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博物馆馆藏精品

小老头

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年或更久远的历史，你认可也好不承认也罢，浙江博物馆内的大量文物古迹，以不可辩驳的证据予以确认。河姆渡、良渚，及后世的发展演进，确凿无疑的表明中华文明的多元和深厚，这些就是华夏灿烂珍贵的不可多得不可复制的遗产。 　　贝器 新石器时代井头山遗址（距今约8300-7800年） 2019-2020年井头山遗址出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双鸟纹象牙蝶形器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300年） 1973-1977年河姆渡遗址出土 蝶形器有象牙、木、石三种质地。此蝶形器为象牙质，有残断痕迹。正面平整，有线刻纹饰。反面制作粗糙，中间做出纵向凹槽用以捆绑器柄。器身上有数量不一的小孔，可能用于穿绳绑缚。正面阴刻图案的中间为常见的重图纹，外缘呈火焰状，两侧对称各有一与其相连的鸟纹，图首相对而望，且略有繁简之别。关于其题材，有“双鸟期阳”、“双鸟异日”等说法。周边刻有弧线、点线纹样，连接穿孔，环绕在双乌周围。 牙雕长16.6厘米、残宽5.9厘米、厚1.2厘米。正面用阴线雕刻出一组图案，中心为一同心圆，外圆刻有光芒，形似太阳。两侧刻有昂首相望的双鸟，面向太阳，成对称形。四周钻有六个小圆孔，上四下二，背面制作较粗糙。河姆渡文化中鸟的形象出现较多，表现手法具体形象，动感十足，联系之后良渚文化中的玉鸟、鸟纹以及越地青铜器中的众多鸟形装饰，可谓开后世鸟崇拜之先河。 这件牙雕构图对称和谐，线条生动流畅，是原始象牙雕刻中的艺术珍品，反映了河姆渡人的审美观念和最高艺术成就，更为研究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是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原始雏形，堪称旷世珍宝，国宝级文物。 木鸟形器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300年） 田螺山遗址出土 器形扁平，一侧为鸟的形状。器身中间突起一道宽脊，宽脊背面为凹槽。器物用途不明，和其他蝶形器类似，可能是某种仪式用具。河姆渡附近的湿地是多种候乌迁徙的经停地，丰富的乌类资源为河姆渡人提供食物，也提供了审美与精神信仰的素材。 　　漆木碗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300年） 1973-1977年河姆波遗址出土 漆木碗用整段圆木镂剜而成，敛口，鼓腹，矮圈足，瓜棱形外表髹朱红色漆，出土时尚略有光泽，可惜剥落较严重。 朱漆碗碗口径10.6%uD79.2厘米，高5.7厘米，底径7.6%uD77.2厘米，有所残损，但仍能看出形制。碗壁较厚，口部微内收，腹部弧线较深。碗底圈足较高且略外撇，碗表面呈朱红色，略有光泽。经过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确定是天然生漆。 此碗造型古朴，尤其碗外壁的天然生漆，表明早在六、七千年之前，中国长江流域的人们已将天然漆用于装饰生活器具的表面，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漆器，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漆器之一，曾被选为中国邮票图案，国宝级文物。 　　玉琮王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 1986年反山 12号墓出土 此器重约6500克，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细，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堪称“琮王”。器型外方内圆，上大下小，中间对钻圆孔。琮体四面直槽内上下各琢刻一个具象的神人兽面图像，神人头戴羽冠，骑跨在一神兽上，图案采用浅浮雕和线刻技法雕琢而成。在角尺形的长方形凸面上，每两节琢刻一组抽象的神人兽面图案，以转角为中轴线向两侧展开，这种角部的人兽组合结构，是良渚玉琮纹饰的基本特征。兽面的两侧各浅浮雕一变形夸张的鸟纹。琮在那个时代是神权与王权的象征。 　　玉柱形器 1986年反山12号墓出土 高圆柱形，器表风化严重。器身雕饰竖向4列、横向3层共12幅图像，图像的形式有两种：一为神人骑跨在神兽上的形态；另一种为单独的神兽纹。神人头部及兽面减地突出，肢体为细纹刻划而成。两种图案上下左右错落布列，互为间隔，形成错落旋转的纹饰布局结构。 纹样刻划如此复杂的柱形器极其罕见。 　　玉琮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 1986年反山12号墓出土 器身瘦高，每个角雕琢“神人-兽面一神人”，相叠的一组半神人兽面纹，这种组合比较少见。神人头项刻两道弦纹带，眼部为管钻重圈，并刻划有眼角。神人的鼻、兽面的椭圆大眼和鼻部均减地突出，内部刻划细线纹。神人与善面的脸庞以弧线表示，脸上无细刻纹。良渚玉琮的神人兽面纹均以四角为中轴向两侧展开，由此使纹样呈现出立体造型。 　　神人兽面纹玉钺 钺是古代兵器之一，以玉制成的钺并非实战武器，属于礼器一类。这件玉钺长17.9厘米，最厚0.9厘米、孔径约0.55厘米，出土位置推测它可能是死者生前手持之物，是其身份和权威的代表物，应为当时某部落首领所有，是其身分、权力的象征。整体呈"风"字形，两侧略向内凹弧，左右不对称。钻孔上方较为粗糙，隐约可见捆扎痕迹或刻划痕迹。钻孔较小，在刃角上各雕刻图像，两面对称。上角为正面的浅浮雕神人兽面纹，下角为浅浮雕的鸟形象。另有钺瑁、钺镦、以及钺柲上镶嵌的玉粒合为一套。 此器制作精致，有纹饰的玉钺目前仅此一件，是迄今所知良渚文化玉钺中最杰出者，有“钺王”之称，对了解此类器物的用途和定名等问题有重要的价值，国宝级文物。 　　玉琮 新石器良渚文化 良渚玉器为透闪石，其硬度达摩氏4-6度的玉器，可谓“难施锥刃者”。在远古时代，高碳的合金工具尚未出现，当时是如何加工雕刻的呢。有人认为，良渚玉器上的纹饰是用鲨鱼牙齿雕刻的。也有人估计是用玛瑙、水晶石等打制成雕刻玉石的工具。还有人认为在玉石上可以自如地刻画线条的工具应是钻石。可是单用徒手直接刻画良渚玉器雕刻的工艺，却难以毕现远古时代玉器雕刻的纹饰精美和细微繁褥的程度。 从良渚玉器的雕刻可以看到三种不同方式的工艺。第一为直接式，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即把玉坯直接经“软玉法”处理，使玉坯表面软化，然后刻画纹饰。第二种为全遮盖式，即雕刻前先把玉器表面用保护层遮盖起来，雕刻图案后再经“软玉法”处理，在一定时间内取出清洗，把线槽内白色软化玉清除掉，即成有软化图案的线条。第三种是半遮盖式，这是一种减地法浅浮雕，良渚后期玉器中有出现。玉器纹饰中阴线部位有笔画抖手小弯曲痕迹，一看就像画上去的，这是运用保护层遮盖“软玉法”所致，各槽沟深度基本一样深浅，纹饰下面平整得很，就好像现代机器制作出来似的。 以上三种工艺方法可交替使用，使所琢玉器不但不带软化层的白色，且能保持玉质本身晶莹剔透，可以说采用软玉技术的刻玉技法的发明，成就了良渚玉器时代的辉煌。 　　玉琮 新石器良渚文化 　　玉琮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 1986年反山12号墓出土 截面呈圆角方形，折角圆钝。四角琢刻上下相叠的两组神人兽面纹，兽面纹旁刻有鸟紋。神人额上刻有两组平行弦纹，弦纹带间来涡旋纹组成的纹样带。神人的鼻部、兽面的眼部和鼻部、乌纹均减地突出，并密布细刻纹。 神人眼部、善眼及鸟的重圈纹外圈均为管钻而成。纹饰极为纤细、缜密，在玉琮中可算琢刻精致的作品。 　　玉琮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 1987年瑶山10号墓出土 玉琮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 　　石钺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 1986年反以12号基出土 石钺是良渚社会的武器和工具。这些出自反山12 号墓的石钺与普通居民随葬的石钺在用料和造型方面有所不同，也被称作“花右钺”。根据相关研究，这类石钺的石料与玉矿存在伴告”关系，厚干款为稀有的材料；同时，此类石钺通体光泽明亮，刃部两端柔和圆润，不见明显刃角，推测应是权力的象征物，考古资料显示，这类石钺均出土于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葬。 　　玉样头端饰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 1986年反山12号墓出土 　　龙纹玉管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 5300～4300 1986年反山12号墓出土 　　玉柱形器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 1987年瑶山11号墓出土 　　玉璧 新石器良渚文化 　　玉纺轮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 1987年瑶山11号墓出土 扁平圆饼形，截面呈梯形。对钻圆孔，出土时青玉圆杆穿在其中。圆杆头部梃部皆由圆收扁，头部穿孔孔径0.1厘米，梃端钻孔残，原本可穿绳悬吊，便于手搓捻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玉质带杆纺轮，仅见此一例，这为了解纺轮安杆方式和使用方法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玉三叉形器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 1987年瑶山3号墓出土 此三叉形玉器为白色，有红褐色斑，形如“山”字，底部圆弧，上部锯切出平齐的三竖叉。器身厚重，中叉上有上下贯通的小孔，可供穿系。三叉形玉器正面雕琢兽面，眼、鼻、口均浮雕出轮廓，再以阴线刻出重圈眼睛、鼻孔及獠牙等细部。三叉上各刻羽状纹，象征神冠。三叉形器出土时均置于死者头部，似为一种冠饰。 三叉形玉器是良渚文化玉器中造型最为独特的器物，迄今为止仅在良渚文化分布中心地区的大型墓葬中有少量出土，因而越发显得稀有而珍贵，是良渚社会上层权贵们所专有的礼器之一。 　　玉梳背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 1986年反山16号墓出土 此器高5.8厘米、上宽7.7厘米、厚0.3厘米，青白色，具有透光性，器体扁平，上宽下窄。上端中部有一个华盖状的尖状凸起，两缘上部较为挺直，至下部则明显凹弧内收，器体下端锯割成扁椎，其上等距离琢制三个小圆孔。冠状饰的正面雕刻神人兽面纹、变体鸟纹、卷云纹等饰，相对于其他玉器，玉冠状饰只见于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中，而且在每一墓中都具有惟一性，即每墓最多只有一件玉冠状饰出土。 这件冠状玉饰玉质精良，制作精细，构图严谨，布局讲究，线条流畅，精雕细琢，堪称鬼斧神工，为良渚文化玉器中罕见的珍品。 　　良渚文化分布于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和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期玉文化的两大中心。在史前玉器文化中，良渚玉器是影响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玉文化之一，包括人类学、神话学和宗教学等文化内涵。良渚纹饰将新石器时期玉器的创作推到了顶峰。 良渚玉器独有的两大特征：一是独特的阴刻线，二是神兽眼睛的神态技法。 良渚玉器以微雕闻名与世，密集的阴刻线组成的良渚神徽纹是其典型标志。特别是眼形的雕琢，“良渚眼睛”较之红山文化玉器的“眼线刻”，在细节上刻划的更为丰富多彩。 “良渚眼睛”除了单圈、重圈之外，还出现了卷云形、菱形、耳朵形、短直线形眼眶。 良渚神兽眼睛的特殊雕琢，是高古玉最为传神的工艺技法，为绝无仅有的神奇之作，堪称独一无二。 头戴羽冠的神人双手环抱着神兽的头，獠牙咧嘴的神兽伏在神人之下，良渚文明中天人合一的美好愿景表现得淋漓尽致。 　　青铜鸠杖杖镦 春秋（前770一前476年） 湖州埭溪出土 该器物为鸠杖的杖繳部分。整体呈上大下小的圆管状，上开圆銎口与杖身套接，近口沿处施两组阴刻细弦纹，每组由两根弦纹组成。一个半圆形箍将器分成两节，圆箍饰细密蟠虺纹及棘刺纹，圆箍上下亦饰细密的棘刺纹，近底部饰一周勾连云纹。杖镦底端塑一跽坐俑，脑后梳一椎髻，双目平视，双手置于膝部，断发文身。 　　伎乐铜屋模型 春秋（前770一前476年） 绍兴坡塘狮子山306号墓出土 房屋模型平面作长方形，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南面敞开，无墙、门，立圆形明柱两根。东西两面为长方格透空落地式立壁。北墙仅在中心部位开一小窗。四角攒尖顶，顶心立一八角柱，柱顶塑一大尾鸠，柱身中空，但不与屋顶相通。屋顶、后墙均饰勾连回纹，八角柱各面饰S形勾连云纹。室内跪坐六人，束发课身。二人双手相交于小腹，应是乐伎；其他四人或作吹笙状，或作抚写弹拨状，或执作击鼓状，或执小棍作击筑状，当为乐师。 铜屋通高17厘米、面宽13厘米、进深11.5厘米，屋顶是四角聚集的尖顶，上面摆放着7厘米高的八角柱，柱顶还有一只鸟，器身密布大面积的具有南方特色的纹饰。 此器小巧精致，制作工艺复杂，是罕见的先秦青铜房屋模型，对研究先秦建筑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青铜剑 越王勾践剑（复制品） 春秋 原件1956年出土于荆州 　　越王者旨於睗剑 剑身中部起脊，刃锋犀利。剑格两面铸双钩鸟虫书铭文八字，正面为“戉（越）王成（越）王”，反面为“者（zhu）旨（ji）於（yu）睗shi）”，字口间镶嵌绿松石。剑茎上的丝质缠缑也保存较好，剑首装饰同心圆。由铭文可知，此剑为越王勾践儿子的佩剑。 剑通长52.4厘米，剑体宽阔，中脊起线，双刃呈弧形于近锋处收狭。圆盘形剑首，圆茎上有两凸箍，箍饰变形兽面纹，茎绕丝质缠缑。剑格两面铸双钩鸟虫书铭文。附有完整的剑鞘，系用两块薄木片粘合而成，外用丝线缠缚加固，再髹以黑漆。“者旨於睗”简称“旨於”，《史记》称作鼫与，也就是勾践之子。 剑完整无缺，亮泽如新，寒芒泠泠，距今两千四百多年，依然不锈不蚀，风采依旧；剑刃极薄，异常犀利，吹毛可断，加上剑鞘齐全，缠缑完整，集如此多的优点于一身，在出土或传世的吴、越剑中可谓绝无仅有，实为剑中之极品稀世珍宝，国宝级文物。 　　越王玉矛 战国（前475-221年） 　　吴王之子青铜带钩 春秋（前770一前476年） 　　“配儿”铭青铜句（gou)鑃（diao） 春秋（前770一前476年） 绍兴越城区府山街道亭山村出土 句鑃是古时吴越地区的一种青铜打击乐器，其形似钲，有柄可执，口朝上，以槌击之而鸣。一般一套由若干件组成。现发现的句鑃上多用“择其吉金铸句鑃，以享以孝”的铭文，说明这是古代祭祀和宴飨时用的乐器。句鑃盛行于春秋时期南方吴越等国，主要作为辅助乐器出现。在春秋中期，句鑃出现组编使用，其纹饰和做工均有区别，特别是三角及雷纹组合。公元前473年越灭吴之战后，越国沿用句鑃，句鑃在吴越等地均有出土，浙江绍兴出土的“配儿句鑃”考证为吴国太子波的乐器，越灭吴后进入越境。 　　青铜提梁盉 春秋战国（前770一前221年） 绍兴坡塘狮子山306号墓出土 　　青铜尊 春秋战国（前770一前221年） 绍兴坡塘狮子山306号墓出土 　　青铜甗（yan）盉 春秋战国（前770一前221年） 绍兴坡塘狮子山306号墓出土 　　青铜汤鼎 春秋战国（前770一前221年） 绍兴坡塘票子山306号出土 　　青铜器座 春秋战国（前770一前221年） 绍兴坡塘狮子山306号墓出土 　　玉耳金舟 春秋战国（前770一前221年） 绍兴坡塘狮子山306号墓出土 此器高6厘米，长径14.2厘米，短径11.2厘米，为椭圆形，敛口，卷沿，腹微鼓，下腹收束，平底。器身浇铸成形，再经锤打处理，器表略显凹凸，光素无纹。窄口部位对称铆接一对环形玉耳，断面方正，琢刻精细卷云纹，因沁蚀，色呈鸡骨白。目前所知的先秦时期的舟多为青铜质地，金质的仅此一件，弥足珍贵。 这件金舟保存完整，制作精良，器型规整大气，质地轻巧细腻，色泽纯正迷人，富丽尊贵，金质器身与玉质器耳的完美结合，代表了先秦时期越地金器制作的工艺水平，是迄今所见唯一的先秦金舟，国宝级文物。 　　蟠虺纹青铜鼎 战国 　　蟠螭纹青铜鼎 战国（前475一前221年） 浙江省文物公司移交 　　带盖青铜瓿（bu） 春秋战国（前770一前221年） 　　带盖青铜啝（he） 春秋战国（前770一前221年） 　　龟纹青铜盂 西周（前1046一前771年） 浙江省文管会移交 　　青铜甬钟 西周（前1046一前771年） 1981年萧山所前出土 　　兽面纹青铜铙 商（前1600-前1046年） 1972年余杭石瀬出土 　　龙形玉饰 战国（前475一前221年） 　　玉璜 战国（前475-前221年） 璜，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传统玉器。在马家浜和崧泽文化时期，璜大多呈条形或桥形，单独穿绳引线勒系于颈部作为佩饰。良渚时期，璜多为半圆片状，常与管、珠等玉器穿系连缀，构成成组玉佩。 　　会稽刻石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为祭奠大禹，宣扬功德，命丞相李斯手书铭文，刻石记功，史称会稽刻石，与峄（yi）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ya）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 会稽刻石的文字为小篆，笔画工整。原刻石在唐以前已经亡佚，现存的是以元代重刻本为基础的清代复刻碑。 李斯作为小篆的鼻祖，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铜凫（fu）尊 汉（前202—220年） 1963年余姚姚江节制闸出土 　　銅骑马俑灯 东汉（25—220年） 绍兴出土 　　鎏金铜菩萨立像 南朝（420-589年） 1957年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 此立像通高39厘米，头戴三朵簪花，额发三瓣下弧悬垂，顶饰插花宝瓶，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交叉穿壁式璎珞装饰，衣纹作连续波状起伏，至裙饰下部外撇，跣足立圆台上。通身背光上浅刻钩形火焰纹的大莲瓣。菩萨本体与通身背光可分离，以圆台柱心插入底座。 该像造型精美，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金铜造像，对研究南北朝佛教文化的交流，以及南朝造像对山东地区、朝鲜半岛金铜造像的影响，意义深远。 　　唐开元八年铭铜钟 钮作龙形,器上端及底部各有忍冬纹一道，上有大唐开元八年纪年及制造人姓名。铭文：“维大唐开元八年岁次庚申七月二十七日戍寅朔清信弟子赵义率化造洪钟一口用铜一十三斤永充供养。” 　　叶法善与大历铜钟 叶法善（616-722）是唐期的著名道教天师，历唐高祖至玄宗七期，传承道家法脉，深得皇帝尊宠，封越国公、景龙观主等。717年，叶法善回括苍创立宜阳观。 铭文记载，铜钟铸造于唐大历十二年（777），叶法善“摄”令当时刺史、县令等人出资并化缘筹铜1500 斤铸钟。该钟端庄厚重，工艺精湛，作为与叶法善相关的重器，历来享有盛名。 　　插图本楷书《佛说阿弥陀经》卷 唐 1956年温州出土 此残片长29厘米、宽45.5厘米，卷轴装，分上下两部分，上为经画，下为经文，内容为《佛说阿弥陀佛》正宗分起首部分关于阿弥陀佛国庄严景象的描述。绘画用墨及土红（赭）、朱砂、白垩、黄等色，佛、菩萨头光或背光内沿以绿色稍加晕染。“七宝池”与“宝楼阁”居于画面正中；一佛二菩萨居右，当为阿弥陀佛与观音、势至的组合；三位阿弥陀佛国土众生居左，当为表现其以衣裓盛花礼敬供养以阿弥陀佛为代表的各方诸佛的场景。 经文部分为朱丝栏，墨书唐楷，朱笔点读，存26行，行10字。已有学者从绘画内容、绘画语言、写经书风以及佛经版本等，考证其为唐开元之后盛唐或中唐之作，以中唐可能性为大。 此卷中经画构图详略得当，动静互摄，笔法敦厚稳重，人物造型亦见丰腴，一改隋、初唐人物清瘦颀长之风；经文墨色浓重匀实，书风力求庄严整肃，结体虽仍稍有北碑意匠，但笔划宽厚、转折分明，是目前唯一所见图文兼具的《佛说阿弥陀经》写本，是研究唐代佛教的重要实物资料。 　　落霞式“彩凤鸣岐”七弦琴 唐 此琴原是栗壳色，在后世被髹上朱漆，琴名有吉祥之意。此琴曾是清末定慎郡王溥煦（1828--1907）的收藏，在八国联军之乱时被掠走，散落民间，后被杨宗稷收藏。1920 年，定慎郡王之子、多罗贝勒毓朗见到此琴，证实了它的经历。 此琴有钟磬金石之声，是杨氏最珍爱的三张琴之一。安弦醒琴后，琴声绝佳。 　　此琴为落霞式，通长124.8厘米，有效弦长116.3厘米，额宽16.3厘米，肩宽18.8厘米，尾宽12.5厘米，造型古朴典雅，背面有冰裂断和小流水断，美丽而别致。龙池上方有“彩凤鸣岐”琴名，下为近代琴学大师杨宗稷的三段鉴藏赞美铭，龙池腹腔内有正楷“大唐开元二年雷威制”题刻，是“唐琴第一推雷公，蜀中九雷独称雄”的雷公琴。此琴是杨宗稷“半百琴斋”中最珍爱的琴，并著录于《琴学丛书》。在民国古琴界就有着超凡的地位，是琴界高人苦苦追寻的绝品。 此琴虽历经沧桑却仍能弹奏出悦耳动听的琴曲，音质绝佳，极富感染力，在存世唐琴中音质属上乘，也恰好印证了杨宗稷对它的高度评价：“声音绝佳”、“可谓凤毛麟角矣”。此琴是唐代第一斫琴名家雷威的杰作，流传有序，声音绝佳，可与著名唐琴“九霄环佩”相提并论，是一件举世无双的珍宝，国宝级文物。 　　鎏金玲珑银塔 北宋 这件银塔通高34.8厘米，为四面七层密檐式，由基座、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基座为叠涩须环座式，束腰部镂雕壸门。第一层塔身四周没勾栏，塔身正面及左右两面錾刻二武士守门图案，背面镌刻“弟子沈质范从吉张护夏思明、张公等同造塔一所，范从周舍”的施主题注。第二层塔身以上逐层收分，每层四面均攒刻坐佛。塔檐捶出筒、板瓦脊之意，四角挂风锋，每层塔檐与塔身用细银丝缀连。塔刹挺拔，用链条与顶层四角相连，由仰莲、五垂相轮、宝珠等组成。 此鎏金玲珑银塔留有纪年和工匠姓名，整体结构精巧、造型玲珑、制作精细，体现了清隽典雅的艺术特征和宋代建筑柔和婉秀的风韵，是南方首次发现的宋代银制艺术珍品，是难得的宋代银制艺术珍品，国宝级文物。 银阿育王塔 西湖雷峰塔建于公元977年，于1924年倒塌。2000年2月至2001年7月，为配合雷峰塔重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雷峰塔遗址、地宫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出位于天宫、地宫的两座纯银阿育王塔。 出土时，地宫的阿育王塔完好如同新造，天宫的阿育王塔因雷峰塔倒塌时受挤压，已严重变形，塔里的“舍利金瓶”也被压扁，所幸基本部件没有缺失，此后被浙江博物馆保管起来，在启动修复前鲜为人知。据悉，纯银材质的阿育王塔，全国仅此两座。 天宫、地宫两座银阿育王塔的形制、装饰题材、质地均相同，通高36厘米，由基座、塔身、山花蕉叶、塔刹四部分组成。塔身方形，四面刻有佛祖生前行善的故事画面，四角各有1只金翅鸟；塔身四角的山花蕉叶，正面镂刻反映佛祖一生事迹的故事画面。两座塔的不同在于，地宫出土的阿育王塔内有金制容器，即“金棺”，存放当年钱俶供奉的“佛螺髻发”舍利；天宫的阿育王塔内悬挂4厘米高的葫芦状金瓶，内含舍利。天宫阿育王塔含4%左右的铅，在目前出土的银器中很少见——一般银器的含铅量在1%左右。 这件阿育王塔由纯银捶揲成型，整体铆焊套接。塔完整无缺，由基座、塔身、塔顶三部分构成，是五代吴越国末代君主钱俶营建雷峰塔时专为雷峰塔打造。佛教进入中国后，更多的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色，但这件“舍利塔”却具备着汉民族，藏民族和印度、南亚诸多艺术特点，其内涵实在可圈可点。 此塔为首次发现的吴越银阿育王塔，具有极为重要的艺术、哲学、历史、佛教，工艺研究价值，也是研究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重要实证物证，银塔内置奉安“佛螺髻发”的金棺，是最高规格的阿育王塔，国宝级文物。 　　铜祖戊尊 宋（960-1279） 杭州西湖出土 内口沿铸有铭文“作祖戊尊彝”。仿《宣和博古图》“商祖戊尊”制作而成。 　　兽面纹铜爵 宋（960-1279） 1954年杭州环城西路出土 　　彩塑菩萨立像 北宋1960～1127） 1965年溫州白象塔出土 这尊彩塑菩萨立像通高64厘米，杉木条为骨，掺有谷壳、麻丝的黄泥为肉，拌入桐油、麻丝的细白泥为肤，衣饰绘彩描金。像保存比较完整，彩绘已有脱落。像头微颔，面相长圆。长眉细目，点画睛珠，谦和垂视。直鼻窄翼，樱桃小口，点画朱唇。下颌丰满，双耳下垂。颈部细长，划有肉纹，项饰璎珞。顶梳高髻，发丝整齐，缀饰璎珞。宝缯垂肩。溜肩，肩搭石绿色缠枝纹描金帔巾，绶带绕颈部过胸前贴体侧垂于座上。袒胸露臂，肌肤细腻，臂、腕著钏。内着红色菱格纹贴体长裙，腹部系带打结，腰束石绿色蜂窝纹描金短裙，裙摆呈花瓣状覆于脚面。腰肢微弯，臀部左扭，右膝微屈，形成曲线，充满律动，十分传神。双手纤巧，平举胸前合十。两足八字外分，赤足立于双层仰莲座上。宋代佛教深入民间，向世俗化、社会化、普及化发展。造像风格一改唐代雍容富丽华贵的特征，呈现世俗朴实自然的风貌。宋时的造像形式多样，金铜像、玉石雕像、泥塑像、木雕像等，诸像纷呈，尤以彩塑像最有特色。彩塑造像易制，制作所需甚微，又能满足宗教企盼，适合民间供养佛像，因而彩塑成为宋代流行而普及的一种造像形式。 宋代佛教造像达到了写实标准的高峰，彩塑艺术是泥塑其形，色绘其质，塑形绘质，形色并重，塑绘结合，相得益彰，雕塑与绘画完美统一，更适合表达宋代自然写实的造像风格，增加艺术表现力，从而形成了宋代彩塑独有的艺术之美。宋代彩塑造像写实秀丽，以世间人物为模本来塑造佛像，人物面容完全是生活化了的世间人物，人神的高度统一，契合世俗社会的审美倾向，形成了宋塑的自然之美；塑像人体结构把握准确，线条流畅圆润，肌肤柔润匀称，筋骨分明清晰，体态婀娜多姿，形成了宋塑的形态之美；衣饰质感逼真细腻，衣纹卷褶简约自如，衣饰精描细绘，敷彩贴金，灿若云霞，形成了宋塑的服饰之美。 从美学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有两个时期达到顶峰，魏晋和北宋即其双峰。这尊彩绘佛像也许就是一个例证。 　　这尊彩塑菩萨立像保存比较完整，彩绘已有脱落。塑像人体结构把握准确，充分体现了宋塑的典型特征；肌肤柔润匀称，衣纹写实简约；人物面容完全是生活化了的世间人物，契合时人的审美倾向；衣饰繁简有致，设色鲜明，华而不乱，显示了塑匠精湛的技艺及对美的把握。此像面容秀丽写实，体态修美轻盈，衣饰贴体简约，肌肤柔润匀称，衣纹写实简约，散发返朴归真的美感，是绝世妙手倾注满腔的宗教热忱精雕细塑的完美杰作，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是宋代彩塑造像的典范之作、彩塑造像中的稀世珍宝，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号称“东方维纳斯”，国宝级文物。 　　彩塑泥观音菩萨坐像 北宋（960-1127） 1965年温州白象塔出土 此像高髻花冠，中置化佛，两边宝缯下垂置肩。额有白毫，以宝石镶嵌。颈饰项圈，身披璎珞。 　　彩塑泥太阴天子立像 北宋至道二年 此像头戴花冠，身着赭红色交领云肩宽袖长袍，立于须弥木座上，座背墨书“至道二年三月十日，会首黄昌绶三十二人建炽盛光消灾道场，为皇帝并四县百姓保安，捏造太阴天子供养”。 　　铜龟鹤烛台 元（公元1271-1368年） 1972年浙大新村出土 　　銅兽形砚滴 元（公元1271-1368年） 1972年浙大新村出土 　　伏羲式“玉壶”七弦琴 明代 琴长119厘米，有效弦长108.5厘米，额宽18.1厘米，肩宽19.4厘米，尾宽13.8厘米，厚5.7厘米。 　　青铜罍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 杭州府学礼器 青铜簋 同治九年 杭州府学礼器 　　万工轿 民国 此轿是清末民初宁波式花轿，长150厘米，宽90厘米，高275厘米，需八个人抬，故称“八人大轿”，因制造时曾耗费超过一万个工时，又称“万工轿”。 花轿木质雕花，朱漆铺底饰以金箔贴花，远远望去金碧辉煌，犹如一座微型的宫殿。轿子的结构前后、左右对称，轿上还雕有24只风凰、38条龙、54只仙鹤、74只喜鹊、92只狮子和124处石榴百子等。 轿上采用圆雕、浮雕、透雕等三种工艺手法进行装饰，雕有250个人物，花鸟虫兽无数，所以宁波人也称它为“百子轿”。此轿采用是榫卯结构联结，没有一枚钉子。 此轿是现存世界上最豪华的花轿，是朱金木雕的极品之作，享有“天下第一轿”的美称，国宝级文物。 　　面对这些叹为观止的杰作，我们除了震撼激动，更多的是自信，这是民族的尊严，国家的伟大，也是文明得以延续的主轴。 　　图文清茶一杯小老头

浙江博物馆 馆藏精品

小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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