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小故事：明修九边九镇（156）

刘建国

明代长城是我国历史上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它横亘于中国的北方，东西长达万里，沿线设置了九个军事防御重镇，史称“九边九镇”。关于明代九边长城的修建时间，总体而言也是九镇建设的一个发展过程。九镇在不同年代，其军事防御的需要、修建的重点地区也不尽相同一致。

修建辽东镇

“辽东”最初只是一个地域概念。辽，远也。战国以前，中原人认为东北为“九州”最远的地方，“辽东”意为辽远的东方。燕国设辽东郡，首次将辽东概念用于了行政区划名称。

明朝洪武时设辽东都司，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派左都督刘贞镇守辽东。

明朝《九边图说》对辽东地区的地理形势有如下记述：“辽东全境，延袤千有余里，北据诸胡，南扼朝鲜，东控福余真番之境，实为神京左臂”。“神京左臂”四字很形象地概括了辽东的重要性。

辽东镇明长城大致分为辽河西长城、辽河套长城和辽河东长城三部分。其始建年代，历史文献记载多有出入，依次顺序为“先河西，再河套，最后河东”。

河西长城是辽东镇最早修建的一段。《明宪宗实录》载，“自永乐中罢海运后，筑边墙于辽河之内，自广宁东抵开原七百余里”。正统七年提督辽东军务都御史王翱、辽东都指挥佥事毕恭再筑河西长城。《明史王翱传》“翱乃躬行边，起山海关抵开原，缮城垣，浚沟堑。五里为堡，十里为屯，使烽燧相接”。

河套长城于正统二年始筑。《明孝宗实录》载“辽东边墙，正统二年始立。自后，三卫夷人…假以放牧，潜入河套。且边墙阻辽河为固，濒河之地，延垒八百余里”。综辽东文献，明于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均对河西、河套长城有过规模或大或小的修筑。

河东长城于成化三年开始筹划，四年始筑，由辽东副总兵韩斌主持。万历元年巡抚张学颜、总兵李成梁再次大规模修建辽东长城。此次大修是辽东三部分长城同时进行。

万历四十七年是最后一次修建辽东长城。

修建蓟州镇

蓟州设镇之前就开始对蓟州防务的营建。但当初只是修缮防御的关隘，没有修建连绵的墙体。《明史兵志三》载，洪武六年“命大将军徐达筹备山西、北平边…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蓟州设镇后，墙体、关隘的修建才成为常态。到正统年间特别是“土木之变”后，北部蒙古骑兵频繁南下，蓟州镇长城的修建才越来越受到重视。

但在嘉靖之前，蓟镇长城的修建大都较为简单，而大规模开始对蓟镇长城的修建，特别是在长城上砌筑砖石和修建空心敌台，则从隆庆开始由蓟镇总兵戚继光完成。

隆庆二年戚继光调任蓟镇任总兵，驻守蓟镇十六年，主要做了两件事，练兵和修建长城。而修建长城最大贡献就是创建了空心敌台。

修建大同镇

大同有“三代古都，两朝重镇”之称，指北魏的京都，辽金的陪都，明清长城地区的重镇。

在明朝，作为军事重镇，大同的地位从始至终没有降低过。明朝经营大同防务始于洪武二十八年，晋王率河南、山西诸卫军出塞筑城屯田。

成化二十一年余子俊总督大同、宣府军务，对宣大长城修建最多最频繁。这是余子俊在生命最后四年对宣大做出的重大成就和贡献。

曾在嘉靖年间先后担任宣大总督的翟鹏、詹荣、翁万达，对大同镇的防务建设均有出色贡献。

隆庆和议后，大同镇成为长城沿线一处主要互市贸易地区，修建长城退居其次。此后虽有修建长城事宜，但需求已不大，这一点不仅在大同地区，在整个长城沿线皆如此。

修建宣府镇

宣府地区在洪武时没驻兵，没有设置卫所，所以还不是军事防御建设重点。永乐初当大宁都司及阴山诸卫内徒，北边防线全面南撤，宣府地区才成为迎敌前线。《皇明九边考》宣府“后多失利，退而守河，又退而守边墙”。这是一个一退再退的过程。

朱棣初位对蒙古贵族采取的是怀柔政策，同时也加紧了对边地防务的建设。“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烽堠相接。隘口通车骑者百户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傍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

对宣府镇长城大规模修建，主要是在嘉靖年间翁万达任宣大总督时，此时也是长城沿线战火纷飞的时期。《明史》称赞翁万达修建长城“精心计，善钩校，墙堞近远，濠堑深广，曲尽其宜。寇乃不敢轻犯。墙内戍者得以暇耕牧，边费亦日省”。

嘉靖之后，分别在隆庆、万历年间对宣府镇长城进行过修建。直到崇祯十年仍然重视对宣府镇长城的建设。

崇祯十年宣大总督卢象升经实地考察，上疏《确议修筑宣边疏》，只是由于修边费用太高，此时的崇祯朝已无力承担，所以修建宣府镇长城之议只好作罢。

修建山西镇

山西镇的军事防御从洪武初开始经营。洪武六年“诏山西都卫于雁门关、太和岭并武、朔等州县山谷冲要之处，凡七十有三，俱设戍兵，以防胡寇”。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八年李文忠任征虏左副将军，前往山西、北平整率军马，临行前朱元璋嘱咐李文忠：“以朕料彼，今年得种羊马颇牧，岂不为苟延之计，设若驱其残兵来寇边境，尔等当督三军，一鼓而俘之。彼若不来，亦当坚垒壁，谨斥候，以备不虞”。此后，山西镇的军事防御建设工程基本上没有停止过。

山西镇偏关、宁武、雁门三关长城，同宣、大二镇一样，在嘉靖年间修建的工程量最大。《宁武府志》载，“嘉靖十三年都御史任洛自雕窝梁至达达墩，筑边八里二十八步，砌以石”。又载，“二十三年，都御史曾铣以边墙高厚，勿称雁门，乃复增筑之。三关中路之备，于是始壮焉”。

嘉靖二十一年翟鹏接樊继祖任宣大总督，此正是俺答大犯明边时期。翟鹏临危受命，整饬畿辅、山西军务，大举修建山西镇长城，同时提出了“战中有守，守中有战”的长城防御战术原则。

翟鹏生性耿介刚直，为官清廉。因此，既得罪官僚，又得罪朝廷。几番遭奸臣诬告，遭遇了停俸、撤职、革职、入狱，后于嘉靖二十四年冤死狱中。

修建榆林镇

榆林地区在明初还不是首冲之地，防御不重。正统末弃守东胜卫，榆林边备的经营才越来越强。《皇明九边考》载，成化八年榆林修东、西、中三路墙堑。根据记载，榆林地区大规模修建长城有三次。

第一次为宪宗成化七年，《明史兵志三》载，成化“七年，延绥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大筑边墙”。“子俊乃徒治榆林，由黄甫川西至定边营千二百里，墩堡相望，横截套口，内复堑山堙谷，曰夹道，东抵偏头，西终宁、固”。

第二次是在世宗嘉靖年间，主要由王琼和曾铣负责督建。王琼四朝元老，嘉靖十年主修榆林大边二边。嘉靖二十四年总督曾铣再次大修榆林西、中、东三路长城，“期以三年竣事”。

第三次是神宗万历年间。明《榆林府志》、清道光《榆林府志兵志边防》对此均有详实记载。

修建宁夏镇

宁夏镇长城边备的经营始于明初。《宁夏志沿革》载，“洪武九年，复命长兴侯耿炳文弟耿忠为宁夏卫指挥，率谪戍之人及延安、庆阳骑士立宁夏卫，缮城郭以守之”。但那时宁夏的战略地位尚不如后来突出。明朝放弃内蒙古河套平原防线，退守宁夏，宁夏军事形势不断恶化，才逐渐成为明朝的战略重地。

宁夏镇特别是黄河以东，地势较开阔的盐池、灵武一带便首当其冲，成为蒙古族南下的突破口。《明史史昭传》载，“正统初，昭以宁夏孤悬河外，东抵绥德二千里，旷远难守，请于花马池筑哨马营，增设烽堠，直接哈剌兀速之境。边备大固”。

宁夏境内长城按史载可分为东长城、北长城和西长城三部分。三路长城分别于成化、正德和嘉靖年间修竣。是由宁夏巡抚徐廷璋、总兵范瑾、三边总制杨一清和王琼主持修建。

修建固原镇

固原设镇之前的成化初就有所修钒。《明史王复传》载，王复任兵部尚书“出视”陕西、宁夏边备，上书朝廷建议安边、定边一线“每二十里筑墩台一，随形势为沟墙，庶息响相闻，易于防守”。

弘治十四年固原设镇，户部尚书秦纮总制三边军务开始修建固原镇长城。《皇明九边考》载，“弘治间，总制秦纮筑内边一条，自饶阳界起西至徐斌水三百余里，系固原地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虏花儿岔止，长六百余里”。

正德元年杨一清任三边总制，亦修过固原长城。同时针对之前固原长城“不足捍敌”提出防边之策：“修浚墙堑，以固边防；增设卫所，以壮边兵；经理灵、夏，以安内附；整伤韦州，以遏外侵”。朝廷认为他的前两条很重要，便批准了他的修边建议，“发帑金数十万筑长城”。

杨一清为官五十多年四朝元老，却遭宦官刘瑾诬陷，说他修固原长城“冒破边费”，入狱。杨一清修长城计划并未得到全部实施。

根据史载，固原长城曾有三次较大的修建，后两次于嘉靖年间由三边总制王琼、刘天和与固原镇总兵任杰在其任上完成。

修建甘肃镇

明初冯胜平定河西，开始经营河西防务。但这个时期主要是修建一些重要城池，其它的防御设施较少。洪武五年明军分三路出征漠北，只有冯胜一路胜利凯旋。冯胜回撤途中选中了河西走廊中部一处咽喉要地，建起了一座雄伟的嘉峪关关城。

成化前后，蒙古鞑靼屡犯延绥、固原，吐蕃紧随其后不断攻陷明边，明朝才开始了加紧修建延绥至甘肃一带的墙、壕、墩、堡。

甘肃镇较大规模修建长城为嘉靖至万历年间，甘肃地方志书对境内所修长城的记载较为具体。自此后，甘肃镇长城各段始终在修建当中，直至明末。