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水策划】珍贵史料——百年前的广西：美国作家笔下真实的龙州

皖水策划 于皖枞

图书:《百年前的中国：美国作家笔下的南国纪行》

编者按：《百年前的中国：美国作家笔下的南国纪行》作者哈利·弗兰克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被誉为“流浪王子”，是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游记作家之一。

20世纪20年代初，哈利弗兰克深入广阔的中国南方，在广西，他沿西江顺流而下，依次经过龙州、崇左、南宁、桂平、梧州等地，以质朴且细腻的笔触勾画了一幅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广西社会图景。

以下摘录部分龙州行的片断:

沿西江而下穿越广西——

谅山着实是一个令人难以轻易离去的地方，就坐落在红河之上，城后山势陡峭。由于海拔较高，河内的太阳清晨几个小时也毒辣灼人，可在谅山即便到了正午，阳光也远不如预想般强烈。同登景色优美，是法国外籍军团驻地所在。

在这里最后看一眼印度支那的景色，因为过了边界，一切便完全不同：不再有黑色搪瓷一般的牙齿，也不再有用槟榔果汁涂抹的红色印记，而贫穷、废墟、流浪者又将再次出现在眼前；再也看不到人们神情严肃地戴着细心折好的黑色头巾，他们长期生活在异族统治之下，早已学会了在外人面前如何隐藏自己的内心，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衣着粗布衣裳、咧着嘴笑的劳工，虽然深知自己身份低微，却表现得彬彬有礼，全无半点逆来顺受；再也看不到那些性情柔顺的安南女人穿着棕红色的长袍，戴着形如阳伞的帽子，挑着扁担，缓步行走在东京的马路上，而这里的女人穿的是衬衫裤子，指甲很少修剪打理，光着没有缠足的脚，裂着口子，戴着银质的脚镯。衣衫褴褛的娃娃兵穿着似曾相识的旧军服，盯着我们的汽车吃力地翻山越岭。路上一片尘土飞扬，没有挑着东西的男男女女，除了我们那辆小小的汽车，没有任何车辆往来，而沿途的孩子、家畜和家禽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中越两国之间虽说有三个关口，但往东走不用办理任何通关手续。一个中国小伙穿着海关制服，站在临时岗哨前，没有做任何手势要求停车。我可不喜欢让人以为外国人滥用治外法权，还是把车停了下来。他先是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法语，接着突然蹦出一句： “你会说英语吗？”听到我的答案后长长松了一口气。在几乎连续不断地说了几个星期法语之后突然使用自己的母语，我还真有点不习惯。

▲1889年，清政府在龙州设立龙州海关，是广西最早设立的海关

边界线上处处都是崇山峻岭，令人啧啧不已，快到龙州时变得更加突兀嶙峋，叹为观止。这条公路有不少路段，甚至直至终点都算得上中国最好，不，应该说是修得最艰苦的一条公路。公路沿着河谷一路延绵，头顶全是陡峭的悬崖，壁立千尺，让我总是害怕头顶的山石随时会掉下来。巨石完全有可能在你经过的时候坠下，还是修一条隧道不会让人如此提心吊胆。

我赶在夕阳西沉之前打破了海关副关长的宁静，这位澳大利亚天主教徒的职责就是为我登记入境。我告诉副关长，没有东西需要报关，他表示相信，并且毫不犹豫地一个人请我吃饭，因为当地的美国新教教会正好外出远行，而意大利籍的海关关长要分别招待两位年轻的女士，一位来自英格兰、一位来自苏格兰，法国领事则邀请了住在这里的所有外国人与他共进晚餐。

即便如此，龙州仍然是个纯粹的中国城市，让人感觉距离外国影响十万八千里。

我去的那会儿，当地人除了闲逛、耍钱、供奉祖先，并没有什么大事，因为农历新年的假期还没过去，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不论你是哪天出生的，春节都是新的一岁的开始，天朝的子民们在此期间只要能吃顿饱饭，能够供奉先人，就绝对不会动手干活。我们也曾在北京和北方的其他地区经历中国新年，这个偏远角落或许要比那些地方更加笃信神明；或者是因为多灾多难的猪年行将结束，这是十二生肖里的最后一个，据说也是最不吉利的一个，而即将到来的鼠年不仅预示着吉祥兴旺，还是新一轮甲子的开始，因此值得大办盛典，举国同庆。

从今往后，困扰中国的噩运将就此停止，方方面面的大小事情都将一天天变得好起来——啊，可惜这一切都是空想！不时能听见爆竹的声音。无论多么贫穷简陋，家家户户都会在自家门前或者铺子前的街上摆上桌子，供着煮熟的猪肉，连同其他吃的，用香蕉叶子包着，再摆上几杯小酒，一只煮熟的鸡或鸭子。鸡头或者鸭头已经变成灰色，向后弯到翅膀底下，用幽怨的眼神盯着过往的行人。屋里的人每隔一会儿就会点上几炷香，插在罐头盒里，盒子就摆在各种食物中间，然后深深地鞠上一躬。门口也好，墙上也好，屋里摆着的神龛也好，到处都贴上了崭新的红纸，上面写着一些汉字。每家每户都准备了崭新的纸，上面印着灶王爷，身旁一边坐着老婆，另一边则是小妾。灶王爷去了天上七日，向玉帝报告人间的一举一动，刚刚神游归来。至于是否如实禀报，可就要看他嘴上抹了多少蜜糖和大烟了。我要是没弄错的话，故事好像是这么说的。

据说灶王爷身为丈夫，生性放荡不羁，还带着小妾私奔过——应该真是这样，要不传教士怎么经常把他说成回头浪子，用来布道讲理呢？——后来又回了家，向明媒正娶的妻子讨要食物。然而，妻子不但没有把他轰出去，反而为他宰杀肥猪，对误入歧途的配偶关怀备至。灶王爷于是跪下磕头，后悔自己是多么愚蠢，居然抛下如此贤良淑德的女人，最后头破而死。灶王爷的妻子见他真心悔过，于是将他供奉起来。

不过，你得注意不管是哪个版本，那个小妾都在灶王爷身旁形影不离。这个时候倘若在城里走上一遭，你得不停地侧着身子，给拜神的人让路。那帮人又是作揖，又是下跪，磕头的时候把脸贴到路面上。须发皆白的老者在摆满食物的桌子前操办祭祖仪式。老板关了门面，在店铺前面做着类似的动作，一脸的严肃，但没一个人会把腰弯得那么低，都快拜到地上去了。幸运的是亡灵只需要尝一尝供奉给他们的食物香味就可以了。人们的虔诚总会换来回报，吃饱肚子便是其中之一，否则不少人似乎就要饿肚子了。

不管龙州的人们是否真的相信这些故弄玄虚的仪式，他们都不会省掉其中的任何环节，就像西方的政客不敢成为某些教派虔诚的门徒，或是住在田纳西的农民不敢否认《创世记》的真实性。

龙州因山而美，四周群山环抱，巨石嶙峋，悬崖陡峭，孤峰独立。不少山上修有石阶，通往山顶的碉堡或僧院。有的山头上的建筑看上去犹如套了一圈戒指，也许是被围墙圈起来的藏身之所，抑或是防御之所，只是现在都成了土匪的巢穴，中国军队对此却束手无策。然而，这个地方除了用于边界驻防外，并无其他重要作用；由于与法国人争夺东京的控制权，龙州取代了太平的地位，后者还要往西江下游走上一段。

龙州还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地方，这里有西江上唯一一座跨江桥梁。这是一座真正用钢梁建成的吊桥，十多年前由一个从广州来的人建造。吊桥自西江外方管理一侧的一块巨石上修起，为单孔跨径，直达对面人口稠密的华区城镇。我抵达时，桥悬于水面上约50英尺，不过在涨水时有时也会为江水淹没。由于西江在此处流经一处狭窄的河谷，四周山岩陡峭，难以行舟，因此吊桥省去了船家的劳力，不过也使他们的收入变少了。

▲龙州铁桥，1915年建成，1940年抗战时被炸毁，建桥者“广州来的人”即陆荣廷

龙州城位于江边的悬崖之下，商住两用的房子正对着岸上的第一条街道，这是中国最常见的城市布局。屋后便是河岸，岸上立着高高的支柱木杆。当地人把所有的垃圾都扔到河岸底下。这条“令人愉快”的河的下游漂着一艘巨大的“花船”，外表看上去和巴黎塞纳河上的浴场不无相似，但闻上去却令人不适。

▲龙州船桥

我在龙州住的第一个晚上就让我更加确信已经回到了中国。军号声从凌晨两点一直响到天亮，让人生演变为一场痛苦。就连这里的外国海关官员都雇了巡夜人，拿着竹梆子从日落西山一直敲到天色微明，据说这是唯一确保敲梆子的人自己不睡着的方法。

龙州当地的士兵可不少，不少人戴着露指的手套，有点像西方奶奶外婆们编织的那种。在寒冷的北方，看看人们皲裂的手就知道他们多么需要一双手套，然而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外国影响的中国人来说，除了两条长得离谱的袖子，他们对“护手的服饰”一无所知。有些女人带了暖手炉，像打了孔眼的盘子，里面装满烧着的炭火，一般就放在上衣的下摆位置，挎在髋上。

这个时候的龙州和广西大多数地区一样，在政治上与北京保持一致。就在前一年，广州来的部队攻下了龙州城。负责守城的地方官（此人的法语不错）当时正好开了小差，可能他的眼睛只记得盯着西边，忘了东边吧。听龙州人说——这件事好像也有充分的证据能够得到佐证——孙中山答应给每个逃兵发饷大洋一块，只要他们愿意带着枪加入他的队伍，龙州的守军就这样逃了不少，直到有些人后来被抓回来枪毙。

不管谁在任，老百姓都是一样遭罪。现在掌权的是个胖将军，靠着省城里某个亲戚的支持才上台。广东人前脚刚走，这家伙后脚便来了，马上发行了价值1000万的银券。虽然这些银券在钱庄兑换时很快贬值到原先的1/100，但老百姓别无选择，只能把它们当作足值的钱来用。有个商人因拒绝使用而被罚款2000银元，另一个被罚的是这个数目的两倍，还有一人却被直接判处枪决，好在同伴求情才得以从宽处理，要罚10万银元，好说歹说最后才降到六万，毕竟在中国凡事都有商量。这位将军在用自己炮制的银券赚得钵满盆满之后，终于提出用一角五分换一块钱，回购银券。他这么做显然不是出于良心发现，而是为了耍更多的花样。于是，人们只好在衙门的窗口前一个挨一个地排起长龙，等着换钱。

家庭悲剧据说在龙州也时有发生。中国人要是将自己的老婆与另一个人捉奸在床，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那个人杀死，但必须负责掩埋尸体。这里最近就发生了这样一桩事情。出离愤怒的丈夫把不贞的妻子绑在公开场所，并且当着她的面杀掉了情夫，尸体丢在一旁，放了整整五天。到了晚上，年轻的混混们打着火把，来围观这个女人到底长的什么模样。全城的人都认为这种事情理所当然，当事人也用全世界最无辜的方式笑着。事实上，除了极少数被人激惹的情况，这些人并无恶意。以前当地人还会控诉，可现在所有年轻人的理想就是带着条枪出去赚钱， “为了钱他们就连自己的老子都敢杀”。这个世界不管走到哪里，人性真的是大同小异。

法国人曾经以为他们能够得到一块租地修建铁路，好让他们的谅山支线一直通到龙州，为此还用石头建了一座很大的车站——那里现在成了法国领事馆，还有一条石头滑道，和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大堤有几分相似，只是后者更为陡峭一些。有了这些滑道，法国人就能够把货物直接滑到船上，然后顺流而下，运往南宁。

然而，中国人已经明白，任何列强只要在中国有了落脚点，不管当时的目的看上去多么大公无私，之后要想再把他们请走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因此，中国人坚决反对租地给法国人。

▲法国驻龙州领事馆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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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还有另一条路可以穿越边境，通往印度支那：那是另一座吊桥，距此20英里，在西江上游的一条支流上。

我待在龙州的最后一天，我们坐着意大利关长的新菲亚特前去那里。汽车穿梭在公路与平整草地之间，几座孤峰峻岭鬼斧神工般地从平原上拔地而起，山顶修着一圈围墙，我们就从山脚下通过。

路上还碰见那位军阀大人开着辆老道奇，带着五个姨太太和几个孩子，一行人在当地的一处乡间府邸度过了一整天的欢乐时光后，正在回家的路上。在这样的国内环境下，一辆汽车绝不仅仅是奢侈品。不巧的是，经常漫过龙州铁桥的大水已经把这条吊桥冲到了一边，像一只大手粗鲁地撕扯蜘蛛网。

东京连绵的群山仿佛一道奇妙的黑色幕墙，上面绣着白云，虽然我们能够隔河远眺，却被切断了去路，无法过到边境那一头……

原载:龙州通2023-10-30 23:18 广西

图书简介:

【书 名】

百年前的中国：美国作家笔下的南国纪行【作　者】

(美)哈利·弗兰克（Harry A. Franck） 著

符金宇，后浪 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I712.65/5584

【阅览室】社科一阅览室

作者简介:

哈利•弗兰克（Harry A. Franck）被誉为“流浪王子”，是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游记作家之一，一生共完成三十余部作品，能熟练使用英、法、德等多国语言，以作品Zone Policeman 88，成为1913年全美最畅销作家。

符金宇，男，1978年出生，湖南长沙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教于广州暨南大学，广东省翻译协会理事，出版译著《美国军队及其战争》《最后的战役》《基辛格的影子》，专著《日本足球史》。

内容简介:

作者在20世纪20年代初来到中国游历，反对同胞们沉迷于租界中享乐的生活态度，利用基础的交通工具和徒步，深入中国广阔的南方地区，足迹遍布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的乡村市镇，广泛接触中国社会的各类人群：军阀、进步学生、租界买办、贫苦乡民、传教士、手工业者，等等。用文字和相机记录下1924年中国南方地区的市井生活细节，总体来说，是非常真实的社会画卷。

序言:

马可·波罗的游记虽然举世闻名，有时却不免令人失望。他在游记中，将我们称为“中国”的这个国家，分成了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国度，北边被称为“契丹”（Cathay），南边的叫作“蛮夷”（Manji）。

虽然近代中国并没有梅森 - 迪克森线这样具体的南北分界线，但这个国家的南北两部分却截然不同，二者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中间地带逐渐过渡。外国人习惯将长江视为分界线，中国人自己也有这样的政治倾向，但除非再划出一块区域来，称为华中地区——就像不少人实际做的那样——长江流域与南方的共同之处要远远多过北方。

南行的旅者在穿越北纬34度时会留意到某些突如其来的变化：骆驼、毛驴、北京的马车，还有寸草不生、树木稀疏、尘土漫天的那副北方风光忽然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水牛、轿子，以及狭窄的石板路在一望无际的水稻田中曲折蜿蜒，这块土地纵使谈不上更为干净，至少多了不少绿意。这里水道纵横，可除了嘎吱作响的独轮车之外，极少看见带轮子的车辆；成群结队的劳工挑着担子，二者相映成趣，随处可见。真正的分界线在于这里不再种植高粱、小麦与黍，转而出现了稻谷文化，虽然河南与陕西差不多算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南方绝大多数地区被纳入中华版图也不过千余年历史，但较之两地的人而言，南北差异更多源自彼此对主要农作物需求的不同。

本书主要记录的是我在马可·波罗笔下的“南蛮之地”漫无目的的旅行，而其姊妹篇讲述的则是在“契丹”的故事。

正如这本简单的游记所描述的，我只不过四下走走，看看兴趣所至的地方。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向来无意专注于科学研究，也无私心可图；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连一个流浪汉都得展示出自己存在的缘由，那么我也打算尽可能把这一切完整地带回家乡，聊以慰藉那些和我拥有同样普通品味的人。

这本书或许描述得过于具体，但至少应该能为某些人提供一剂解药，让他们莫要过多沉迷于与今日中国有关的时事报道，让读者意识到，虽然对于记者来说，只有一场突如其来的民变或是一次谋杀才算得上“新闻”，但事物的本来面貌往往在于宁静而平淡的日常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在此之前已经持续了数月、数年，并将在今后的很多年里继续下去。

那些智者哲人毫无疑问会觉得接下来的篇章烦琐无趣，不少文字在他们眼中想必定无足轻重、微不足道。

这些人应当去读超现代派的鸿篇巨制，写那些书的年轻一代号称才华出众，对于今日的天下大事了如指掌，只需安坐家中，畅饮私酿，便可为我们指点迷津。

我一介老朽，把全副精力都放在这些微不足道的旁枝末节之上，兴许早已错过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我倒是在华盛顿的某家旅馆里见过一位侍者，远比参议员更关心他的门为谁而留。

某些挑剔的读者恐怕会指责我过于现实，这样的指责以前也曾有过，但我更关注的是记录一份平凡的事实，而非炮制“文学名著”。

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已有太多的真相被曲解，我们之所以会对中国产生如此错位的印象，部分原因在于有些人心怀善意，极力将其刻画成一个平和完美的社会，借以反衬出我们自身的文明在各个方面的野蛮无序；另一方面则要归咎于“畅销书”的浅薄与无聊，为了引发同情，不惜捏造耸人听闻的情节。

正是在上述两类人代代相传的不求甚解之中，创造出今日世人对于中国的看法，而与真相有关的中间地带则远未得到开发。

虽然直言不讳或者视而不见会让画面看上去更加诱人，可我总是对芸芸众生的生活更感兴趣，而不是强调污秽不洁的环境、此起彼伏的喧嚣、有时令人难以忍受的酷热以及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无论这些是让人感到不快还是愉悦，毕竟这些现象存在于每个国家，仅凭这些提供的只能是一份虚假的报告。

任何要想走遍中国南方的人，必定都有一条错综复杂的路线。为了让行文更加清晰，我并未完全按照旅程的先后进行记叙；这样做除了让季节时断时续之外并无其他不妥。

我在远东的游历不仅包括整个中国及其周边国家，还包括日本帝国的全部领土与法属印度支那的五个地区，而那些地方又是另一番故事了。

本书讲述的是我在一年多时间里几乎毫不间断的旅行经历。如果你觉得我走过的地方看上去并不辽阔，那是因为没有其他地区的交通运输比中国南方要更缓慢。国内的某些朋友以为我带着家人去了中国，想必生活平静安稳。

事实上，当我们在回国途中整理记录时才发现我们离开美国其实已有 928 天，在此期间我有整整 435 天没有与家人在一起。

凡身处一国，若想见识当地人的真实生活，必得去往游人不常去之地，还得至少学会几句当地的语言，才能让这一切变得更有意义。考虑到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处境，这一点更是准确。我们这帮身在通商口岸的洋人，在某种程度上受人鄙视、甚至有时遭人憎恨，无疑都应该归咎于我们自己而非中国人犯下的丑行。

在通商口岸，像我们这样的洋人为数不少，其中十有八九从未踏出过这块土地。然而，这个国家的人却在整体上千差万别，尤其是在对待“外来蛮夷”的态度上更是如此。

大多数中国人对我们充满敌意，或者说至少并不友好，这种态度与他们的内在礼仪相去甚远；而中国人对我们日益熟悉，所以要对这个天朝上国做出真正评价，我们就必须去那些洋人涉足不多的地方。

这样的深入旅行时常会让人感觉单调乏味。然而，虽然北起东北、南抵云南的中国人看似差别不大，事实上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同。即便两地相距不远，可纵使穷尽一生游历，耗尽柯达公司生产的所有胶片，也无法将这些地域的区别完完整整地道个明白。

在中国，如果不是每一个中国人，至少几乎每一寸土地也会向怀有闲情逸致的旅行者展示新的一面；不过令人奇怪的却是另一方面，这里的芸芸众生又犹如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铁块一般，千人一面。

这片古老土地之所以如此值得深度探索，原因之一就在于各地习俗或许大同小异，但手工的劳作方式、快捷便利运输手段的缺乏、传统保守的孔孟之道以及每个中国家庭总是希望安居一处的愿望掺杂在一起，使得生活的细节千差万别。

这一点与我们的国家形成鲜明反差。西方早已实现大规模生产，广告铺天盖地、席卷全国，一切都是完全一样的标准化。每每走在一模一样的街道上，经过同样风格的商铺门庭，躲避着同一个牌子的汽车，人们非得想破脑袋才会弄清，自己究竟是在波特兰、缅因还是圣迭戈。

在我身处中国的两年里，社会局势混乱不堪，政府统治形同虚设，违法之事层出不穷，兵灾匪祸猖獗之极。许多人喜欢用一本正经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这种人每个国家都有，他们会避开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度，不敢涉足其中。

毋庸置疑，这个国家的确危机重重。在某种程度上，暴力威胁着身处中国内地的全体外国人的共同安全。然而，即便身在美国国内，人们也不会因为街头存在不容小觑的危险而选择将自己关在家中，闭门不出。

我造访了中国的全部十八个行省，其中绝大多数都已游历殆遍，除了跟随身边的中国仆人，常常孤身一人在外数周。我从未去过的省会城市只有一个，那样做也只是出于个人选择。只要是我的兴趣所在，便从未改变过行程安排，或者回避某条旅行线路，也从未出过哪怕一丁点儿的疏忽纰漏。之所以如此，恐怕在于我在这个昔日的天朝帝国从未感受到真正的生命威胁。

去年在母亲陪伴下，我的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游历了中国十八个行省中的九个，在不少动荡的城市里，就住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偏僻角落，白天晚上随意徜徉在街头却从未受到蓄意侵扰。

每每进一步回想起这些，我必须承认，中国的生活整体上至少对于我们这些西方人来说，并不比在其他西方国家危险。诚然，这些话也不能完全算作事实。过去几年，有些人单凭几条关于中国的头条新闻便会激动万分，大发议论，我的话与他们的看法比起来，也不见得真实多少。

因为中国的确存在诸多动荡不安，像我这般鲁莽的人之所以走遍穷乡僻壤却从未遇见，唯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我的运气实在糟糕透顶，总是让我即便身处正确的地点，赶上正确的时间也无法体会到冒险的趣味，而那些远不希望感受这番情趣的人们，却往往得到了比他们本应得到的多得多的乐趣。

此外唯一可能成立的结论让我实在难以启齿、羞于承认——毫无疑问，我不止一次碰上过成群结队的不法之徒，之所以从未遭遇骚扰，原因和我这么多年浪迹于其他是非之地却未曾遭受类似骚扰大同小异，仅仅是因为我看起来从来就不像个有钱人罢了。

以下为广西知名民俗专家农瑞群翻拍的该书部分作品，一并发出供参照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