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五年的一场“夺情”风波

人在旅途

明代万历（万历元年是1573年）初年，内阁元辅张居正大力推行“新政”，目的是扭转朝廷多年以来官员腐败、政纲不举、财政困难的局面。张居正的改革设想得到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大力支持，君臣二人意见非常一致。

可是，非常不巧的是，正当张居正准备大刀阔斧大干一场的时候，他的父亲在湖北荆州老家去世了。张居正接到家里来人报告，已经是他父亲去世后十天了。他不敢隐瞒，立即向皇帝禀报了此事。

万历皇帝画像

本来一个人父亲或母亲去世，只是自己家里的一件私事，怎么处理由个人自己做主。可是，在明代，官员父母或爷爷奶奶去世，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因为，按照规定，官员父母或爷爷奶奶去世，官员必须卸任官职，回老家治丧三年（其实是27个月），这叫“丁忧”。就是说，这三年时间，他不能当官，只有等到三年期满，才可以复出，这叫“起复”。

父母爷奶去世，儿孙回家守孝，这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应有之义，每个人都应该自觉遵守，否则，他必然会被别人认为是不肖子孙，造世人唾骂。更何况朝廷对官员丁忧有明文规定呢。

张居正这时面临着两难选择。按朝廷规定回家丁忧吧，那么这边刚刚起步的改革怎么办？不回家丁忧吧，他不仅会背上不孝的罪名，被人唾骂，更会被朝廷官员们攻击为贪恋权势，舍不得放权。

公允地说，张居正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家，他的内心是不愿放弃改革的，他宁愿身背骂名，也要以国家大事为重。不过，为了避嫌，总得作出一个不愿违制的样子来，所以要装装样子，向皇上上疏请求回家治丧，然后丁忧三年。

张居正画像

这时的内阁，一共有三位辅臣，另外两位吕调阳和张四维自感能力不够，如果张居正回家丁忧，自己无法承担起重大责任。所以，他二人一听说张居正父亲去世，就主动地上疏皇上，请求按过去发生过的特殊处理办法，不让张居正回家丁忧，让他留下来继续改革。

这样不按常规办理，而是出于特殊情况，留下应该回家丁忧官员的作法叫做“夺情”，意思是夺去本该回家尽孝的人之常情。

从万历皇帝这方面来说，他是真心希望张居正留下来的，因为他离不开他。这一年，朱翊钧只有十五岁，年纪太小，自己无法处理朝政。张居正作为先帝托付的“顾命大臣”，这时既是内阁元辅，又是朱翊钧的老师，皇帝严重依赖他，离开他真是须臾不可。所以，皇帝一再下诏，极力挽留，并许愿给张居正许多优待条件。例如，张居正因为不能上朝执政，主动请求停发薪俸，皇帝就说，没有钱怎么活？命令按月拨给他大量粮、油、肉和绸缎衣料，以弥补损失。

张居正不得不装出一副必须回家丁忧的样子来。所以他不断上疏，请求回家，而皇帝不断下诏不准他回家。就这样，他们二人你来我往，在演一出双簧，演得非常逼真。

皇帝最终和张居正达成协议，张居正不必回家丁忧，只是在京城的家中治丧四十九天，四十九天后照旧上朝执政。派他的儿子回家办理爷爷的丧事。

可是，出乎皇帝和张居正意料的是，这场“夺情”闹剧，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张居正不回家丁忧这件事，遭到不少官员攻击，有的人是直接到他家里责问，更有五位官员直接上疏皇上，责问这件事。攻击的内容有的是指张居正本人违反祖制、贪恋权势，有的甚至直接把矛头对准了皇帝，可谓胆大至极。

如果仔细分析，这些人攻击张居正的动机有以下两方面，一是，从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出发，要求严格遵守旧规矩，反对“夺情”违制；二是他们出于反对“新政”的目的，趁这个机会想把他挤走，让“新政”胎死腹中。可能后边这个因素的份量更重一些。

明代紫禁城

直接到张居正家里责问张居正不遵祖制，贪恋权势的有礼部尚书马自强，他声色俱厉，把张居正逼得跪在地上，哭得泪流满面，连说“公饶我，公饶我”，表示自己实在是出于无奈，皇帝下诏不能不遵从。

另一位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来张家，家人不让进门，他直接闯了进去，严词责问张居正。张居正为了表白自己，跪在地上，嚎叫“你们杀了我吧！”

除了到家里责问的高官之外，直接上疏皇上攻击张居正的大有人在。

第一位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他认为“夺情”的目的是出于政治需要。第二位是检讨赵用贤，他直接攻击张居正只顾朝廷不顾父母是大不孝，并嘲讽皇上离不开张居正。另外，刑部员外郎艾穆和主事沈思孝联名上疏，指责张居正身为大臣，不遵守祖制，“纲常不顾，何社稷之能安？”

张居正知道后大怒，他和大太监冯保商量后，建议皇上下诏把这四个人实施“廷杖”。

“廷杖”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发明的，针对的是敢于和皇帝作对的官员，目的是震慑官员。实施的办法是，把他们拉到午门外，扒下裤子，用棍杖打屁股。这种刑法十分严酷，有的人会被当场活活打死。

万历下旨，锦衣卫把上疏皇上的四名官员捉拿到案，拉到午门外实施廷杖。

其中，吴、赵二人各打六十杖，发回原籍为民。艾、沈各打八十杖，发配到边疆充军。

廷杖时，长安街上集聚了上万群众，御林军手持武器环伺四周。先打吴赵，后打艾沈。

吴中行受刑后气息已绝，幸亏有人带了医生施救，他才保住了小命。不过，屁股和大腿被打得稀巴烂，烂肉被挖掉数十块，面积近尺，深几逾寸。

赵用贤身体肥胖，屁股和大腿肉掉下不少，他的妻子把烂肉搜集起来，用盐腌上，作为深仇大恨的纪念。

艾穆和沈思孝受刑后被关进牢狱，三天后用门板抬出来，均已不省人事。后来，艾穆被发配到凉州卫，沈思孝被发配到神电卫。

现在紫禁城

廷杖这种酷刑，屡屡被皇上使用，不少官员因此而丧命。可是，在明代，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许多官员眼里，哪个官员受了廷杖，反倒是一件光荣的、被人“艳羡”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谁受了廷杖，恰恰证明了他是一个有骨气的、耿直的、不怕死的诤臣。明代有一些官员，他们宁可去承受廷杖之苦，“以命博名”，看重的是气节。不得不说，这是病态社会的一种病态现象。

四个人受刑后，有一位大学士叫许国的，为了表达对他们的倾慕之情，赠送给吴中行一只玉杯，上边刻写着一首诗：“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蔺生气。追之琢之，永成国器。”

许国赠送赵用贤一只犀杯，上边也刻有一首诗：“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割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

事情到此远未结束。万历皇帝以为，廷杖了吴、赵、艾、沈四人，就会震慑住其他官员，让他们老老实实闭嘴。可是，没成想，廷杖四人后竟然还会有人自动冒出来以身试法。

明代内阁官员画像

刑部办事进士邹元标再次上疏弹劾张居正，他这篇奏疏比前边四人写得更加严厉。他从否定张居正“新政”出发，认为张居正不堪重用；他认为皇上挽留张居正是错误的。他还带有讥讽意味地说，皇上觉着离了张居正不行，那么，假如张居正现在死了，那皇上你怎么办？他认为张居正表示要回乡守孝的上疏是虚情假意，骗人的把戏。邹元标最后说，以后大臣如果都学张居正的样子，不回去丁忧，就很难处理了。

邹元标写好疏本后，立即赴朝上本。他走到午门外，正看到吴、赵、艾、沈四人在受刑。邹元标看见，恨得咬牙切齿。他对太监谎称自己有本上奏，说是“告假本”，交给太监，并且贿赂太监，请他把自己的奏本呈给皇上。

像邹元标这样明知是死，还要慷慨赴死的大义凛然气派，实在令人起敬。不管他的奏本内容是否有理，他这种为了自己心目中的“真理”、“正义”而拼死抗争的精神，非常难能可贵。

邹元标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皇上下旨，邹元标廷杖八十，发配到极远地区戍边。他最后去的地方是贵州都匀。

在受廷杖的五个人中，邹元标受伤最重，落下终身残疾。他在贵州深山里，意志并没有消退，怡然自处，开始认真地研究理学。

从万历五年因张居正父亲去世而引发的这一场宫廷斗争可以看出，张居正推行“新政”的阻力有多么大，守旧势力有多么强。张居正在世时尚且遇到这么强大的反对力量，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十年后，他刚刚去世时，就被抄了家，儿子被罢官发配充军，他自己的坟墓也差一点被毁。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