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首都博物馆北京通史陈列之二

云听风水

首都博物馆，是隶属北京市政府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于1981年正式对外开放，原馆址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孔庙内。首都博物馆新馆位于西长安街的西延长线上，于2006年5月18日正式开馆，是新世纪北京市标志性建筑之一。2008年，首都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和国家4A级旅游景区。

首都博物馆占地24800平方米，拥有各类馆藏品近20万件套。目前共有10个常设的基本陈列与专题陈列，展出了5000余件套珍贵文物，展示了北京70万年人居史、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余年建都史，浓缩了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之二，在首都博物馆西区3层D展厅展出。展览按照时间顺序，把北京地区的历史、考古等内容串联起来，分为8个单元：文明曙光、建城之始、北方重镇、建都之始、大都肇建、都城典范、京师繁华、古都破晓。C厅展示前4个单元，D厅展示后4个单元。

五、大都肇建

元（公元1271-1368年）

金代末期，蒙古族崛起，先后亡夏、灭金、克宋，建立起大一统王朝。随着历史发展与形势演变，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将首都从和林迁至金中都，1267年，又在中都东北建立新城，即大都。

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光辉的城市。无论它的建筑规模、建筑艺术、科学布局和工程水平，世界上的其他城市都无法与之比拟。元大都也是当时世界瞩目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之一。元大都的雄伟、富实与华丽，随着《马可．波罗行纪》以“汗八里”的名称被传播到世界另一端。

元大都城垣

大都之雄

元人赞叹北京的山川形胜称：“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定都于燕，开始大规模兴建新都。元人黄文仲的《大都赋》描绘了大都的壮丽，最后总结说：“惟其有大元之大，故能成大都之雄”。

“双塔庆寿寺”石额

元（1271-1368年）

庆寿寺建于金代。庆寿寺住持海云及其弟子可离先后圆寂，分葬于寺内西南隅并各建一塔。修建元大都城南城垣西段时，正好经过庆寿寺海云、可庵两灵塔塔基，元世祖特命，将此段城墙南移，“远三十步环而筑之”。因此、大都城南垣在此段向外弯曲，绕开双塔，形成一段弧形墙，将双塔环绕城内。

兽面形铜铺首、铜衔环

元（1271-1368年）

西城区德胜门豁口城墙出土

石狮

元（1271-1368年）

两都巡幸

自元世祖忽必烈始，元朝皇帝夏冬时节在大都和上都之间两都巡幸，即所谓的“乘舆绳祖武，岁岁幸滦京”。元代的两都巡幸制度是辽金捺钵制度的延续。这种兼顾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的多都空间结构，也有助于维护边疆安宁和国家统一。

磁州窑白地黑花赭彩凤纹罐

元（1271-1368年），元大都遗址出土

京师通漕

自金代开始，京师即依靠漕运将华北平原的粮食等物资运达辇下。元代继承了金代的漕运系统，进一步疏浚、开凿河道而连成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并开辟海运线路。河漕海运成为连接北方新兴的全国政治中心和南方经济中心的重要纽带。这两条运输线，使得中国华南及海外各地的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入京城，为王朝政治中心带来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出土于元代大都城内外的精美瓷器，所属窑口分布各地，其中有一部分即是经漕运而至。

白釉黑彩“内府”铭梅瓶

元（1271-1368），元大都遗址出土

磁州窑白地黑花龙纹罐

元（1271-1368年），西城区出土

磁州窑白地黑花鱼藻纹盆

元（1271-1368年），西城区出土

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后，要从江浙一带运粮到大都。隋朝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和东南伸展。元代于1283-1293年间，将隋唐大运河裁弯取直，先后挖通了东平到济宁的济州河、山东临清到东平的会通河、大都城到通州的通惠河。元代京杭大运河沟通了中国部分水系，加强了南北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且对元朝维护国家统一和巩固政权也起到重要作用。

磁州窑白地黑花龙凤纹四系扁壶

元（1271-1368年），元大都遗址出土

这种方形扁壶为元代新器形。扁壶唇口、直颈，壶身扁方形，腹部扁平微鼓，平底。颈两侧各有双系。腹部两侧分别用黑彩绘出龙、凤纹，并划出鳞片和羽毛，腹侧饰卷草纹。

青花世界

元代交通的便利、异域工匠的涌人、中外交往的频繁，催生了元青花的出现。青花瓷有两类：一类器型高大，纹饰繁密，如大盘，大罐，梅瓶等，多发现于西亚等地区，具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另一类器型小巧、纹饰疏朗，多为元代宫廷及贵族使用或行销国内。元代青花呈现两种色调，一种呈灰蓝色，较浅淡。一种是深蓝色，使用进口钴料（即苏麻离青）。进口钴料成分是低锰、高铁，含硫和砷，无铜和镍，所绘青花纹饰呈色浓艳深沉，并带有紫褐色或黑褐色较光润的斑点。元青花瓷器在器型、纹饰、色彩上，都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创新与开放。

景德镇窑青花凤首扁壶|

元（1271-1368年），西城区旧鼓楼大街豁口出土

青花凤首扁壶是元青花器中的珍品，目前发现的同形器仅两件。壶体扁圆，直颈小唇口，浅圈足，底足在沙胎上挂一层很薄的护胎釉。该壶以昂起的凤首作流，以卷起的凤尾作柄，凤身绘在圆形壶体上部，双翅垂至壶体两侧，壶体下部则装饰盛开的牡丹，呈现出凤鸟飞翔于牡丹丛中颇富情趣的情景。凤首扁壶采用多种制作工艺，壶流采用模制成型，壶柄以手捏塑成型，壶体为雕镶成型法，最后琢成整体。

景德镇窑青花龙纹盘、鸳鸯卧莲玉壶春瓶、觚

元（1271-1368年），元大都遗址出土

景德镇窑青白釉水月观音菩萨像

元（1271-1368年），西城区广安门外出土

景德镇窑青白釉戏剧舞台人物纹枕

元（1271-1368年）

瓷枕雕镂成戏台形式，戏台上珠帘漫卷，众多演员正在演出一场戏剧，反映了元代戏剧流行的社会风尚。元代戏曲最具时代特征，分为杂剧、戏文和流行各地的传统小戏。杂剧的成就最大，杂剧作家约200人、创作剧目600余种，现存一百五六十种。杂剧作家在当时被习惯称为“才人”，他们的组织称为“书会”在大都等城市内，都有书会。

广胜寺壁画中铜权使用

权衡器是专门用来称重的器物，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元代统一全国后，颁行统一的权衡制度。《元史》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元世祖“颁斗斛权衡”,《元典章》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刑部“禁私斛斗秤尺”，禁令中提到：“今体知各路官司虽南承宫降式样，终不曾制造完备。有行户人等，恣意私造使用，或出入解斗秤度不同，以致物价低昂，深恐不便”。为解决这一问题，中书省下发条令，即“遍行各路，文字到限六十日，令各路总管府验所辖司县街市民间合用斛斗秤度，照依省部元降样制成造。委本路管民达鲁花赤长官较勘相同，印烙讫，发下各处，公私一体行用。”据此可知，元代铜权为官制。

铜权

元（1271-1368年）

京师居不易

由于受到城区、街区和城市人口的影响，大都地价和租房费用上涨问题突出，因京师地贵，元代诗人发出“豪家尽有厦连云，自是诗人嫌日短”的感慨。“嫌日短”是当时大都流行的俗语，即到月末交房钱时，租客嫌租期太短。元杂剧《刘行首》中讲到“教你当家不当家，及至当家乱如麻；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大都普通人家的辛苦劳碌也当与此相类。

铜漆金绿度母像

元（1271-1368年）

四方汇聚

元代疆土广袤，域内民族众多，还有很多从中亚、西亚迁徙而来的色目人，“四方之民，风俗不一”。大都是元朝的政治中心，也是多民族杂处融合、多元文化交流融汇的中心，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体现。

陶凤、陶龙

元（1271-1368年），海淀区耶律铸夫妇墓出土

古代丧葬文化中的金鸡、玉犬信仰至迟在南朝时期即已形成。因鸡、犬在人间生活中具有司时和警备的功能，从而能够以冥器形式进入墓葬，为亡者“知天时”和“知人来”，确保墓主魂魄安宁，常以成对的形式安置在墓中，即“麒麟为守狗，使我知人来。凤凰为鸣鸡，使我知天时”。

《大汉原陵秘葬经》记载，上至天子下自庶人墓，皆置墓龙，安放在辰地。根据耶律铸墓随葬皿物的组合关系及其他墓葬墓龙出土情况，此陶龙推测为墓龙。龙做直蹲状，尾部卷起上翘。

六、都城典范

明（公元1368-1644年）

明初，成祖朱棣由南京迁都北京，北京的都城文化承接前代而继续发展。

明代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增建而成，都城中轴线的继承、发展与完善是其突出的成就之一，北京作为古代都城规划、建设的典范之作至此基本形成。城市性质的转变还带来了城市人口数量和阶层的相应改变，来自全国各地的物产、人才等荟萃于此，推动了北京城市商业、手工业、文化教育、宗教与民族融合等诸方面的繁荣兴盛。

永乐迁都

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定都应天（今南京），改大都为北平。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最终夺得帝位，建元永乐，是为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十八年下诏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建都北京及修筑长城、完善九镇等共同构建了明代军事布防中的“天子守边”格局。

嵌金云龙纹银盔

明（1368-1644年）

银盔通体密饰嵌金云纹，正面为双龙、莲花、火焰、金刚手纹饰。盔沿一周饰嵌金海水纹。盔有遮眉，錾卷草纹，盔顶有银质缨枪管。从质地、纹饰等判断，该银盔当为王侯或帝王所佩戴。

空心敌台

每台百总一名，专管调度攻打。台头、副二名，专管台内军器辎重，两旁主容军士三、五十名不等。五台一把总，十台一千总，节节而制之。

——戚继光《练兵实纪》

都城营建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参照明南京及明中都进行规划、建设而成。明初将元大都城北城墙南缩五里；永乐时将南城墙南移约一里，改建城池，营建新的宫殿、园囿、坛庙等；嘉靖年间修建外城，北京城遂呈“凸”字形平面布局，形成宫城、皇城、大城、外城四重套合结构；沿用大都城中轴线，并将其一再南向延伸，中轴对称格局更加宏伟，紫禁城的核心地位更加突出。明北京城是中国2000多年来都城规划和营建的典范之作。

景德镇窑甜白釉暗花缠枝花卉纹盖罐

明．永乐（1403-1424年），海淀区五塔寺塔基出土

弘治款景德镇窑黄釉盘

明·弘治（1488-1505年），北京一六九中学出土

明弘治时期的黄釉瓷独具一格，黄釉施在烧成的白瓷上，采用浇釉法施釉，故称为“浇黄”；再以氧化焰低温烧成，呈色黄润、淡而娇艳、故也称“娇黄”。盘底书青花双圈“大明弘治年制”双行楷书款。

三色琉璃面砖

明（1368-1644年），西城区琉璃厂沙土园出土

嘉靖款景德镇窑青花红彩鱼藻纹盖罐

明·嘉靖（1522-1566年），西城区郝家湾出土

罐盖及腹部通景绘青花红彩莲塘鱼纹，十二尾红彩游鱼穿梭于鱼藻、莲花间，青花与红彩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张力，清丽动人、生机一片。底书青花双圈“大明嘉靖年制”双行楷书款。

嵌红蓝宝石梵文金簪

明（1368-1644年），丰台区右安门外万贵墓出土

簪头为镂空莲花造型，莲瓣上正中为一个梵文——六字真言中的“吽”( hong )，寓意信心坚定。

永乐款金凤簪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丰台区右安门外万贵墓出土

簪头立飞凤，脚踏祥云，凤尾上錾刻细密的麦穗纹，簪柄上有铭文：“银作局永乐二十二年拾月内成造，玖成色金壹两贰钱五分，外捍伍厘”，系宫中后妃用器。

錾花金什件

明（1368-1644年），丰台区右安门外万贵墓出土

又称“金七事”，分别是金剪、花鸟纹香囊、带鞘宝剑、荷叶盖花卉纹小罐、团花纹粉盒、錾花小瓶、龙首觿（ xi ）等，共重294.5克。

金属胎珐琅工艺自13世纪从西亚传入，一直是官匠专属工艺和宫廷化的奢侈品。明宣德时期的掐丝珐琅多填蓝釉为地。景泰年间，景泰帝朱祁钰痴迷珐琅，制作很多有年款的掐丝珐琅器，在当时人们就视之为珍品。后世因此称铜胎掐丝珐琅为“景泰蓝”。据孙承泽《天府广记》记载。至内造如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永乐果园厂之髹器、景泰御前作房（坊）之珐琅，精巧远迈前古，四方好事者亦于内市重价购之。

铜胎掐丝珐琅龙凤缠枝莲纹盆

明（1368-1644年）

景泰款铜胎掐丝珐琅三足炉

明·景泰（1450-1457年）

首善修文

永乐迁都后，北京作为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人才汇聚，人文森布。朝廷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和培养人才的国子监、贡院等，祭祀孔子的孔庙及国家最高育才、储才机构翰林院，皇家档案库皇史宬等相继建成。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到北京，带来一些近代科学技术与西方文化，北京又成为这一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

累丝嵌石镶玉龙凤八卦金杯

明（1368-1644年），房山区大韩继村佛塔内采集

金杯内层以金片锤成光素内胆。外层用金丝编累，杯身四开光，内嵌龙纹玉片，间隔处饰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神纹。

宣德款云凤纹摇铃金尊

明·宣德九年（1434年），海淀区董四墓村明神宗妃嫔墓出土

簪花太白人物八角金杯、山水人物八角金盘

凸花海水江涯鱼龙献寿金盘、嵌红宝石狮柄金杯、杏叶纹金执壶

明（1368-1644年），丰台区右安门外万贵、万通墓出土

金盘中心錾刻“寿”字，寿字周围凸起浮雕状的海水江涯及飞龙、海马、麒麟、怪兽、飞象、神鱼等六种瑞兽纹。

敕建庙宇

明代北京佛教兴盛，都城内外，上刹名区，辉煌巨丽，相望于数百里间”。明代的帝王、后妃大多崇信佛教，因此在北京敕建了大批皇家寺庙。宦官因特殊的地位和境遇而崇佛、礼佛，兴建寺庙，并往往能获皇帝敕额。有明一代，北京新建、重建、重修寺庙八百余座，总数超过一千四百座。其中皇室修建了一百余座，宦官修建了二百四十余座。这两类寺庙一般建筑高大宏敞，有华美的佛像、壁画、法器等充实其内。

慈圣皇太后款设色水陆斋缘起图轴

明．万历（1573-1620年）

水陆缘起图是水陆碑的一种，记录创制仪文和水陆法会的故事。相传梁武帝曾于梦中得到启示，醒后创制水陆仪轨。全图上部绘“梁武帝问志公和尚图”，下半部以黑地金字书写宋代宗颐所作《水陆缘起》文。左上方存有慈圣皇太后款识铃印。

永乐款、宣德款梵文铜碰铃

明·永乐（1403-1424年），海淀区董四墓村明神宗妃嫔墓出土

碰铃，又称“星”，是一种小型打击乐器，两枚为一副，相互敲击发声。这副碰铃上有梵文经咒及藏文、汉文：汉文年款“大明永乐年施”，其上藏文为“一切蒙蔽”之意；汉文年款“大明宣德年施”，其上梵文经咒是“救护！唵，文殊菩萨……”，为求文殊菩萨救护之意。

七、京师繁华

清朝继续定都北京。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清北京的都城文化更趋繁荣、多元，尤以康雍乾时期的北京最为富庶、繁华。制度的变革、民族的融合汇聚，使得这一时期北京的王府文化、园林文化、宗教文化和宣南文化等，既绚丽夺目、成就斐然，又具有浓厚的时代与地域特色。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都城，这些成就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见证。

鸦片战争后，在内忧外患频仍的纷纭变局中，北京的都城面貌和功能随之发生变化，揭开走向近代都市的序幕。

八旗是清代旗人的社会生活及军事组织形式，也是清代的根本制度。

佐领是八旗的基本组织形式，内部人员婚丧嫁娶，各类民事、刑事案件，均由其佐领负责。八旗子弟在从业上有诸多限制，不事生产，收入基本只靠从佐领处领取国家发放的钱粮。

都城日新

清代北京的都城格局整体沿袭前代，但城市功能区划有了重大调整。清初，京师北京实施“旗民分居”政策，即旗人居内城，汉人官商民人等居外城。清朝的分封制为“封而不建”，受封者在京师建府而居，这些新建的王府结合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和满洲文化风俗，产生了京师的王府文化。清朝统治者还在西郊兴建起大片皇家园林，作为理政、休憩之所；随着满洲、蒙古等民族在京居民的激增，北京的城市面貌、功能布局和都城文化等更趋丰富多元。

八旗营位图

清（1644-1911年）

该图记录了嘉庆十七年（1812年）皇带“大阅”的八旗列阵布局图，图上部中央处检将台，各营位置绘出营旗、各营名称、人数、所持兵械数量等以签纸贴于图中相应位置。

三山五园

自康熙年间建畅春园始，清廷陆续在北京西郊建成以“三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此外，一些宗室、官僚等在此也有府邸、园林。西郊园林不仅是帝王、官宦等赏游的景观，也汇成中国传统造园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之作，并成为当时京城的第二个国家行政中心，发展成一宫多苑的城市地理格局。

三山五园——万千景象

三山五园地区是八种要素的有机结合，涵盖多种景观风貌，集中体现着中国山水文化。

朗润园通景屏

清（1644-1911年）

朗润园原名春和园，坐落于今北大校园东北隅，是圆明园附属园林之一，嘉庆时被赐予庆亲王永璘，又称庆王园。咸丰年间又被转赐给了恭亲王奕訢，始称朗润园。全园中心是一个大岛，岛四周的水面，大小收放不一，以水面之形映衬更多的视觉景致。岛上建筑中，“恩辉余庆”曾是和绅的别墅。

宗教佐治

清代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寺庙宫观遍布京城内外。从统治方略的高度，有清一代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即乾隆帝所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京师不只是全国喇嘛教的管理中心，还兴建了许多喇嘛庙，其中有正式额缺的喇嘛庙达三十余所。清廷通过在京师兴修庙宇、给予喇嘛教上层人士以极高的礼遇等方式，加强了中央与边疆地区的联系，促进了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

五彩线编白塔图形密封册

清·乾隆（1736-1795年），白塔寺塔刹内采集

五彩线密封册是表示礼敬的一种佛教艺术形式。它外表用红、黄、蓝、白、绿五种彩线有规律地缠绕。这五色有“五大”“五智”“五佛”等寓意。其正反两面中央以金线缠成白塔图案。册内封藏一座小白塔，塔的覆钵部位有一尊小金佛。

黄檀木雕龛观音像

清·乾隆（1736-1795年），白塔寺塔剥内采集

观音像由一整块黄檀木盒刻而成，龛盖背面有乾隆御题诗文，两侧红漆御书“嗡”“阿”“叶”梵文字母各两遍，龛正面上端绘藏式风格三世佛，龛内上部雕观音像，龛楣上书“六字真言”，佛龛下金漆木钵盂内有一个铜镀金圆盒，盒内包有檀香、木屑、树胶、金片、珍珠、碎玉石和舍利子等。装藏时，外有铜罩，刻有题款和韦陀像。

景德镇窑粉彩观音菩萨像

清．乾隆（1736-1795年），魏萃一捐赠

此尊为乾隆宫廷造像。佛梳高髻，发髻前安阿弥陀佛，是观音菩萨身份的重要标识。结跏趺端坐于仰覆莲台座上，双手结印，全身有金色的璎珞、臂钏、腕钏、足钏等饰物，仪态高雅，色彩明艳。

织锦夹金五佛冠

清（1644-1911年），白塔寺塔刹内发现

五佛冠又称五智冠，为佛教本尊所戴头冠。它由五个莲瓣形锦片缀合而成，形似莲花。莲瓣正中为镀金五方佛，即东方阿閦（ chu ）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和中央大日如来。五方佛形貌特征一致，惟手印不同。冠正中顶端为铜镀金金刚持。金刚持左手持铃，右手持杆，表示功德和智慧圆满具足。其宝冠也是由五个小莲瓣合成，莲瓣上亦有佛像。在佛冠上还缀有三个铜质梵文字母和日、月形铜片。梵文字母音译为“嗡”“阿”“叶”，分别代表佛教的身、语、意三密。佛冠顶部嵌红宝石，两侧各有一条织锦增带，分别缀八仙、八宝图案。整个五佛冠共镶嵌珍珠、宝石950颗。

缂丝十二章龙袍

清·乾隆（1736-1795年）

此件龙袍为圆领右衽，四开裾，马蹄袖，直身长袍式。明黄色丝线绳织“卍”字纹地。三色捻金线绳织龙、编蝠、灵芝头云、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黼、黻、藻、宗彝、火、粉米）、海水江涯、立水八宝等纹饰，衬黄色三枚团龙江绸里，该龙袍华丽富贵，制作精美，体现了清代绎丝的最高工艺。

工商兴盛

清代北京的商业、手工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到一个新的繁盛阶段。京杭大运河始终保持畅通，保障了诸多物资的供给；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生活需求的扩大、民族文化的交融、为皇家服务的南北工匠及其技艺的汇聚，以及西方技术的传入，都从不同方面继续推动京师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正所谓“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熙熙攘攘，骈阗辐转”。

京绣福寿瓜瓞绵绵钱袋、京绣月白缎四合团寿纹镜套、京绣云纹“明察秋毫”眼镜套

清（1644-1911年）

青玉五蟠桃实

清（1644-1911年），海淀区颐和园出土

整器为桃形，桃的表面纹理、蝙蝠造型巧妙地借用了青玉带皮的质感。桃象征多寿，蝠谐音“福”，寓意“五福捧寿”。

白玉觥

清（1644-1911年），海淀区西二旗出土

整器通体莹润，器身中间饰一圈浮雕兽面纹，四足呈如意云龙形；上部一侧高浮雕翔凤纹，一侧雕螭龙纹。

燕京八绝

“燕京八绝”是指玉雕、景泰蓝、牙雕、雕漆、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宫毯、宫绣等八个北京地区的工艺美术种类。燕京八绝发端于金、元，发展于明朝，形成于清朝。为满足皇室、王公贵族和官宦、富家对奢华品质的需求，清宫造办处和京城的铺面、作坊里集中了各地的能工巧匠，在汲取前代及南北各地民间工艺精华，融合满、蒙、藏等少数民族工艺和风格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八个富有宫廷特色的工艺美术种类。其艺术风格以雍容华贵、典雅大方、精工细作见长，贵族气息浓厚，标志着中华民族传统工艺发展的新高峰。

累丝嵌碧玺螃蟹金饰件

海淀区车道沟出土

此饰件为女子发饰，蟹身嵌碧玺，蟹脚等部位采用累丝制成，纹理造型尤为生动逼真，碧玺镶嵌平添了饰物的秀美，造型、工艺与珠宝的肌理极其和谐。

累丝“吴牛喘月”金钗

清（1644-1911年），海淀区索家坟出土

钗头为累丝如意云朵，依"吴牛喘月"的典故，云朵上方饰一回首望月的累丝牛，在下方用累丝制成双钩"月"字，云朵上另有嵌宝（已缺失），使构图更为匀称。

累丝凤衔笼雀金簪

清（1644-1911年）

金簪以凤衔鸟笼为簪头，笼内鹦鹉展翅欲飞，笼顶饰竹叶及缠枝花卉纹生趣盎然，是异于传统吉祥寓意构图的别一种造型。

累丝镶白玉双龙戏珠金项圈

清（1644-1911年）

项圈以玉为骨、以金裹玉，在金嵌宝处做出界隔，在两处龙首拱珠处借珠之造型形成可转动的机关，便于戴取。运用了范铸、錾花、累丝、焊接、镶嵌等多种工艺、繁缛而细腻。

镂空花卉纹金镯

清（1644-191日年），密云区董各庄清皇子墓出土

景德镇窑青花缠枝牡丹纹盖罐

清·康熙（1662-1722年），朝阳区牛王庙出土

通体施青花五彩，遍饰缠枝牡丹纹，以绿彩、青花描绘枝叶，红、黄、紫等色绘花朵。形体挺拔，装饰繁密。

翠朝珠

清（1644-1911年），海淀区半壁店出土

珊瑚雕花寿字朝珠

清（1644-1911年），朝阳区高碑店荣禄墓出土

碧玺朝珠

清（1644-1911年），平谷区出土

同治款景德镇窑黄地粉彩梅雀纹碗

清．同治（1862-1874年），朝阳区人民街出土

梅雀及黄地粉彩是同治朝御窑瓷流行的装饰元素。梅鹊纹有“喜鹊登梅”“喜上眉（梅）梢”的吉祥寓意。

透明地套红料莲池鸳鸯纹鼻烟壶

清（1644-1911年），朝阳区高碑店荣禄墓出土

壶身通体为无色透明料，套红料莲池鸳鸯、祥云、太阳等纹样，其中一荷叶饰“囍”字，翠盖连着竹制小匙，将融巧妙的构思、美好的寓意于一体。

乾隆款画珐琅母子婴戏图鼻烟壶

清.乾隆（1736-1795年）

壶腹绘母婴垂钓、玩耍，构图温馨，色彩淡雅，铜鎏金錾花盖连接象牙小匙。壶底书“乾隆年制”楷书款。

乾隆款官料米色方瓶

清·乾隆（1736-1795年）

该瓶色泽与质感温润如黄玉，是仿玉玻璃器中的精品，器底刻“大清乾隆年制”篆字款。

浅绛彩花鸟罐

清（1644-1911年），丰台区蒲黄榆出土

浅绛彩是清代后期出现的一种与绘画中纸绢水墨画效果类似的瓷上彩绘。绘画题材主要为山水、花鸟、人物等，风格秀逸清雅，作者还普遍性地在瓷器上题记并署名。

西洋珐琅双鸟鸣钟

清（1644-1911年）

四库全书（复制品）

《四库全书》是乾隆朝组织修纂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前后参与修书的四库馆臣有四千余人，正式列名的编纂人员有360余人。他们大多都居住在宣南，围绕修书而进行的访书、考辨、著述、献书等活动也基本发生在宣南。

宣南文化

清代北京外城将明代的八坊合并为东、西、南、北、中五城，原宣南坊分属于西城和北城。宣南不再是行政区划下的坊名，人们逐渐将外城西部、宣武门外更大的城市空间称为“宣南”。在“旗民分居”政策下，宣南成为汉族官宦士人的聚居区，逐步形成宣南士乡，发展出宣南文化。宣南文化以士文化为核心，旁及城建、民俗、商业、戏曲、会馆等诸多方面，是清代北京作为文化学术中心的产物，也是北京文化荟萃性、创新性的重要体现。

琉璃厂书肆、戴震《考工记图》

《红楼梦刘姥姥进荣国府图》轴

清（1664-1911年）

红楼梦诸版本（复制品）

《红楼梦》，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峰。作者曹雪芹（约1715-1763年），名露，号雪芹，出身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

近代变革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势力进入北京。在相继发生的辛酉政变、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及预备立宪等事件的催生下，从近代外交机构——总理衙门到第一条中国人自主修建的铁路——京张铁路等近代政府机构、交通设施等的创设，北京作为政治中心见证着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艰辛路程，也开启了自己的城市近代化之路。

康有为殿试卷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中式乙未科二甲第四十六名进士。

戊戌六君子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至9月21日的一百零三天中，清廷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教育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上谕，史称“百日维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阻挠、反对变法，终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大肆抓捕、杀害维新党人。其中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南城菜市口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八、古都破晓

中华民国（公元1912-1949年）

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千年古都开始从帝王之都走向近代都市，在市政管理、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转型道路上蹒跚起步。在救亡图存的时局下，北京先进知识分子掀起思想解放潮流，推动新文化运动兴起和五四运动爆发，北京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人民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城内地下斗争，为全民族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在解放战争的硝烟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人民开辟第二条战线，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踏上进京“赶考”征程，古都迎来改天换地的新纪元。

洪流激荡

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民国初立，在北京，新文化运动兴起，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10月中共北京早期组织成立后，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传播，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引导、推动北方地区党团组织建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北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民国元年”纪念章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新政府制定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新青年》迁京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图为在北京编辑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1号。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使正在黑暗中艰辛探索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北大红楼和“亢慕义斋”为主要基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烽火京华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5年华北事变后，北平党组织领导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1937年日本以卢沟桥事变为借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抗日战争中，北平党组织领导广大军民坚持抗战，开辟平郊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胜利

1944年至1945年春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等人民军队在华北敌后战场发起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作战攻势，为转人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迎接黎明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反映人民的意愿，为争取和平和民主作出了巨大努力。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北平人民开辟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力量，有力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城市接管工作有序进行，社会民生秩序安定。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迁驻北平香山，继续指挥解放全中国、筹建新中国，为新中国奠基。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新中国定都北平，并改名北京。

和平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人民开辟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力量。平津战役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平郊人民支援平津战役，组织广大群众加紧支援前线，为解放战争作出巨大贡献。为使城市免受战火破坏，保护古都北平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使这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得以完好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及所属各单位印模

进京“赶考”

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时，毛泽东形象地比喻为进京“赶考”：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在北平，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吹响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角，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全国各地胜利大进军，彻底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描绘了建立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双清别墅

定都北京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向最后胜利，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广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中央人民政府，筹备举行开国大典。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作出定都北平的决定，并改名北京，确定了新中国国体、政体和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为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全面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