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源头墩（牛头墩）自然村

葛春光

今天中午，骑行柘洋村的源头墩（牛头墩）自然村。

1976年初，我曾在这个小山村担任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在这里度过了四个月的工作经历。

途经肖家湾，拐进情人谷。

途经黄柏村。

返回时途经樟树村。

途经武夷会展中心。

下面节选我的自传（与共和国同行）中在这里的经历章节。

      1975年末，开过一年一次的县“三干会”后，全公社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队员大调整，我从樟树大队调到拓洋大队。工作队的领导安排我包管一个叫“源头墩”的小队。

      拓洋大队是武夷公社较偏远的一个大队，进入柘洋大队有四条道路，一条大路是途经黄柏大队，沿一条十多里十分简易的乡村便道进入柘洋；一条是经樟树大队沿一条陡峭的小山路翻越一座森林密集的大山，进入柘洋大队的“源头墩”地界；一条是从洋庄公社葛仙村小队的一条小山路进入柘洋的源头墩生产队；一条是从洋庄公社沿一条通往长滩伐木场的林区公路八公里处，从一个叫山口的自然村沿一条山路到河边，跨过一座长滩伐木场在黄柏溪上架设的木桥，跨过黄柏溪进入柘洋的一个叫肖家湾的生产队地段，再走一段山路，跨过一座架在迂回黄柏溪上的钢丝吊桥到肖家湾长滩伐木场的家属区。

      柘洋村坐落在两座南北大山的一条狭长的山谷中，一条源自星村公社程墩大队溪源生产队的黄柏溪在山口村拐了一个弯，使厡来南北向奔流的河道改变成贯穿柘洋大队东、西山谷的河道。数十个自然村生产小队散落在黄柏溪两边的大山之中。这里曾是革命基点村，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烧杀，村中的本地人所剩无几。大约在20世纪三十年代末，有大批浙江省龙泉县的人陆续迁移到这里安家落户后，这里才有了人气，如今已是有一千多人口，具有相当规模的一个生产大队。

      源头墩。顾名思义是这个狭长山谷的源头。从拓洋村部有一条狭窄的拖拉机通道到这个生产小队，村中有数十户人家，一百多人口。到源头墩小队后，我被安排住在大队党支委练诗赞的家中。

      当年，我们在这里搞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抓阶级斗争，搅得这里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记得，当时还在大队部开过几场批斗大会，我们叫社员用小学生的课桌搭成台子，我们这些工作队和大队干部坐在台上，下面放着一排小学生的板凳，上面站着一排柘洋大队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牛鬼蛇神”。白天，各小队的社员们辛苦劳作了一天，晚上还要翻山越岭，打着火把到这里开批斗大会。当时的批斗会场气氛十分热烈，群情激昂，口号震天，煞是热闹。我们这些工作队是由县、公社抽调来的干部，还有像我这样的从知识青年中抽调的积极分子组成的。

      在场面上我们都是县革命委员会派来的干部，是管人的工作队，可私下里却猪狗不如。记得当时，工作队长叫我们带着民兵到“四类分子”家中抄家，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把他们家中值钱的物品都搜出来，还把他们埋在床底下的陈年老酒整坛抱到大队部里，一些抄来的名贵物品，也不知被那些工作队的领导怎么瓜分光了。有一次，一位县里来的领导看见我们从“四类分子”家中抄来的那坛老酒说：有这么好的老酒，杀一只狗用老酒煮狗肉很有味道。结果，工作队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决定抓一条狗。恰巧，一条大黄狗到大队部闲逛，被县公安局来的一位工作队员杨某一把抓住尾巴提起来搭在桌角上，我们便抄起木棍和斧头，朝挣扎嚎叫的狗头上一阵乱打和猛砸，把狗打死了，煮了一大锅狗肉。晚上，我们喝着从“四类分子”家中抄来的陈年老酒，吃着香喷喷的狗肉，很是享受了一番。我记得，当时的那坛老酒十分醇香，开坛后，见坛中的老酒碧绿碧绿。只可怜那个所谓的“四类分子”，辛苦窖藏的一坛陈年老酒，自己没喝成，反叫我们这些披着“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外衣的“土匪”给享受了。当然，更可怜的还是那条不知是哪位贫下中农的爱“闲逛”的狗了。

      我记得当时春天的天气寒冷，春节后县革委会下文指示硬逼着这里的农民播种育秧，才见青苗，结果一场倒春寒，把秧苗都冻死了，农民只得重新播种。不过，在那里，我们也干过一件好事，搞了一条地上人造渠道，截住黄柏溪，把溪水引入人造渠道，建了一座小水电站，解决了这里长期没有电的历史。当时，我们动员全大队的农民挖来黄土，硬是在稻田里夯出了一条五米宽，长约一里的土坝，又从土坝中挖了一条人造水渠。当时一位姓项的姑娘因挖土方时挖成“神仙洞”，结果造成大面积山体塌方，被埋在厚厚的黄土下面，经社员们奋力拼死抢救，才保住了她一条性命。

      1976年1月9日的早晨，在源头墩练诗赞家中，我从广播中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令我大吃一惊，还特地到练诗赞的大厅里，凝视着练家挂在厅堂的周恩来总理的画像，伤心了好一阵子。当时，“四人帮”横行，全国已历经“十年动乱”，整个国家被搞得乱七八糟，国不安宁，民不聊生。 国难当头，失去了周总理，我为中国的前景担忧。从1975年开始，大家都在密切关注着周总理的健康情况。当时，周恩来总理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是很重的，大多数中央领导被打倒或靠边站，唯有他机智地应付着左右，支撑着国家的大梁，使国家在动乱中艰难的运行，他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我在源头墩小队的时间不长，但有一个小故事至今记忆犹新：1976年春节期间，一天我在村道上行走时，见路上有一只黄色小圈，踢了一脚，黄圈子在路上滚了几个圈。我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个金戒指，我喊了几声，问有谁丢了金戒指。无人应答。便带回放在桌上。中午我午睡时，有一老妇人叫着：“葛同志，葛同志！”急匆匆地爬上阁楼。我问：“什么事？”她说：“葛同志，听说你捡到一只金戒指？”我说：是。她说：“是我的。我把它放在中药里炖药做引子，倒药渣时忘了拿出来。”

      我说：“放在桌上，是你的，你就拿去吧。”她千恩万谢地说了一通好话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