——中華書局2001年版十四卷本。

按明戚継光此條記載，為了保護長城雉堞（垛口）的軍士免于城外（下）敵虜的射撃，于雉堞（垛口）安置一種木牌，这種木牌，叫做“牌堵”，為了稳定这些“牌堵”，需要有可轉動的“軸”。而这些可以“轉動”和可以“取下”的軸，需要有一个“固着點”。这个“固着點”即雉堞（垛口）石（或磚）上的小“孔洞”。長城雉堞（垛口，包括箭窗）石中間的“孔洞”，即固定“牌堵”中間木軸的一種設施。

　　明·楊一清《皇明經世文編》卷116“經理邊防”記載：“每墙一丈，開垛口一處，安置轉關遮板。”

这種“轉關遮板”，當即与戚継光所云之“牌堵”類似的一種雉堞（垛口）防禦装置。

明·戚継光《紀效新書》“城制解”記載：“垛必髙六尺，每垛相去，牌堵中分，净七尺五寸，垛口一尺各分五寸，連垛空八尺，八丈十垛，八十丈百垛，俱官尺。”

所謂“牌堵中分”，大致言“牌堵”的尺寸。但因这類装置多為木貭，曆几百年風霜雨雪，現很難見到实物遺存了。

　　明嘉靖年間尹畊《乡約》【堡制敵臺悬板】記載：“今制，臺髙三丈，髙于垣一丈，收頂方二丈，皆東西直出陴墙至三尺而止，順立柱木二尺余，上加横木复為墙尺許，中空，编置木牌，外加附眉，内加轉撥，或開或閉，惟我所欲。虜注矢于此，吾則启牌于彼。夫陴畏注矢者，陴口一定也。牌啓無常，斯不畏注矢矣。此專為發火器与矢，若夫砲石，則逾墙四出，不必凝望忖度也。”

尹畊这里所云之“木牌，外加附眉，又内加轉撥，或開或閉”者，當亦為戚継光所云之“牌堵”之類。

　　可見，應對城外（下）“虜注”的鏃矢，这種安有“轉撥”、“或開或閉”的“木牌”是比較有效的防御器械。敵虜射撃的时候，就閉牌于此，啓牌于彼；牌啓閉無常，就不怕敵虜射撃了。这種木牌，專門為施放火器和弓箭，如果是施放大型火炮，就可以擡髙炮口，越過雉堞（垛口）射撃，不必从雉堞（垛口）“忖度”了。可見，在雉堞（垛口）安置木牌，一則可以遮擋城外（下）敵軍射来的箭镞，一則可以進行較好的瞭望啓閉，發射弓弩及撃發小型（如鳥銃）火器。

　　《明熹宗实录》卷68，3215—3216，天啓六年（1626）二月乙亥，禦史王珙疏陳城守之畧：“一，修造城垛望門。城上窺賊，必從垛口窺之，恐賊以一矢相加。當於各垛口中加置小板門，門中開一小孔，大如碗。則我兵可以撃賊，而賊不能加我矣。”

　　所謂“城垛望門”、“小板門”，當即“牌堵”類“木牌”，其主要功用是保護城墙雉堞（垛口）軍士免于城外（下）敵虜“神箭手”射撃，逹到“我兵可以撃賊，而賊不能加我”的目的。而安置稳定雉堞（垛口）“牌堵”、“望門”、“小板門”等轉軸的設施，即位于雉堞（垛口）石上的孔洞。

“小板門，門中開一小孔，大如碗”，言雖于雉堞（垛口）安置“牌堵”，仍可以由小孔中“睥睨”城外（下）之敵虜矣。

　　明代火器在城防和野戰等軍事行動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随着火器制造技术不断改进和創新，火药的制備、火炮、火銃等火器的种类的不斷增多，火器的威力和精度也不斷提高。

明·焦勖《火攻挈要卷上》記載：“軍中所恃以無敵者火攻是也,先聲能奪人之氣,隔地能傾人之命,一丸之弹可以毙萬夫之將,一囊之药可以敗百千之兵,誠兵器之首利,御敵之前鋒也。”

　　“佛朗機”者，系何物事？佛郎機，乃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期欧洲一种火炮，由葡萄牙人傳入明朝，明人称葡萄牙為“佛郎機”，故名。該炮由炮管、炮腹、子炮三部分及在炮尾負責轉向的舵杆構成。

《明史·外国传六·佛郎機》：“佛郎機，近满剌加。 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方物，請封，始知其名。” 所謂“满剌加”，即“马六甲”。

正德十二年（1517）御史何鳌奏疏：“佛郎機，最号凶詐，兵器比諸夷獨精，前年駕大舶突进廣東省下，炮銃之聲，震動城廓。”

明嘉靖二年，明军逐走葡萄牙海盗，缴获一種火炮。“官军得其礮，即名为佛郎機，按察司副使汪鋐进之朝。”

汪鋐言佛朗機威力：“臣窃惟佛朗機凶狠無状，惟恃此銃。銃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請頒其式于各邊，制造禦虜。”

　　佛朗機于明嘉靖年間引進、利用及有所改進与創新。

明·茅元儀《武備志》記載：“其制出于西洋藩國，嘉靖年始得而傳之。”“中國之人更運巧思而变化之，擴而大之以為發鑛。發鑛者，乃大佛狼機也。約而精之，以為鉛錫銃。鉛錫銃者，乃小佛狼機也，其制雖若不同，实由以此生生之耳。”

《明史·朱紈傳》記載：“承平久，奸民闌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国入，互市。”

　　明·孫元化《西法神機》卷上【造小佛郎機法】記載：“以熟鐡椎击為子母銃，約共重三十余斤，口徑一寸，母銃管長五尺，子銃管長五寸，做雌雄簨，銃槽及尾条長八寸，子銃后門長五寸，見方二寸。煉鐡貴精，合筒貴密。母一而九子，子銃之管与母銃之管等，母銃前管与后等。弹必合口，口必合底，不得任意寛窄，以致臨用忙迫。口厚四分，腰厚六分。銃尾距銃身二尺五寸處為銃耳，徑八寸。用鐡作半圆丫架，以承銃耳，竖于如意車面左右横木之中。鐡架長一尺，徑一寸，而末尖之點放几，銃低昂，左右咸使合宜。”

所謂“鐡制半圆丫架”，即佛郎機的支撑架。丫架与佛郎機的銃耳相接，以横木輔助稳固，使佛郎機炮身得以利用这个支撑而可以进行俯仰的角度調整，竪于横木以保证左右的角度調整，用以控制射程、减少射撃死角，提髙命中率。

　　孫元化所介紹的是一種“子母銃”。河北秦皇岛海港區駐操营鎮板廠峪長城博物馆内，收藏一架佛郎機，即為子母銃。母銃為鐡制，長176厘米。鐡丫架長(至炮耳下)30厘米。尖至圆挡，鐡信長16厘米，徑3厘米。

現長城雉堞（垛口）石上的孔洞，大多深僅2厘米，直徑1厘米（近期修复的如山西鎮雁門關的雉堞石除外），難以插入“長一尺，徑一寸”的“丫架”。據此推斷，这樣的孔洞，不是用来施放佛朗機等火器的，而是安置“牌堵轉軸”的。

或曰，長城雉堞（垛口）石上的孔洞，是施放小型佛朗機的。如明·茅元儀《武備志》記載，佛狼機有五个型號。其小型佛朗機炮主装霰弹，大型佛朗機炮，不但可以装霰弹，还可以使用实心炮弹。

《明史·兵志》記載：火器“大小不等。大者發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戰。随宜而用，为行軍要器。”

即體量比大的佛朗機，因比較笨重，行軍必須車載，利于防守，而不利于野戰；體量小的，便于携帶，而利于野戰。但也須“用架、用桩、用托。”

而这些“架”、“桩”、“托”，显而易见，其并不适宜長城雉堞（垛口）石上的孔洞。

　　明·茅元儀《武備志》載：“后汪誠齐鋐為兵部尚書，請于上，鋳造千餘，發与三邊。其一种有木架而可低可昂、可左可右者。中國原有此制，不出于佛狼機，每座約重二百斤，用提銃三个，每个約重十两，其機活動，可以低、可以昂、可以左、可以右，乃城上所用，守营門之器也。”

这種有“其機活動，可以低、可以昂、可以左、可以右，乃城上所用，守营門之器也”，确是可以在城墙雉堞（垛口）或敵臺箭窗施放。但也要置于“木架”之上（如圖），而不可能是插于雉堞（垛口）石的孔洞之中。

明·王鸣鹤《登曇必究》“佛郎機式”：“此器曾于教场中试之，止可百步，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戰則無用矣。后汪誠斋鋐為兵部尚書，請于上鋳造千餘，發于三邊。其一種有木架而可低、可昂、可左、可右者，中国原有此制，不出于佛郎機。”

由图可见，“一种有木架而可低可昂、可左可右者”，為“中国原有此制，不出于佛郎機。”應該是一型號比較小的火銃，比較便携帶，安“有木架而可低、可昂、可左、可右”。这種火器，其实也不适宜長城雉（垛口）石孔洞施放。為了更好地在長城防禦上施放火器，明張夢鲤發創出一種具有很多大小不一射孔的“銃炮墙”。

王鳴鶴，明山陽(今江蘇淮安)人、武科進士、驃騎將軍。萬曆二十七年(1599)刊行《登曇必究》。

　　佛郎機一般是在尾部安插一根木把手柄，用来調整方向。或者以木架或木凳作为炮臺，在木架或木凳上鉆一孔，鐡信插入孔中，以保証佛郎機的上下左右灵活運動。 但这些“鐡信”是無法插于城墙雉堞（垛口）石“孔洞”之内的。

明·戚継光《紀效新書》：“舟師篇”佛郎機“預將船舷上凿孔，可容鐡信，髙下左右利便活動。”卷三“校火器”佛郎“機架倏髙倏低，倏左倏右，是否活便。”

“活便”，為衡量机架与孔是否合适的标准。據説，板廠峪所藏佛郎機上，鐡信長16厘米，圆擋直徑5厘米。可見，長城雉堞（垛口）石上的孔洞，其深度必須長于鐡信的長度，即16厘米；孔洞的直徑必須大于圆擋的直徑，即5厘米。这样，才能使佛郎機的鐡信左右旋轉，靈活機便。

由是可知，長城雉堞（垛口）之上的孔洞，适宜施放佛朗機的，必須“深16厘米，直徑5厘米”才可。那些不符合这个尺寸的，就不是安置佛朗機鐡信，而是安置雉堞保護設施“牌堵”的。

　　明·戚継光《練兵实紀·雑集》卷六【敵臺解】：“每臺一座，設備軍火器械什物：佛狼機八架，子銃七十二門，鐡閂二十四根，鐡錘八把，鐡剪八件，鐡錐八件，药匙八件，鐡送八根，圆木座八个。”

現所見長峪雉堞（垛口）石上的孔洞，其深度和徑度，满足不了佛郎機鐡信左右靈活轉動的需要，即使洞深和洞徑可以满足插入的須要，也可能因發射火藥时的後座震動而開裂。故，長城雉堞（垛口）石上的孔洞，不應該是用于安置佛郎機鐡信，而是安置牌堵的。

圖為《武备志》一書配图。

　　这種火銃，“其機活動，可以低、可以昂、可以左、可以右，乃城上所用，守营門之器也。”

明嘉靖年間唐顺之言：“兵技，第一大佛郎機，其次鳥銃，又其次弓矢。”

明隆慶年間胡宗宪言：“城守之器，佛郎機......最利，弓弩次之，到用刀斧，是最下策矣。”

1529年，时任兵部尚書汪鋐疏:“今塞上墩臺城堡未尝不設，乃寇来辄遭蹂躏者，盖墩臺止瞭望，城堡又無制遠之具，故往往受困。当用臣所进佛郎機。其小止二十斤以下，遠可六百步者，則用之墩臺。每墩用其一，以三人守之。其大至七十斤以上，遠可五六里者，則用之城堡。每堡用其三，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遠近相應，寇將無所容足，可坐收不戰之功。”

明嘉靖年間張夢鲤发明“炮墙”，則捨棄了“桩”、“架”、“托”，而在大小不一的“銃眼”對外射撃。

但一些銃（炮）墙，是構築在墙外（下）的。《皇明世法录》卷五十九《薊鎮·邊防》記載：“放銃，俱在墙外，每位于近臺下邊墙开暗門一處。一則便于放銃，一則便于出軍。”

圖為明薊鎮古北路司馬臺長城上的“銃炮”墙。

　　徐光啓在天啓元年（1621年）七月奏疏言重型佛朗機的威力：“夫兵器之烈，至一發而杀百千人，如今日之西銃，極矣，無可加矣。”

圖為明薊鎮古北路司馬臺長城上的“銃炮”墙。

　　圖為明薊鎮古北路司馬臺長城上的“銃炮”墙。

　　圖為明薊鎮古北路司馬臺長城上的“銃炮”墙。

　　在这樣的“銃炮”眼向外射撃，估计是不用“桩”、“架”、“托”等，而是托在大小不一的“銃眼”上，對外射撃。

圖為明薊鎮古北路司馬臺長城墙體上的“銃炮”孔眼。与現代地堡的射孔不同，特征是内方外圆，内大外小。

　　明薊鎮古北路司馬臺長城上的“銃炮”墙上的“銃炮”孔眼。

　　明薊鎮古北路司馬臺長城上的“銃炮”墙上的“銃炮”孔眼。

圖為明薊鎮古北路司馬臺長城墙體上的“銃炮”孔眼。与現代地堡的射孔不同，特征是内方外圆，内大外小。

　　薊鎮石門路大毛山下長城雉堞（垛口）石上的“小孔”，因其深度和徑度的浅小，既不是用来“插旗”的，也不是用来施放“佛朗機”的，而應是安置“牌堵”的。

　　这樣淺而小的孔，安置牌堵或是可以，是而無法施放佛朗機銃炮的。

　　这樣淺而小的孔，安置牌堵或是可以，是而無法施放佛朗機銃炮的。

　　这樣淺而小的孔，安置牌堵或是可以，是而無法施放佛朗機銃炮的。

　　这樣淺而小的孔，是無法施放佛朗機銃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